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驰：喜剧之路

( 2008年1月14日，《长江七号》上映前，周星驰和片中“儿子”扮演者徐娇在香港出席新闻发布会 )

演员的执念

一个瘦小的背影，面对大海站定，紧绷着身体，大喊：“努力！奋斗！”等他克制地走开，海依旧是海，浪连着浪。这是《喜剧之王》的开场，男主角尹天仇的励志。怀揣演员梦的街坊福利会小管理员，在片场屡次碰壁受辱，回到只有老弱妇孺和街头混混为伴的市井日常，被旁人的不修边幅无所事事却自得其乐映衬着，他的西装革履和内心焦虑就像是一个笑话。

面对柳飘飘的取笑，尹天仇说“其实，我是一个演员”，这实在太像是周星驰自己的人生独白。不管周星驰是否愿意，《喜剧之王》已经贴上了“自传式”标签——小人物的演员梦和奋斗史。尹天仇不合时宜的执著，与周星驰多年的龙套生涯，本身也是一种暗合。在成名前的漫长等待里，周星驰经历了怎样的内心煎熬？影片里的尹天仇似乎也给出了一种描摹——负责片场临时演员管理的霞姐又一次恶狠狠地挂断了尹天仇的电话，他回到福利会狭小逼仄的宿舍里，一面贴满海报的墙，靠墙摆着一张红条纹单人折叠床，窗台下支着一个脏兮兮的盥洗台。他呆坐在床边，扭过头去看海报，坐在椅子上吃饭，也盯着满墙的海报；吃到一半看了看表，又去打电话，像从没被拒绝过一样试图热络地套近乎，话筒里传来的却是忙音。他回到屋子里，路过镜子，变换各个细微的角度审视自己黯淡的脸，最后躺在床上捧起那本著名的《演员的自我修养》。关了灯，天黑下去，又亮起来。

尹天仇平凡落寞的一天，就这么心有不甘又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同样悄无声息的日子，1982年从TVB（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毕业的周星驰，过了六七年。尹天仇这种晃荡在片场寻求机会的临时龙套演员，在香港俗称“茄哩啡”，如果放在周星驰入行的年代，根据TVB资深电视人黎文卓的回忆，他们被抽取佣金之后，“时薪不足10元，比学生到快餐店兼职还要少”，也看不到任何前途，“镜头永远不会对着你的正脸，对白永远不会轮到你说，你的作用和一块布景板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现实里的周星驰倒不至于这么落魄。他怎么说也是有TVB名分的艺人，只是毕业之后，并没有如愿进入TVB的戏剧部，而是被分去主持少儿节目“430穿梭机”。这个TVB每天下午16点半播放的儿童节目，始于1980年，以太空生活为背景，包含卡通片、“星仔兄弟好介绍”和趣剧“黑白僵尸”等几个环节，栏目主题曲由林子祥主唱，后来张国荣和陈美玲分别也唱过，并不是冷门节目，艺员训练班的其他新人，梁朝伟、龙炳基、曾华倩和蓝洁瑛等都分别来当过主持。只是，他们的时间都比较短，梁朝伟只待了4个月，而周星驰，一待就是5年，直到1987年，才有机会调去戏剧部。

( 香港翡翠台儿童节目“430穿梭机”的四位主持人。曾华倩踩在周星驰肩上 )

这5年里，周星驰的本职工作就是在节目里跟小朋友互动，除了偶尔在电视剧里跑个龙套，演个露脸几秒的群像甲乙，唯一可以打磨演技的，只有“黑白僵尸”环节。这个趣剧，讲述的是来到地球的最后两只僵尸，龙炳基演白僵尸，周星驰演黑僵尸，他们与同在屋檐下的古生物研究会主席曾华倩和邻居谭博士发生了一系列故事。周星驰和他的搭档，展现着各种机智和喜剧才能，让这部趣剧情节起伏，笑料不断，成为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周星驰成功营造的第一个小众的搞笑形象，或许就是这一只喜欢吃棒棒糖的黑僵尸。成名之后的周星驰自嘲说：“我当时没有戏演，好凄凉，虽然是‘黑白僵尸’，但都是剧来的，虽然不是正式的话剧，但也是剧啊！”就像尹天仇不肯放弃演戏，面对小混混和风尘女，都要一本正经地阐释演技一样，对待黑僵尸，周星驰也是一板一眼，他说：“我就依照训练班学回来的动作形体、角色性格去创造角色。”

