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乾隆花园：保护与修复新概念

( 故宫书画装裱工作室研究员杨泽华（右）正在为符望阁的一幅藏画做全色和接笔修复 )

尘封的梦境

游览过故宫的人，有多少人注意过乾隆花园这片不算大的空间？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本刊记者看到中轴线上的宫殿群分流了大部分的参观者。仍然有一批游客会选择额外购买10元一张的珍宝馆门票。乾隆花园就位于这片珍宝馆区域的西北角，四进院落如今有两进对游人开放。不过，从驻足观看的游客数量来判断，人们显然对展柜里的奇珍异宝和珍妃井更感兴趣，乾隆花园他们也就匆匆穿过了。

美国人白铃安（Nancy Berliner）是为数不多的关注乾隆花园的游客。上世纪80年代，她在不远处的中央美院旧址攻读美术史的博士学位，经常骑着自行车来到紫禁城。她也想不起来究竟是哪阵风把她吹到了这个人迹罕至的花园。她告诉本刊记者：“也许是那本当时在西方颇为流行的《纳吉旅行指南》，里面短短的一句话提到了乾隆花园，勾起了我的好奇心。”白铃安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乾隆花园保护项目”的展陈顾问。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和乾隆花园竟有这样的缘分。

即使当白铃安还是一名普通游客，不能深入到后两进院落以及那些内部的空间，她觉得花园内已经有诸多细节可以反复玩味：古树的虬根在远离枝干的地方冒出来，工匠就用瓦片和碎石框起树叶形的边框让它能自由呼吸；一块基石上有灵蛇一般翻卷着的浪花，还有一块脚印，原来这里曾经伫立着一只铜铸的仙鹤，后来仙鹤“飞走了”，杳然不知去向；在紫禁城其他宫殿区都看不到园子里这样的石头台阶，它们是一种天然石头砌筑的工艺，就好像台阶是自然形成的一般。

乾隆花园准确的名称应叫宁寿宫花园。乾隆因尊崇祖父康熙，不愿自己在位的时间超过康熙，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届六旬的皇帝就向臣工们表达了“倦勤”之意，将紫禁城东北部的宁寿宫选定为太上皇宫殿，开始大规模扩建。西侧的花园成为宁寿宫建筑群的点睛妙笔。整个花园南北长160米，东西不足40米，由四个风格各异的院落构成，充满了嶙峋怪石、参天古树、亭台楼阁和各种诗情画意的典故。紫禁城内共有四处格局完整的花园：内廷中路的御花园、太后和太妃生活区的慈宁宫花园、乾清宫以西的建福宫花园和这处宁寿宫花园。前两座花园始建于明代，后两处花园都是在乾隆决定下修建的。建福宫花园建造时，乾隆还未下过江南。而宁寿宫花园动土时，乾隆已经有了六下江南的经历，并且北京西郊三山五园的营建都已完成。这个属于乾隆最后一件造园作品的宁寿宫花园就成了一件“移天缩地在君怀”的集大成之作。此后，尽管乾隆把皇位传给了儿子，他却没有按照原来的规划在宁寿宫颐养天年，而是在养心殿训政，直至89岁离开人世。对于乾隆来说，宁寿宫花园最终只是他为自己营造的一个归隐梦境。

( 龙顺成木器厂的老师傅正在修复故宫里的木制家具 )

在乾隆晚年，他曾降旨对宁寿宫的未来做了特别的要求：“宁寿宫乃朕称太上皇后颐养意地，在禁垣之左。日后尤不应照雍和宫之改为佛宇……其宫殿，永当依今之制，不可更改。”这成为乾隆花园在清代后期格局得以完整保留的重要原因。1924年，逊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乾隆花园也随之关闭，进入了沉睡的状态。

“乾隆花园一直受扰动不大，这也得益于它狭小的空间特点。”故宫原宫廷部副主任苑洪琪这样告诉本刊。在故宫的历史上，曾经有改掉室内原状而开辟展室和库房的情况，一些隔扇、花窗拆下来后没有很好编号，再恢复就十分困难。那些都发生在较宽敞的大殿里。从乾隆花园入口处衍祺门进入，由南到北参观四进院落，会分明感到空间由宽变窄：第一进院落由相对开阔的古华轩统领禊赏亭和承露台，还有由抑斋、矩亭和游廊组成的“园中之园”点缀在东南角落；第二进院落的主体建筑是一座朴素规整的遂初堂，它寻常得无可多言，却是为即将到来的高潮作铺垫，成为起承转合的一笔；第三进院落里的太湖石几乎充满了院中的整个空地，模仿的是乾隆钟爱的苏州名园狮子林；第四进院落里着重表现建筑趣味，符望阁、碧螺亭、云光楼、玉粹轩、倦勤斋等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有限的空间。

