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爆点，创造性一代

( 孵化器式咖啡厅“车库咖啡”的老板苏菂 )

引爆点

全长200米的中关村创业大街，乍看上去有些混搭的感觉。这本是北京市海淀图书城后面的一条步行街，之前路边遍布二手书店，现在则被一个个洋气怪诞的名字所取代——黑马会、三大不六（3W）咖啡、36氪……工业时代的热气腾腾与移动互联时代的朝气蓬勃相互交织，低档的足疗店、小饭馆还没有完全撤走，花哨的创业公司已经纷纷进驻。小保安穿着一件个性十足的黑色T恤，百无聊赖地坐在街口的骄阳下聊陌陌，一张口却又暴露了：“给5块钱，让你开进去，随便停。”

车库咖啡的牌子并不显眼，却是这条大街传奇故事的起点。从一家老旧的二星级宾馆进去，摸索到一扇小门，拐上二楼，推开大门，另一个世界仿佛是“啪”的一声就砸到了眼前——密密麻麻的几十张长条桌摆满大厅，只有嘤嘤嗡嗡压低嗓子交流的声音和噼里啪啦敲击键盘的声音，每张桌子上都有一根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插线板，为桌子上的六台笔记本电脑提供电源。墙壁被各种涂鸦填满，进门的右手边是一个小信息板，上面贴满了各种寻找工程师和合伙人的小纸条，大部分是歪歪扭扭的手写字——“我们现在两个人，再找一个程序猿入伙，大干一场吧！”每天中午，涂了立体三维画的舞台前，主持人会介绍新加入的创业团队，以及来找项目的投资人。

苏菂是这个理想之地的缔造者，他慵懒地靠在旧沙发上，点燃一根烟，然后用低沉的京腔开始讲述那些千奇百怪的创业故事，所有驻足来听的年轻人眼睛里都闪着光。他讲到一个安徽来的创业者，之前在家乡倒卖二手挖掘机，赚了钱之后跑去深圳做“山寨”手机，失败之后干脆卖了房子和车子，只身一人来北京“寻找人生的意义”。为了省钱，他在附近的一家洗浴中心大厅住了一年，每天30元，还包吃两顿饭，白天就来车库咖啡实现他的创业梦。中间弹尽粮绝的时候，苏菂还给他介绍了一份销售工作，结果干了一个月就被辞了，因为他每天都在跟公司同事讲他的创业方向。这个故事的结尾是——创业者最后回到家乡，做了一个专门买卖二手挖掘机的APP，现在已经得到了100万元的投资。正能量弥漫了这间只有6平方米的屋子，它的墙壁被涂成了宇宙星空，出租给创业团队开会使用，每小时10块钱。

无数个这样的故事构成了车库咖啡，以至于它成了创业者的朝圣地。3年前，苏菂在一家IT上市公司做投资总监，最苦恼的事儿就是每天堵在北京、上海的路上，能看的项目和团队不过两三家，他想要是能够一个地方把这些创业者集中在一起，投资人就方便多了。找到这个场地的时候，上一家咖啡馆刚刚开了三个月就搬走了，地线也没留，柱子上还喷了三个大字——“赔惨了”。苏菂心灰意冷，找了个风水先生来，对方建议改门，他就咬咬牙花8000块钱重新凿出了现在的门。

( 一组入驻“车库咖啡”的创业团队。不仅在此办公还有机会获得天使投资 )

车库的名字，源于那些耳熟能详的硅谷故事，很多知名互联网公司都是从一间车库里起步的。按照苏菂的设想，创业者只需要点一杯咖啡，就可以享受一天的免费办公环境。但是，刚开业的时候送免费柠檬水，最早进来的两个创业团队还真就喝了一个月的柠檬水。这事儿给苏菂的感慨是，做创业者的聚集地，最需要的是包容，“创业公司在嗷嗷待哺的时候是最脆弱的，一点小变故都有可能把它扼杀”。这种包容现在成了车库咖啡的精神旗帜，最常见的一幕便是穿着短裤T恤的年轻人拿着刚印的名片逢人就介绍自己的项目，神出鬼没的投资人则会躲在角落里寻找猎物。这一段日子最火的投资人是来自山东的一家劳务公司老板老纪，公司主打海外劳务市场，每年上千万元的利润。老纪揣着上百万的银行卡，在中关村泡了半个月，每天都来车库转悠一圈，碰到听着靠谱的项目，就出手投上个三五万元。