( 周星驰与梅艳芳（摄于1992年） )

成名之后，免不了常常被问起这段时光，周星驰回答：“那时我认为是一个打击，但现在回想起来又不是那个样子，那时我有些好朋友，天天我都对他们谈论表演方法，好莱坞男影星艾尔·帕西诺、罗伯特·德尼罗什么的，我的好朋友都说我很努力，戏都知道很多，可惜做的是‘430穿梭机’，用尽力量都是没什么人来看。”这段话真诚又戏谑，倒也很符合周星驰式的“无厘头”标签；如果没有成功，他或许依旧是尹天仇，躺在逼仄小屋里，表面黯然神伤，内心痴狂呓语。

不管成功与否，影片里的尹天仇与现实里的周星驰，在执著于演戏这件事情上，倒是完全形成了共鸣，就像周星驰自己说的：“你知道吗，在那种状态下很享受，别人都认为你不行，你偏偏去研究，完全陷在里面，感觉很孤独，但也很浪漫。”

( 1988年，周星驰凭借电影《霹雳先锋》获第2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 )

夹缝中的出路

TVB艺员训练班，是香港电视业激烈竞争的产物，始于上世纪70年代。电视台制作部在扩张，增加自制节目，艺员制度也逐渐成熟。1971年，第一期电影电视艺员训练班由TVB和“邵氏兄弟”公司共同举办，公开招考的44名学员里，包括周润发、吴孟达和杜琪峰。1982年考了两次才被录取的周星驰，是第11期的夜间训练班学员。这一时期，在“嘉禾”的冲击下，“邵氏”的片厂式电影日趋没落，重心从电影转向电视业，但仍然拥有制造明星的资源和能力。

周星驰和张学友（左）合演的电影《咖喱辣椒》剧照 

艺员训练班像个造星梦工厂，但并非机会均等，毕业了能不能红，除了天时地利，也要各安天命。周星驰不算运气好的，这从他的考试故事就能看出来。广为流传的版本是他动员梁朝伟一起去考试，结果梁朝伟被录取了，而他落选。如果港媒的报道确凿，他的母亲凌宝儿是这样说的：“后来是戚美珍帮他，叫刘芳刚收他，他才进了训练班，戚美珍的哥哥是我街坊，认识好多年，所以他们肯帮星仔。”刘芳刚是当时TVB艺员训练部主任，戚美珍是第10期学员，与刘德华同期。不过，比起同期连考了四次才被录取的吴镇宇，周星驰似乎也不算运气太差。

周星驰从训练班毕业时，并不出众，至少TVB的监制们，对他并没有特别印象。1980年升任TVB制作总监的冯天赐在《电视台风云》中回忆：“当艺员训练班毕业考试时，导师会指导学员合作拍一小段‘样板戏’，一段时装，一段古装，多数是男女主角的对手戏，训练班主任刘芳刚携录像带来介绍给监制‘拣蟀’。每一个监制都派有计分表格，一边看演出，一边给分。同时，监制都密切注意‘主角接班人’，他们日后派角色时，早已有腹稿。”80年代TVB全力打造的“五虎”，就是这样陆续遴选出来的新人，他们是黄日华、苗侨伟、刘德华、汤镇业和梁朝伟。冯天赐回忆：“上述五位小生，得分的成绩都蛮好，新人中，以黄日华最受监制欢迎，负责厂房调配的汪歧曾经问我：‘谁是黄日华，出出戏都有他份撞期？’”

( 香港导演杜琪峰 )

80年代新人计划的推动力，按照冯天赐的分析：一方面是TVB制作方向的转型，从粤语长片转向15〜25集的中篇剧，“以一年生产24〜26套中篇剧计算，主角的需求量甚巨”，由此带来的“小生荒”；另一方面是电视的“工厂制度化”，“我们一班工友，就在特定的工作时间，环境、条件下完成所派的工作，而且要取得相当商业价值的成绩。流水作业的制度下，监制必须捧新人”。