( 故宫古建部副主任王时伟是乾隆花园项目总负责人 )

“这还只是花园外部，内部空间就更加复杂。乾隆钟情于汉式曲折隔断的室内布局，建筑内部被分割成一个个小的房间。符望阁有‘谜楼’之称，倦勤斋的剖面图就好像一个‘多宝阁’。这些空间只为容纳乾隆一个人而设计，他每到一处都可以或坐或卧，把玩摆在里面的稀世珍宝。”苑洪琪说，“所以尽管‘文革’之后，全部开放乾隆花园的呼声很高，故宫也只是对外开了两进院落，就是担心后两进院子假山危险，或者里面藏人。我们叫这里‘原状库房’，是和‘分类库房’相对的，属于这一区的物品基本就存放在里面。”宫廷部是故宫里负责皇室物品保管、陈列和研究的部门。“故宫三分天下，宫廷部工作的地方要占七二，这里是我做了一辈子原状陈列迟迟没有来到的地方。乾隆花园有它独特的价值，也是参观宁寿宫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能将它修缮并做原状开放，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1999年，美国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来故宫考察，希望寻找到一个合适的项目，在古建筑的保护和修复的领域与故宫开展合作。“第一次进入乾隆花园里的倦勤斋时，我惊呆了，这里就像一个‘时间胶囊’，那些精美的室内装饰和家具只是陈旧破损且布满灰尘，形制却没有大的改变。保护和修复工作看起来充满了挑战，而一旦完成就可以积累丰富的经验。”基金会的副总裁伍子兴对本刊回忆说。

( 耸秀亭在一片假山之上，是个可以俯瞰乾隆花园的制高点 )

最让他们赞叹称奇的是倦勤斋内约170平方米的通景画。它相当于壁纸，采用西方传入的透视画法，上承藻井，下接四壁，画面连绵一体。尽管画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开裂和脱落，仍不难想象将来修复完成后的景象：顶棚上的紫藤萝花从某个特殊的角度看，仿佛沉甸甸在地朝你压过来；旁边翩翩起舞的仙鹤好像提醒着你并不是置身于高墙之内的皇宫禁苑，而是在春和景明的庭院之中。以倦勤斋为起点来进行合作，就成为故宫和基金会之间一拍即合的决定。2008年，倦勤斋修复完成后，双方又将合作推展到整个乾隆花园，预计到2019年工程才能全部结束。

一块漆纱的思考

( 倦勤斋内的通景画采用西方透视画法，上承藻井，下接四壁，画面连绵一体 )

2002年，故宫开始了自清帝逊位以来最大的修缮工程，计划一直持续到2020年。“故宫大修是乾隆花园项目进行的背景，但这种大修是从瓦木油石等几方面来做古建外观和结构上的修缮，并不涉及室内装修。乾隆花园合作项目的意义在于，我们将依照它的经验制定出一个故宫古建内饰修缮的规范标准。故宫像这样大规模地、精细地来做室内修缮，还是第一次。”项目中方负责人、故宫古建部副主任王时伟告诉本刊。乾隆花园的项目一共牵涉古建部、宫廷部和科技部三个主要部门，古建部主管工程规划和管理，所以承担了大量协调和统筹的工作。

与想象不同，在拆解下那些残损的文物后，项目组不是立刻去寻找那些可以完成古老手艺的匠人，而是先要向参与人员说明工艺的运用不能和保护的初衷相违背。“我们称它为保护和修复项目，不是单纯一个修复项目。”一位叫刘畅的项目工作者向本刊记者强调。他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古建保护方向的副教授，也是美国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中国事务代表，在90年代曾经在故宫古建部任工程师。

刘畅带着本刊记者来看铺在工作台上的一块残损的漆纱，来自符望阁内部的隔扇。“看到它你会想到什么？是仅仅找一个还会这样工艺的人把它给补上，然后再去复制一些，安装到已经完全没有窗纱的隔扇上么？我们看到它，第一想着是保护，这就分成几个步骤，首先是清理，它又可以是物理的清理，比如用一种压力很小的吸尘器来吸。或者化学的清理，用可挥发的溶剂，脏东西清理走的同时溶剂也不会残留在上面。清理之后，就要加固，接着再来补全。无论加固和补全，都有一种可逆性的思路在里面，将来一旦找到了更理想的加固材料，发现了更成熟的制作工艺，是不是很轻易能把我们现在做的给拆下来？”