在车库咖啡的带动下，今年6月，中关村管委会出面把这条小街改造成了创业大街，现在已经入驻了十几家跟创业相关的服务机构。一家创业公司的诞生和成长，都能在200米之内解决——比如，两个还没毕业的计算机专业学生，除了写程序一无所知，他们怀揣着一个点子来到创业街，可以先在车库咖啡安顿下来，然后去3W咖啡旗下的拉购网寻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如果弹尽粮绝，就揣着商业计划书去对面的联想之星融一点活下去的天使资本；等产品做出来了，可以找隔壁的36氪做点媒体推广；要是反响还不错，就可以去对面的黑马营加入创业家全球路演中心了，接受全球投资人和用户的检阅。不出两年，很有可能，当初的一个点子变成了几亿美元估值的劲爆APP，或者被互联网巨头收购，或者咬咬牙坚持到上市，两个穷学生就变成了身家上亿的偶像。

( 风险投资人查立 )

伴随着移动互联的普及，这样的故事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硅谷梦。本刊记者见到金沙江创投的合伙人朱啸虎时，他上午刚刚在杭州看完一个创业项目，下午就飞到北京，在国贸三期56层的办公室里，还有一沓商业计划书等待他去翻阅。我们采访结束之后是傍晚19点，另一个北京的创业团队已经等在门外，第二天一早，朱啸虎又要飞到上海去看项目。像这样的快节奏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朱啸虎感慨，之前比较闲，每年也就投三四个公司，现在每天就能看三四个项目，“只要你想看，有看不完的创业项目在等着”。

有多年互联网投资经验的朱啸虎解释，在风投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当某项技术的用户超过整体人口的20%时，将会迎来一次机会井喷，行业发展的曲线也将陡增。他举例说明，从PC的发展历程看，虽然2000年左右诞生了一大批互联网门户网站，但那时只是起点，一直到2005年前后，中国互联网才迎来大爆发，不仅门户网站站稳脚跟，淘宝、腾讯、百度等巨头公司成型，土豆、优酷、58同城等一大批垂直网站也横空出世。朱啸虎将这个“20%定律”称之为引爆点。

( 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生陈拯民梦想做一款更小、更轻、功率更高的电机 )

同样，从去年开始，移动互联也跃过了20%的引爆点。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移动互联网网民规模达到5亿人，高端手机用户月平均消耗1.6GB流量，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达1059.8亿元，同比增长81.2%。互联网真正迎来了移动时代。

机会与门槛

( “滴滴打车”创始人程维 )

查立第一次见美食送的三个创业者时，心里还在犯嘀咕：“送餐服务有什么好创业的，不就是老乡叫老乡，多少年都这样啊！”但他还是决定认真听听他们的想法，多年的互联网投资经验告诉查立，作为投资人，“根本没有什么方向、大势可依靠，只能依靠自己的虚心学习”。面谈半小时之后，查立理解了对方的想法，并被深深震撼。

这三个年轻人之前都是一家全球知名快递公司的管理人员，自从萌生了创业的想法之后，就利用每天午饭时间来讨论寻找方向，三个月的时间，列出了11个方向，用排除法来筛选，最后剩下的就是送餐。因为这个看似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领域，大公司不会做，大资本不会做，但却恰恰需要更好的技术支撑。他们就很快找到了送餐服务的核心技术——路线规划。利用大数据平台，美食送可以更有效规划送餐路线，不仅做到个别及时，更要做到全局顺畅，按照他们的设想，未来全城数千送餐员，只需要手持一个终端设备，就可以不间断地流动起来，成为专业的餐饮配送公司。

( 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朱啸虎 )

像美食送这样用现代技术改变传统服务的创业项目，是这一波移动互联创业潮里面的主力。让查立感慨的还有另一个看似不可思议的案例。他认识一个做猎头的女老板，精明干练，法律系毕业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却不想去律所过枯燥日子，爱好交往的她选择了猎头行业，从业务员做起，一年后做到业绩第一，赚了上百万元，干脆自己出来创业，成立了一家猎头公司，没几年就做到了年利润上千万元的规模。猎头行业是个技术门槛特别低的行业，三五个人，装几部电话，搞一本通讯录就可以开张。在外人看来，这个女老板事业有成，已经爬到了猎头行业的上层，只需要维护关系维持业务慢慢扩张即可。但是，前年初的一天，她兴冲冲来找到查立，告诉他自己把公司关了，要加入互联网创业大军。

