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逃不出的命运

  逃离

1930年，19岁的萧红第一次为自己的命运做出了选择，她逃离了家庭，逃离了既有的生活轨道。而这一次，只不过是她短暂一生中上演的一幕又一幕以“逃离”为主题的人生之戏的序曲。

时光拉回到那一年夏天，这位名叫张迺莹的北方姑娘即将初中毕业——那个时代，女孩子能读到中学已属少见，于是，家人希望她像周围同龄女孩子一样，尽早把婚结了。

萧红成长于黑龙江呼兰县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中。她后来的文字中对童年的回忆完全是一片灰暗的色调，而孤寂成了她一生的色调。在萧红的早期作品中，以父亲为原型创作出来的形象往往是一个“冷酷、不苟言笑、贪婪、暴虐”的人。其实萧红的父亲张廷举毕业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优极师范学堂，成绩非常优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和伪满统治时期做过教员、校长、出版社社长、教育局局长等职位，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被视作“开明绅士”。公允地说，如果没有这位父亲，萧红也绝无可能在那个年代受到相对完整的教育。

但在萧红童年时，张廷举因常年在外工作，父女间比较淡漠；而体弱多病的母亲对她也很冷淡。母亲去世后，父亲又续了弦。她对这个家庭唯一不能忘怀的就是祖父。“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她后来说：“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祖父一点点衰老，家里仅存的一点温情也即将消逝。有一次祖父睡着了，她就躺在祖父的旁边哭。“好像祖父已经离开我死去似的。”“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

祖父去世后，她与这个家庭似乎彻底失去了留恋。而校园生活和同学之间的情谊，则或多或少成为她在精神与情感上的一种慰藉。

1927年，经过与家庭的一番抗争，萧红离开老家呼兰县，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简称“女一中”）初中部读书。这个时间节点对萧红一生来说应该非常重要，作为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一个交通重镇，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是一个商业、文化都对发达的大都市。在这里读书，萧红的眼界大为开阔。“女一中”也是所在当地享有一定声望的学校，校方聘请了不少有理念、有见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来教书。从萧红与其同学们后来的回忆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些渴望新知识的少女们产生终生难以磨灭的影响。萧红也在此期间显露出写作和画画上初步的能力。另一方面，在读书期间，萧红参加过几次校外学生运动，也结识了不少新派的知识男性，其中多数是在北京读书的东北籍青年，他们启发了萧红到北京求学深造的愿望。她慢慢感知到与以往不同的一个未知世界的魅力，那个世界也许并不明朗，但充满诱惑。萧红自然受到不少新思潮的影响。

而在既有轨道上，她的未来世界是清晰而确定的。早在1925年，14岁的萧红在家里的安排下，与哈尔滨西郊顾乡屯的汪家定了亲。汪家是哈尔滨顾乡屯的一户地主，与张家也算门当户对。未婚夫汪恩甲，曾在小学做过代课教员。据见过他的萧红的长辈亲属回忆，汪恩甲个子挺高，长得也不错。虽然当时萧红还在读初一，但定亲的事情在同学中也比较普遍。萧红在女一中的同学徐淑娟回忆：“我们哈女中学生的未婚夫大都在哈工大、法大读书，按那时的社会风气，这叫天造地设、门当户对的金玉良缘。”两人交往期间，汪恩甲又报名进入法政大学的预科班读书，而且两人的关系起初似乎还不错，汪家经常派人去学校把萧红接到家里去过星期天或节假日。萧红在第一女子中学的同学刘俊民回忆，汪恩甲来过女中，“迺莹还给他织过毛衣”。初二那年，汪恩甲的父亲去世，“迺莹还去他家给未过门的公公吊丧”。同班同学徐淑娟说过，班上唯有萧红的情书不用她来“润色”。但最终，萧红还是毅然朝着未知的世界走过去。1930年的夏天，她偷偷乘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回归

关于萧红第一次来北京的情形，后来也有很多说法。在萧红生命最后阶段朝夕陪伴于左右的骆宾基，1946年出版了一本《萧红小传》。按骆宾基的说法，文中所述关于萧红的生平，并非来自他杜撰，“而是根据萧红先生于太平洋战争期间，在香港思豪酒店寓居时所作的漫谈”。在回顾这一段生活中，萧红提到她当年出走的勇气，来自于一位“李姓青年”——“这豪气而充满蓬勃的生命力的人物”，“那个青年在爱慕她，也是当时她所感到的”。骆宾基是一位小说家，他的传记也同样有着诗意和抒情色彩：“秋天，她逃出那个封建的家庭，那个古老的县城。她又到了建筑辉煌的哈尔滨。在建阳城，她的未来是无限美好的，自由而广阔。”据《萧红小传》，也是这个“李姓青年”带她到的北京，她当时似乎还做着与“李姓青年”未来的梦，甚至把自己当成他未来的妻子。可是等她到了北京李姓青年的家，发现一位抱着孩子的妇人时，才知道真实的状况。

在关于萧红早期生活的研究中，“李姓青年”的说法盛行一时。有趣的是，上世纪80年代，萧军的女儿萧耕找到了这位“李姓青年”——萧红的朋友李洁吾，他的回忆则与萧红有所不同。

按照李洁吾的回忆，萧红的北京之行并非因为他，而是萧红的表哥陆振舜（注：也有“陆哲舜”“陆学禹”之说）。陆振舜当时在哈尔滨道外教会办的三育中学读书，也有人说他与萧红并非有血缘关系、而只是认的表亲。李洁吾是陆振舜的同学，当时已经在北京读书。1930年暑假，陆振舜告诉李洁吾，他有个表妹很想到北京读书，如果有机会希望李洁吾能把北京的情况介绍一下。几天后，李洁吾果然在同学家里见到了萧红。“她剪着整整齐齐的短发，大大的眼睛特别有神，穿着白褂青裙，白袜青布鞋，行动敏捷，举止大方。”萧红给李洁吾的第一印象非常好，而萧红也很急迫地向他询问在北京读书的情况，两人聊得很投机。

据李洁吾回忆，等到他9月初回到北京上学时，发现萧红已经在师大女附中上学了。萧红其实是在7月与陆振舜一起到的北京，之前她还做了小小的策划。据女一中的同学刘俊民回忆：“家里催与汪恩甲结婚，她假装同意，骗了一笔钱，还是我陪她在中央大街一家服装店做的绿料皮大衣……临走，她还嘱咐我们，如果汪恩甲来找，就说迺莹不在。”

据李洁吾回忆，到了北京后，萧红与陆振舜同住在民族宫后面西京畿道的一所公寓里，后来又搬到离陆振舜所在的“中国大学”很近的二龙坑西巷一座小院子里。她与表兄分住在北房的两头。两人还请了北京当地人耿妈，来照料日常生活。据曹革成所著《我的婶婶萧红》一书所说，对外，萧红以陆振舜的“外甥女”相称，以避人口舌。

李洁吾回忆，他等几位同样来自哈尔滨的同学经常去小院子做客，一来二去都成了好朋友。李洁吾的回忆里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天，他刚一去，萧红就交给他一封信，嘱他回学校再看，而陆振舜则拼命阻拦。李洁吾见此情景，当场打开了信，信上主要是“告”表兄对她无礼。李洁吾当即把陆振舜狠狠责骂一顿，“责骂得他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一周的冷战过后，几个青年人又重归于好。李洁吾感觉得到，“陆振舜对迺莹是有着爱慕之心的”，至于这份感情是单方面的，还是像后来有人形容为萧红的第一次恋情，外人不得而知，尽管萧红生前写了很多自传性的散文和诗歌，但她对这一段只字不提。而李洁吾虽然否认萧红在生命最后岁月里所做的回忆，但从他写下的文字中可以强烈感觉出，他对萧红存有的一种微妙而深厚的情谊。

他们两人在北京的生活开支，最初主要靠陆振舜家里寄来的钱来维持。陆振舜已有妻室，因他暑期提出要与妻子离婚，家里断了他的经济供给。到了11月，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凉。家境好的同学，早已换上了适应节气的秋装，可是张家和陆家除了寄来警告信外，别无他物。临近寒假时，陆家又来信警告：如果他们放寒假回东北，就给寄来路费，不然，从此以后什么都不寄。无奈之下，陆振舜决定回去。萧红当然很不情愿。李洁吾回忆，“在整理行装时陆振舜告诉我说，迺莹责备他‘商人重利轻别离’”，但是她也找不出什么好办法。

1931年1月，萧红与陆振舜在穷困和寒冷中踏上归程。她的第一次逃离宣告结束。

  再逃离

萧红回家乡后，李洁吾一直惦念不已。他写信给陆振舜询问情况，许久才接到回复。“他告诉我迺莹已回呼兰家乡，又听说她一回去，就被家里囚禁起来，因此患了神经病。”这些消息让李洁吾更加忧心忡忡。然而奇怪的是，仅仅在一个多月后，李洁吾从陆振舜发来的电报中，得知萧红即将乘车回北京的消息。他去车站迎接未果，回到那个小院，耿妈告诉他：“小姐回来了，把东西放下就去学校找你去了。”李洁吾即刻回到学校，见到了在宿舍等他的萧红。此时，萧红的装束已发生很大变化，“她穿了一件貉绒领、蓝绿华达呢面、猓子皮里的皮大衣”。除此之外，还送了李洁吾一小瓶白兰地酒和一盆马蹄莲花。这期间萧红生了病，一个人住在冷清的院落里，李洁吾于是每天从学校过来看她，照顾她，陪她聊天。“记得曾几次问到她回乡后的情况和这次是如何从家里出走的，她都避而不答。”

李洁吾回忆，一天傍晚，他正在和萧红闲聊时，有人找上门来。“那个人进屋后，一屁股便坐在了椅子上，一言不发。”萧红也只简略地介绍：“这是汪先生。”而对方还是一言不发，继而从口袋里掏出一摞银元叮叮当当地把玩起来。见气氛很尴尬，李洁吾告辞而出。他后来从耿妈那里知道对方是“小姐的未婚夫”。3月底，他再进城时，已不见萧红和汪恩甲。看得出，即使很多年过去，李洁吾对萧红当年的不辞而别仍无法释然。

