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我与非自我的轴线两端

在苏州金鸡湖美术馆，“自我/非自我——荷兰当代设计大展”是从马腾巴斯（Maarten Baas）的“烟熏”系列家具与“清扫工时钟”开始的，与已经成为巴斯标签的烟熏家具相比，投影在墙上的模拟时钟尤其耐人寻味。画面上两名演员扮成清扫工，正在用扫把一点点推动两个长条垃圾，一条代表时针，另一条代表分针。垃圾的移动每分钟都与真实的时间一致，构成整整12小时的影片。

吉安·凯普汀的“第二自我实验室”让人们接受一个新的形象和身份

这是表达时间在人的努力劳作中流逝，还是暗示时间本身的无所用处？

“自我/非自我——荷兰当代设计大展”世界巡回展始于去年荷兰埃因霍温设计学院毕业展览，从学生作品延伸到以往从学院毕业的23位设计师，其中不乏海拉容格里斯、于尔根贝、马腾巴斯这些如今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名字。当埃因霍温设计学院院长托马斯维特斯霍温（Thomas Widdershoven）第一次看到2013年的硕士生毕业作品时，他的脑海中闪现出“自我/非自我”这组相对的词语。

一方面是自我发起的项目，具有显而易见的自我性，体现学生的个人才华、偏好和迷恋；另一方面，他注意到学生群体中的明显变化，他们的作品有种无私的倾向，关于健康医疗、开放资源生产、新经济模式等主题，大多数考虑到弱势群体、集体利益或者提出社会性的问题。

9月中旬的苏州金鸡湖美术馆开幕式现场，托马斯维特斯霍温逐一讲解展出内容。他说：“正是这些学生作品，让我思考自我和非自我的关系。新兴设计师以朴素、现实的解决方法来回应社会需求，显示出社会责任心，推动我们重新定位设计在一个不断变化世界中的角色和功能。”

海拉·容格里斯为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进行织物和色彩研究

一个新社会趋势的代表案例出自2013年的毕业生戴夫哈肯斯（Dave Hakkens）和他的“模块手机”（PhoneBloks）构想，起因是他的数码相机坏了，却没法修理。他说：“每天，我们丢弃上百万的电子产品，它们用旧或者坏了，可能只是其中一个组件出了问题，但我们还是把整个装置都丢弃。因为电子产品从设计上就不是以持久耐用为出发点的，电子废弃物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垃圾。”

他开始考虑如何设计出容易维修、升级的电子产品，模块化似乎是一个答案。因此，他设想了一个由固定在基座上的独立组件构成的手机，每个部分都可以自由拆卸。如果一部分坏掉很容易被替换，也容易更新升级，使用者根据自己的需求还能定制自己的电话。

约翰·考默林设计的“旋转的房子”位于荷兰文化城市蒂尔堡入口处的环岛内

垄断的手机制造业也许不希望出现这样的产品，这意味着其他公司的模块加入到你的电话中。哈肯斯想把自己的概念传递出去，找到合适的公司与人一起参与，共同让“值得保留的手机”成为现实。

在这里，哈肯斯的“非自我”就是匿名的大众，未来“模块手机”的潜在消费者。他和几个同伴建立了一个开放平台Phonebloks.com，通过网站征集到近100万支持者，再经由荷兰社交媒体Thunderclap的宣传后，人数翻了380倍。

文森·德·里克把研究重点集中在陶瓷和聚酯纤维这两种材料上

打破偶像的时代，作者的概念被重新定义，转变成共同作者、开放设计和用户生成的设计。“模块电话”案例也是协同设计的操作模式，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开始，利用如今的媒介手段，从一开始就把他们纳入制造过程中。

同样是与新技术有关，设计师迪安罗斯戈德（Daan Roosegaard）畅想了一条“未来的66号公路，连接交通、高科技与诗意的旅行”。这是结合灯光、能源和路标来自动适应交通路况的智能高速公路，黑暗中闪闪发光的道路和互动灯光，优先感应道自动为电动车充电。当气温降至零度以下时，道路表面会出现冰花的动态图案来提醒开车人。

韩国女学生洪宝拉（Bora Hong）的“整容手术王国”

展览内厅中央，像电动玩具一样，一个三角屋顶的小房子正在木质底盘上沿着逆时针方向吱吱呀呀地转个不停。作者约翰考默林（John kormeling）就站在一边，他是个面色红润、身材健壮的荷兰人，穿了件印制着“快乐街”图案的花衬衣。