查立笑笑，没好意思打击她。“一个靠一部电话就能进入的行业，跟互联网创业有什么关系啊！顶多就是在网上罗列一下招聘信息。”半年后，女老板见到查立，很激动地告诉他，自己的新项目已经有了5万元的收入；到年底，营业额达到30万元，查立开始佩服起她的勇气和行动力。但让查立目瞪口呆的还在后面，第二年，这个数字变成了——6000万元。

( IDG 资本合伙人李丰 )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女老板搭建了一个全新的猎头平台。传统的猎头行业，一个公司来找人，列出几个条件，猎头公司从自己的资料库里筛选出50个人，打电话去询问，可能25个人没有跳槽打算，另外10个人对招聘公司不满意，剩下15个合适的对象，然后开始一轮轮面试，最后选定一个人。一次猎头的业务到此就结束了，只是，最后被选中的那个就果真是最好的人选吗？其实，这15个人的同质化很强，被淘汰掉的14个人重新回到资料库中，淹没在数万名字中。现在，女老板有了数据分析能力，能够在最后这一单业务做完之后，把剩下14人的信息做推送，与类似的招聘信息自动对接，从而快速进入下一轮目的性更明确的筛选。如此，每做成一个单子，这个平台上就多了一份数据，业务越多，积累就越多，就能越快地找到合适对象。与前面的送餐平台一样，依靠的也是大数据。

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将当今的大数据与云计算称作“破坏式创新”：“海量数据与新的存储计算方法，为改造传统产业提供了广阔的机会，一些之前不可想象的领域都将成为现实。”“90后”小伙子尹桑在上海一间拉面馆里向我讲述他眼中的这种“不可思议”：“现在理个发太麻烦了，又无聊，去到理发店，找个不认识的理发师，跟他解释半天想要什么样的发型，捣鼓半天，最后很可能还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彼时已经是深夜，拉面馆里冷冷清清，尹桑穿一件宽松的红T恤、肥大的白色运动短裤，越说越激动。“将来我们去理发店，就是一部奇幻之旅，坐在椅子上，先照张相，面前的大触摸屏上就会自动搭配出适合的发型，不满意可以自己调整，之后按确定键，数据传输到系统里面，嗖一声，头顶垂下来一个自动操作装置，把脑袋包住，咔咔咔，10分钟，新发型出炉，要什么理发师啊！”如果你觉得他的想法天马行空，恐怕就落伍了，他创业的APP“一起唱”正在悄悄改变着传统的KTV娱乐方式。

( 互联网创业公司服务商“36 氪”首席执行官刘成城 )

新的技术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同时，新的需求又不断推动技术变革。IDG资本的李丰用“耐心稀缺”一词来解释这一波创业浪潮的背景：“移动互联时代，手机输入不方便，使用场景碎片化，人们对终端使用的耐心降低，对效率要求越来越高，恨不得一个需求对应一个直接的入口，点一下就能搞定，不想多点第二下。”手机应用井喷，五花八门的APP开始构成了我们的生活场景。

开发一个APP也变得越来越简单。开源软件的普及和推广，降低了创业的技术门槛，那些在微信朋友圈里很火的游戏，一个大学三年级的程序员花两天时间就可以写出来。即便相对复杂的游戏，开发周期也不过两周时间。在PC时代，微软这样的巨头把一套程序代码刻进光盘里，就可以卖个大价钱，但是在智能手机时代，安卓系统把自己的源代码向所有开发者开放，这意味着一个开发者可以站在众人的肩膀上前进，而不必再从零做起。此外，最近两年诞生了一些帮助开发者节省时间的专业开发引擎，比如游戏开发者要在里面设置一些水滴、爆炸的场景，不需要自己去写程序了，直接去开发引擎的素材库里点击一下就可以。

