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医疗救援：谁的消费

( SOS医疗包机可提供全球范围的患者运送服务 )

抢救越南华工

夜色中，Airbus319商务机逐渐接近地面的越南荣市机场。庄桦透过舷窗看一排中国使馆的车被拦在了机场外。“我当时想，为什么不进来呢？”庄桦对本刊记者说。她是深圳金鹿航空救援的首席运营官，在美国时曾拿了注册护士执照，回国前在一家大型的医疗专机公司做了多年的全球协调员和飞行急救护士。5月17日上午10点，庄桦接到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的紧急撤侨任务：16名在越南的中国工人被当地人打伤，需要紧急运送回国接受救治。

庄桦说，飞机抵达河静省的荣市机场时已是当天深夜。“出发前，我们已经听说了当地的紧张气氛，说不害怕都是假的，有的医护人员还给家人留了遗嘱。”庄桦说，大家都祈祷着能马上接走患者，减少逗留时间，最理想的状态是救护车把病人直接送到停机坪上。

但并没那么走运。飞机降落后，庄桦说她从舷梯上往下走，一个戴着钢帽的越南警察模样的人把她拦住，不让她的脚踏上地面。“我只能站在舷梯最下面一阶看，大概等了二三十分钟才看到大使馆的三个官员走进来。” 庄桦说，那个警察模样的越南人又开始作梗，他挡在外交官和庄桦的中间，不让双方交流。庄桦说，使馆的一位官员很生气，一把推开了越南人，这导致了场面的失控。“站在旁边的其他戴钢帽的越南人一下子都冲了上来，是外交官们一直挡着才没让他们冲到我面前。我听不懂使馆的领导在说什么，但能感觉到他的威严，他的声音很大，盖住了飞机螺旋桨和发动机的声音。他大概说了两分钟，说完全身都在颤抖。”庄桦说，这才平息了越南人的骚动，几辆运送伤员的车辆终于被准许开了进来。

“伤者的待遇令人心酸，当地医院根本就派不出救护车，只是几辆破面包车，床板上连床单都没有。伤者只穿着大裤衩，鞋也没有，有些人头上的血都没给擦干净。受伤的都是出来打工的农民工，出事时他们在一辆大巴车上，被1000多越南人拦住后拖下车毒打，有的被钢管打得颅内出血直至昏迷，有的全身多处骨折，有的被砍掉了手指脚趾。”庄桦说，“来的路上医护人员还在考虑要不要分两批带走病人，但看到这样的情形，就觉得都得带走，怕越南人变卦。”

( 8月14日，搭载由内蒙古转运来的严重心梗患者的直升机降落在北京安贞医院路北200米处的十字路口，通过警方开辟的救援通道被安全送到安贞医院 )

伤者的情况与最初的判断相去甚远。“接到任务时我问外交部，需不需要担架？外交部说不用，于是我们决定使用公司的一架湾流G550，当时停在首都机场，下午17点可以起飞。”庄桦说。湾流G550是由美国湾流航空公司生产的一种豪华型公务机，可搭载18名乘客。但13点联系上受伤工人所属的中冶集团越南方面的负责人才得知，16个人都伤得很重，全部需要担架，G550不能用，金鹿航空救援可放置担架的豪客800等机型最多也只能搭载两个重伤病人。已经基本准备好的方案于是推倒重来，最后金鹿航空救援的股东之一金鹿公务航空有限公司联系到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Airbus319公务机，当时停在香港，经协调先调来使用。这种机型一共有20个头等舱席位，空间宽阔，可以放置担架。

根据华工出事的地点，外交部当时给金鹿航空救援两个选择：除了荣市机场外，另一个机场更小，距离事发地更远，但稍大的荣市机场起降条件也不乐观。庄桦说：“我们在数据库里找不到荣市机场的信息，这个机场实在太小了，一时没法确定是否具备起降条件。”他们联络了在越南的地面服务商，让他去找荣市机场的各项数据。对于能提供国际航空救援的公司来说，在各国至少雇用一名有人脉、路子广的当地服务商是必不可少的。越南服务商在15点前找来了数据，并且在救援人员从河内入关时为其提供了绿色通道，节约了时间。

( 5月18日，“金鹿航空救援”改装一架大型公务机将在越南受伤的华工运送回国救治 )