萧红这次返京，很可能是向家里妥协的结果。在京期间，萧红经常同汪恩甲一道出去，花费也比以前多了，似乎是筹办婚事的。同样来自哈尔滨、在北京读书的高原回忆，有一次他去看望萧红，在房间的墙壁上，“看见用铅笔描画的一个男人头像，那人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迺莹说这是‘密司特汪’，是她就着灯影描绘下来的”。萧红还告诉朋友，她将要结婚等等，“迺莹是很平淡地、一点不表露出任何感情地述说着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如果没有后来的节外生枝，萧红也许像周围其他女孩子那样，又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上，而之前的种种叛逆也许只是年老时回忆年轻岁月的一段小插曲而已。

汪恩甲的大哥叫汪恩厚，是一所小学的校长。当年是他和同学牵的线，为这对年轻人定了亲。当他后来得知张家姑娘曾离家与他人赴京的消息后，非常恼火，要求弟弟汪恩甲立即退婚。这样的结果令刚刚把“局面”安定下来的张家十分尴尬，于是张家以“张迺莹”名义，将代弟退婚的汪恩厚告上法庭，意在保住这段婚姻。事关张家声誉，开庭当天，萧红的父亲张廷举与继母梁亚兰，还有她在女一中的同学都出席。没有料到的是，为了顾全哥哥汪恩厚的名声，汪恩甲又当庭表示是自己要退婚的，于是法院判了离婚。“虽然下堂后，汪恩甲再三向迺莹解释，这个离婚不算，但迺莹是倔强的，一气之下，便与他家永远分开了。”

19岁的萧红与表哥“出逃”北京，在当时无异于惊世骇俗之举，在呼兰城里也成了一桩大新闻。如今再遭遇这样的结果，作为一名有身份的地方绅士，张廷举更是觉得颜面尽失。因为“自觉再无脸面在呼兰城里立足”，张廷举于是辞去呼兰县教育局长职务改到巴彦县教育局工作。他担心继母梁亚兰管不住萧红，于是带着全家搬到乡下张家发迹的阿城县福昌号屯。但萧红与家人的关系继续恶化。有一次继母把萧红不服管教事告诉她的舅舅，她的大舅从乡下专程赶来要管教她，扬言“要打断这个小犟种的腿”。10个月后，在同情她的婶婶的帮助下，倔强的萧红再次出走。“走时穿着一件蓝士林布大衫，空着手坐着拉白菜的马车离开了家。”这一次出走后，她再也没有回过家。

萧红只身逃离之后，闻讯赶回的张廷举陷入震怒，他宣布“开除她的祖籍”，并严令家中其他子女不许和她有任何往来。后来萧红在哈尔滨贫困交加，父女曾在街头相遇，双方冷眼相对而过。张廷举彻底被女儿伤了心。后来有萧红研究者发现，张家家谱里果然找不到“张迺莹”的名字。很多资料都证实萧红在哈尔滨流浪的时候，实在饥冻难耐，便到哈尔滨的亲姑姑家求援。可当他们打开门一看是萧红时，就立即关上门，把她拒绝在寒天冻地的街头。

萧红在她的散文《过夜》里描绘过这次离家后的狼狈情形：她投奔亲友，却被无情地拒之门外；走投无路之际，她被一个操皮肉生涯的“老治好子”收留。老婆子存心不良，她的女孩子还偷走了萧红的套鞋，害得她早晨走时只得穿着夏天的凉鞋……萧红的堂姐妹后来也提到过，萧红曾到“东特第二女子中学”去找过她们，“只穿着一件夹袍，一条绒裤，一双透孔的凉鞋，蓬乱着头发，面带饥色，好像好几天没有洗脸，样子非常狼狈”。堂妹劝她回家，萧红说：“这个家我是不能回的。”

萧红意识到自己与周围世界的格格不入。她也知道自己成了同学们的笑柄，“她所熟识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她”，她认为“这奇怪的眼光里有着轻蔑和审判性的含意的”。而她就是“不吐露自己内心的凄苦”，“卫护着自己的骄傲和尊严”。

但实际上，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又与家庭决裂的她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向现实低了头——从后来的情形发展来推断，在走投无路下，萧红又与汪恩甲联系上了，住在东兴顺旅馆同居。现在仍保留的东兴顺旅馆位于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是一座俄式建筑，在当时应算得上是一家有档次的旅馆。“九一八”以后，商客锐减，住宿业很不景气，加之汪家与张家在当地都算是有一定名望的家族，这样萧红和汪恩甲才有可能以赊账的形式住进来。

1932年春天，萧红的堂妹们曾经征得校方同意，把她介绍到东特区第二女子中学，做了高一的插班生。可是不久，萧红却不辞而别，让她们很是不解——其实萧红这次告别，实在有难言之隐。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不得不告别学校。在东兴顺旅馆里，她在家看看书、织织毛衣，偶尔也写诗，给远方的朋友写信，像居家小妇人。汪恩甲仍是一名上学的大学生。两人已是债台高筑。住了半年多时间，他们欠下食宿费达400多块钱。

有一天汪恩甲说要回家取钱，离开了东兴顺。汪恩甲走后，最初萧红还天真地盼望着他再次出现，可是一直不见他踪影。据说当时已经怀孕的萧红也曾去汪家找他，却被汪家人羞辱一番后骂走。一个多月后，萧红渐渐绝望，而旅馆老板也失去耐心，把她换到走廊尽头装杂物的黑屋子，严加看管。

汪恩甲从此背上了“始乱终弃”、“欺骗感情”的千古骂名，从此消失于各种记载中，其下落至今仍是个谜。也有人说，在那个日本人占领的混乱年代，汪恩甲不幸遇害。不过，耐人寻味的是，骆宾基回忆：“萧红与作者在最后的44天相处中，却只字未提到汪某其人。”而萧红的所有文字中，也没有对这个男人有过一次指责，甚至，她或许对汪恩甲还是有感情的，1932年，她写了一首颇有韵味的小诗《静》：“晚来偏无事，坐看天边红，红照伊人处。我思伊人心，有如天边红。”这首诗在萧红生前并未发表过，有研究者认为，根据时间推断，这首写给思念的情人的诗，应该是她在被家里软禁期间，写给汪恩甲的。

萧红的第二次逃离又以失败告终。更悲哀的是，她曾经打算向命运妥协、回到旧有的轨道上，可是最终却被狠狠地抛进一个黑暗的深渊里。

  偶然

失去人身自由且怀有身孕的萧红，闲暇时只好找些旧报纸来打发时光。报纸上那些奇闻怪事也让她印象深刻。有一天，走投无路的萧红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哈尔滨一份名为《国际协报》的报社。《国际协报》是一家私人经营的报纸，副刊编辑裴馨园经常以“老斐”的笔名发表文章。6月的一天，老斐收到一封署名为“张迺莹”的读者来信，信中述说她是一名流亡学生，现在遭遇困境，因为欠了几百元的债还不了，被软禁在道外东兴顺旅馆里，旅馆老板想把她卖到妓院里云云。这封信上的话写得很打动人心：“你和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见中国人能不救啊？”

这样的文字让老斐坐不住了。他先是带人去东兴顺探望了这位女学生，回来后，他又和朋友们讨论怎么救这位女学生。可是这群穷文人们一时也拿不出钱来为她“赎身”。不过，这位经历奇特的女学生却成了大家在报馆热议的对象，她的处境、她的气质，“和让人不能忘怀近于‘疯狂’的神态”都成话题。

这群青年人中，有一位刚到哈尔滨不久的25岁青年刘鸿霖。他出生于辽宁义县，曾考入过张学良创办的讲武堂，1929年，他用“酡颜三郎”的笔名在《盛京时报》的副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自此走上文学道路。而“三郎”这个名字一直跟随他很多年，一直到上海才变为我们后来熟悉的“萧军”。这一年，流浪到哈尔滨的萧军为《国际协报》撰写一些零星小稿，借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

萧军起初对这位女学生的经历并不热心，甚至有些冷漠。正如他在自传性散文《烛心》里说的：“我听到这些，只是漠然地向自己的唇中多倾了两杯而已。”“我明知我是没有半点力量能帮助你，我又何必那样沽名的假慈悲啊！所以裴君他们要我一同到你那里去时，我全推却了。”

除了写信安慰萧红外，老斐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几天后，他又接到了张迺莹打来的电话，说她在旅馆里很寂寞，想借几本文学书看看。老斐于是委托一旁的萧军去跑一趟。萧军拿着老斐的“介绍信”和几本书，在一个接近黄昏的时刻，来到了东兴顺旅馆。这是1932年7月13日，萧军后来用文字很详细记述了他们第一面的情况：房间里霉气冲鼻，当时被软禁在小旅馆里的萧红惊恐不安，面色苍白，萧军更是注意到，“她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就是她那怀有身孕的体形，看来不久就可能到临产期了……”

萧军本来要送完几本书就走的，但是萧红把身子“紧偎在门旁”，怕来人“交了信便出去，而不能得到些消息”。巧的是，萧红刚刚在报纸上看过萧军署名“三郎”的一篇《孤雏》的短篇小说，她谈了对“三郎”文章的一些看法，这个话题开始，两个陌生男女开始交流。萧红“很坦率、流畅而快速地述说了她的过去人生历程以及目前的处境”，萧军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

按萧军的回忆，直到他“无意间把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上面的画和字，以及旁边随手写的小诗把他吸引住了。萧红有些害羞地承认这是她的作品。“一抹淡红的血色竟浮上了她那苍白的双颊。”——若干年后，萧军坦率地跟女儿萧耘谈起了这段感情。萧军把两人的相识归结为“偶然”，诸多的偶然中，最重要的偶然便是读了这首诗：

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予我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在我面前只剩下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

于是，萧军决定“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来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萧军的举动确实有一种骑士般的浪漫色彩。以萧红那时的情况，“怀着身孕即将临产；花白的长发无血色的脸；一件洗褪了色的蓝布长衫穿在身上，开叉一直撕裂到近乎腰际；赤着双脚趿拉着一双被踩倒了后跟帮的鞋”……就是一首小诗，则让她成了他眼里“最美丽的女人”。

