院士李宁：“学术明星”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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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学术明星

6月18日晚上，赵洪波还能打通李宁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正在天津开会呢，第二天还要去广州。”赵洪波是李宁20多年的老朋友，也是动物转基因领域的教授，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他应该没有意识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还在正常开会，谁知道6月20日就被带走了。”

彻底打破赵洪波最后一点乐观猜测的是10月10日中纪委官网发布的一条消息，这篇“中共科学技术部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正式证实李宁已被依法批捕。“我托了朋友打听，听说他现在吉林大学旁边的一个看守所里。”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四位同领域科学家都对他有一个共同印象：“这是很有事业心的一个人。”他在“消失”之前，算得上农大的学术明星，外人看起来，这位最年轻院士的人生道路一直在飞速上升，他的履历看起来几乎是难以复制的光鲜，课题数量和论文数量超于同行，拥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科技部“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和科技部“863”计划重大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等高含金量的头衔和荣誉。

李宁的童年生活算是颠沛流离，5岁随父母下放到农村，儿时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经常用攒下来的零花钱买一些书，并在那时就立下了志向。1982年，李宁从江西农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三年后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读研。其人生轨迹似乎是从这里出现转折的，他成为时任动物科技学院院长吴常信的学生，和吴常信的女儿恋爱、结婚、组成家庭，科研也做得风生水起。

在同行李新华眼中，扎根北京是李宁之后事业一路顺利的开始，他遇到了人生的贵人，找到了自己如鱼得水的舞台。李新华告诉本刊：“李宁一直没有太多挫折，从国外回来后，身在北京的高校，离科技部、农业部都比较近，获得资源相对比较容易。他的岳父吴常信院士也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有人扶持和没有人扶持肯定不一样。”但李新华也向本刊记者强调，李宁事业心很强，真的很能干，这种能干不仅体现在科研能力上的突出，“拿项目”的能力也是突出的。李宁读研时一位老师告诉本刊，李宁确实一直想做大事，毕业后的这么多年，和他深谈过几次，听他表露过内心想做大事的想法。

李宁也确实实现了自己“想干大事”的愿望，2002年克隆牛研究成功后的几年，他的课题组开始了克隆猪的研究，当时只有日本、美国等六个国家获得过猪的体细胞克隆后代。2005年8月，李宁的课题组完成了我国首例体细胞克隆猪，填补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空白。根据赵洪波的说法，这个阶段，李宁科研的步子是迈得最大的，也得到了各方认可。时任国务院总理还为他团队克隆的两头小牛起过名字。这两头克隆牛自诞生后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它们克隆自加拿大政府送给中国的世界顶级荷斯坦种公牛“龙”。农大生物学院学生小郝曾在学校里上过李宁开设的关于动物转基因的课程，他告诉本刊，这门课课时较少、内容基础，除了理论，李宁重点讲了两个案例，就是他的团队克隆牛和克隆猪的经验。小郝清楚记得，那两头牛名叫大隆、二隆，李宁提起时，不无骄傲。

2006年，中国农业大学号召全校师生向李宁学习，李宁像是一个符号般的存在，在学校当年4月份召开的年度科技工作会议上，校领导宣读了《关于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向李宁同志学习的决定》。第二年，中国工程院九个学部共选举产生33名新院士，他成为那一次院士增选中最年轻的新科院士。

在李宁事业最巅峰的时候，他曾和一位朋友感慨，自己走到这一步，不缺钱，手里的工作也做得很顺利，他还想依靠自己影响把别的团队也带起来。赵洪波则告诉本刊，李宁一直对科研成果产业化很有兴趣，在他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时，在动作上是相对大胆、激进的。

梦想与“机会”

1996年，克隆羊多莉在英国诞生，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动物科学界。第二年，李宁有机会与“克隆羊多莉之父”伊恩维尔穆特做过一次交流，并决定开始克隆研究。经过三年的筹备，他集结了十几个人的科研团队，正式开始冀南牛的克隆项目。赵洪波向本刊描述他当时的状态：“李宁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顺利的一个人，我印象很深的是，1998年他准备开始做克隆时就很认真地和我提到，想要做好，缺资金也缺人才。”