“旋转的房子”是考默林2008年4月完成的一件艺术装置，原作位于荷兰文化城市蒂尔堡（Tilburg）入口处的哈瑟尔特交通环岛。蒂尔堡市政府希望在环岛上竖起一座艺术雕塑，而考默林提供了这个会转动的房子。他的典型荷兰设计逆向思维是——通常汽车行驶而旁边的房屋静止不动，这一次，停在环岛旁等待交通灯的汽车不动，有一所房子慢慢地向他们靠近。

设计师卢卡斯·马森与他的孩子实验——儿童劳动的新经济模式

房子的外观是最常见的荷兰式排屋，10米高、5米宽、纵深8.5米，红色瓦片屋顶配黄色砖墙，三角屋顶上附带烟囱和天窗。房子正面是白色窗框的夹层玻璃门窗，前后还有人造草皮的花园。到了晚上，房子里面发出灯光。因为房屋中设有太阳能机械装置，推动着安装在轨道上的4个滚轮，这是房子自己会旋转的秘密。如果被触碰，机械装置会让它自动停下来。

“我最初的构思是房子以环岛周围行驶汽车同样的速度旋转，后来出于安全考虑让房子减速，用20个小时绕环岛一整圈。”考默林说。

荷兰埃因霍温设计学院院长托马斯·维特斯霍温

今年63岁的考默林并不是设计学院的校友，他就读于埃因霍温理工学院建筑系，用了整整12年才从那里毕业。他以大胆任性、天马行空的风格让自己定位于艺术家和建筑师之间，五花八门的代表作包括“禁止吸烟牌”香烟、方形的汽车，还有备受瞩目的上海世博会荷兰馆“快乐街”等。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阐释建筑，涉及各种可以想象的空间和尺度，也包括人们头脑中的认知空间，以非同寻常的建筑形式传递一种外向的幽默视角。

文森德里克（Vincent de Rijk）却是埃因霍温设计学院的老学生，20年前从工业设计系毕业。他不愿意被纳入工业制造体系中，在鹿特丹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坊，一个充满电钻、电动工具和电脑控制铣床的车间。

他把研究重点集中在陶瓷和聚酯纤维这两种材料上，尤其聚酯浇注，这是一项更基于工艺的技术，从中产生色彩和透明度的多种变化。有一次，大名鼎鼎的雷姆库哈斯看到他用树脂浇注技术制作的碗，建议他说，你应该把这项技术用于建筑模型制作。

所以，文森德里克现在的身份标签之一是那个“为OMA、MVRDV等知名建筑事务所制作竞标建筑模型的人”。他的展区空间陈列着北京CCTV大楼模型局部，排列着一些色彩温润的树脂方块，散发出宝石般的美丽光泽。

他说过：“我只关心主要特征，建筑模型既代表一座建筑，也代表一种观念的具象化。”虽然是为他人作嫁衣，但出自他手中的建筑模型包含着清晰的个人特征，几乎可以一眼辨认出来，自我与非自我在这里获得了对立的统一。

总共20多位设计师中，有几位是上世纪90年代Droog设计中的风云人物。海拉容格里斯（Hella Jongerius）展示了她为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环宇商务舱提供的纺织品设计，用作商务舱隔帘、靠垫套等织物的主色是冷调蓝色，有粗细不一的橙色、黄色、淡粉色等线条横穿而过。

织物上还有一些深棕色圆点，如果仔细看，有些圆点中间的色彩被虚化成线条，就像摁下的指纹一样，也有的圆点变形为心形图案。所有这些非重复的线条色彩组合在一起，显示出容格里斯对色彩和织物的研究功力。

于尔根贝（Jurgen Bay）有过令人难忘的“树桩椅”，他一直关注物品循环再生的主题以及与大自然的关系。他和妻子瑞安娜玛金在荷兰东北部围垦地拥有一个大农庄，邀请不同的设计师驻扎在那里。农庄的土地被系统地开发，不仅仅为了耕种作物，更多的是从动植物中寻找新的产品材料和设计过程。

在埃因霍温设计学院，60%的本科生和90%的硕士生来自国外，亚洲学生中又以韩国居多。韩国女学生洪宝拉（Bora Hong）从一项调查中看到，在她的祖国，每四个年轻女性中就有一个做过整容手术，即使那些生来就漂亮的女孩也如此，她试图把这个自我认同危机的问题用设计作品呈现出来。

她穿上外科医生的工作服，戴上大口罩，先是对一把廉价普通的靠背椅进行“整容手术”，用持续14小时的时间（外科医生的最长手术时间）变成似是而非的“伊姆斯椅”。第二个手术是从一把真正的“伊姆斯椅”开始，经过电锯、电钻的改造之后，原本椅子光滑的表面留下了坑坑洼洼的痕迹，变得像粗糙的马腾巴斯椅。