第二天晚上，被一种全新的感情冲击的萧军又来旅馆找萧红。萧军后来在一篇名为《烛心》的文章里，用大胆而炽热的文字记下两人闪电般的结合过程：“……你会说，我们的爱进展得太迅速了！……我们不过是两夜十二个钟点，什么全有了。在他们那认为是爱之历程上不可缺的隆典——我们全有了，轻快而又敏捷，加倍的做过了，并且他们所不能做，不敢做，所不想的，也全被我们做了……做了……”这两个疯狂的年轻人把世俗的一切羁绊都抛在脑后——此时，萧军在家乡已有结婚10年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而萧红，正有7个月的身孕。

对身陷困境的萧红来说，萧军的狂热在她无望的生活中燃起了一道耀眼无比的亮光。于是，她也写下了浓情四溢的小诗《春曲》：

  你美好的处子诗人，

  来坐在我的身边。

  你的腰任意我怎样拥抱，

  你的唇任意我怎样吻，

  你不敢来我的身边吗？

  情人啊！迟早你是逃避不了女人！

这年8月的哈尔滨，雨水格外多。接连几天的暴雨使得全城都陷入惊恐不安中。3日，松花江水冲毁跨江大桥，水离堤岸不及两尺。8日夜间，松花江大堤全线溃决，洪水肆无忌惮地涌入哈尔滨市区。道外十几条街道水高四尺，成了可以行船的人工运河。人们纷纷逃难。东兴顺旅馆也一片狼藉。旅馆老板忙于逃命，自然无暇顾及这个欠下巨额费用的女人了。

萧红等不及老斐他们要趁乱来营救的安排，挺着大肚子，从窗台跨了出去，上了一艘救济船，最后找到了萧军临时借住的老斐的家。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说：或许倾覆了一个城池只为成就一个人的爱情。萧军与萧红的爱情故事，也有几分类似的味道。松花江的一场大水，淹没了一个城市，却成就了萧红、萧军的恋情。

  小家

从东兴顺旅馆逃出来的萧红，在裴家客厅里安置下来。不过为了减少对裴家人的打扰，也是两个热恋中的人想寻求自己的空间，一有时间，他们就到外面的街上闲逛，到公园里去“坐在大伞下听风声和树叶的叹息”。其情形，萧红在一篇文章中自嘲“就像两条刚被主人收留下的野狗一样，只是吃饭和睡觉才回到主人家里，其余尽是在街头跑着蹲着”。可是衣食无着的流浪生活和严重的营养缺乏使得萧红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

1932年8月底，在经历了一番痛苦挣扎后，萧红在市立医院的三等产妇室生下了一个女孩儿。这个小生命注定是不被欢迎的，她很快被送给道里公园看门的老头。

1933年4月，萧红把这段经历写成了散文《弃儿》，以“悄吟”的笔名发表。“当芹告诉蓓力孩子给人家抱去了的时候，她刚强的沉毅的眼睛把蓓力给怔住了，他只是安定地听着：‘这回我们没有挂碍了，丢掉一个小孩是有多数小孩要获救的目的达到了，现在当前的问题就是住院费’。蓓力握紧芹的手，他想——芹是个时代的女人，真想得开，一定是我将来忠实的伙伴！他的血在沸腾。”文中的“芹”和“蓓力”就是萧红与萧军。在他们连住院费都付不起、三周后被医院赶出来的情况下，这样的举动也许有不得已的成分，不过他们当时的想法，在我们今天看来，也确实觉得有些特别。弥留之际的萧红想起了这个孩子，她告诉骆宾基：“但愿她在世界上很健康地活着。”

萧红出院后还是回到裴馨园的家里静养。萧红住在这里后，萧军几乎每天都来看望她。“看样子两个人很谈得来，三郎一走，悄吟就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捧着本书在那里读，甚至一天一天地也不出房门外去走动走动，也不愿意主动和别人讲话和打招呼。”裴馨园的夫人黄淑英回忆。久而久之，裴家人对萧红有了意见。萧红从医院分娩后不久，黄淑英和萧军因为萧红吵了起来。一气之下，萧军第二天就带着萧红离开了裴家。1932年11月，萧红与萧军住进道里新城大街（今道里尚志大街）的俄国人开的欧罗巴旅馆顶层的一间狭小房屋，开始了共同生活。当萧红拖着产后孱弱的身体和萧军到临时租住的旅馆时，被贫困饥饿折磨怕了的萧红，进到房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这桌子能吃吗？这被褥能吃吗？”

好在不久萧军就找到了一份当家庭教师的工作，每月20元。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到道里中央大街西侧的商市街25号（今道里区红霞街25号），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她与萧军的新生活也正式开始。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生活非常困苦，常常萧红是等着萧军在外找到工作带回钱来买一些黑面包吃，租来的房子如同一个冰窟窿般寒冷。

她在《商市街》中，琐琐碎碎、不厌其烦地记下来这些时光，有共患难的快乐。“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

像所有的热恋中的男女一样，他们也会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小事吵架。“走路时他走在前面，总比我快一些，他不愿意和我一起走的样子，好像我对事情没有眼光使他讨厌的样子。冲突就这样越来越大。”到了后来，吵架的原因忘了。“只是他生气我，我生气他，真正的目的却丢开了。”有一次，两人又为什么小事吵架，吵到了半夜。“他去买酒喝，我也抢着喝了一半，哭了，两个人都哭了。”

尽管身边有了一个现实的依靠，可是敏感的萧红依然无法摆脱内心那种难以言说的寂寞。因为萧军经常外出工作，“夜间他睡觉醒也不醒转来，我感到非常孤独了！白昼使我对着一些家具默坐，我虽生着嘴也不能言语，我虽生着腿也不能走动，我虽生着手而没有什么做，和一个废人一般，有多么寂寞！连视线都被墙壁截止住，连看一看窗前的麻雀也不能够，什么也不能够。玻璃生满厚厚的和绒毛一般的霜雪，这就是‘家’，没有阳光，没有暖，没有声，没有色，寂寞的家，穷的家，不生茅草荒凉的广场”。

他们在哈尔滨的这段日子更像普契尼的《波西比亚人》里那群流浪艺术家一样的生活，贫苦、快乐。他们有时去游泳，有时去划船，有时去溜冰……他们在哈尔滨的朋友杨范后来回忆，有一次在白俄很多的中国大街上，她见到了二萧。“萧军脖子上系了个黑蝴蝶结，手里拿了个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穿着花短褂，下着一条女中学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脚上却蹬了双萧军的尖头皮鞋，看上去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边走边唱，就像流浪艺人一样。”

也是在这段时间，萧红与萧军开始和一些热爱文学的青年接触，萧红在文学上的能力得到挖掘，她开始在报纸发表文章，这对当时在写作上还缺乏自信的萧红是个极大鼓舞。1933年底，在舒群等友人的帮助下，她和萧军共同出版了《跋涉》，初露锋芒。

  漂泊

在哈尔滨，带有强烈现实主义色彩的《跋涉》很快被查禁，萧红与萧军渐渐觉得身边这个环境不甚安全，不久，他们在哈尔滨的朋友、中共党员舒群“与组织恢复关系”，落户青岛。他向二萧发出邀请。经过一番考量，1934年6月11日，萧红与萧军乘火车离开了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青岛。离开哈尔滨的时候，萧红特别伤感，启程时她“忍不住这从没有落下来的眼泪”。而这一次告别，萧红再也没能踏上自己故乡的这片黑土地。

二萧到青岛后，与舒群一家住在观象一路一号，萧军在《青岛晨报》任文艺版主编。另一位被请到青岛的文人梅林，也住了进来。也许是因为环境的改善，两个人的情绪变得放松很多。美国学者葛浩文在《萧红评传》里写道：“二萧在山顶上住的一幢公寓，可透过窗子观赏两边海洋的景色，到报社走路只要一刻钟。梅林和二萧一见如故，此后便成为二萧家中的座上常客；他们经常在一起便饭或联袂出游。二萧此段生活比在哈尔滨悠闲得多，乐观的气氛逐渐取代了昔日沮丧的情绪。”

“比较起来，萧红只有在青岛的短短五六个月中享受到了一点人生乐趣。”这句话令人心酸，也是实情。也就是在青岛这段短暂的安宁，萧红在操持家务之余，写了她第一部小说《麦场》——即后来在胡风的建议下改成的《生死场》：“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这一年她仅仅23岁。

他们的物质条件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在青岛见过他们的朋友苏菲后来回忆，出门时，他们会轮流穿一件毛线衫。萧红还告诉她：“我们两人只有一条长裤呢！从东北逃出来什么也失掉了！”萧红染上了严重的咳嗽症，她的羸弱与萧军的健壮形成鲜明对比。苏菲回忆，有一次萧军说：“悄吟一天到晚老有病，我就会开大炮、骑马、游水，我是差一天就可在炮兵学堂毕业的！”他一边说，一边把脚步摆成骑马式，“似乎是向我们夸张他的武艺”。

在青岛的安定是短暂的。不久，舒群与其爱人先后被捕，报社也停办。两人不得不寻找下一个漂泊处。在朋友建议下，1934年10月初，像当时很多崇拜大师的文学青年一样，萧军也试着写了封信给鲁迅——这封信里，之前用过三郞、刘钧、田军等诸多名字的东北青年第一次在信末署名里写下“萧军”。

比其他文学青年运气好的是，这样一个几乎是冒昩的举动，竟然打动了鲁迅先生。10月9日，他们就收到鲁迅的回信，继而和朋友们陷入到一片狂喜中。信里的每一句话他们都能倒背如流，正如萧军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忆里所说，这一封信于他们有如“一纸护身符录”似的意义。

曾经遥不可及的上海在向他们招手。苏菲回忆，有一天，萧红告诉她，他们要去上海找鲁迅，“果然，第二天，他们就动身前往上海”，全部家当是“一条东北带来的毛毯，一件毛线衫”，再加上两卷稿子（后来的《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

1934年11月2日，萧红、萧军与梅林一行三人到达上海，租住在拉都路北端杂货店二楼的亭子间里。在这个亭子间里，萧红“披着大衣，流着清鼻涕，时时搓着冷僵的手指”，把萧军修改完毕的《八月的乡村》抄写完毕。

在萧军的不断要求下，11月30日，上海惯常的一个没有太阳的下午，萧军、萧红在北四川路的一咖啡室内，第一次见到了鲁迅与许广平。许广平后来回忆萧红：“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跟萧军一样，第一次见到萧红的许广平也对她的白发印象深刻，“不相称的过早的白发衬着年轻的面庞”。除此之外，许广平还注意到，萧红很少谈她的身世。