与此同时，参与救援的五个医护人员开始重新准备医疗设备。庄桦说，除了常规的急救设备，还包括心电监护、呼吸机等仪器，以及众多的接线板和备用电源。40平方米的器材室原本是很宽敞的，等工作人员全都打包完成后，才发现正门已被这些设备堵死了，叫来外边同事帮忙才把门打开。极沉的20箱设备从楼上运下来装完车竟然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外交部帮助下，航线申请在两小时后获得批准。一般情况下，紧急救援飞机的航线申请拥有一定程度的优先权，但一般也要4小时，这回是特例。医护人员带着设备从深圳总部直奔香港，飞机在当天21点起飞。

庄桦说，从到达香港机场直至飞行过程中，医务人员和机组人员一直在紧张地布置机舱。这架飞机平时执行的是商务包机任务，需要临时改装，机舱前门狭窄，担架抬上来没法调头，他们于是把后舱的卫生间拆掉，留出空间准备从后门运送担架。机舱最后两排的8张座椅被安排成重症病区，这里更方便为生命支持仪器安插电源，前排靠窗的是轻病人区，把靠过道的位置腾出给中度受伤病人，方便抢救。机舱最前面的一个VIP房间，里面有一张可以平躺的床，改成了药品、器材的供给室，供空姐休息的八人台也被改成了护士工作站。

医务人员当时还面临一个极大的未知挑战：越南当地医疗条件极差，无法为伤者做初步检查，确认颅脑伤、气胸、骨折的基本X光片都没有。按照国际航空救援的操作流程，在当地首先应对病患进行初诊，确认登机的顺序，但现在一切条件都不具备，只能由医务人员在停机坪上拿听诊器检查，非常粗略地分诊。病情最重的手腕上戴一个写着“I”的纸条，代表“Intensive”；病情最轻的戴“W”，代表“Window”，靠窗；中度戴“A”，“Aisle”，靠过道，按照座位的顺序先从伤情最轻的开始进机舱。这架公务机没有方便担架进入的通道，只能靠医护人员和使馆工作人员徒手往上抬，庄桦说，不过抬重物本来就是飞行急救人员的基本功，平时训练时必须达到能提起50磅重物才算达标，无论男女。

详细的医疗评估本应是航空医疗救援之前必须完成的步骤。“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诊断报告是非常可怕的，在飞行过程中，病人的病情随时都可能因此而恶化。”庄桦说，果然，在飞行过程中有两个中度受伤病人出现了心压的变化，“幸好被医护人员及时发现。飞行员把飞行高度降到了3000米，油耗是平时的8倍。飞行员预计在越南很难再加到油，所以出发前就把油箱加满了”。

飞机从荣市起飞是凌晨1点40分，20分钟后降落在河内，庄桦说，受过惊吓的农民工马上不安起来，以为又遇到什么麻烦。“在河内办好出境手续，一直到告诉他们已经飞过了国境线，他们这才陆陆续续睡着了。”凌晨5时许，飞机在成都降落，16辆救护车，100多个医护人员已经在停机坪上等候。“当时天还黑着，车灯把周围全照亮了，对比几个小时前在越南的遭遇，不光病人，连我们医护人员都觉得特别激动。”

救援公司的商业模式

金鹿航空救援的前身是1998年在深圳成立的丰捷救援服务有限公司。金鹿航空救援的董事长路海宽告诉我，1997年香港回归后，在华南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投资办厂的外资企业，这些企业的外籍人士只信赖香港的医疗条件，当时为了满足他们去香港看病的需求，深圳市公安局和卫生局合作成立了丰捷救援服务公司，为外籍高管提供航空医疗救援服务，丰捷救援也由此获得了一张长期有效的跨区域伤员转运牌照，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转运病人。

由于国内还没有完善的空中医疗救援体系和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庄桦从美国回来后，请来了她原来的同事、美国Airmed航空医疗救援公司医疗总监史蒂文霍尔特（Steven Holt）教授担任公司的首席医务官，负责处理所有的医疗方案并参与日常的培训计划。庄桦说，他们的医疗培训是在美国体系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在美国，必须拥有5年以上的ICU或CCU的工作经验才可能获得面试的机会，身高太高、体重太重、提不动50磅的重物都不能录取，我们的要求同样如此。”庄桦说，同美国一样，他们的培训第一课也是飞机紧急迫降训练。“要知道怎么呼叫地面、扑灭机舱和引擎着火、扔出救生筏，甚至是独自操作紧急迫降、落水后如何生存等等。医护人员需要学的是飞行员一旦出现问题时如何能自救和救人。”