“她的作品从自主艺术延伸到设计世界，在美术馆被展示，又重新回到艺术作品。这种灵活性说明当代设计可以在不同领域里转变，更重要的是，它表明设计可以在不同层面阐释社会问题。”展览策展人吉安科宁斯（Jan Konings）评价说。

1936年9月5日，一个16岁的女孩莱雅凡代克（Ria Van Dijk）偶然地在蒂尔堡的露天游乐场射击棚玩了一次射击游戏。游戏规则是一旦你射中目标，立拍得相机的快门自动打开，你会获得一张自己射击姿势的照片作为奖励。当时，她是一个戴眼镜的胖女孩，穿花呢大衣，头发上束着发带，有种与她的年龄不相符的成熟。

从那年开始，她每年如约来到游乐场，为自己“射击”一张照片，除了1939到1945年之外。如今年近90的莱雅仍然健在，这一行为持续了70多年。最近，这些照片被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收藏，获得官方的艺术认可。

照片中的一部分就挂在墙上，莱雅的射击姿势相似，枪头指向我们，图像中包含了一致性。不同的是她的容貌、服饰和那些围在她身边的观众，还有照片技术的变化，从黑白、单色立拍得到彩色立拍得。最后一张照片上，莱雅已经满头华发。

“这几件作品其实更接近当代艺术作品，有趣的是，它们本来只是普通人的生活内容，带有强迫症的色彩，因为被专业设计师发现和阐释，被转换和提升到艺术作品。与大多数当代艺术作品一样，一定要先了解它的背景故事，才会被它们感染和打动。”展览的中方策展人、美术评论家冯博一评价说。

除了“向自己射击的女士”，旁边还有一位同样偏执的“编织女士”的作品。自从1955年始，居住在鹿特丹的洛艾丝温斯特拉（Loes Veenstra）一共编织了超过500件毛衣。各种各样独特的色彩、图案和款式组合，她从来没有预先设计好图案，都是利用手边的纱线即兴编织出的。这些毛衣也从来没有被人穿过，一直存放在她家中的纸箱里。

500多件毛衣代表她即时设计的能力，也见证了她的孤独和执著。设计师克丽丝蒂安梅因德斯玛（Christien Meindertsma）被它们打动，为它们精心编撰了一本书，并且组织了一场向洛艾丝致敬的快闪族（Flashmob）活动。

那是一个充满色彩、欢笑和热情的场景，那一天，舞者、军乐队、合唱团和几百名志愿者穿着那些色彩缤纷、前所未有的毛衣，伴随着甲壳虫乐队的《快乐地在一起》这首歌，聚集在她居住的街道上载歌载舞。洛艾丝被请到街道中央一把红丝绒宝座上，像女王一样端坐着，生平第一次完整地看到了她所有的作品。设计中包含了对理想社会的愿景——专访荷兰埃因霍温设计学院院长维特斯霍温

三联生活周刊：埃因霍温设计学院已经有60多年历史了，回溯起来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维特斯霍温：我们学院成立于1947年，最初以工业设计的需求作为课程核心，采取美国模式与艺术学院原则混合的教育方法，大概25年前发生变革，从工业设计过渡到以人为中心的方法。1993年，学院的两位教师在米兰国际家居展上发布“Droog”设计展，很快成为荷兰当代设计的同义词。可以说，Droog设计诞生于我们学院，把荷兰带入国际设计的前沿。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是上世纪90年代荷兰设计开始崛起，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维特斯霍温：90年代初，我们刚刚走出石油危机的阴影，与工业设计紧密相关的制造业离开荷兰转移到中国、东南亚等国家。这种变化对设计师来说也有好的一面，更趋向于自己动手制作、手工艺化、反消费主义和环境友好的设计。这些因素与达达主义自由的、颠覆的思考方式汇聚在一起，形成典型的荷兰设计。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该怎样准确地定义和理解荷兰设计呢？

维特斯霍温：从埃因霍温诞生的荷兰设计代表为美好未来而设计，它避开了后现代主义的讽刺与视觉语言上缺乏一致性。产品必须是多种理念的碰撞结果，设计必须纯粹简约、直达核心。荷兰设计其实深受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观念艺术的影响，经常被归为超现代主义或快乐现代主义。它不是一场运动，没有声明、规章和特定的风格，把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观点、态度或思想。现代主义以及崇尚自由思维的达达主义艺术家，是理解荷兰设计的两大脉络。比如像约翰考默林这样的人，我把他称为埃因霍温设计的教父。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把他置于教父的地位？