在李宁后来的叙述中，决定做克隆也是一个重大挑战。“很多人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做这些尝试，稳稳当当的挺好，免得以后下不了台。”资金也是一个问题，1999年，在李宁的争取下，北京市科委决定给予200万元的资金支持，这笔经费对于当时的李宁来说，算得上是雪中送炭。

科研的路充满很多不确定性，新领域研究更需要一个较长时间段的探索，但他很快就证明了自己。2002年4月，第一头健康成活的克隆冀南牛诞生。半年后，李宁的团队又获得世界上第一头转有人岩藻糖转移酶基因的体细胞克隆牛，并开创了用冷冻卵母细胞克隆成功的先例。2003年3月，李宁团队成功获得中国第一头体细胞转基因克隆牛。

赵洪波说：“这个阶段的成果和他的理念也有很大关系，他很重视产学研的结合。”2001年9月，李宁带着克隆技术在天津芦台建立生物技术实验基地，进行克隆技术的试验和推广。

“他当时特别希望能以公司的形式来做产业化，我记得他打电话给我，说哪怕是他拿3000元，别人拿5000元，只要能做起来就行。而且公司不像是在学校里，招一个人要申报、审批，最后如果不合适的话，人也走不动。”赵洪波再回忆起李宁当时对他说的话，还能想起他当时的雄心，他把办公司作为科研成果产业化的一个重要机会。李新华也告诉本刊，当时这个领域的专家，对于产学研都是很感兴趣的。“朱镕基鼓励产学研结合，转化科研成果，办公司可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

2004年8月，北京嘉捷康宁生物技术公司成立，李宁是法定代表人。但是这个地址在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东店村工业大院69号的公司在第二年就注销了，当时公司董事会的解释是：公司原计划和中国农大一起承担的“863”项目人乳化牛奶工作，由于自身发展遇到困难，科研及资金条件无法继续胜任该项科研工作。

人乳中含有一些特有的适合婴儿生长发育的蛋白，但是有些母亲由于各种原因不适合或不能够进行母乳喂养，人乳化牛奶能够有同等的替代作用。李宁此前对于人乳化牛奶的产业化应该是有信心的：“人乳中这些成分的功能，科学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只是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办法能把它生产出来，并做到低成本让普通百姓享用。”他觉得，这不光是一个新的产品，而且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就像汽车、飞机在北美率先被使用是一样的。

赵洪波说：“他和我说过，要找钱和人合作办公司，找专业的人来做产业化。”李宁曾说，他希望未来十几年，当这种产品批量化生产后，当普通大众都能逐渐接受时，人们就能像购买其他各种奶制品一样，在超市里就能买到母牛产的“人奶”了。赵洪波当时也想做产业化，“但是都面临差不多的问题，投资者往往是想和学校申请经费，等到拿到钱了，又觉得风险太大就不做了”。

嘉捷康宁失败后，李宁并没有放弃。第二年，北京济普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成立，这是一家中外合资公司，最初的股东是李宁和一位香港商人，李宁以估值1833万元的“人乳铁蛋白基因全序列及其调控元件”非专利技术入股。在成果产业化路上，李宁“大胆”地做了不少尝试，此外，他还是北京济普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经理、北京三元济普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以及和无锡政府合作的无锡科捷诺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洪波说：“与无锡政府的合作是投资最大的，是想把他的科研彻底产业化。”

济普霖公司是李宁多个尝试中成功的一个。成立至今，济普霖公司注册的9项专利，其中7项的共同申请人中有李宁的身影。公司与李宁负责的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机构是合作关系，一起参与了逾20项纵向科技项目，主要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项目和“863”项目。其中“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是我国16个科技重大专项之一。由国务院11个部门共同组织实施，李宁在项目启动前就参与了总体设计。这些国家级的重大项目，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其余都由科技部主要负责管理，而李宁近千万元的涉案金额，就出在这里。