互联网创业正在成为一个分工越来越明确的精细活儿。比如，传统的网站开发，需要经历原型、设计、切图、代码化等几个阶段，其中需要有产品经理画出原型，然后交给美工做设计，然后由前端工程师通过切图转换为代码，然后由开发人员来进行逻辑代码的开发。但是，现在只需要借助Twitter公司开发的一套开源框架，一个工程师就能快速开发出一个看起来还凑合的网站架构。

技术的细分，自然也降低了创业成本。比如，5年前，如果开一个面向消费者的初创公司，至少需要300万元的投资，这其中最大的花销是人工和基础设施，一半的工程师要把时间花在维护服务器上。而现在，有了云服务，数据的存储与分析可以交给专业的云平台公司去完成，一个初创公司只需要10万元就可以起步了，在阿里云租用一个1核1G的服务器，每月租金只需要44.8元，为了吸引客户，甚至前6个月全免费。那些已经使用阿里云存储的创业公司纷纷在其网站上留言表达感激之情，都在感慨：“我们几千万的用户量，负责服务器维护的竟然只要半个员工。”

巨头的角色

巨头公司在这一波移动互联创业大潮中，可不仅仅是提供一点价格低廉的云平台这么简单，他们扮演了更积极、更关键、更多元的角色。回顾硅谷的百年史，如果没有甲骨文公司的存储服务、没有IBM的基础性研究、没有英特尔和微软公司的应用型技术、没有苹果的颠覆性创新，就不会有后来的谷歌、Facebook和Twitter。他们为整个硅谷贡献着不可估量的技术、人才、市场与资本。简而言之，他们处在食物链的上游。

让朱啸虎总结一下这一波创业者的普遍共性，他第一句说出口的就是：“他们大多拥有大公司的工作经历。”程维在打造滴滴打车之前，曾经在阿里巴巴工作了8年。从小数学就最好的程维，高考的时候却鬼使神差地漏了一页答卷，结果只考上了北京化工大学，念的还是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后，程维在北京混了两年，卖过保险，做过销售，甚至在足疗店打过工。2005年，他去了杭州的阿里巴巴，在B2B公司做一款“出口通”产品的销售员。与印象中的互联网公司职员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不同，程维的主要工作是向那些做外贸的小工厂、小贸易公司解释这款产品如何能帮他们扩张业务。6年的时间，他在5个城市待过，在办公室的日子并不多。最后两年，程维又去了阿里旗下的支付宝公司，专门负责团购、电商业务。那两年正是“百团大战”的年代，在程维这个位置上，见惯了“生死”，有太多太多的创业公司昙花一现。所以，轮到自己真的要创业时，程维想了整整9个月，前后考虑了6个创业项目，直到最后一个，选择进入传统打车行业，才终于辞职。第二天，他注册了小桔科技，开始开发滴滴打车APP。

“视野和本事，是阿里教给我的最大财富。”坐在位于上地的新办公室里，刚刚结束一个业务会议的程维一时间有点思维卡壳，他解释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接受采访：“每天被业务挤压着，根本没时间去做不产生直接价值的事。”身后的玻璃墙上，用黑色油笔写满了密密麻麻的产品修改细节。由于从今年初滴滴打车跟微信支付合作后业务飞涨，一个月前，公司刚刚从中关村搬到这里。半年时间，员工从200多人扩张到了400人，但现在又发现新办公地面积还是小了，打听着整栋楼里哪里有闲置办公室就赶紧去租下来。虽然后来的战略投资人选择了腾讯，但是程维对前东家阿里的感激之情是真诚的，他解释说：“如果没有那5年的地推经验，滴滴打车的线下推广就做不到如此高效；如果不是见到了太多快速死亡的公司，就不会有后来创业时的谨慎思考。”

但巨头对创新又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锻炼了人才，开阔了创业者的眼界，为寻找新的机会提供了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巨头公司就像一部精密的复杂仪器，每一个人的施展空间都被限定在既有的条框中，抑制了创新项目的成长。移动互联时代，对速度的要求更高，巨头公司船大难掉头，反应往往比较慢。在程维看来：“一家初创公司能不能活下来，市场只留给它一年的时间，现在创业，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可以慢慢培养网民的消费习惯，而是必须要马上通过一两场大规模战役，迅速占领市场。”这方面，程维可能是最有发言权的创业者。今年春节前后，滴滴打车与微信支付合作，快的打车与支付宝合作，掀起了打车APP的正面遭遇战，双方砸进数十亿元重金补贴市场，直到现在仍未分出胜负。