与周星驰同期的梁朝伟、比他们高一期的刘德华，都是这一轮造星运动的幸运儿，他们都比周星驰更符合当时TVB的男主角审美：乖仔形象，以及能出演金庸武侠剧的男主角。金庸剧是80年代TVB青睐的重点题材。1981〜1985年，TVB为“五虎”精心打造的剧集，按照播放时间，依次是1982年3月的《天龙八部》、1983年2月的《射雕英雄传》、1983年10月的《神雕侠侣》，和1984年7月的《鹿鼎记》。1985年11月的《杨家将》虽然不是金庸题材，但却是由“五虎”共同出演的台庆剧。他们迅速走红，成功挑战了郑少秋及周润发在电视圈中的地位。

( 香港导演王晶 )

尽管成名之后，周星驰凭借两部《鹿鼎记》电影，塑造了另一个经典的韦小宝形象，但在寂寂无名的80年代，连这个机会，也是属于梁朝伟的。冯天赐回忆：“李添胜最为勤力，他看中刘德华，选他在警匪伦理剧《猎鹰》中任主角，刘德华不负众望，脱颖而出。后来开拍《鹿鼎记》，李添胜要在‘430穿梭机’中抽调梁朝伟来演韦小宝。”接棒梁朝伟来做主持的，就是周星驰。编导林丽真选他，是看中他幽默的表演风格。可是，后来呈现在“430穿梭机”里，周星驰并不符合一个传统的少儿节目主持人应有的形象。1990年周星驰初成名，TVB节目监制陈慧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周星驰主持的态度和行为是颇自我的。”“他绝不是典型的那种爱护小朋友的儿童节目主持人。”“他看见一些乖乖听话的小孩，会骂他们蠢，这个可能是现在年轻人的观点和行为，但再看一下，那时期刘德华出演《猎鹰》时是一个乖仔形象，TVB的高层就是这样子去找新人去演他们心目中的年轻人，他们从未想有一个像周星驰这样的艺员，也不会认为年轻人就是这样。”

1987年，周星驰终于可以调去戏剧部，并不是TVB高层的审美趣味发生了改变，而是遇到了愿意给他一次机会的艺人经理冯美基。在《笑看星色》中，冯美基回忆：“当时星仔很年轻，一晃眼，当了几年主持，见到同期的梁朝伟、曾华倩、蓝洁瑛等，一个一个相继红起来，就只余下自己，那颗心总有点戚戚然，遂再三向我提出调离‘430穿梭机’。虽然，我从不认为他可以当小生，但觉得他有演戏天分，转一个环境也对他公平点。于是向林丽真申请交换郑伊健入‘430穿梭机’。周旋了很久，星仔终于得偿所愿了”。

从电视到电影

在艺员训练班里发着明星梦的周星驰只有20岁，这个梦或许开始得更早。待他成名，向往光影世界的时间线被追溯到了童年时期，一个内地移民的后代，成长于离异、窘困家庭，不善言辞的少年，看完李小龙功夫片之后内心澎湃，由此立下了练武和演戏的人生志愿。周星驰用不同的表述，表达过同一种坚定：“有的东西是自己知道的，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有没有兴趣我总会知道吧。”

这种宿命般的毅然，看起来就是《功夫》里黑白镜头闪回的那个少年，用全部零花钱买下一本《如来神掌》的秘籍，开启自我沉醉的神秘世界的大门，直到意气风发的见义勇为，被彻底欺凌羞辱，才如梦初醒。不只是《功夫》，在周星驰个人意志越来越清晰的所有影片里，对弱者的窘境，展现手法都是拒绝怜悯，直白得近乎残酷。比如《少林足球》里开场的两场戏：黑白镜头里，少年时代的黄金右脚虽然接受了打假球的贿赂，依旧要嚣张地把脚踩在少年强雄的头上系鞋带；回到彩色画面，多年后风水轮流转，落魄的黄金右脚讨好着跪倒在强雄面前抢着给他擦鞋，而强雄拂开他的手，把脚踩在他头上，自己掸了掸灰尘。这个小细节的对照呼应，直白冷酷刻意，却又坦然得理直气壮。