金鹿使用最多的是豪客800系列的公务机。这种可乘坐6～10名乘客的中型公务机客舱宽敞，机舱高度约为1.7米，宽度约为1.8米。机舱经过改装，变成了一间豪华的病房。一侧座椅被全部拆掉，改成了一个固定的担架位，测算好角度和方向，可以经过舱门很方便地抬着患者进出。担架尾部高高架起心电监护设备，头部后侧也有一块空间可以安放一些必要的监护仪。另一侧的豪华皮制座椅是留给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的，原公务舱尾部的简易厨房设施也被保留了下来。

路海宽说，在海航旗下的金鹿公务航空注资丰捷之后，新的金鹿航空救援可以在航线审批、机型使用等方面借助海航的优势。与之相比，国内其他几家从事相关业务的企业的经营模式都不尽相同。

在全世界范围内享有良好声誉的国际SOS救援中心同样在国内开展业务。SOS在全世界共有28个援助中心，内地在北京和上海各设有一家。中国区常务董事张嶷告诉我，SOS最大的优势是已经形成的覆盖全球的救援网络，“总的来说，在中国是非常安全的，但中国公民在海外遭侵害的事件越来越多”。2011年利比亚内乱时，SOS同样接到外交部援助受伤华工的请求，但当时的情况比今年5月的越南事件要复杂得多，SOS无法依靠外交部给予帮助，只能通过伦敦和巴黎两个区域总部联系当地的安全服务商帮助制订一条可以通往机场的安全路线。“这些安全服务商有可能是与绑架人质的绑匪谈判的人或是带枪的保镖等等。”

张嶷说，SOS自身只提供医疗救援服务，它在中国有固定合作的航空公司来提供航空服务。SOS在全世界共有11家专门提供航空资源的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主要集中在亚太、非洲和中东地区。“在美国和欧洲，航空市场是非常开放的，很容易就能找到合适的飞机资源，所以没必要和固定的公司合作，只需要保持24小时待命状态。”

虽然中国的航空救援市场发展极晚，但SOS其实早在1989年就进入了中国。张嶷说：“我记得90年代时有一架法国的飞机在青海甘肃一带坠毁了，当时机上还有生还者，我们受法国政府委托赶去救援，那时西部地区开放程度弱，的确遇到很多困难。但现在完全不会存在那样的问题了。”

我在北京的中国区总部里参观了SOS援助中心的工作情况。一间无隔断的大开间里坐着几十个接线员，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操着汉语、英语或日语等不同语言，桌前的电脑上打开的是卫星地图或者其他报警中心的联络信息。SOS重点客户服务支持高级经理吴闻捷告诉我，接线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SOS的医护人员，很多打进电话的人并不一定是请求救援，而只是想做些医疗咨询，获得建议。16点多，大屏幕上显示着今天所接听的电话已达到443个。“对于紧急救援来说，一秒钟都非常关键。我们的行业规定是要在10秒钟内接听90%以上的电话，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屏幕上的评分就会往下降。”当时显示的分数是97分。当然，这些电话中真正能付诸医疗转运的很少，“航空医疗救援是第二现场的救治，医生接到报警后首先会进行基本评估，如果当地医疗条件达不到或者病人身体状况允许才会考虑转运”。

另一种救援的商业模式是由各地120急救中心或北京市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等医疗机构与提供航空服务的企业合作来完成的。

华彬集团旗下的华彬亚盛通用航空和华彬天星通用航空分别可以提供医疗包机和救援直升机的服务。8月15日，它们曾与北京120急救中心合作，从乌鲁木齐运送一名心肌梗塞的病患进入安贞医院治疗。以经营空中医疗公务机为主的华彬亚盛提供了一家医疗包机将患者送到了首都机场，经营直升机业务的华彬天星派出一架Bell407直升机从密云机场的基地出发，飞至首都机场接到病患，最后用8分钟飞至安贞医院路北200米处的十字路口。交通部门提前封锁了这个路口作为临时的停机坪使用，飞机降落后，患者再被转至120急救车上直接送进了安贞医院。