鲁迅与这对热忱的年轻人谈了很多写作的话题。告别时，鲁迅留了一个内装20元的信封，这是萧军以前在信中向他求助借的钱。可是回程的车钱也没有，他们又如实告诉了先生，鲁迅又从衣袋里掏出了铜板和大大小小的银角子，轻轻放在桌上……此番借钱带来的痛楚折腾了萧军几十年。“尽管后来朋友寄来一笔钱把这笔欠债还补了，但留在我心上的感念的创痛，直到今天它们还在隐隐作痛着！”

第一次见面后，鲁迅先生开始对这两个年轻人显示出接纳态度。12月18日，他们又在欣喜若狂中接到来自鲁迅的邀请，萧红在最短时间内将两人拾掇一番。第二天下午，在梁园豫菜馆，鲁迅先生请客，他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归家的路上，我和萧红彼此挽着胳臂，行走在大街和小巷，脚步轻快，飘飘然，此刻感到我们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依恋

有了鲁迅的提携，萧军与萧红的作品陆续发表在各种刊物上。1935年月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这是她以“萧红”为笔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萧军与萧红的名字逐渐被上海文坛接受，但是比较起来，萧红受到的赞扬更多，对她的期待也更大一些。“当《生死场》出版时，正是萧红一生中情绪最巅峰的时期，在当时她和她周围的人都认为她前途较以往任何时期更有可为。”学者葛浩文说。

“每逢和朋友谈，总听到鲁迅先生的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一文中提道。1936年初，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忆说：鲁迅亲自向她推荐萧红的小说《生死场》，称为“是当代女作家所写最有力的小说之一”。鲁迅更是下了这样的断语：“她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

胡风曾对萧军直接表述过这样的观点：“她在创作才能上可比你高，她写的都是生活，她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我们产生共鸣，好像我们都很熟悉似的。而你可能写得比她的深刻，但常常是没有她的动人。你是以用功和刻苦，达到艺术的高度，而她可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按照这样的说法，萧军是学胜于才，而萧红是才高于学。

1936年，萧军与萧红搬到北四川路永乐里的一个亭子间，离鲁迅寓所更近。萧红自己说，从那时起，一连好几个月“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萧红几乎成了鲁迅家人一样，而根本不是客人。许广平记得，萧红做的饺子很好吃，做面食也很拿手。“如果有一个安定的、相当合适的家庭，使萧红先生主持家政，我相信她会弄得很体贴的。”

此时的萧红与萧军成为鲁迅忠实的“内围分子”，在文坛上，他们与鲁迅“同仇敌忾”，也深得鲁迅的信任——当时谁都没有意识到，鲁迅先生此时已是生命的最后阶段。不过，萧军和萧红虽然都与鲁迅先生关系亲密，但细究起来，他们与导师之间的关系，却又截然不同。“萧军是个性情易变、热情洋溢的革命爱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他全心全意地投入鲁迅所从事的思想斗争中。相反地，萧红却安于传统中国女性的角色，她从鲁迅身上找到了她所渴望已久的情感上的安全感。”最早研究萧红的美国学者葛浩文说。

萧红说：“只有鲁迅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鲁迅去世后，萧红写了长达一万多字的《回忆鲁迅先生》，写了两人交往的很多细节。其中提到，有一次，萧红去赴一个宴会，她找许广平帮她挑选束头发的绸子，选好后，许广平又把一条并不适合萧红的桃红绸带比画给鲁迅看，鲁迅立刻沉下脸说：不要那样装饰她——诸如此类的细节，加上许广平先生后来的一些抱怨之辞，也一度引发她与鲁迅关系的无聊揣测与想象。

萧红这篇文章当时遭到萧军的嘲笑，在他看来，这篇文字过于平淡和琐碎，和鲁迅先生的伟大不相称，然而时间是最好的证明，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所有回忆鲁迅文字中最感人的，甚至比许广平写得还要好。它是一种任凭心绪召唤的诗性文字，是一种理性中夹杂着情绪性的文字，是一种打破了男性叙事结构的独具女性表达风格的文字。比如开头即是这样的鲜活：“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其实透过萧红的文字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在她心目中，扮演了一个长期缺位的父亲的角色。学者郝庆军认为：“父亲一直是萧红心头的一块阴影，像烙铁一样，不时地烙在她不太坚实的心上。父亲不但没有给她带来爱的温暖，反而给她永久的创伤，这就不难解释萧红的过分的自尊中包含着深深的自卑；她以狂放和决绝，以走极端的方式企图弥补生命中先天不足带来的失衡。”父亲对女儿的重要性为历来的心理学家所重视，比如著名的西方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娃就曾说过：“如果父亲对女儿表示喜爱，她就会觉得她的生存得到了极雄辩的证明；她会具有其他女孩子难以具有的所有的种种优点；她会实现自我并受到崇拜。如果女儿没有得到父爱，她可能会以后永远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该受惩罚的；或者，她可能会到别的地方寻求对自己的评价，对父亲采取冷漠甚至敌对的态度。她可能一生都在寻求那失去的充实和宁静状态。”

萧红缺少父母之爱的童年以及被父亲放逐的经历更让她渴求男性家园的庇护，她说：“我就向着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一方面是惧父、厌父，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却又渴望父爱，这从她后来和鲁迅的交往中便可以看出。她在鲁迅身上找到了她多年寻求的梦想特质——睿智和热忱，这是一个理想父亲的典型，鲁迅也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这个角色。1935年给二萧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我不大希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悄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这位太太，到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了，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

萧红31岁病逝香港的时候，不要求埋葬在任何一个和她相爱过的男人身边，也不要求回到家乡，她唯愿葬在鲁迅先生坟墓旁。她说：“死后要葬在鲁迅先生墓旁，现在办不到，将来要为我办。”

  裂痕

《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的出版，使他们成了上海滩的新秀。“这时上海文坛向他们敞开了大门，不但许多刊物向他们约稿，有的还拉他们做台柱儿。所以在金钱和名誉方面是双丰收的。”胡风的夫人梅志回忆。那一段萧红的心情很好。梅志回忆，有一次一位新创刊的刊物主编邀请圈内人吃饭，席间，萧红情绪高昂，还说了很多自己的主张和想法，踌躇满志。“这一段时期她可以说过得既丰富又热烈，有许多新朋友像捧角儿似地捧着他们，使他们都有点飘飘然了。”

“这时生活好了，不用发愁了，同时也滋生了高傲情绪。尤其是在他们夫妇之间，我感到反而没有患难与共时那么融洽那么相爱了。”胡风说。有一副浪漫心肠的萧军，自然不会缺少爱的目标。不但如此，萧军理直气壮地宣告自己的爱情哲学是“爱便爱，不爱便丢开”，他不断有新的感情绯闻，让萧红感到无比痛苦。她只有把心中的失望和无助写成诗句。1936年夏天，她写下她生前从未公开发表的组诗《苦杯》，里面一览无余地承载着她的幽怨和苦楚。“带着颜色的情诗，一只一只是写给她的，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也许人人都是一样！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为生活而流浪，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昨夜他又写了一只诗，我也写了一只诗，他是写给他新的情人的，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已经不爱我了吧！尚与我日日争吵，我的心潮破碎了，他分明知道，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时时踢打。”

不知道是否因为内心的痛苦，这段时间萧红喜欢沉浸在香烟缭绕的世界。萧红去世后，她在上海时期结识的朋友张琳回忆，在上海法租界一间东北作家集群居住的屋子里结识了萧红。“她的脸色很黄，样子也很憔悴”，以至于张琳当时私下里认为萧红有吸鸦片的恶好，后来才知道她并不吸鸦片，“但对烟卷却有大癖”。聚会那天，她便看见萧红“烟不离手”。

她的情绪无处排泄，而鲁迅的寓所成了她在上海不多的可感受到温暖的地方。于是，她便成了那里的常客。“我不得不用最大的努力留出时间在楼下客厅陪萧红女士长谈。她有时谈得很开心，更多的是勉强谈话而强烈的哀愁，时常侵袭上来，像用纸包着水，总没法不叫它渗出来。自然萧红女士也常用力克制，却转像加热在水壶上，反而在壶外面满都是水点，一些也遮不住。”许广平回忆。

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中，对故去的萧红颇有幽怨：“有一个时期，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力，然后她还能振作一时，替萧军先生整理、抄写文稿。有时又诉说她头痛得厉害，身体也衰弱，面色苍白，一望而知是贫血的样子。这时过从很密，差不多鲁迅先生也时常生病，身体本来不大好。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地耽搁在我们寓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

那时候的萧红也许太需要安慰，以至于对方的真情实感都被她忽略了。梅志也回忆，1936年夏天的某日，她去鲁迅家时许广平向她诉苦：“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也是为了解决两人关系的困境，萧红与萧军商定，一个去日本，一个去青岛，“暂时以一年为期，那时再到上海来聚合”。1936年7月16日萧红登上了东渡的轮船。前一天，鲁迅夫妇特地为她饯行，他们谁都不会想到，这竟是最后一面。

到了日本，萧红借住在好友黄源的夫人许粤华那里，她穿上了新衣，还烫了头发，也许是想彻底改变自己。在这期间她也写了不少文字，可是语言不通，朋友也不多，她又开始感觉到寂寞孤独。“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更失去朋友，只有一个他。”如此心境之下，萧军又成了她唯一的感情寄托。也许是拉开了的距离使得她又回忆起对方的种种好来，给萧军的信里她像一个温柔的妻子一样，关心他的衣食、他的健康，甚至提醒他不要睡硬枕头，以免伤害脑神经……事无巨细。

可是，留在国内的萧军却并不宁静。像他当时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地一下子爱上萧红一样，这一次他又与一位知识女性一见钟情。更令人尴尬又纠结的是，对方竟然是他与萧红共同的好友黄源的妻子许粤华，而萧红在日本借住的正是许粤华的房子。许粤华在萧红去日本一个月后就回国了，与萧军擦出火花。一种说法是许粤华还怀上了萧军的孩子。

萧军在晚年承认说：“那是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但是我和对方全清楚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要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我们彼此同意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这种‘结束’，也并不能说彼此没有痛苦的!”