这难免让人穿凿附会，要把影像中的残酷与周星驰的现实打拼相对应。他在《射雕英雄传》里的龙套故事，被追问得多了，已经成为怀才不遇的经典细节，他在这部风靡了一代人的金庸剧里，跑了好几场龙套，家丁或者士兵，都是一闪而过的群像。其中一个，是被扔去给梅超风练功的金兵，出场就被一掌拍死。周星驰回忆：“导演本来设计我被人一掌打死，但是我认为这样有点不太真实，于是自己设计了反抗的动作，我设计成第一掌用手挡了一下，直到挨第二掌才倒地死去。我去和副导演商量，但导演马上说，快点拍戏，不要话那么多！”后来还有资深星迷考证推断，说当时的导演，或许就是杜琪峰。

可是，放到香港的影坛沉浮里，这些实在算不了什么，周润发、黎耀祥，个个都有一肚子的龙套故事。周星驰虽然成名晚，却也没有那么不如意。至少他在27岁，已经凭借《霹雳先锋》拿到了人生里的第一个电影奖项，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时间是1989年，转入TVB戏剧部不过两年。资深监制萧笙在《舞台春秋》里回忆：“周星驰虽然起步慢，但是他的运气相当好，进入戏剧组后就被派演《生命之旅》的一个颇为突出的角色。同时，星仔自己也说，幸运地遇到了与他一起演出的万梓良，因为星仔初演戏剧，有好多东西都不懂，经常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某一个表情或动作，万梓良都对他悉心指点。”很巧，周星驰也是因为这部电视剧，被导演李修贤看中，才出演了《霹雳先锋》。

初期的周星驰，并没有选择角色的权利。这张不好归类的面孔，确实也在电视剧中遇不到合适的角色。他得到了一些机会，尝试过不同风格，跟日后的几个老搭档，演员吴孟达、吴君如，导演李力持等等，有了初步合作。他在演技上的进步，已经有目共睹，TVB艺人经理冯美基回忆：“此时的周星驰，其实已经对演绎角色有自己的一套见解，很有计划地去塑造角色的性格与形象⋯⋯他也不时在戏中加入小动作，很刻意地演起来，但效果却很自然，不着一丝痕迹。看起来好像是演回自己，其实他是在演戏。”

可是他的戏路，究竟应该往哪个方向延展才能声名鹊起？看起来并没有清晰又坚定的答案。相比那个时期的周星驰，可以兼顾编剧和导演的李力持，似乎更有洞察力，他编导的《盖世豪侠》和《他来自江湖》这两部剧集里，周星驰的角色，开始充分展现出喜剧天赋，这种喜剧感是突破常规的。比如在吃完神丹之后突然像电视广告一样说出推销台词；接管了江湖掌门人放话说要做江湖上最有钱的门派；抱着见死不救的官差的大腿号啕大哭，甚至扯下对方的一只鞋；总是念着唐诗，逼得旁人只好上吊的书生⋯⋯这些情景，与周星驰后来电影里的搞笑元素一脉相承。

周星驰自己后来也承认，当时的心态就是搏出位。“我也猜不到观众会骂我神经病骂成什么样，但我觉得没关系啊。”“如果一开始就给个主角给我演，我不会想得那么要紧，我不需要这样来搏，不用走这一着险招。”还好，李力持和周星驰的探索成功了，《盖世豪侠》轰动一时，《他来自江湖》则创下TVB收视新纪录，后来被评为无线历史上最受欢迎五大电视剧集之一。

周星驰为搏出位而豁出来的喜剧感，很快全数都用到了电影里，1990年，他拍完剧集《龙兄鼠弟》就离开了TVB，没有再接拍电视剧，完全投入电影界。进入电影作品的密集期后，他的喜剧表演，开始被统称作“无厘头”。他的票房号召力，让“无厘头”从一个俚语贬义词，变成了一种可以被深度解读的风格：“周星驰可以从粤语长片时代借鉴再衍生出一套自己的语言，那套语言包含了自作聪明、不屑、无聊和反智。”