因为要合理保护，所以对于文物本身的前期研究就格外重视。文物在送去给手工艺人进行修补和试制前，都要经过精细的分析，详细记录下工艺的信息：这块漆纱在取下来做文物分类的时候还被认为是块绣品，直到拿上工作台仔细端详之后才发现它是另一种工艺。每一件漆纱，都是先在一种“罗”的织品上面刷漆，然后贴上金箔压平。上面的纹饰又是在漆纱的表面贴剪纸花纹，其上再刷漆洒金，最后用朱红色颜料细致描绘图案纹理。“肉眼我们都没能发现纸的存在，因为它太薄了，都可以透出底下的窗纱，直到进行显微镜下的成分检测。”乾隆花园项目组组长、古建部工程师李越补充说。由于几块隔扇的漆纱都不存在了，这块保存完整的漆纱后来交给了苏州一位漆艺大师来做复制。“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比如朱砂颜料如何附着在金箔上，她分别用了鸡蛋清、鸭蛋清、鹅蛋清混合颜料来做调试，最终发现鹅蛋清的颜料着色能力最强。但现在用的纸还是太厚。于是我们就出了一种备用方案，如果实在不能达到和当时一样的程度，我们宁愿在空缺的地方把一件扫描的图片放在那里，告诉观众现有能力的局限性。”

“为什么要强调保护的观念，就是因为这些遗存里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相当丰富。”刘畅说，“在故宫，保护现实并不乐观，可能哪里动工原有一切就荡然无存，留下的就是一片崭新的面貌。”让刘畅感到遗憾的是2008年奥运会之前太和殿那次外檐彩画的修缮。“外檐彩画是1959年时的彩画工人来描的，这批工人都是民国时候学的手艺，不同于清末的老师傅。外檐彩画的纹饰图案完全模仿的是太和殿内檐清朝中期所做的彩画，可是配色却和里面有很大区别。这是由于清朝中期以前，彩画上色有着随意性，等到后来才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上色口诀。当时我和院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在是否保留外檐彩画上有不同意见。我认为这是关于上色规律的一个有趣的实例，应当保护下来。但故宫有个标准，1911年之前的算作具有文物价值，1959年的就属于新的历史时期了，因此保留这个阶段的作品的意见就没有被采纳。”

保护文物，还意味着要屏蔽对它们不利的负面因素，来延长文物自身的生命。“如果有一个好的环境，甚至不需要修补，只是加固，这块漆纱就可以继续保持现有的状态一二百年。我们想通过这个项目来表达，有时能够保留下原状，比给子孙留下一个仿制的四不像的东西价值更高。”刘畅说。考虑到北京近些年的空气污染状况，美国专家建议在倦勤斋里安装了空气三级过滤的系统，这种装置以前只用在手术室或者实验室中。“倦勤斋里还同时装有温度和湿度的调节设备，到了符望阁，我们就决定只是控制湿度，放弃对温度的调控。温度和湿度是成反比例的关系。我们通过两年来对符望阁内温、湿度值的追踪，发现那里温度是达到要求的。接近30摄氏度的温度可能人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对于里面几种材质的文物，不会有太大影响，于是只需要做到不让湿度超过60%。”

“以往修文物，往往是拿来就修，修之前没有太多的思考。”一位科技部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在文物保护的框架下，经过有科技辅佐的大量调研和不同方案的论证，再提供一个相对合理的解决办法——这种观念和技术，是在合作项目中美方专家团队的主要贡献。

失落的技艺

故宫方面的擅长则在于进入修复过程后，他们对中国传统材料和古老技艺的熟悉。

在倦勤斋的工程进行当中，合作双方曾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讨论，关于倦勤斋大幅通景画背后的那层衬纸的选择。这层纸托在通景画上，结实程度决定了通景画保存时间的长短，人们也把这层纸看作画的命根，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命纸。“因为通景画太大了，破损的地方比较多，故宫科技部裱画室的工作人员担心修复太慢，绢质地的画会变干，就建议是否能够把这层‘命纸’也做成绢的。这样就不需要逐一补全那些窟窿，两层绢贴在一起，在下面那层绢上来做接笔就好。”刘畅回忆说，“这种做法违反了文物保护‘可逆性’原则，一旦粘在一起绢就很难像纸一样揭掉，所以没有通过。美国专家也提出是否可以用日本纸或者西方的纸代替，但综合了纸张质量检测的各种指标，我们还是决定使用中国本来的‘桑皮纸’。”