除了技术的溢出效应与工程师人才的锤炼，巨头的另一个贡献是下游市场。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的董景博一直做UI（用户界面）设计师，先后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新浪等公司待过。从2008年开始，他就跟朋友做了一个网站，搭建了一个全国UI设计师的交流平台。但是，这个项目一直是利用业余时间做的，在他脑海里，只是想给同行创造一个交流的机会，并没有想过将来要创业，直到2012年小米手机的人找上门来。

小米采用了在安卓基础上开发的MIUI系统，试图打造一个像苹果那样的完整产业链。其手机首页的第一排第四个标志，就是主题商店。随着年轻用户暴增，他们对手机的个性化要求更高，最直观表现就是手机页面的多样化设计，比如墙纸和锁屏，有的人喜欢温馨，有的人喜欢酷，有的人喜欢沧桑，就连字体也各有不同。由此催生了一个庞大的主题市场。小米手机就和董景博签了一个协议，由他的UI中国来为小米手机开发主题，付费中七成给设计师，剩余三成由小米和UI中国分享。

年轻人的消费习惯飘忽不定，连董景博也无法描述这个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他只能用一串数字来解释——现在MIUI的用户已经高达6000万，有3%的付费用户，每个主题的费用在3～9元。UI中国上会聚了中国10万个UI设计师，他们分散在各个角落，大部分都有全职工作，只用业余时间来搞搞设计，有人已经月收入过万元。2013年初，董景博辞职，他意识到，背靠小米这棵大树，可以开始全力创业了。

天使与魔鬼

巨头公司并不总是和善的导师角色，有时候也会表现出霸道的一面，比如资本。外界只看到了那些被巨头重金收购的成功案例，却忽略了巨头在资本领域的所向披靡。用程维的话说，现在的创业者必须要面临的核心命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与巨头公司的关系，是靠近还是疏远，是攀附还是保持独立。

对程维来说，保持滴滴打车的独立性是一条不可触及的红线。所以，当去年腾讯产业共赢基金找到他的时候，他的最初反应是能躲就躲，“资本的力量远比我之前想象的大得多”。第一次与腾讯投资的人见面，象征性地谈了半个小时，程维就想起身找个理由告辞，但被对方摁回桌边，又聊了两个小时。当时正值全国“两会”召开，马化腾在北京开会，很快，对方就安排了一次程维与马化腾的见面。在这次饭局上，马化腾开出了优厚的投资条件，并再次许诺程维，一定会保持滴滴打车的独立，程维知道自己没有理由再拒绝了，他接受了腾讯的6000万美元C轮融资。他向本刊记者感慨：“资本只会雪中送炭，而不会锦上添花，作为一个创业者，要做的就是极力做好自己，而不是想着去改变投资人，他们比我们聪明得多。”也正是依靠着C轮的共计1亿美元的融资，滴滴打车才开始了快速扩张。

硅谷百年史中，与那些科技巨头平分秋色的，是凯鹏华盈、红杉等几家大型风险投资公司，资本与科技的结合构成了硅谷的密码。斯坦福大学旁边有一条著名的小路，叫沙丘路（Sand Hill Road），鼎盛时期，曾聚集了上千家风险投资公司。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硅谷的风险投资业开始沉寂，到2002年，沙丘路变得冷冷清清，大部分风险投资公司都关闭了。但是，两年后的夏天，就在中国互联网爆发的前夜，硅谷有名的风投公司组织了一次访问中国的旅行。返回美国后，红杉资本放出话说中国没戏，他们绝对不在中国投资。结果证明这只是障眼法，三个月后，红杉资本就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基金。由此拉开了美元基金在中国互联网界的纵横捭阖。

查立1986年出国，1997年第一次回国，当时到家乡杭州，住在西湖边的望湖宾馆。一天下午，他出来闲逛，路过一个建筑工地，听到简陋的工棚里有人在高声谈论互联网，滔滔不绝半小时，这让刚刚从硅谷回来的查立很是疑惑。他等在门外，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人如此激情四射。后来，那个人出来了，就是马云。