“无厘头”的空间

在离开TVB的第一年里，周星驰就接拍了11部电影，分别出自10个电影公司。

一开始，他依旧并不是首选。《咖喱辣椒》的监制陈可辛曾经回忆过他的选角。“首先决定张学友，再搭配梁朝伟，因为他们演小人物都十分出色，过程中又想过用林俊贤或莫少聪，后来张国忠说有一个跟梁朝伟相似，但一定在不久的将来会‘起’的演员，这个人是周星驰。又有人提议过用星仔搭配莫少聪或林俊贤，甚至也考虑过王杰，但是王杰片酬高，我坚持用张学友，于是等他档期，用张学友搭配周星驰。”“张学友在台湾有市场，周星驰在台湾叫座力不是很好，他前几部电影不卖座，但现在特别是《一本漫画闯天涯》后开始好点，新加坡、马来西亚市场反而没问题。”

为什么这么看重台湾市场？这跟香港电影业的发展背景有关。1988至1992年，台湾地区的资金迅速涌入香港电影圈，形成“片花潮”，就是台湾人争相来港抢购新片版权，用大量现金来买一个“计划”，俗称“买片花”。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钟宝贤在《香港百年光影》中分析说，这一时期，“其实与60年代新马资金追逐港产片花的情况相似”。

台商热钱的涌入，表面上是香港电影业的蓬勃井喷，影片产量激增，在研究者的框架里，却是危机的开始。钟宝贤分析说：“影市在制作、发行及上映三大战场皆竞争激烈，院线数目随之激增⋯⋯良莠不齐的电影充斥市面。” 1988年，香港本土的《嘉采》杂志已经开始讨论“片花潮”对香港电影业的商机和危机：“有人买片花，一些没有公司的二、三线制作人及导演、影星们便可做无本生意，这边收几十万港元，那边收100万港元，便可开工，全片成本200万港元，除清尚欠三四十万港元。本来香港公映，上映一周落画，卖座只200万港元，你以为他是‘扑街片’，但他200万港元可分回70万港元，加上去便够成本，好了，他们拿着这部已经‘封了蚀本门’的影片，到处卖，美加几万，星马卖20万或30万，英荷卖几万，泰国菲律宾唐人街也可卖去，甚至再卖入内地，总之就好过收租。而那些大公司的二、三线演员，他们起码有得工开。”“目前这类影片风起云涌，据知有超过50部在拍摄。到了1989年，这些小成本的粗制又推出市场，纷纷公映，观众便越看越对电影没有信心。”

《嘉采》的预言，很快兑现了。“在滥拍风潮的恶性循环下，烂尾投资不计其数。即使能够完工的影片也难以依靠票房收回成本。”一边是热钱追逐，一边是院线恶性竞争和票房萎缩，初闯影坛的周星驰却迅速成功了。1990年，王晶编导《赌圣》，选中周星驰与吴孟达搭档主演，这部戏可以看作由刘德华主演的《赌侠》的喜剧版，1990年8月18日首映，一个月时间票房4132多万港元，刷新了最高的港产片票房纪录，打败了同档期的成龙与许冠文。王晶乘胜追击，启用周星驰再拍《赌侠》，票房也达到4000多万港元，位列第二。

票房是最好的证明。周星驰终于买得起人生里的第一套豪宅，宝云道12号峰景花园，475万港元。香港著名的电影杂志《电影双周刊》也把目光聚焦到了这个不满30岁的年轻人身上，组织讨论“周星驰现象”。当时应该没有什么人会想到，这讨论的生命力会持续到20多年后的今天，而且看起来，还会继续下去。情况也没什么新鲜的，依旧褒贬不一，喜欢的很喜欢，不喜欢的嫌弃他恶搞、低俗，甚至延伸到人品和私生活。1990年的讨论里，还仅止于电影本身，电影人和评论者倒是达成了一种共识，都承认周星驰“给香港电影带来了许多新鲜感”。