寻找桑皮纸的任务就落到了当时科技部主任曹静楼的身上。曹静楼告诉本刊，科技部下分金属、木工、镶嵌、雕漆、摹画、裱画、囊匣等不同的工作室，基本可以完成故宫日常需要举办展览和一些抢救性修复文物的需要。“但这次乾隆花园保护和修复的体量大，又涉及许多南方的工艺，我们需要挖掘社会上的手工艺人来合作，相比漆纱工艺，桑皮纸的制造算是其中寻找曲折的一项技艺。”曹静楼说，“科技部平时对纸张素有研究，知道这种纸是皮纸，就先缩小了范围，聚焦到浙江、安徽和新疆这三个省份。我们专门打听哪里有农民造纸的小作坊，因为大厂子不屑于去接一个几百刀纸的订单，并且它大多数环节都改成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手工砸纸和绞刀来绞纸所出来的纸的纤维强度完全不一样。”

通过新闻媒体的帮助，安徽潜山县有一个叫余一富的农民主动找上门来。“我们跟着他一来到村子，就知道找对了地方。那里农民养蚕，桑树多，桑条就是造纸的直接原料。他们家农忙时种地，农闲时造纸给档案馆作为档案材料的补纸。而且可贵的是，他们的许多生产环节还保持着原始的状态，比如用溪水来进行漂洗，造出来的纸放在山头上来晾晒，采下桑条后是靠人用剪子一点点剪掉外面枯黑的树皮，只保留里面的纤维层。”曹静楼和同事们又帮助这个作坊改进了技艺，并要求使用两年以上的老桑条。“中间还出了一个小插曲，他们为了经济利益在纸浆里面掺了原木浆和阔叶浆，被我们抽检检测出来了，一顿批评和教育。”曹静楼说。“最后总算生产出和原先非常接近的桑皮纸。它的耐折度达到了5000多次，和库房里留存的桑皮纸的耐折度相差无几。”

另一项需要寻找的技艺则是倦勤斋里使用的竹簧工艺。它包括两方面：一个是竹簧雕刻——毛竹锯成筒后去青，留下一层竹黄，经煮、晒、压平，胶合或镶嵌在木胎、竹片上，然后磨光，再在上面雕刻纹样；另外则是竹丝镶嵌，在“翻簧”的基础上用细如头发的竹丝镶嵌出各种图案。由于乾隆喜爱江南风物，倦勤斋有30幅竹簧镶嵌的裙板画，还有数以万计的半毫米双色竹丝镶嵌成的“卍”字形吉祥图案。这种南方的物产并不适应北方的气候，随着时间的流逝，都出现了离缝走样、脱落爆裂的现象，需要来做保护性修缮。

“最后是浙江东阳旅游局看到我们在《钱江晚报》上登的消息，给我们推荐了当地一个叫何福礼的竹编大师。”曹静楼说，“我们和他见了面，发现他在竹编方面很在行，随便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就能用竹子给你编出一个立体的形状。他试做竹丝镶嵌，没有问题，但‘翻簧’没有过关。我们就给他布置了个考卷，要求他能将竹簧软化得像纸一样薄，并能像布一样附在起伏不定凹凸不平的木雕图案上进行镶贴，一个月之后我们来验收。能参与故宫的修缮，在当地是非常荣耀的事情。他后来给我们讲，那段时间天天不睡觉就琢磨这个。终于在我们来的前一天，他完成了3块‘翻簧’的样品制作，水平也达标。”

何福礼带着儿子和徒弟来到故宫后，曹景楼还给他们出了主意，提高了工作效率。“故宫的安全制度，每天下午4点半就开始清人。他们做竹丝镶嵌，要一根根来粘贴，一天赶不了多少进度，又不能把文物带走。我就告诉他，你晚上回去之后把竹丝事先都粘在纸上排好。第二天你把纸给揭掉，按照镶嵌的形状用刀把它们切成一排排去贴就快多了。”

推广的可能

倦勤斋的工程从2001年底进入调研，到2008年彻底竣工，前后共花费7年时间。它不到200平方米的面积，投入的资金达到210万美元，核算下来，每平方米的花费是1.5万美元左右。而要在2019年前完成接下来全部乾隆花园的保护与修复，预计需要2500万美元。这一连串的数字也让它成为紫禁城内一个精品修缮的典范。随着工程取得阶段性完工，疑问便是：乾隆花园项目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将得到一个多大范围和程度的运用？