萧军在信中向萧红坦陈了自己的隐情，希望她能够谅解他，早点回国。萧红对此表示出异乎寻常的理解宽容，她说，发生在男女之间的爱情，只要是真诚的，哪怕带着点“罪恶”，哪怕对她构成了侵犯，她也是可以接受的——也许理智上她的确是这样想的，可是情感上，她还是无法抑制那种深入骨髓的痛。这期间她写了很多长短句，后来它们被整理成34首，以《沙粒》为题发表。“此刻若问我什么最可怕？我说：泛滥了的情感最可怕。”“什么最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这也是萧红把心灵的伤痛再一次公之于众。

现在看来，萧红的情感模式也有些让人难以理解：当年她可以颠覆家长对子女的控制，却无法解除自身在情感上对男性的过分依恋，情感生活的波动几乎左右了自己的全部身心。透过作品可以看出，萧红对于女性命运已有朦胧思考，她警惕地审视着自己作为男性萧军的“附属品”的属性，却又走不出对男性归属期待的感情怪圈。这是她的悖论。

痛苦中，又一轮更大的痛苦袭来。某一天，她在日本报纸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她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鲁迅的死讯折磨着萧红，一个月里她不断地发烧，嘴唇全烧破了，一块一块的。1937年元旦一过，萧红悄然坐上了从横滨开往祖国的邮船，从她生命中又一次逃离的旅途中回归。

  暗流

回国安顿下来以后，萧红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谒鲁迅墓。她后来写了拜墓的诗：……/我哭着你，/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虽然正义并没有能被人带走……正如学者林贤治所言：在纪念鲁迅的大量文字中，多的是“国家”、“民族”、“大众”之类的大词，像“正义”这样一个伦理学的用语，大概只有出现在萧红这里。对于鲁迅，她有着独特的理解，也有着独特的感受。

回到上海后，她立即与萧军会面，两个人搬进法租界居住。此时两人关系有所缓和。他们与日本友人鹿地亘及其夫人池田幸子结成挚友，又与东北旧友孙陵夫妇异地重逢，往来频繁。孙陵后来回忆，萧红当时神采飞扬，兴致甚高。而这段时间，萧红与自己的亲弟弟张秀珂在上海的来往也多了起来。

回国后，萧红的一头烫发又变成了平顺的短发，穿着也十分朴素，完全回到了从前的样子，但是，她在文坛的地位可跟从前大不相同了。许多刊物向她约稿，许多活动请她参加，显然，她和萧军已经进入了名作家的行列。开始时，她努力振作，心情应当说是很不坏的，从梅志看来，甚至比刚到上海时还要好。

也许在萧红的意识里，她和萧军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处理，可以重新开始。可后来的结果还是让她失望。萧军与胡风等人热衷于左派文人活动，根本无暇顾及萧红。另一方面，许粤华虽然与萧军分手，又回到黄源身边，但是作为朋友，他们四人还时常见面，萧红的心里总是五味杂陈，和萧军的矛盾又多了一重。两人又回到了过去的那种恶性循环，不仅冲突不断而且升级为直接的拳脚相见。

梅志和靳以都回忆了这样一件事：一次聚会上，大家发现萧红的左眼青紫了一大块，于是忍不住问她发生了什么事。萧红轻描淡写地说，是黑夜看不见，自己不小心碰到了硬物。可是坐在一旁的萧军却毫不留情面地讥讽她说：“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我昨天喝了点酒，借点酒气我就打她一拳，就把她的眼睛打青了！”言语间，甚至有点洋洋自得。萧红虽还是微笑着否认，但是眼睛里已经蓄满泪水。靳以在萧红去世后写的文章回忆这一幕，还难免心中悲愤：“从前那个叫作S（萧军）的人，是不断地给她身体上的折磨，像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一样，要捶打妻子的。”

  更让萧红难以接受的，或许是她与萧军之间精神上的不平等。当年是萧军把她救了出来，是萧军，让她从一个被命运嘲笑的孕妇，蜕变成收获一定名声与尊严的女作家。可是也许正因为此，萧军在潜意识里一直对她有一种优越感，他经常在朋友面前公然表示对她作品的不屑。而敏感的萧红感觉到，对她这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也在他的朋友们之间无形地蔓延。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里提到这样一个小插曲：有一次，她躺在床上还没有睡着的时候，听到萧军及H夫妇、S诸人的谈话，萧军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他的朋友说：“结构却也不坚实！”“这轻鄙的口气，在她看来，是表现着萧军和他的朋友结为一体而与她对立。”萧红的出现，让萧军和他的朋友们有些尴尬。作为一种无声的抗议，她带着简单的衣物，在黎明时分，悄然出走。第三天，萧军的朋友们找到了她，于是“萧红像俘虏一样地被带回来了”。其实即便不被带回来，她又能选择什么样的路呢？——这些细节应该是萧红后来在病床前跟骆宾基讲述的，可见她介意之深。

不知是否是逃避，1937年4月，萧红一个人坐火车到北京小住一段时间。其间，她与老友李洁吾、舒群见面。她仍然为与萧军的感情苦恼。萧军也给她写了很多信，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你是这世界上真正认识我和真正爱我的人！也正为了这样，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源泉，也是你的痛苦源泉。可是我们不能够允许痛苦永久地啮咬我们，所以要寻求各种解决的法子。”可是“解决的法子”是什么？他们也找不到。

 回到上海后的萧红与萧军的关系有所好转。但是一个国家的灾难又降临了。上海沦陷后，9月28日，萧红、萧军与上海的一些文化人撤往武汉。经朋友介绍，他们结识了青年诗人蒋锡金，住进他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

小金龙巷是一条僻静的小巷，萧军与萧红所住的21号，是两间青砖瓦房，带一个小院子，院中有棵梧桐树。他们和蒋锡金很快成了朋友。蒋家也是《七月》杂志社社址，所以蒋家成了形形色色作家们的客栈。萧红、萧军与从东北各地流亡到武汉的舒群、白朗、罗烽、孔罗荪等青年作家，也在武汉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

 这时，他们的身边多了一位加入者。“过了不久，记得《七月》已经创刊，我们的住处来了一位西装长筒靴的年轻人，留着很长的鬓角，脑后的长发几乎盖住脖子，颜容憔悴，举止羞涩，模样很像现在所谓的‘八十年代青年’；不过，那身西装是当时的流行式样，填了很高的肩，几乎两肩都平了，所以我们开玩笑，叫他‘一字平肩王’。我给他取了四个音的好像是西班牙文的名字叫Domohoro，但平时为了省便，只叫他Domo。”蒋锡金回忆。

这位有点特别的年轻人叫端木蕻良，也来自东北。端木本名曹京平，辽宁省昌图县人，他比萧军小5岁，比萧红小一岁。1931年，他因在南开中学领导“学运”而被开除；1932年春，他曾经短暂的从军史，后来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并加入北平“左联”。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初南下上海，后又转到武汉，加入《七月》编辑部。他也住进小金龙巷，与萧军、萧红做起了邻居。因为都是东北老乡，也都是文人，端木与萧红夫妇一开始就相处得不错。据锡金回忆文章所写的情况看，四人在一起就像兄弟姐妹，又像同志会，同吃同住，关系融洽而随便，经常讨论文学创作、时势发展，扬言要组织宣传队，开办饭馆等，四个年轻人经常又笑又唱又说又闹，把房顶都快掀掉了。

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变化。端木对萧红作品的认可和赞许大大超过萧军。所以在探讨问题和争论观点时，端木和萧红反倒常常一致。晚年端木告诉学者葛浩文：“我觉得萧红的见解、情感和我还接近，与萧军就越来越远，好像语言也不相通。”客观地说，端木的家庭出身、清华大学的教育背景，以及他个人的修养和趣味，都与萧军迥然有异。尽管端木生前对旧事甚少提及，但后来在回忆中也毫不掩饰对萧军当年举止与谈吐“庸俗”的评价，对萧军沾沾自喜的旧体诗，他也认为格调不高。

“当二萧到达武昌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到了几乎不能再支撑的地步，萧军还是习惯于当众表示对萧红的不屑。”葛浩文在《萧红评传》里说。不过这一次，情形有所变化：她有了一个仰慕她并且可以保护她的人，“端木蕻良对萧红有意，但萧红名气比他大，因此她与端木之间的关系上竟占了以往享受不到的上风”。

后来的《萧红小传》里也说，因为有端木这个“凭借”，她对萧军的冷淡开始反抗。“他（端木）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这一点无疑对萧红是最被打动的一点。它回击了萧军一贯对她的轻蔑。“她周围从来没有一个朋友对她表示的独特的友谊，像T所表现得这样‘坦白’而‘直率’。”

于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在三个人之间滋生着，萧军一定也感觉到了，端木在对葛浩文所做的回忆里也提及，萧军经常在他和萧红面前说些旁敲侧击、阴阳怪气的话。端木认为那时自己别无杂念，因而萧军的举动有些莫名其妙。这一段情感，或许正如《萧红小传》里写的那样：“1937年冬天，在两萧间埋着一种感情移动的潜流，然而却还平静地过去了。”

  “诀别”

1938年1月，萧红、萧军和聂绀弩、艾青、田间、端木蕻良等人应民族大学副校长李公朴之邀，离开武汉到山西临汾民族大学任教。恰巧丁玲这时率西北战地服务团也来到了临汾。尽管萧红与丁玲在思想、情感和性格上都有较大差异，彼此却一见如故，她们每天在一起尽情地唱歌，有时也在一起痛饮，每夜都要聊到很晚才睡。

2月底，日机开始轰炸临汾。局势逆转，人员开始四散。民族革命大学全体迁到延安，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奉命向西安方向靠拢，先到运城待命。聂绀弩、艾青和端木也准备随丁玲他们去运城。萧军最初想去洛川，但萧红不同意；萧红想跟丁玲走，萧军则表示要留下。两人又一次争吵，只是这一次，他们可能心里都明白，走了6年的感情就要走到尽头了。