周星驰终于有机会讲述他对于表演的思考：“我的表演有很多素材是来源于我的生活经验。”“看漫画书，喜欢看以及留意别人，听别人讲话，喜欢看抵死（搞笑）的东西。”“无厘头也是我从人家那里学来的，但无厘头只不过是我其中一种喜剧元素，不单单是我，很多演员都很无厘头啊。比我都更无厘头。”媒体热衷于追问“无厘头”，可他想强调的是表演的专业技巧：“无厘头也是要技巧的，无厘头到什么程度，才算得上好笑。就算是扯到天那么远，都有个限度，都要动脑筋，不是乱来的。”“我认为任何东西都是经过设计的，就算是扯到天那么远，或者是扯到土星那么远，也是有分别的，究竟是到天那么远观众才会笑，还是扯到土星那么远，观众会笑呢？这些是很考功夫的。”“尽管是事先设计，但我觉得真正卖座，真正观众喜欢的电影，绝对不是一部无厘头的电影。”

到底什么是无厘头？与周星驰合作《审死官》的导演杜琪峰也很困惑：“很多人都说周星驰无厘头，我却不明白什么叫无厘头，他以前是怎样我不清楚，但这次的合作我绝对不会认为他是无厘头，相反他说的每句对白，做的每个表情都很准确，而且很会配合其他演员，可以说一句，星仔不会浪费每一个胶片。”

从当年的访谈来看，周星驰已经明确意识到他的努力方向。“我认为自己很看重‘新’这个字，即有什么新意，我觉得观众就是喜欢新的东西。”“观众永远不会厌倦任何戏剧，只有厌倦没有新意和没有诚意的戏剧，所以，有新意是多么的重要，尤其是在喜剧里面。”“我很希望不去重复以前的东西，有人做过的东西，我希望有新的突破、新的点子。”比起他在影片里搞笑又怪诞的形象，他的思考却是清晰冷静的：“《赌圣》基本上是导演的东西，不是我的东西，通常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我照着他们的指示去演。”“我能力范围有限，我只是一个演员，不是一个导演。也不是编剧。我也只能在我的能力范围所能做的地方提供一些新的东西，让大家研究一下。”只是在娱乐化的风潮里，媒体版面更青睐他的私生活八卦细节，而不是他一本正经的演技思考。

台前与幕后

从《赌圣》创造香港票房新纪录开始，周星驰成为可以与周润发和成龙相提并论的票房纪录缔造者。《审死官》、《唐伯虎点秋香》、《喜剧之王》、《少林足球》、《功夫》、《长江七号》到《西游·降魔篇》，周星驰不断刷新着自己的票房成绩，而且把影响力持续了20多年，目前，香港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来自他的《西游·降魔篇》。

票房自然代表着身价和影响力，在现实的电影圈，是可以即刻兑现的资本。1992年，周星驰的片酬从两三百万港元跃升到了800万港元，超过了梁朝伟和刘德华。这个“天价”片酬来自黄百鸣的贺岁片《家有喜事》。黄百鸣在他的自传里详细回忆了整件事：故事里的三兄弟，原定角色并没有周星驰，因为林子祥美国的房子失火，不能回港拍戏，要找人替代。“我与永高高层开会，大家居然一致提议用刚刚冒起不久的，但人气急升到让人受不了的周星驰。那时周星驰的片酬大约在两三百万港元之间，当他听到我们要找他演出时，居然狮子大开口，要片酬800万港元，来个三级跳。我们亦一口答应了，只要他肯演出。”

黄百鸣的不计成本，其实有更复杂的背景。1989年“新艺城”结束电影制作业务，旗下7人各闯天涯，留在“金公主”的黄百鸣孤掌难鸣。1991年，黄百鸣与来自澳门的罗杰承合伙，从邵氏接手停业的“德宝”院线，改组成“永高”院线。“我和方小姐（方逸华）9月谈妥，而新院线开业则是12月1日，只有短短3个月时间给我们筹备及埋班，3个月，拍一套电影的时间也不够，何况整条院线52个星期都需要影片。看来，我要做魔术师了⋯⋯”为了博出开门红，对于有票房号召力的周星驰，也只能任由开价。在关于周星驰为人处世心态的揣测里，这个高片酬还被考据出了另一重渊源：当年还在做主持的周星驰，曾经到黄百鸣的“新艺城”公司递简历毛遂自荐，并没有被录用。