李新华向本刊提到，李宁后面把面铺得太大了。2008年，有人在论坛上发帖举报“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评审时，“与水禽实际育种和产业化无关”的李宁作为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评审自己参与的课题时仅在投票时进行了形式上的回避，导致评审结果出现了严重的不公正。李新华说，李宁拿项目的能力是很强的，占有的科研资源是很集中的，无形中可能得罪了一些人。“他也做过禽类的工作，但不是主要做这个的，国家的资源又是有限的。”

2012年，“李宁被查了”的消息在农大校内流传。李宁周围越来越不平静，他的实验室搬离了农大生物学院的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大楼。对于李宁与生物学院关系恶化的传言，生物学院的工作人员只是说：“他早不在我们这儿了，不归我们管，有什么事找校办。”

体制弊端？

2012年审计署对李宁审计后，他仍在正常工作，2013年，生物学界重要期刊《自然遗传学》在线发表了李宁的实验室与深圳华大基因共同完成的《鸭基因组与禽流感》论文，这一研究历时5年，对于防治禽流感有所助益，是一个不小的突破，而这原本并不是李宁的主要研究方向。

但是赵洪波告诉本刊：“这个阶段他的心情就已经很低落了，他当时和我说，做事还是量力而行吧，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没有必要顶着那么大的风险。”

李宁被指“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涉及的项目是由农业部牵头组织实施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有关课题，负责打理公司的博士张磊也被带走调查。

“如果他的罪名真的成立，我想有他个人的因素，但是也有环境的原因。”李新华对本刊说，关于科研经费的管理，原来的监管太松了，胆子大的人有一些做法违规，虽然不普遍，但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且分配得太过集中，当一个人掌握了过多的经费就可能出问题。”

在关于李宁的调查结果未公布前，本刊记者联系到的大部分接近李宁的采访对象都保持了沉默，济普霖公司的电话依然有人接听，他们委派了一名副总负责对外沟通，但是这位李宁的博士生在咨询了李宁的律师后，认为“目前不宜接受采访”。

赵洪波作为李宁的朋友，是少数愿意在现在这个时刻为李宁说话的人，他向本刊表示，他对李宁和公司的合作并不是十分清楚，但他对李宁人品的信任有着近乎固执的坚持。“我想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他是为了事业更快地往前走，但是具体做法可能和当前的法规有相违背之处。我们在7月的大会上也有私下的讨论，现行制度有‘逼良为娼’的地方。”他向本刊举例：“2008年的课题，2009年才能收到数额比较小的一笔启动费，大部分钱是2010年才到的，但你中间的工作是不能停的，而且2010年底的课题验收时间就到了。”赵洪波觉得：“大家只能是去找平衡，一些做法可能就会触犯到法律法规，特别是如果公司是自己的，就很容易出问题。”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博士生导师黄大昉曾任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973计划”农业领域咨询专家组组长等职务，一直关注科研体制所遇到的问题。他告诉本刊：“科研人员的日子并不好过，要花很多精力去争取经费支持，之后要应付评估、审计、预算、决算，科研人员和审计人员都非常累。用管理工程的方法来管理科研是不合适的，科研和工程不同，存在不确定性，头一年要把第二年的采购计划报上去，如果是仪器的购买可以预计，但是要求细致到某一种试剂、某一次开会的行程是不太可能提前确定的。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人拆东墙补西墙。”

黄大昉说，由行政部门来主导科研管理在现实中是存在问题的，国外的科研项目一般是通过比较中性的基金会来管理的，基金会由专业的行政管理人员、超脱的科研专家组成。在他印象中，“863”在2000年之前也是比较公正的，具体项目是由专家委员会来负责的。“我当时作为生物委员会的成员，一年要开十几次会，当时科技部的部长说：你们要超脱，把‘863’作为你们的第一职业。当时的环境给专家很大的信任和荣誉，在科研人员心目中也是很有威望的，我们那时候把这种荣誉看的比什么都重要。1995年，我参加了一次座谈会，感觉风向在变，说‘863’马上要跨世纪了，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只有专家说了算不行，要体现国家意志，发挥行政管理部门的作用。我后来就发现，‘863’也好‘973’也好，以及后来‘重大专项’的评审，越来越体现行政管理部门的决策。比如让我们去参加评审，打分之后，就让专家离开，分数不公布，最后上的项目莫名其妙，我有时候就打电话相互问问，发现其他几个专家都没有同意。”