在临汾分别的那个晚上，萧军单独和聂绀弩在月台上边踱步边交流。萧军告诉聂绀弩，他打算去五台，但是求聂不要告诉萧红，萧军又嘱咐聂绀弩多照顾萧红，“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面对聂绀弩的困惑，萧军回答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聂绀弩被这明显的分手之意惊了一下。萧军后来也说，在临汾分别的时候，他就与萧红做了这样的“约定”：“我们分别以后，万一我不死，我们还有再见的一天，那时候你如果没有别人，我也没有别人，如果双方同意，我们还可以共同生活下去……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各走各的路吧！”

虽然两人都萌生了分别的念头，但毕竟多年感情。当火车开出临汾车站时，萧红俯向车窗口，“默然地注望着孤独地站在月台上的萧军”，眼睛不由湿润起来，然而“最后还是转过脸去”。这里已经有她的新的同行者。

萧红一帮人马跟着丁玲的剧团到了西安。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一书里还提到这样一个小插曲。在一次观看西战团演出中，丁玲把萧红找了出去，告诉萧红她与小她13岁的年轻团员陈明恋爱的秘密。延安的领导得知后，要她回去“述职”。不知内情的聂绀弩想跟丁玲去延安，又要拉着萧红一起走，但萧红一直没有答应。

 此时的萧红应该已经下定了与萧军分手的决心。在西安的街头，她对聂绀弩吐露了与萧军之间的烦恼：“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她把与萧军过往的一些经历向聂绀弩和盘托出，包括“萧军在上海和别人谈恋爱的经过”，联想起之前萧军在临汾分别时的话，他才意识到两个人在那时其实已经是最后的告别。

见劝说无效，丁玲与聂绀弩只好决心离开西安向延安出发。可是聂绀弩还不死心，就在临走的最后一刻，聂绀弩还把萧红的一卷东西放到了车上，“企望能拉她同去延安”。结果，她还是拒绝。聂绀弩与丁玲离开后，萧红与端木留在西安。端木经常带着她去看西安的古迹，也去碑林，跟她讨论书法、诗词。此时的萧红应该是愉快的。

没想到，两周后，聂绀弩与丁玲从延安又回到西安，而且又多了一个萧军。原来萧军在去五台的中途折到延安，他们又碰到一起。聂绀弩回忆，回到原来的住的院子里，丁玲的团员一看到他们就高兴地喊道：“主任回来了！”萧红和端木一同从丁玲的房里走出来，“一见萧军，两个人都愣了一下”，穿着马靴的端木和斜戴着帽子的萧军拥抱，但神色尴尬。

萧红显然意识到摊牌的时刻已经到了。于是，她向萧军警告：“若是你还尊重我，那么你对T也须要尊重。我只有这一话，别的不要谈了。”“萧红匆匆地离开了，愉快地走向丁玲的房里去了。”萧红与丁玲仍然继续着她们的友谊。

关于分手的一幕，萧军后来是这样回忆的：“正在我洗除着头脸上沾满的尘土，萧红在一边微笑着向我说：‘三郎——咱们永远分开吧！’‘好。’我一面擦洗着头脸，一面平静地回答着她说。接着很快她就走出去了……这时屋子里，似乎另外还有几个什么人，但当时的气氛是很宁静的，没有谁说一句话。”

萧军也承认，虽然他也想过分手这个结果，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而且是萧红提出来的。根据《萧红小传》的记载，萧军似乎还想尝试能否与萧红重归于好。他几次约她谈话，萧红回应，到外面散步也可以，只是“不能就单独地我们两个人”。只要她去，那么必定要约上端木陪同，始终不给萧军单独谈话的机会。看得出，这一次萧红的决心非常大。不久，萧红因为剧本的事情致信胡风，有意味的是，信的最后署名是“萧红端木”。这是用她的方式宣告自己的新选择。

与萧军分手的时候，萧红已怀上和他的孩子。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有些难以理解的是，这既没有成为她与萧军毅然斩断情丝的障碍，也没有成为端木接纳她的顾虑。其实萧红的经历并非个案，当年怀着张中行孩子的杨沫，重新改嫁给“老鬼”的父亲马建民。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概也反映了那个年代一些知识分子的某些“新思想”吧。

  疏远

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与端木蕻良一同去了武汉。5月下旬，端木与萧红在汉口大同酒家举行婚礼。结婚那天，端木穿一身西装，萧红穿着旗袍。这在战火纷风的年代里也显得有些特别。主持婚礼的是胡风，他提议新人谈谈恋爱经过，萧红说了如下一段话：“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端木的夫人钟耀群后来写：“当时，端木和萧红并不想为婚礼来个大大的操办，只是想在亲友面前表明一下他俩的关系。端木从来的观点是，两人既要在一起共同生活，那就首先应该结婚，明确关系。”端木的家人起初都反对他的选择，他们不理解自己家这个才华出众的老小，为什么一定要娶这样一个年龄比自己大、又怀着别人孩子的女性。他们更看不出这个容颜憔悴的女子哪里动人，觉得端木一定是昏了头。但端木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37年后——1985年5月，已过古稀之年的端木，应邀前往武汉参加黄鹤楼笔会，其间他专门抽出时间和夫人钟耀群一起，在当地朋友陪同下，重访汉口的“大同酒家”。“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端木拄着手杖，迫不及待地爬上二楼楼梯口，巡视楼上情景时，我看到他不顾喘息、百感交集的含泪目光。”钟耀群后来把这一幕写在《端木与萧红》的序言里。

虽然端木在萧红死后这些年里一直承受着诸多指责，但是平心而论，此时的端木还是付出一番真情的。颠沛流离中，还有什么能比这种细水长流的平静更打动萧红的心吗？不过与当年这番颇具男人气概的举动相比，晚年的端木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用各种“明示”与“暗示”，表示当年一切都是萧红主动的，这样的文字让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沮丧。

 像端木没有收到家人的祝福一样，因为在武汉的朋友大部分也是萧军的朋友，于是毫不意外的，萧红与端木的感情并没有得到他们的祝福，萧红也没有得到她的朋友们的理解和祝福。萧红起先也为自己的选择辩解。骆宾基《萧红小传》里有这样一番对话。朋友S：“你离开萧军，朋友们是并不反对的，可是你不能一个人独立地生活吗？”“我为什么一定要一个人独立地生活？因为我是女人吗？”她又说，“我是不管朋友们有什么意见的，我不能为朋友们理想的方式去生活……我有自己的方式！”

“朋友们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呢？现在再细细品味这句话，不禁可以看出很多意味。萧军、萧红不和，几次欲离难离，朋友圈里众所周知。他们也知道萧军曾对她使用过的暴力、对她的不屑和背叛，可是为什么还是希望他们在一起？即便是时隔几十年后，几位当事人的回忆仍然能看出他们对萧红放弃这段感情的遗憾，而他们又明明知道她和他在一起时的痛苦。

  也许在一些人眼里，“二萧”已成为一个天然的政治符号，他们是东北流亡作家，又是被左翼旗手鲁迅一手挖掘出来。如果他们不分开，可以更加增强左翼文化的影响力。所以才有了聂绀弩在她选择端木时的含蓄教导：“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聂绀弩曾一直对萧红在上海时烫头发穿旗袍一事非常反感，在他的想象中，萧红应该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新女性，是一个上战场的“花木兰”，他所认定的萧红，已经是在众人对《生死场》的凝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抗日作家”符号的萧红。

而另一位萧红18岁认识的好友高原，刚从延安归来，“对她与萧军兄的离婚，我是有怨言的”。所以在武汉碰见了寄住在文协总会过道上的萧红，他便直截了当地“批评她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萧红听了不服气，说：“你从延安回来，学会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也许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二萧”的存在，符合一种更大的政治话语的需要，因而他们的分手，也绝非只是两三人之间的小情小爱。

萧红当然不会感受不到这种压力。但是当年的她以那样的一种方式反抗父权，现在她自然不愿意再屈服于另一种权力话语，不管它是以什么宏大的主题包裹的。如果说萧红有什么主义，她就是“个人主义”、“个性主义”，如果没有这样的心灵，也不会有《呼兰河传》里这样的文字：“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虽然萧红与萧军都被列为“左翼作家”，但实际上萧红并不热衷于政治，这一点，与萧军恰恰相反。她身上的某些气质又明显和他们不一样。1938年4月，在《七月》编辑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当多数人在争论是否应该上战场的时候，萧红却明确表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舒群后来对萧红这样评价：“萧红的态度是一向愿意做一名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她对政治斗争十分外行，在党派斗争的问题上，她总是同情失败的弱者，她一生始终不渝地崇拜的政治家只有孙中山先生。”

舒群曾想劝说萧红去延安，但她很坚决地不肯去。“唯一的理由是她受够了穷苦，害怕再过流浪的生活，想找一个能平静过日子的环境，她需要安慰，需要家庭，需要温暖！她不知道往哪里去找，最后找到了端木蕻良。冷酷的生活吓坏了萧红，她不想再过从前那些痛苦的日子了。当她不想同生活作斗争的时候，她就变得软弱起来。”“一旦她告别斗争，她的生活天地渐小，寂寞和感伤包围了她，甚至不去拥抱抗日战争那个伟大的时代了。”

 1938年夏，日军迫近武汉三镇。端木想去做战地记者，但未能如愿。8月，端木与梅林、罗烽坐小船去了重庆，留下了大腹便便的萧红。此事后来成了人们指责端木蕻良有愧于萧红的“罪证”之一。数年后，一直追逐着萧红足迹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先生，当面指责端木蕻良辜负了萧红时，端木突然痛哭失声。而端木的第二任妻子钟耀群在《端木与萧红》里解释说，萧红认为票太紧张，她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先到重庆，人生地不熟也不合适，所以她想让端木先走去找落脚之地，自己可以与田汉的夫人安娥一起搭伴走。端木起初不同意，要留下来照顾她。但萧红“又急又气”，然后“果断地从桌上拿起一张船票”，让端木和罗烽坐船先走。

不过，正是因为她没有像丁玲或杨沫这样的女作家那样，热切地投身政治话题从而寻找到自我救赎之路，萧红只能把一次又一次的期望投入到对男性的感情关系中，从而一次又一次被伤害。一位传记作家这样中肯地评价萧红：“萧红自小缺乏爱，因此对爱的渴望是相当强烈的。当她懂事后，只要有人对她稍稍有爱的表示，她就会盲目地付出比对方多十倍的爱，她要在别人身上追回童年失去的爱，她要得到爱的补偿。但可悲是，她不知道对方是否具有与她同样的爱的渴求，这就使她在以后的感情世界里连连受到挫伤，而不能自拔。”不过正如学者葛浩文所说的那样：“萧红确是一位富有感情的人；她这些感情，在她生活上，固然是她的悲剧根源之一，但在她的文学作品中，竟是最具撼动力的一面。”