维特斯霍温：考默林一直住在埃因霍温小镇，他比Droog设计那一代人年长，也是1993年他举办过一场大规模的展览。他的“方形车”把极简形式与达达主义、激浪派的荒谬讽刺结合在一起，以不言而喻的方式同时涉及艺术与设计这两个领域。我认为年轻一代设计师的作品中，有从他那里一脉相承的思想或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把他的作品纳入这次展览中的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从90年代到现在，荷兰设计发生了哪些变化？

维特斯霍温：观念设计的方法主导了我们数十年，无论是建筑、工业还是平面设计。荷兰设计发展到现在，抽象概念结合现实的、不加修饰的执行力仍然是主要特征，但是心态上发生了变化，讽刺的态度下面，更多是发生改变的迫切愿望。

三联生活周刊：以OMA、MVRDV这些荷兰建筑事务所为例，是否可以说观念主导设计的方法对建筑领域更有成效？毕竟工业设计的对象受到局限，只能是一把椅子或者一个花瓶？

维特斯霍温：在我看来，无论一把椅子还是一只花瓶，都是设计师如何看待社会、看待时代，也是如何看待自我的视觉体现，其中也包含了他们对理想世界的愿景。这种含义的、象征性的层次非常重要，不仅在建筑上，也体现在我们拥有的每件微不足道的物品上。马腾巴斯的“清扫工时钟”让我感受到自由，这是全新的看待时间与人的方式。于尔根贝的“树桩椅”表达了他的社会愿景，以及我们该如何对自然做出反应，我认为它们与库哈斯的建筑具有相同的表现力。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展览虽然以“自我/非自我”为题，似乎“非自我”的内容要大于“自我”的内容？

维特斯霍温：自我和非自我是相对的，只是一条轴线上辩证的两端，设计由于固有的被使用特性，总是与非自我联系在一起。但是，一个设计包含不同层次，不仅仅功能性地解决客户的问题，还要试图把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和贡献放进去，这种态度决定了你的设计出发点和策略。所以问题是，在这条轴线上，设计师把自己定位在哪里？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设计界确实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从明星设计师、昂贵限量版设计品转向更加社会化的趋势？

维特斯霍温：是的，从一个小的文化领域转向一个更加开放的领域，向世界开放，体现与世界、与社会问题的关系。学生用设计关注更大的社会问题，用设计帮助世界和他们自己，比起5到10年前更加具有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内容。我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变化，也是非常有趣、非常重要的现象。另外，不仅是新兴设计师，你可以看到像海拉容格里斯、于尔根贝这样的成熟设计师身上，同样在发生转变。于尔根制作可收藏的限量家具，但他也拥有农庄、建立设计师社区，海拉的织物研究最初用于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头等舱、商务舱，现在她也在为经济舱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戴夫哈肯斯的“模块手机”构想呢？这个项目有什么新的进展？

维特斯霍温：最早是摩托罗拉公司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摩托罗拉被谷歌收购又出售后，谷歌公司保留了这一项目。所以，现在谷歌公司在开发模块电话，称之为“Project Ara”。谷歌还没有手机，他们需要新的产品和观念。我想比起技术问题，实现这个项目更大的困难是如何获得一个新的商业结构，如何销售模块电话，如何让行业中的其他公司一起开放资源、打破垄断。

三联生活周刊：那戴夫哈肯斯如今在为谷歌公司工作吗？

维特斯霍温：谷歌公司因为这一项目给他提供一份工作，但他拒绝了。他认为如果他成为谷歌的员工，一旦项目被改变初衷，他就无法批评了，所以选择保持独立的状态，同时向其他手机公司推广这一资源开放的概念。有趣的是，现在他的收入来源有一部分来自关于模块电话的各地演讲费。他不那么在意金钱，他说我只需要有够用的钱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和金钱观，在年轻一代中也很典型。

三联生活周刊：如今互联网是否也在改变设计学院的教学方法和体系？

维特斯霍温：我发现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多地在网络上工作，用视频在网络上表达他的观念想法，利用互联网来传播，学生走在我们老师前面。像戴夫的“模块手机”，出色处不在于设计，而是为之制作的视频、它的传播方式以及对手机行业产生的影响。现在，我们重新组织了8个主要学科，它们提供了一个自由空间，学生可以自行在其中定位，自己决定最适合他们的设计方法。我们增加了像数据信息视觉化、食品设计这样的新课程，数据可视化这一新学科帮助我们消化大量复杂的信息，设计变成译者或者分析工具，用它来更好地了解周围的世界。我们是位于荷兰小镇的一所小学校，没有什么必须保持的立场，所以无惧新的发展，我们只需要保持开放的态度。 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