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

北京景山后街一条普通胡同，游客稀稀落落走过，偶有人低声交谈，说起胡适、林徽因等文化名人在此驻足的往事。

少有人知的是，1977年，经历了“三落三起”的邓小平也搬进了这条胡同里。青砖灰瓦，绿荫满庭，一条小路掩映其中。“上午9点多开始看文件，看到10点，差不多处理完这些事情以后，他（邓小平）就要休息一下，出来散散步。”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回忆。散步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是休息，更是一个思考的过程。

在人生的最后20年，邓小平的许多重大决策，依然是在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1979年1月，一封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东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了邓小平办公室。看着墙上的中国地图，邓小平凝神良久，目光落在毗邻港澳的东南沿海那块地方……不久，中共广东省委就收到了邓小平的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1979年2月2日，国务院批准由香港招商局在宝安（1979年3月撤县建市为深圳）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我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工业区。同年7月8日，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炸山填海的开山炮如同惊蛰的第一声春雷，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

“还是叫特区好”

今天的蛇口，“海上世界”旅游中心、蛇口游轮码头、时间广场都已成为网红打卡点，出现在各地游客的直播镜头里。8月的夜风已经有了些许凉意，隔着一道浅浅的海湾，依稀可见对岸山上的星光点点——那里是香港，和深圳山水相连。

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却一度让当地政府头疼，因为逃港事件屡禁不止。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1月至11月，宝安县共外逃1.38万人，仅沙头角一个小镇就逃出2500多人，这一年在宝安边境共堵截收容了4.6万多人。据后来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回忆，“暑假期间，当地的小学校都被征用来安置被遣返的偷渡人员，课桌板凳都成了床铺”。

1977年11月11日，广东省委将逃港事件向身在广州的邓小平作了汇报。时任广东省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回忆，邓小平听完汇报，没有说话。韦国清有点着急，说：“我们加派了部队，也没有解决问题。”半晌，邓小平缓缓吐出一句：“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接着又补充道：“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那时，宝安农民的年人均收入约270元人民币，而香港新界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为6000元港币（当时约合2400元人民币）。

逃港问题还能怎么管？邓小平没有再说。这一年刚过，1978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代表团去西欧考察。出发前，邓小平专门找谷牧谈话，要求他“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当时我理解，小平同志对于实行开放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正在思索和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对外开放’。”谷牧后来回忆道。

1978年10月，在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到了“开放”一词，说：“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

邓小平还注意到了日本，在整个70年代，日本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他决定亲自访问日本。1978年秋，在飞驰的日本新干线超特快列车上，有记者问邓小平的感受，他这么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此后，他又先后访问了新加坡和美国。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搬，也不可能很快拿出一个统一的方案和办法。怎么推动改革开放起步？1978年12月13日，在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不仅强调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紧迫性，还提出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办法，即‘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杨胜群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杨胜群说，“先行先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资金、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1979年1月，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而广东、福建沿海一些地区，或者地接港澳，或者为侨乡，在对外开放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种种因素之下，就有了香港厂商在蛇口建立出口工业区的一幕。

如今已很难体会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利用外资等设想在当时看来多么石破天惊。李岚清从1978年起就深度参与了对外开放工作，那时他在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部外资管理局等多个部门任过职，他回忆，“在国内划一块地方，由驻港企业按香港方式来经营，在过去不仅没有做过，连想也没有人敢想过。事情定下来后，在交通部内部就引起了不少不同意见，有人说袁庚同志（交通部派袁庚担任香港招商局第二十九届常务副董事长）是‘不务正业’，还断定他会‘人财两空’，甚至在招商局内也有少数人不同意办工业区。”

但广东省委已经有了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侨乡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1979年4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面对提议，邓小平十分赞同，兴致很高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邓小平的战略构想，拉开了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序幕。“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后来，邓小平在多个场合说起这句话。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认为，邓小平的务实，正体现在他的语言风格上，讲话基本上没有形容词，简洁明了，全是大白话，但个中道理却不浅，多耐人寻味。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也说：他就是提纲挈领。他的工作方法绝对不是把什么工作都自己去做。他是把要做的事跟你交代清楚，你可以去发挥。

“要变，只能是越变越开放”

如果你穿越回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不出意外会看到一条绵延80多公里、高2.8米的铁丝网。在特区实施“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特区与非特区间架设铁丝网，进行封闭式管理，进出特区需要通行证，是当时极具时代特色的管理办法。

1980年5月，中央明确提出，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好，其次是珠海，汕头、厦门两个特区可先进行规划，做好准备，逐步实施。在之后初步划定的几个特区范围中，深圳特区面积最大，是327.5平方公里，蛇口工业区也在其中。珠海、汕头、厦门三个特区的面积分别为6.81、1.6和2.5平方公里。

一时间，深圳成为全国青年的造梦之地，但同时，随着特区工作的开展，特区建设所引发的舆论争议也越来越大，有人认为“特区变了颜色”。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广东省省长梁灵光都曾提到，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会上的参考资料是《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有一个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较之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得社会主义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能够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但在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不少人思想上仍未摆脱‘左’的思想影响，疑虑改革开放会导致资本主义甚至会出现‘和平演变’，不断制造‘姓社姓资’的争论。这是推进改革开放的最大思想障碍。”杨胜群说。

而当时出现的走私狂潮无疑加剧了这种争议。任仲夷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求富”心切，个别沿海地方甚至出现了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似的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1981年底，中纪委在广东调查走私情况后，写了一份内参，披露广东省一些干部在进行走私贩私的犯罪活动。

1982年1月，根据邓小平、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批示，中共中央就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出紧急通知。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专门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两省省委常委、党政领导悉数到会。任仲夷记得，会上，有中央领导言辞激烈：“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两省座谈会后没几天，他又一次被叫到了北京，接受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结束后，胡耀邦让任仲夷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份自我检查，他这才艰难过关。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是什么态度？任仲夷觉得，“小平同志是知道这些事情的，因为就在两省座谈会前几天他还在广州过春节。那时候，中央已发出了紧急通知，中纪委的内参估计也都看了，我又向他汇报了工作，所以他才对我说：‘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如果没有他的理解和支持，耀邦等同志也帮不了我”。

果然，之后邓小平在多个场合都强调，“坚持对外开放政策，这个不能变。要变，只能是越变越开放”。

1982年4月3日，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邓小平说：“我们必须有两手，不能只有一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正确性已经得到实践的证明，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实践证明需要改进的一定要认真改进。另外一手要头脑清醒，提高警惕，长期地、坚持不懈地抓好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如果没有这一手，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现代化建设也不能搞好。”

1982年12月20日和12月31日，中纪委原副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章蕴两次致信邓小平：一次提出在广东继续清除“左”的影响，认为地方上对奖金问题存在的“一刀切”现象普遍反映不佳；另一次反映1982年以来，广东的上缴任务一再加码，“条条”限制日益增多，特殊、灵活政策措施的余地越来越小。邓小平两次作出批示：“可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这个情况应该引起重视，请国务院、财经小组一议。”

任仲夷后来回忆：“自从小平同志批了章蕴的报告之后，我感觉压力减轻了许多。后来，我还听习仲勋同志对我说，小平同志在常委听取书记处汇报两省座谈会情况的会议上一言不发。”

“特区是个窗口”

“邓小平一直把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综合性试验场，直到1984年之后，他还经常讲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他讲的试验，当然不是单纯的对外开放的试验，而是对外开放与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的试验。邓小平甚至把经济特区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样板。”杨胜群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