  一个人

1938年9月，萧红在冯乃超夫人李声韵的陪伴下，离开武汉去重庆。经宜昌时，她在码头上跌了一跤，半天没能起来。当时她怀有九个月身孕。“她躺在那里，那是她从来没有感到过的一种平静，四周围是没有什么人的，她坦静地望着天上的稀疏的星星”，想挣扎着起来，又一次次失败。“算了吧，死掉又有什么呢？生命又算什么呢！死掉了也未见得世界上就缺少我一个人吧……”生命最后阶段的萧红回忆这一段时又对骆宾基说，“然而就这样死掉，心里有些不甘似的，总像我和世界上还有一点什么牵连似的，我还有些东西没有拿出来。”最后，她借着一个赶船人的扶助站了起来。

9月中旬，到了重庆。一见面她就向梅林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以后去日本，又从日本回来，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似的……”语气说不出是悲凉还是悲愤。

 他们在重庆先住在歌乐山的云顶寺，端木后来回忆，“山上有清风，楼下有莲池，倒也安静”。不久，萧红又和端木搬到沙坪坝复旦大学的临时校舍。北碚是重庆一带风景优美的地方，此后数月成了萧红写作生涯中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之一，她写了好几篇自传体裁的小说，《呼兰河传》的初稿也是在重庆完成的。

 1939年冬，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黄桷树镇上名秉庄，住在靳以楼下。端木有点不讨这群人的喜欢。在重庆时的邻居靳以在《悼萧红》里，毫不掩饰这种情绪。“有一个时节她和那个叫作D的人同住在一间小房子里。窗口都用纸糊住了，那个叫作D的人，全是艺术家的风度，拖着长头发，入晚便睡，早晨十二点钟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在炎阳下跑东跑西的是她，在那不平的山城中走上走下拜访朋友的也是她，烧饭做衣裳是她，早晨因为他没起来，拖着饿肚子等候的也是她。”

在靳以的回忆中，萧红似乎仍然没有改变她与男人之间作为被轻贱者的地位。“我极少到他们的房里去，去的时候总看到他蜷缩在床上睡着。萧红也许在看书，或是写些什么。”靳以回忆，有一次他进去时萧红正在写文章，为了不吵醒端木，他低声问萧红在写些什么，萧红一边脸红地把原稿纸掩上，一边也低低回答：“我在写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不想这轻微的声音引起了端木的注意，他一边起来，“一面略带一点轻蔑的语气说：‘你又写这样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扫了几眼后，“便又鄙夷地笑起来：‘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靳以回忆，他不顾萧红的难堪，继续发出那种笑。萧红只有尴尬地红着脸反驳。

在重庆，胡风的夫人梅志又见到了萧红，像这个阵营里的其他成员一样，她也没有直接提端木的名字。“男的穿着他常穿的咖啡色夹克，像过去一样斜着肩低着脑袋，在街上走着，相隔两米远的后面萧红也低着头尾随着。不知道他们关系的人，只当是两个路人呢。知道的也可以认为他们不和刚吵了架，都低着头不高兴和人打招呼。”梅志有一天接到萧军从兰州寄来的信，得知他已结婚。萧军还寄了一张他与新娘的照片。萧红正好来探望她，她顺手把萧军的来信拿给萧红看。看完后，“她手里拿着照片一声不响，脸上也毫无表情，刚才的红潮早已退了，现出白里透青的颜色，像石雕似的呆坐着”。

不知何种原因，端木在胡风、聂绀弩、骆宾基等人的记忆里一直是不受欢迎的角色，他们在后来的各种回忆里，都避谈他的名字。以字母D、T等代替甚至像萧军那样只有“那个人”来代称，现在读来，总难脱狭獈之感。丁玲晚年的一番话，琢磨起来也颇有意味：“我对端木是有一定看法的，端木蕻良和我们是说不到一起，我们没有共同语言……端木蕻良一个人孤僻、冷漠，特别是对政治冷冰冰的……整天东逛逛西荡荡，自由主义的样子。看到那副穿着打扮，端木蕻良就不是和我们一路子。”

同萧军分手时，萧红已有身孕。梅志回忆：她曾经想打胎，萧红知道后要同她一道去。可是一听打胎要花不少的钱，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大腹便便的萧红又搬到江津，住在罗烽与白朗家里待产。产前的萧红看上去心情很好，不但细心地做了自己的衣服，还给孩子做了小衣服，“她是沉醉在做妈妈的幸福中”。

 这第二个小生命的命运没有比第一个更好。罗烽的女儿玉良回忆：两个月后，白朗把即将临盆的萧红送进医院。在这家私人小妇产医院里萧红顺利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孩子有张圆圆的和萧军一模一样的脸。白朗早早晚晚去医院送汤送水照顾萧红母子。一天，萧红对白朗说牙疼，要吃止痛片。白朗给她送去德国拜尔产的“加当片”，这是比阿司匹林厉害得多的镇痛药。第二天一早，白朗照旧去医院，萧红告诉她孩子夜里抽风死了。白朗听到这突然的消息，马上急了，说：昨晚孩子还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她要找大夫理论。而萧红死活阻拦不让找大夫，并说在这里一个人住害怕，急着当天出院。

梅志回忆，在重庆时，她又见到萧红问：“孩子怎么样了？”萧红神色凄然地说：“生下三天就死了。”“是男孩。唉！死了也好，我怎拖得起呀……”停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我一个人到码头上赶船就跌了一跤，当时我心想，孩子呀，孩子呀！你就跌出来吧！我实在拖不起了，我一个人怎么把你拖大！可是他啥事也没有……”梅志文中说，陪萧红待产的P女士（注：应为白朗）后来告诉她，“孩子生得很顺利，低额头四方脸，看去就像萧军。谁知产后三天我们傍晚从医院看了她出来，第二天再去她就告诉我们，孩子死了！医生、护士和我们都很吃惊，都说要追查原因，她本人倒反而表示冷淡，没多大的悲伤，只说死了就死了吧！这么小一个孩子要活下去也真不容易！”

去年11月，靳以的女儿章小东又在一家报纸上提及此事，指责萧红只把改变个人生活的愿望寄托在一个又一个男人身上，为此竟不惜两次放弃做母亲的权利，语锋颇为严厉。大概也可以看出，这个孩子的夭折当年在一些朋友圈里曾引起了一些猜测。

  终点

 虽然萧红苦苦追寻和平与安定，但是她好像命中注定与漂泊和动荡为伴。重庆短暂的安定很快被日机的轰炸击得粉碎。无奈之下，她不得不寻找另一个庇护所，开始又一次逃离。

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由重庆来到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咀的乐道（Look Road）。这其实也是她最后一次的逃离。而这一次离开，也曾引起了一个小风波。《我的婶婶萧红》一书里提到，因为离开重庆时比较匆忙，他们走前未来得及跟朋友们解释。不久，他们得知胡风在给许广平的信里说，萧红和端木“秘密飞港，行止诡秘”，萧红非常气愤。端木在晚年接受葛浩文采访时曾提及，他们到了香港后，胡风给艾青写信，说随着汪精卫去香港，端木也去了香港。后来胡风发表的信中，说端木在香港安下一个“香窝”。这在抗战大背景下，无疑是个大污点，让端木回忆起来仍然很气愤。萧红当年和胡风一度断了联系，而胡风在《悼萧红》一文里，还提及此事，说萧红没有告诉任何人，离开抗日的大后方。

 对萧红来说，她的选择很简单，就像她一直期望的那样“只想安静地好好写作”。

 香港的环境很好，但萧红仍然摆脱不了内心的孤寂。她给白朗的信里先是描绘了身边景物的“恬静和幽美”，“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周鲸文是留港的东北民主运动领袖，他邀请端木为《时代文学》当主编。在香港与他们见过面的周鲸文回忆：“端木身体很弱，中国文人的气质很重，说话慢腾腾的，但很聪明。萧红面貌清秀，性格爽朗。有人说她孤僻，我对她倒没这种印象。”

对于萧红与端木的关系，周鲸文是这样评价的：“两人的感情并不虚假。端木是文人气质，身体又弱，小时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养成了‘娇’的习性，先天有懦弱的成分。而萧红小时没得到母爱，很年轻就跑出了家，她是具有坚强的性格，而处处又需求支持和爱。这两性格凑在一起，都在有所需求，而彼此在动荡的时代，都得不到对方给予的满足。”也许萧红在端木身上没有实现她要一直寻求的那种强有力的感情，但是客观说来，萧红与端木结婚后，生活变得很平静，再没有家庭暴力出现，也很少争吵，两个人在写作上也可相互扶持。萧红最有名的一部长篇《呼兰河传》就是在这一时完成的。

这样一部充满个性化与自由化叙事的作品，依然逃不过掌握革命话语者的审视。有评论说：“萧红的《呼兰河传》乃至她后期的全部创作由于偏离了左翼文学的政治化的轨道，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个人性、自我化之路。”而茅盾的批评甚至严厉：“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据此，他进一步批评萧红：“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狭小的私生活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他责备萧红“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并深深为她这无边的“苦闷而寂寞”的暗影而惋惜。这种审视甚至延续到萧红死后。据葛浩文的《萧红评传》里说，据孙陵回忆，追悼会上，胡风曾批评萧红爱穿华丽服装。“此种论调在追悼词中出现，实不寻常。”

 多年的颠沛流离，让萧红的身体已接近崩溃边缘。1941年春，史沫特莱前往探望四年未见的萧红，她被眼前看到的萧红羸弱的身体和简陋的斗室震惊了。她立即把萧红带到她自己住所并劝萧红离港。史沫特莱将她送到香港玛丽皇后医院，并且不断地供应她衣服金钱。“萧红本想借史的好心只要门诊、打针、吃药就可，但自此她即病入膏肓。”在医院里，萧红的病起初有所好转。茅盾、巴人、杨刚等人也来探望过她。