由美方带来的科技已经在故宫日常对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发挥了作用。在科技部装裱工作室，本刊记者看到那里的电脑里存储着原画作颜料分析的资料。“这些数值能告诉你颜料成分的构成，你通过什么样的搭配能得到一个近似的颜色。”杨泽华说。同样的由这种显微技术支持的检测方式也用在了对涂料、壁纸和家具的分析当中。来自科技部环境工作室的工作人员还在对更多建筑内部的温度、湿度进行跟踪，以确定那些建筑里到底需不需要温湿度的控制设备、数值将来设定在多少合适。曹静楼告诉本刊记者，在一些引进的技术上，他带领着科技部的同事们都进行了本土化的改良，以确保它能够以一种低廉的价格来大规模使用。“在修补通景画时要把画反过来操作。为了保护画面，反过来之前得在画面刷上糨糊再盖上一层纸。美方带来一种海藻胶来代替糨糊，因为海藻胶的胶性小，水溶性好，容易清理。海藻胶进口很麻烦，我们就自己研制，去市场上找各种海菜来试验。最后我们的海藻胶完全去掉了盐分，比他们提供的品质又有提升。”

故宫方面则通过乾隆花园的修缮，对乾隆时期的手工艺进行了再认识和再发现，为其他宫殿的内装修搭建了一个可以延续的手艺人网络。这首先表现在故宫内部手艺人队伍力量的加强。乾隆花园项目中的书画修复工作，全部都由科技部的书画装裱科室来完成。“书画装裱方面，故宫本身很有优势。这和故宫丰富的书画藏品有关，也有它的历史原因。1953年，国家文物局从上海、苏州那边调来了一批‘南裱’的大师，到我这里，就算传承的第四代了。”杨泽华告诉本刊，“倦勤斋通景画的修复完成，对我们来说是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以前的我们基本都修卷轴，不涉及前面的揭取和回贴的过程。故宫未来要增大开放面积，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转移到了原状文物修复，修复完不是放进库房，而是要让它复回原位。”

故宫也和社会上那些掌握濒临失传技艺的手艺人建立了长期的联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带来了出路。“手工艺的失传有着它的原因。桑皮纸在过去是主要用来糊窗户的，因此需要强度大、耐用的桑皮纸，现在人生活就没有这个需求了。我们在这家作坊重新恢复了这种技艺，它在古建保护领域用处就很广。除了故宫，颐和园、恭王府都陆续和这家作坊来订纸张。这种桑皮纸会广泛用于这些建筑里墙的背衬。”曹静楼说，“还有一种手工艺由于当年是为了满足皇室奢侈的需要，它的传承脉络还在，但是可能用于一些日常化的生活用品中，竹丝镶嵌就是这样一种。”如今71岁的何福礼告诉本刊，由于参与了故宫的修缮，由此带来的名气也缓解了手艺传承的困境：“竹编太难学，而且辛苦，之前几个徒弟都改行去开店铺了。参与修缮后，有三个大学生找到我要和我学手艺，他们都有自己的工厂。我自己也开发了有竹丝镶嵌装饰的家具，市场反应都不错。”

“无论是移植科学技术还是重拾传统工艺，它们的前提依然是我们能具有一个和国际接轨的文物保护和修复理念。就像对于通景画内衬桑皮纸的讨论，第一个问题是要用纸还是绢，第二个问题才是哪里去找桑皮纸。”刘畅说。基于这样的考虑，倦勤斋的工程开始后不久，故宫就和美国基金会合作成立了“家具与内檐装修保护培训中心”，其中重要的课程就是关于文物保护和修复的伦理。第一期的学员来自古建部、科技部和宫廷部的工作人员，为期3年。“现在所有参与过培训的人都树立了这样的意识：大到一座建筑，小到一片窗纱，面对文物时先要进行调查和研究，搞清楚历史背景和蕴含信息；修复前提出详细的书面计划，保证文物修复的长久性和可逆性。”刘畅说。但“明了”和“做到”是两回事。“这里面有时间成本。这个时代做决定太快了，这是文物保护的不利因素。”

（感谢乾隆花园项目负责人王时伟作为古建顾问为采访提供的帮助） 花园刘畅文物博物馆桑皮纸修复宁寿宫乾隆概念建筑工作故宫博物院保护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