事实证明，周星驰也值这个价钱。1992年的票房榜前10名，周星驰占了7位，而且垄断前5。究竟这是在商言商，还是内心补偿，相比这一时期周星驰为香港电影业注入的票房动力，实在无足轻重。台湾热钱快速退潮与“97回归”的影响，已经迅速席卷了香港电影业，钟宝贤研究分析：“1993年中香港电影工业进入疲态。1994年，票房低于1000万港元的港片占总上映量的60%。”“香港电影圈中人充满危机感，纷纷宣称，香港电影已死。”香港电影的年产量从1993年开始锐减，1993年230部，1995年150多部，1996年100部，到1997年，只有80多部。同样是这个时期，根据香港媒体的统计，1990年初到1996年底，香港电影票房总计67.3460亿元，周星驰参演的电影收入10.4亿元，占总额的15%。周星驰的电影，也是唯一可以与好莱坞大片抗衡票房的香港本土电影。在这样的背景里，周星驰电影，意义不止于金钱，更像是风雨飘摇的港产片仅存的希望。

周星驰也不再满足于“我只是一个演员，不是一个导演，也不是编剧”，他开始积极地参与幕后创作，这种兴趣愈演愈烈，以至于被媒体传为是“难搞的太上导演”。1994年，在李力持执导的《国产凌凌漆》里，周星驰第一次挂名做导演，首次与罗家英合作。他解释说：“我的东西未必一定好，我一直只是想把刀磨利一点，再学多些，练多些。”香港影评人罗维明这样解释周星驰的动机：“大家只记得他的形象，却不记得他的电影，但周星驰却是想成为继许冠文之后最重要的喜剧作者，而不仅仅是个演员。”《国产凌凌漆》的确塑造出来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工阿漆，他手持杀猪刀，不走寻常路，看色情录像带取子弹，完成任务之后依然会去卖猪肉。与他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罗家英饰演的疯癫发明家达文西，需要用光照着才会发光的电筒、以各种形态掩藏的吹风机，都是经典恒久的笑料。

香港电影的制作方式，也给周星驰转向幕后提供了土壤。研究者大卫·德波威尔在《香港电影的秘密》里详细阐述了香港电影剧本和好莱坞的不同：“香港的拍片计划通常始于监制的一个意念，再找合适的导演和编剧，拍片资金一旦落实，核心创作人马就凑在一起开会，展开开放式的讨论过程，各自表达对场面气氛、角色性格，以及对白内容的意见，其中一人做笔记，五六次类似的集体脑力激荡后，才动手写剧本初稿。”这种创作方式，在周星驰的电影生涯里一直延续下来，现在依旧。从《少林足球》开始，周星驰的影片产量用一只手就能数出来，人们在银幕上看不到他的时间，他其实都在忙着创作，他要自己控制剧本，一个剧本的酝酿、构思、细节，要经过大量的讨论来打磨。周星驰的现任助理陈震宇回忆，他所见证的从《少林足球》开始的影片，周星驰每天要开大量的讨论会，“有时候一天要安排5个会，从上午11点到晚上21点”。新片《美人鱼》依旧如此。就在关于周星驰人品问题的大讨论如火如荼的这个星期，9月22日与本刊记者通电话的时候，陈震宇说：“前一天刚刚又开会讨论电影到深夜24点。”

从表演者成为主导者，周星驰的电影开始呈现出更加与众不同的风格。如果说他的名气，在香港早就得到了票房的佐证，那么，他在内地的神话，则是从1998年《大话西游》在网络时代的传播开始。这次是超越票房的“封神”，这部片子通过网络风靡各大高校，周星驰成了“后现代解构主义”的颠覆性符号，虽然周星驰本人至今都对“后现代”这个词不明就里。紧接着传进来的是《喜剧之王》。他在新一代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一时间无人能及。这种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实在也让人惶恐，比起那些完全看不明白的大词，我倒是更喜欢一个朋友的评价：“有很多人说周星驰，说了很多话，但我始终如一地偏心他。因为我的童年过得并不算开心，但是所有和他有关的记忆都是快乐的。”

电影的新出路

从星仔成为星爷，周星驰早已经功成名就，精明的房地产投资，也让他的身价早以亿计。于是评论者只好替他感慨他的孤独，情感无依，孤家寡人，没有朋友。这些，依旧是周星驰不愿意讨论的问题，他的关注点，依旧还是电影。所以，不管他多么抗拒在公众场合面对媒体，从《少林足球》开始的每一部新片宣传，他都会非常职业地配合参与，面对各种并不友善的问题。不过，他早已经驾轻就熟，打得一手好太极。