 在端木的回忆里，重病中的萧红仍然乐观开朗。有一次刮十二级台风，端木忽然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说萧红病危。端木坐了船冒着风浪和生命危险，过海去看她。结果一到玛丽皇后医院，萧红睡得挺好，而且一见他来了还很高兴。端木告诉她护士给他打电话说她不好了，萧红就咯咯咯地笑。其实端木不知道这个电话是萧红自己打的。

 1941年圣诞节，香港沦陷。萧红在沦陷前两天旧病复发，再度入院。次年1月13日，医生怀疑萧红患喉瘤，所以在跑马地养和医院开刀，事后证明她并无此病。

 萧红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是由同样来自东北的作家骆宾基陪伴的。时年25岁的骆宾基是从桂林来香港找工作，先找茅盾未果，后来找端木才谋得一席之地。因为端木忙于编辑工作，又考虑到骆宾基同为东北老乡，于是委托骆宾基一同照顾萧红。

 手术后，萧红平静地靠在病床上跟端木与骆宾基聊天。她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你们难过什么呢？人，谁有不死的呢？总要有死的那一天，你们能活到八十岁么？生活得这样，身体又这样虚，死，算什么呢！我很坦然的。”她一边安慰C君（骆宾基）不要哭；一边却又低声说：“这样死，我不甘心……”端木站在床侧“哀哭”，“我们一定挽救你”。

 1月18日中午，在端木和骆宾基陪伴下，萧红转放玛丽皇后医院，此时她已不能言语，只好以纸笔与他们交谈。19日夜半时分，按骆宾基的记录，萧红见他醒来，示意要写字，她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过了一会儿，她又留下这样一些字：“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并掷笔微笑。

 骆宾基回忆：1月21日早晨，萧红和端木及我谈话的时候，脸色红润，神情愉快。她喉部伤口周围发炎，但此时已无人可救她了，医院中所有外籍医生都被拘禁于日军集中营里，其他医生和修女不是逃走就是被抓。当晚端木留在医院陪她；骆宾基回到九龙的住处；次日黎明时分，他手里捧着一大盒面包和罐头来到医院时，却看到医院门口站着日军哨兵，门上挂着：“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所有病人都被迁走。9点钟端木与他一同到红十字会设在学校中的临时医院，端木告诉骆宾基，萧红在早晨6点左右就昏迷不醒了。

1942年1月22日11点，刚刚走完30个春夏秋冬的萧红死在他乡。1月24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后面日本火葬场火化。“在送萧红遗体去火化的过程中，端木看到露在毯子外面的头发，他几乎没用大脑地取出挂在钥匙链上的小剪子，剪了一小撮萧红的头发，放在他西服里边的小口袋里。他天真地感到萧红没有完全离他而去……”端木的夫人钟耀群写道。1992年，呼兰县政府决定重修萧红墓时，正是从端木蕻良那里收集了他珍藏的萧红的一缕青丝，葬在萧红故居附近的西岗公园。

火化后，端木跑到有关机构，用英语和工作人员沟通，说自己的妻子生前遗言是要葬在海边，希望能实现这个遗愿。那个日本人听端木说的是英语，还比较客气，同意了端木提出的葬在浅水湾的要求。

1月25日，端木在骆宾基的陪同下，进入日军军事封锁区，将一半骨灰葬于浅水湾畔的丽都花园附近。步行到丽都酒店花园。端木蕻良看中了一个面向大海的小花坛，四周是大石用水泥裹砌的围圈。他手握石块挖掘出一个坑，将萧红的部分骨灰埋进去。封上土后，又搬来石块堆起一个坟包，中间压住一块木牌，上面是端木蕻良亲手写下的“萧红之墓”。因为担心浅水湾的墓地保存不了，第二天，端木在中文大学一个学生的陪同下，将另一半骨灰秘密埋在了圣士提反女校东北向的一棵树下。

1946年，骆宾基出版了《萧红小传》，曾巨细无遗地记录了与萧红相处的日子，成为后人研究萧红的重要史料。骆宾基在《萧红小传》行文中，对T君多有贬义，相反对萧军评价是相对正面的。按骆宾基的说法，他在战乱中与萧红厮守44天，“谱写着纯真深挚、为俗人永远不得理解的文坛佳话”。萧红在炮弹声中的病榻上，曾向他表示过：“我们死在一起好了！”这段感情虽短暂，却深刻，并促使骆宾基后来写了单行本《萧红小传》。

 萧红在自己的版权遗嘱里，是这样分配的：散文集《商市街》归弟弟，小说《生死场》归萧军，小说《呼兰河传》归骆宾基。而当时身为萧红丈夫的端木蕻良，什么也没有。

骆宾基记录，葬了萧红，他与端木转道澳门前往桂林，投靠孙陵。据孙陵回忆，在此期间骆宾基与端木动手打了架，结果是骆占了上风。打完架后，骆拿出一封萧红痛骂端木的信。然后又拿出她临终前笔谈所写的“我恨端木”的小纸条，“最后骆宾基还透露一件更令人吃惊的消息：原来骆获得了萧红的爱，答应等她康复后共结秦晋之好”。

骆宾基的儿子张书泰对媒体否认了种种传说。他说骆宾基照顾萧红，“完全是一种心态耿直的朋友之谊”，不是外界揣测的“姐弟恋”。张书泰也否认骆宾基与萧红有感情上的交往。他说，骆宾基与端木的公开翻脸不是因为争夺萧红的情感归属，而是因为他认为端木没有尽到责任。有意思的是，他说：“实际上，我父亲和萧军后来一直作为挚友来往，我们两家的后代也一直延续着这种友谊。”

而钟耀群在《端木与萧红》里说，这个时候，端木一直在外面为萧红张罗医疗费，寻找安全的地方。至于萧红没有留版权给他，端木是这样解释的：当年萧红手术之前，就与端木蕻良交代了后事。一是要端木蕻良保护她的作品，将来不要让人随意删改她的作品，版权都由端木负责。她亲笔立一个字据，被端木蕻良当面撕掉了。“他认为自己是她的丈夫，妻子的版权理应由丈夫继承，而且突然立个字据岂不是表明萧红不久于人世吗？”萧红还要端木蕻良答应，将来有条件时，一定要去哈尔滨，把她与汪恩甲生的孩子寻找回来。另外，她与端木商量多次怎么酬谢骆宾基，后来萧红提出，不如把自己某本书的版税赠送他更有意义些。而端木蕻良则认为，《生死场》已再版多次，篇幅又不大，加起来版税不会有多少，不如把《呼兰河传》将来出书的版税送他，这是本新书，再版机会多，篇幅也长。萧红同意了，于是把骆宾基找来，当面告诉了他。孰是孰非，也永远是一场看不清的戏了。

端木生前对外间议论他与萧红感情，基本上保持缄默的态度。端木在萧红去世18年后才续娶钟耀群为妻，由此可见他对萧红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他不仅一直保存着一缕萧红的遗发，而且经常写诗怀念萧红，这些诗都不是为了发表，只是表示他心底里对萧红的感情。当有人问起端木与萧红的关系时，端木答道：“关于有人肆意歪曲事实，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一对夫妇天天吵架，不可能和他们的创作成正比例。或者说，夫妇不和绝不是创作的动力。排比一下我们的创作产量质量，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

后来端木的侄子曹革成、一些学者和夫人钟耀群都曾撰文为他辩护。曹革成认为，端木先生是个具有大师风范的人物，他之所以少写萧红的回忆文章，恰恰是对萧红的感情很深。“他不敢用情用脑，因为患脑血栓和心肌梗塞。”曹革成对后来大量涌现的丑化端木的文字非常痛心，他说，萧红死于战争期间，也是战争的牺牲品，“然而一些人不去声讨敌人，反而极力丑化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把萧红的死算到另一位反日爱国的作家身上”。他说意在强化那个所谓的“寂寞论”，实在是可悲的。1996年10月，端木蕻良病逝。1997年5月，端木蕻良后来的夫人钟耀群带着端木的一小盒骨灰专程来到香港，撒在葬着萧红部分骨灰的圣士提反女校内。

按骆宾基的叙述，萧红在病重弥留之际，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在《萧军延安日记》中，他1942年4月8日得到萧红死讯当天的日记留下这样的话：“下午听萧红死了的消息。芬哭了。”芬是王德芬，1938年6月与萧军登报结婚时她才19岁，跟萧军正式认识也不过一个月零几天。1942年4月，她也才23岁。

共同生活了六年的情侣没有掉泪，倒是他的妻子王德芬，这个与萧红从未谋面的善良

的女人，为同性命运饮泣。细细品味，竟有点凄凉。

 不知道萧军心中是否还残余着一点恨意。虽然一再表示“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但是还是能看出萧军些许情绪甚至怨言。到了1978年，萧军写了这样一段话：“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什么‘遗憾’之情！”“也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事业上，她是个胜利者！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萧红就是个没有‘妻性’的人，我也从来没向她要求过这一‘妻性’。”

对于萧军在萧红生命中扮演的角色，葛浩文是这样形容的：“在这些年来的艰苦岁月中，萧红的心里产生了三种变化：一是强烈的女权思想的倾向；二是显著的自怜情绪；三是性情的更加内向。不可否认萧红自己的性情是她那时期或日后一切忧愁不幸的源泉。她和萧军的结合，对她那短暂的一生也有着很大的影响，萧红此后大部分所受的折磨和所享的欢乐，如不是直接由萧军所造成的，就是受到萧军的影响。”

 1986年，旅欧的东北女作家赵淑侠回国开会时，遇到了许多作家。会议结束时，赵淑侠要求与萧军合影，萧军欣然同意。骆宾基见状也说：“淑侠远道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咱们应该合影留念。”赵淑侠趁势又对端木说：“端木乡长，坐下来一起照相嘛！”于是就有了这张难得的合影。1997年3月20日的《澳门日报》上刊登了这张照片，报纸调侃他们是世纪情敌，吃的是百年老醋。后来当萧军一病不起时，端木还到医院去看望他。至此，东北文坛三老之间的恩恩怨怨终于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可是关于他们以及那个年代的话题，却仍在继续。 写作文学许广平端木蕻良萧军聂绀弩我的婶婶萧红胡风端木与萧红李洁呼兰河传商市街鲁迅萧红鲁迅中学哈尔滨生活生死场骆宾基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