2000年，查立回国加入互联网风投大军，学艺术的他更想在创业者与投资人之间做一个桥梁，于是想到做孵化器，在上海成立了Idea Factory。但是，运作了三四年之后，查立发现自己从硅谷搬回来的那套游戏规则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开张到第三年我才知道什么叫发票，在美国注册公司，只需要300美元填张表格就搞定，但在国内却要一系列手续，还要年检。”所以，到美国风投大举进入中国的时候，查立已经决定改变之前的硅谷玩法，只投“短平快”的项目。他解释说：“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不健全，比如在美国投资一个芯片公司，只需要有好的技术团队就好，把产品做到极致，自然会有大公司出高价来收购。但在国内，投资芯片项目，光有技术是不行的，从第一天起就要配备销售团队，去布局市场渠道。”创业项目必须迅速进入市场才能活下来。

2005年前后，是中国互联网承前启后的一段日子。第一波回国创业的海归，大都依靠海外风投取得了骄人战绩；本土技术人才已经崛起，依托手机短信开展的SP业务蓬勃发展，成为移动互联的雏形；同时，第二波海外风投大军也徘徊在了中国的大门口，投资了携程、腾讯、百度等公司，成就了熊晓鸽、沈南鹏等一批明星投资人。一批早期在硅谷创业的中国人开始与美国的风投公司一起合作，成立更本土化的风投。2005年，亚信科技的董事长丁健联合另外三个合伙人，成立金沙江创投公司，与硅谷最老牌的风投My Filed合作，共享对方的融资客户名单。到现在，金沙江创投管理着10亿美元的基金，成功投资了去哪儿网、兰亭集势、百合网等项目。

朱啸虎2007年加入金沙江创投，刚开始几年都比较悠闲。按照传统的投资流程，一般初创项目先获得天使投资，大多数天使都是已经致富的互联网高管，每笔投资额在200万～300万元，之后大浪淘沙能活下来的才会有风投跟进，一个初创项目要打动风投并不容易。但是，随着创业大潮的来临，项目喷涌，上游又不缺钱，股市楼市低迷挤出大量资金，导致现在的状况颠倒过来了：“投资人带钱追着项目跑，甚至有人直接带着条款合同去看项目，看准了当场签下，风投也被逼把战场前移，去做天使投资，否则好项目就被别人抢走了。”

2012年冬天，朱啸虎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对滴滴打车的报道，说他们下雪天派人在北京南站给司机安装。“接地气啊！”他立刻在微博上联系了程维，第二天，就飞到北京，坐到程维办公室等了一个小时。两人谈了不到两个小时，第一笔200万美元的融资敲定。由于金沙江是美元基金，滴滴收到投资还要经过3个多月的流程，当时，程维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边缘，朱啸虎就答应，先贷款给他50万美元，剩余150万美元走完流程之后支付。协议签完，朱啸虎就去新西兰休假去了，玩了一个月，回国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天地大变，满城都在说滴滴，发展太快了！”很多风投也开始追着程维谈投资，这让程维想起刚刚创业时，产品还没做出来，自己拿着商业计划书去拜访了30多家风投，却没有一家答应投资。

2012年的冬天，北京下了几场大雪，打车难问题更加突出，滴滴打车一炮打响。就在A轮融资剩余的150万美元全部支付完成之后，第二天，B轮融资就到账了，朱啸虎又追投了300万美元。“之前在中国做风投很容易，只需要复制美国模式就可以，比他们落后两三年，但是现在移动互联创业，双方差距只有两个月，甚至中国市场更大更复杂，复制已经不灵了。”

高度统一又差异巨大的中国市场，让投资人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只能是凭借直觉。因此，任何创业团队，查立都坚持一定要面谈。接受我们采访之前，他刚刚见了两个创业团队：一个来自江西，要做一个结伴旅游的APP（智能手机的第三方应用程序），创业者告诉查立，他也不知道怎么赚钱，但是相信这个产品一定会得到大家喜欢；另一个则是一个博士生，要联合五星级酒店的大厨一起做美食，卖给普通网民。他跟查立讲了半天商业模式，已经开始与五星厨师合作做鸭舌、鸡爪。查立惊讶：“五星级酒店的大厨不是应该做法式甜点吗？”对方马上给出了一套回应。前后一个小时，查立就判定：“前一个项目值得再看看，因为小伙子很坦诚；后一个就算了，因为他在不断防范、辩解，对投资人遮遮掩掩，是大忌。”