赵洪波比黄大昉年轻20岁左右，他也向本刊怀念起90年代的科研环境，他作为年轻一代的科研人员，能感觉到当时尊重与信任的气氛。“那时候严格的方式和现在不一样，只要你不是乱花的，不会像是现在这样需要应付预算和审计，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是彼此间不够相信。模式化的管理出发点是没有错的，但是具体问题上和实际的需求有很大的偏差。设备的采购需要招标，首先要报给政府采购办，采购办批了才能组织招标，中间这一段时间对于科研影响也是很大的，有时候投标的价格比之前的标准高，也只能流标。问题是有些专业设备只有一家公司生产，根本凑不到招标需要达到的三家，但也没有办法。”

“当行政力量逐渐伸向科研圈子之后，很多事情就变味了。”黄大昉说，开始是潜规则，后来几乎成了公开的，“一个院士想评上项目也要找关系，评审专家相互之间也成了圈子，因为如果今天把你的项目否定了，你下次肯定会否定我的项目。流行的说法是，既要有很强的科研实力，又要有很强的活动能力，光有实力没有活动能力是拿不到钱的，光有活动能力没有科研能力也是有可能拿到钱的。”

在这种环境下，李宁被认为是有“活动能力”的人，赵洪波对于李宁的判断是矛盾的，他没有办法否认李宁犯了罪，但他又不愿意相信他是“有意犯罪”。“从国家的法律法规上来说，他是错的，但是如果去反思我们的体制，他自己本身的生活是没有用到这个钱的。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底线，有些胆子小的人不敢超越，他的思想相对是开放的，在那种环境下，他为了产业化迈的步子太大了。”

黄大昉则告诉本刊：“从国家科研计划来讲，是鼓励产业化的，有两种主要的途径，一种是以企业为主体来申请，另一种是科研单位来申请经费，然后和企业合作。”黄大昉所在的研究所曾做过抗虫棉花，当时的口号是“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大资本要和高科技结合”，后来研究所找到投资人共同成立了一家公司。“我们技术入股，投资方以资本入股，我们申请下来的钱就交给公司，由公司来做市场，这是‘863’的初期。我们想加快产业化的步子又缺乏经验，规定的名目也没有很细。那时候我是公司的副董事长，我知道和企业沾边要特别小心，就不拿一分钱，避免了很多麻烦。连开会发的1000元津贴，都没拿过。”“我并不是说自己思想高尚，当时是想回避风险，而且绝不长干，其实积极性是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如果说有明确的规定，我可能愿意继续做下去。一旦规则是不清晰的，一方面调动不了科学家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有人在里面捣乱、捞钱。”

中国转基因领域的研究与国外的跨国公司不同，如果一个大公司把所有的研究，从中间环节到最后的市场开发都做好，相互间的配合是顺畅的。黄大昉说：“我们国家是把不同的单位和部门捏在一起。这里的磨合是很费劲的，学校可能不放心企业，而企业也不太懂技术，而且害怕风险，他希望你给他一个技术，又便宜又能一下子就见效。所以有的人愿意自己干，成立公司。国家并没有不允许个人成立公司，但是你怎么处理和项目的关系，承担什么作用，这里并没有那么清晰的规定。”

由于李宁一案还没有明确结论，黄大昉并不愿意作评论，他告诉本刊：“如果是自己成立公司，风险确实更大，还有很多东西是职务发明而不是个人发明，科学家所在单位、国家的投入也有贡献，怎么判断你的问题的严重性，那还要看具体情节，如果是拿钱进腰包，那是一回事儿，如果是因为合作转到公司的账上，但是账目是清楚的，那是另一回事。”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赵洪波、李新华为化名） 院士明星生物技术学术李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