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满江红》的“邓boy”

“金广安，

黄白莹莹然，

桑麻榆枣丰，

沃野无闲田。”

这首民谣唱的是邓小平同志的故乡四川广安。它是川东产粮之地，种出的稻米和苞谷格外香甜，人们称之为“金羹玉饭”。但在100多年前，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哪有什么“金广安”，只有“穷广安”。年少的邓小平生于斯、长于斯，15岁就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的世界。

今年的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从温暖的春天到炎热的夏天，《环球人物》记者两度来到广安，沿着邓小平少年时期的足迹，思索这120年间中国命运的几番巨变。从广安出发，到蒙达尔纪、巴黎，再到广西百色、太行山麓、“小平小道”、广东深圳……几乎每一次巨变，邓小平都是参与者、推动者，直至后来，成为历史转折中的领导者和决策者。

广安东门的码头外，浩浩荡荡的渠江水奔流不息。当年，15岁的邓小平站在这里，看着江上船只熙攘，毅然登上那艘离家的船时，他想到的是什么？

“老院子”

“邓家老院子？在那头啰！”

“摆龙门阵”的人给《环球人物》记者指了指方向，协兴镇牌坊村。他们习惯把邓小平故居称作“邓家老院子”。至于牌坊村的来历，是因为邓氏先辈得到过朝廷的褒奖，在村中被敕建了两块神道碑和一座牌坊。

到了邓小平父亲邓绍昌这一代，家里有120挑谷地，家境还算殷实。邓绍昌在成都法政学校接受过新式教育，见过世面，对孩子们寄予厚望，给4个儿子取名为先圣、先修、先治、先清，蕴含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邓先圣便是邓小平的原名。

192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写的自传中回忆：“父母之爱我犹如宝贝一般。因为我自幼时资质就颇聪明，他们的爱我，自然是对我有很大的希望，希望我将来能够做官发财，光耀门庭。”所以，5岁的邓小平就被送到私塾读书。私塾先生给他改名“希贤”。

与此同时，新学热潮也涌进了乡村。邓绍昌与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将旧祠堂改建，办起了当地第一所新式小学——北山小学堂。1911年，邓绍昌把6岁的邓小平转入新式小学学习，还四处动员其他孩子入学。后来和邓小平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胡伦，就是邓父动员到新式小学的。

就在邓小平进入北山小学堂这一年，四川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保路运动。“来日难，来日难。要顾来日，莫顾眼前……作难的日子是哪件？外国人占了财政路权。财政路权被他占，国民都要受熬煎。”在学校，学生们传唱这首《来日大难歌》，鼓动人们参加保路运动。不久，罢市、罢课风潮席卷全川，北山小学堂暂时停课。邓小平经常跑到外面听消息，街上不时传来起义军的事情。

邓绍昌开始参加起义军，还当上了相当于排长的小指挥官。其间，他还带着邓小平到起义军的军营里住了两天。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体验“军旅”生活，他好奇、兴奋，甚至有点喜欢这种生活，到了晚年他还几次提到这件事。谈及父亲邓绍昌，邓小平的评价是：进步党人。

从送入私塾，到转入新学，再到体验军营生活，邓绍昌对邓小平的培养是有规划的吗？小平干部学院邓小平研究中心副主任吉勇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结合邓绍昌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来看，能做出这些决定，说明他的思想开明。但他一定无法预料儿子能成为一代伟人，更无法为此制定培养路径。邓绍昌教导邓小平‘读万卷书’，也希望他能‘行万里路’，是为人父母者的共性：希望孩子有出息。”

喜欢理化课和史地课

新式学堂在四川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广安州立中学就是这时候开办的，是广安最早的一所州立中学，1913年更名为广安县立中学，也就是今天的广安中学。

14岁时，邓小平来到这里求学。广安中学工会主席伍孝龙曾耗时3年时间编纂《广安中学志（1912—2012）》，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在广安县立中学学习期间，邓小平不仅接触到了新知识、新思潮，也逐渐形成了初步的爱国主义思想。”

广安县立中学的不少老师是留洋归国的有识之士，首任校长王宣彝还是同盟会会员。法国传教士也被聘请到学校执教，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洋人”。

“翠屏千仞兮翱翔，共渠水兮流长，英才乐育膠庠，中坚人物期望。望我学业向上，望我文化开放，望我竿头日进，改善中华气象，乘风破浪。”这是广安县立中学的老校歌。伍孝龙特意向《环球人物》记者解释了校歌中的“文化开放”：“当年邓小平在这里读书时，学校开设了修身、国文、英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等丰富的课程，而且各科都没有教科书，教学内容大多由教师自由决定。”