破坏性创造

陈拯民浓眉大眼，1.90米的个头，在车库咖啡一片埋头干活的“程序猿”中格外显眼。他是标准的理工男，但却与互联网无关，用车库咖啡老板苏菂的话说，他在干的事儿比移动互联更“逆天”。如果单纯把这一波创业的机会局限在移动互联领域，并不准确。在传统的制造业、在清洁能源及生命科学领域，依托现在的信息化技术，也迎来了变革时期。

陈拯民做了一款电机，没错儿，就是传统的电机，但他把电机做得更小、更轻、功率更高。传统电机12千瓦的输出功率一般要10公斤，而陈拯民的电机只要2.4公斤，更小更轻的直接意义就是可以应用在电动汽车上，他做过数据比对，自己做出来的电机比特斯拉所用电机的各项参数更优。现在已经送往国家实验室检验，等着拿到认证之后就可进入量产。陈拯民胸有成竹，坐等电机行业石破天惊。

今年32岁的陈拯民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博士生，专业是航天自动化，读书期间就为航天研究院做过很多项目，但是毕业的时候，他却去了一家创业公司，只是因为想“回到技术本身，做更自由的技术创新”。在创业公司干了一年，他没拿一分钱工资，但最后发现老板并不想真心做科研，而是通过项目套取政府补贴，他选择了离职。到车库咖啡的时候，陈拯民有些落魄，他为前一段工作经历而伤心，又找不到下一步的路，如无头苍蝇般乱撞。直到苏菂有一天问他：“抛除一切杂念，你到底想做啥？”“电机！”陈拯民脱口而出，因为他读博的时候研究方向是系统集成，一个系统的架构往往要受制于提供动力的电机。“好，那就去做！”从此，陈拯民就从车库咖啡消失了，几个月之后，他回来见到苏菂，说自己这段时间都在合肥的一家工厂里，电机已经做到了第五版。

从2013年10月到今年5月，陈拯民在合肥一间小工厂的三楼，中午起床，去二楼的厂长家吃饭，然后下到一楼车间跟工人一起做电机。晚上，工人下班回家，陈拯民就拿白天的电机做实验，跑一夜数据，第二天一早工人来上班的时候，就能布置当天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回宿舍去睡觉。如此黑白颠倒8个月，电机做到第10版，陈拯民还不满意，想着做第11版，但是，一来工厂接了别的活，二来自己大学期间做项目的积蓄也要花完了。他带着电机回到北京，开始找投资人，现在已经搞定了一轮融资，公司估值超过1亿元。按照陈拯民的设想，将来公司并非单纯卖电机，而是卖以电机为核心的一整套解决方案。“我们要做制造业中的高通，卖的是钥匙，是专利技术。”他对公司的估值预期是10亿元人民币。

既然电机是制造业中一个非常成熟的核心部件，为什么庞大的科研队伍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努力，都不及陈拯民不到一年的尝试呢？这也是困惑陈拯民的一个问题。他无数次去找电机领域的同学和专家请教，结果发现，他们思考问题的模式，都是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改进，每一代产品都比上一代产品提高一点点。但是，陈拯民从做电机的第一天就直接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原有基础上提高100倍呢！当然，如果这样选择，就意味着他无法依托现有的制造工艺和工具，这就是陈拯民在合肥工厂的主要工作，这款电机的每一个螺丝、每根电线，都是他和师傅一手打造出来的原创。

这种颠覆性思维正在成为年轻一代创业者们的法宝。只要是认准的东西，抛弃一切窠臼，把它做到极致，甚至敢于赌上一切。陈拯民在做成第10版电机之前，没有找合伙人，没找一分钱的投资，完全是靠自己，因为自己毕业第一年被忽悠的经历，他不想再给别人画大饼。正如《硅谷百年史》一书中作者感慨：其实硅谷发明的东西很少，计算机不是硅谷的发明，晶体管、集成电路、互联网、浏览器、搜索引擎、智能电话等等，都不是硅谷的发明。但是，硅谷就是有一种魔力，可以使得这些既有技术巧妙组合，快速传播，从而产生一种颠覆社会的效果，并从中赚到大钱。熊彼特当年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演变成了今天的“破坏性创造”。