从周星驰完全占据主导地位的《少林足球》开始，他的电影风格已经有了明显变化，从注重对白，转向强调画面和动作。于是，这也引发了新一轮的热议，觉得他背弃了自己，放弃了地道的香港文化，江郎才尽。可是周星驰并不这么看，作为完整经历过香港电影低潮期的圈内人，他很清晰地意识到开拓市场的重要性，“任何事业包括电影，不开拓市场一定没得做”。他说：“由《食神》开始，我已经希望在题材上做到共通，饮食基本上是世界性的题材，《少林足球》也是希望做到这一点。这部电影我不但希望打入内地市场，还想打入印度、巴基斯坦、美国、欧洲、日本，总之，是有人的地方都想。”

他甚至开始有意识地弱化自己在电影中的演出。“拍完《少林足球》，我越发认为电影是一个集体创作的结果。我如果能够把多一点东西给其他演员，自己就可以比较专注于导演的工作。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平衡。因为我还是希望能够演出，但是从职能上讲，我会更专注于导演的工作。”他的电影里，开始出现一种别致的群像。《少林足球》里起舞的路人，五个各具特色的师兄弟；《功夫》里“猪笼城寨”的武林高手和斧头帮的信徒、杀手们；《西游·降魔篇》里渔村的村民和驱魔人团队。这些群像，不同于以往的任何喜剧，他们每个人都深刻浓缩了一种又日常又突兀的特质，就算不说话，只要露个脸，就会让人发笑。

总是被唱衰江郎才尽的周星驰，面对媒体，倒是非常坦然：“没办法，要混饭吃⋯⋯尽力而为吧，有时候我觉得也不要不服气。因为很多时候你是做得不好。当然你工作上总有成功的情况，也有失败的例子，这是一定的。⋯⋯好像我最开始做演员的时候，我在电视台，有一篇很小的专栏评论我，其实当时也没有人留意我，有我这个样子，但是有一篇批评我的。我把它剪下来，保存得好好的，放在可以看得见的地方。其实也是一种鼓励，当然我现在还是不明白，当时根本没人去留意一个我这样的。”

“我当然也希望能够拍出一部好的电影，适合世界上所有国家观众的口味，但是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风格。我对使用俚语是情有独钟，但是假如一些东西既能用动作表达，也能用对白表达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前者。在走向国际化的时候，最好尽可能减少电影和观众之间的障碍，所以在《功夫》里，我尽量用动作去替代对白。《功夫》把一些幽默的桥段放在动作和画面上而不是语言。”在《西游·降魔篇》里，这种动作和画面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

灵感是否有尽头，这个可能才是周星驰最真实持久的困扰，因为他对于电影的目标，已经是“一定是我可以做得比别人好，我一定可以做得比别人不同”。当周星驰是“无厘头”的时候，评论界是苛刻的，当他开始转向故事和画面的时候，评论界依然是苛刻的。从1990年开始，周星驰的任何一部新电影，如果票房不甚理想，立马就会有评论者出来唱衰他，断言“周星驰的最后一年”或者“周星驰现象已经过去”。可惜，周星驰总是会让评论者失望。他甚至都懒得去做敷衍的姿态。他好像已经从韦小宝，修炼成了风清扬。

喜剧依然是周星驰的方向，只不过，他的喜剧已经是笑中带泪。“我对电影是有改变的，但是这个改变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因为我在不同的阶段会对一些东西有不同的看法，我自己对电影的看法也是一样。其实，对于喜剧方面，我之前已经开始觉得喜剧跟正剧的分别对于我来说越来越模糊，就是有时候我自己根本不觉得我是在拍喜剧，还是在拍正剧。反正喜剧里面有正剧的东西，正剧里面也有喜剧的东西。”或许，他是一边在认真地让众人发笑，一边在沉默地看着众人和自己笑。 喜剧周星驰霹雳先锋赌圣功夫梁朝伟武打片tvb艺人尹天仇中国电影喜剧之王爱情电影喜剧片西游·降魔篇电影监制tvb香港电影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