直升机和医疗包机相比又有些不同。华彬天星的总飞行师曹威告诉我，医疗包机是可以由患者或保险公司与飞机提供商直接签订包机合同的，具体的转运条件和转运方案安排可以由包机公司自己进行医疗评估。但直升机作为更加紧急的救援方式现在还必须由医疗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后才能实际操作。我在密云机场参观了华彬天星的直升机基地，机库里的三架Bell 407正在由几个机务人员进行例行检查。医疗救援并不是华彬天星最主要业务，平时他们更多是完成飞行培训和观光包机。Bell 407是一种适合作为医疗救援的直升机，耗油量小，左侧的舱门可以完全打开，方便抬入担架。飞机后舱有两排面对面的座位，每次执行任务都需要临时拆掉最后一排座椅，腾出一个放置担架的位置来。曹威说，由于政府警用航空部门有自己的直升机可以完成搜救任务，所以他们几乎只参与医疗救援，而且数量有限，一年多以来，总共只出了十几次任务。直升机的作业半径为500～600公里，如果中间不能加油，航程还要减半，华彬天星执行过的任务中最远是到山西的太原和大同等地。“直升机的优点是机动性强，低空飞行航线申请快。但在市区里并不比救护车有优势，首先你要有飞行前的准备，还要交管部门临时开辟两块空地作为接人和送医院时的停机坪，这时救护车可能已经把人送到了。”

谁能来消费

8月15日空中接力的乌鲁木齐患者是北欧一家企业在中国的高管，公司为他上了一家外资保险公司的高额商业保险，得以直付此次飞机转运的费用。外资保险公司与合作的SOS取得联系，希望为这位患者安排北京的医院入院治疗，SOS又找到北京市120急救中心和华彬集团，由120派出医护人员并安排入住安贞医院，华彬亚盛和华彬天星分别派出飞机完成空中运输接力，最后由保险公司分别直付120的医疗费用和华彬的飞机租赁费用，是一种纯商业的医疗模式。

除了与保险公司、信用卡发卡机构、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等保持合作关系外，这几家救援机构也可以直接面向会员服务。申请成为金鹿航空救援的会员，每年费用接近2万元，可以保证会员在当年免费使用医疗包机的服务，并且不需排队，直接入住三甲医院。成为SOS的会员，还可以使用它分布全球的诊所服务。

如果既没有买保险，又不是会员，一旦发生意外需要航空救援，费用是相当昂贵的。公务机的使用成本是每小时5万元左右，直升机是每小时3.5万元，收费时间从飞机起飞时开始计算，一直到将病人送至目的地时止。路海宽举例说，金鹿航空救援曾经救助一个在德国旅行的老人，开出了市场上最低的报价，如果使用担架搭乘普通民航客机回国，价格约为47万元人民币，如果使用医疗包机，需要100多万元。

目前航空医疗救援的主要客户是政府、外资企业和走出国门的国企。金鹿航空救援和SOS都在和外交部合作，大型外资企业和福利待遇好的大国企也会给高管甚至普通员工上包含此项服务的人身意外险。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黄屏在今年7月的一次外交部活动中说，2013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共9000多万人次，目前中国公民已经处在全球多点同时爆发各类领事保护案件的时期。路海宽说，外交部统计，去年领事保护案件的数量已经超过了4万件。

以个人身份投保或申请成为会员的还是少数，主要是一些参与高风险运动的旅行者和国际学校学生。除了人身意外伤害或突发急病外，航空救援公司也会提供器官转运、临终归国等服务。路海宽认为，目前渐火的医疗旅游会是一个新的爆发点。“现在往往是旅行社来承办，但旅行社没有医学背景，在沟通上难免会产生障碍。今年我们就从美国接回一个去治疗癌症的患者，因为信息沟通不畅，造成误诊，导致患者现在成了植物人。”

各大救援机构都认为，积极投保是普通人能够享受这项服务最便捷的途径。路海宽建议，出境旅行的游客选择保额较高的险种。“如果是出境游，保额在50万元以下是不可能享受到航空医疗救援服务的，一般只有保费在1000～3000元才可能实现。”大的保险公司现在几乎都可以提供航空医疗救援的险种，但并不是高额医疗险就肯定可以享受航空医疗服务。新华人寿承保部总经理王锡安告诉我，航空医疗救援服务是一种附加险种，必须另外购买才能获得。“目前新华人寿的这个险种还是法人单位购买的居多，每年大概卖出几万份，需要理赔的每年有三五件。航空救援服务一般都是发生在境外，国内公民的需求量很小，因为各处的医疗条件相对都比较完善了。除非是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的人，但这是一种个性化的需求，市场太小做不成产品。” 医疗金鹿航空直升机租赁消费华彬集团救援直升机停机坪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