对英文课，邓小平的同学罗光煦有一段回忆。罗光煦比邓小平大两岁，两人读同一个班，住同一个寝室，是上下铺。英文课上，大家学了一个单词“boy”。邓小平个头不高，又长得白白的，还胖乎乎的，走起路来蹦蹦跳跳，同学们觉得这模样很可爱，就是个小男孩，便叫他“邓boy”。

邓小平喜欢理化课和史地课。他会用学到的理化知识，思考一些自然现象和简单的工业生产问题。也是从这时开始，他养成了看地图的习惯。后来，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看看地图。

从地图上看，邓小平的求学路径是从牌坊村到小学堂，再到广安县城。外界看来，当时的广安县城十分闭塞，但实际上，因为水路通达，距离成都、重庆都不太远，广安与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不落人后，是四川同盟会最早的发源地之一。邓小平在这里接受的教育，已经能与席卷全国的新文化运动两面大旗“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同频共振——1915年，广安县立中学确定了绵延至今的办学理念：“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正是陈独秀写在《新青年》上的话。

邓小平故里管理局原局长马福从事邓小平研究数十年，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一个小故事，足以见得邓小平是如何用科学精神与封建迷信思想作斗争的。邓小平11岁时，同学李再标因母亲得了重病，决定割肝救母，以尽孝道。邓小平听说后连忙劝阻：“难道你割了肝，你母亲的病就好了吗？你要相信科学，赶快回去请医生，照顾母亲。”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广安，广安县立中学联合县立高等小学，成立当地最早的学生爱国分会，通过广安学生爱国简章十九条，并向广安各界发出救亡公告。学生们分头书写标语、传单、公告，联络各界爱国人士。邓小平也积极投入其中，参加了游行、集会、宣传、罢课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学生们中间最流行的歌曲便是改编的《满江红》，他们用这首歌来表达爱国热情。很多年后，邓小平到杭州西湖岳王庙游览，看到庙中的《满江红》歌谱时，对身边的人感慨道：“《满江红》，我小时候就会唱。”

吉勇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次参与反帝爱国运动，让邓小平大开眼界，了解到不仅是家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整个中国都是如此。他开始深入思索社会问题，并萌发出改造社会的意识，开始具有初步的爱国思想和民主思想。”

“小平表哥”

学生和教职员的罢课爱国运动在持续。转眼间，暑假即将来临，邓小平决定回趟家。

8月，他收到了久未见面的父亲传来的口信——弟弟邓垦出生后，邓绍昌因不愿与当地的“乡匪”同流合污而被撤销公职，不得不抛下家小到重庆避祸。父亲口信中说，重庆将成立一个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收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文化水平的青年入学，学制一年，毕业后通过考试就能赴法留学，让邓小平去重庆报考。

避祸之际，冒险给儿子传口信，可见这条出路是邓绍昌深思熟虑过的。他凭着自己在成都、重庆的见识，判断法国在工业、科学技术方面比当时的中国先进，邓小平去了那里，应该可以学到一些本领。对此，邓小平是认同的。他在多年后回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初心时说，“其实我们当时去法国，也只是抱着一个‘工业救国’的思想……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领，回来搞工业……”

对于他们父子的想法，母亲淡氏不同意。她疼爱邓小平，不想让儿子出远门吃苦受累，希望他留在家里，将来主管家事。邓垦回忆，哥哥得知母亲反对，先是讲了一番道理，见无用，便跑到房间里不吃饭。“大概有一两天吧，我母亲心里慌了……就这样很勉强同意他去了。”

学校招生分为公费生和自费生两种，入学需要经过考试。邓小平后来回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是当时重庆最高级别的学校，考进去并不容易。他在开学后才入校，属于自费生。

1920年7月，邓小平毕业了。学校在重庆总商会举行毕业典礼，一共有84名学生获得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资格，邓小平是其中年龄最小的，还不满16岁。

邓小平回了一趟家，向家人辞行。但赴法的路费成了难题，邓绍昌长年避祸在外，家中经济情况大不如前。虽然邓绍昌悄悄回到广安变卖田产，但仍然凑不够钱，只好找岳父家寻求接济。

7月31日，《环球人物》记者在牌坊村见到了邓小平的表弟淡文全，他是邓小平幺舅淡以兴的儿子。在辈分上，淡以兴是邓小平的长辈，但两人仅相差2岁，幼时便是玩伴。淡文全今年86岁，他听父亲讲述过“小平表哥”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事。“那时小平表哥考取留法预备学校，邓家凑不够路费，请求我家帮忙。父亲告诉我，从上海到法国的船票就要上百大洋，实在是个天文数字，父亲卖了些田地，支援了一些钱。”时光久远，具体卖了多少地，支援了多少钱，淡文全无从得知。因为卖掉了这些地，后来淡家过了一段捉襟见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