田溯宁相信未来会出现像福特生产线那样的知识生产线，创造性企业第一次有机会去挑战传统的巨头公司。技术驱动的创业项目让人目不暇接，查立刚刚投资了一家做固体润滑剂的公司。固体润滑剂主要用在汽车天窗、航空航天、大炮炮筒上，核心技术在美国人手里。之前，美国公司只卖给中国原料，但是，对于固体润滑剂来说，制造不难，难的是如何均匀涂抹，工艺才是核心。一个化学系的大学生，毕业去美国公司卖原料，卖不动，就辞职了，自己鼓捣了三个月，还真的把工艺技术搞出来了，拿到实验室去测试，效果不比美国公司差。他很快签下了一个国际汽车厂商的单子，之前，车都是在国内组装，运到国外去涂抹，然后再运回来，这一下省去了跨洋运输，成本大降。

但是，这种看似一战成名的“真功夫”并非一蹴而就。查立投资的另一家有“真功夫”的公司，开发了一种有助于提高油田产量的技术，帮助一口低产的油井增采。这项技术的发明者是一对父子，父亲从年轻时就是化学发烧友，后来还自费跑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去进修，儿子也是学地质学的。现在这项技术已经在美国一些关闭的低产油井启用，开采出的石油由双方分享，前景巨大。

“90后”一代

22岁的尹桑在拉面馆刚一落座就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创业真的是看一个人的积累，‘屌丝’青年单凭一身激情，已经很难了。”他的履历用闪亮来形容并不为过。在家乡盐城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尹桑读到了比尔·盖茨的自传，他立志要做比尔·盖茨。怎么做比尔·盖茨呢？他想到必须要完成两个目标——考上哈佛大学，然后中途退学。怎么考哈佛大学，当时有一本书很火，叫《哈佛女孩刘亦婷》，里面提到中学要读外国语学校机会才会比较大。于是，10岁的尹桑就跟父母提出了要去南京读外国语学校的请求。

从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初中毕业后，尹桑一个人去美国读高中，大学考取了波士顿的本特利学院，这个大学虽然名气不大，但却是美国本科商学院中两座开设创业学的学院之一。尹桑的目标非常明确，他早早就给自己立下了一条人生准则——一辈子不要领工资。“领工资就成了打工的，我要自己创业当老板啊！”哪怕到现在，他的公司已经完成了三轮融资，他也没有从公司领一分钱。“有股份就够了，只有对自己公司没有信心的老板才会领工资。”当然，说这话，尹桑也是有底气的，大学前两年他就创业了两家公司，很快卖了出去，已经有了几百万元的积蓄。

创业学是学什么的？就是手把手教你怎么创业。尹桑那一届，这个专业只有7个学生，他们入学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代表学校去买路灯，“不是模拟闹着玩的，是真买，几十万元的单子，自己去谈判”。来上课的老师都是上市公司的CEO，以至于到读完“大二”的时候，尹桑跟同学说起自己要休学创业去了，别人一点也不惊讶，他那一届的7人没有一个读到毕业。

做“一起唱”这个产品并非心血来潮。在选定这个方向之前，尹桑利用寒暑假详细考察南京和上海的市场，一共列出了68个行业方向，几百项要素一一打分，最后选中了KTV。他的理由很清晰：“KTV有三最——是所有传统服务行业里最信息化的，消费者最年轻化的，也是最社交化的场所。”但他同时发现，传统的KTV已经远远不能满足“90后”年轻消费者的需求，唱歌变得单调枯燥，他们希望在KTV完成更多娱乐和社交。“一起唱”就相当于一个KTV平台，不仅可以在上面订房间，还可以与附近的唱友交朋友，而且可以基于大数据分析来推送你可能会唱的歌曲。尹桑不满足于单纯的软件开发，他要软硬件结合，通过改造KTV现有的点歌系统，来打造更丰富的娱乐空间。将来的收益是从KTV的利润里分成。尹桑相信，做企业必须要经过精密计算。“我看到身边很多人把创业当项目来做，当比赛来做，我不是，我的目的明确，创业就是做企业，将来就是要做成几十亿上百亿元规模的公司。”

为了把这个项目做成真正的公司，尹桑从一开始就考虑好了管理方式与股权结构。“如果是三个人创业，合理的股权不是3∶3∶3，而是7∶2∶1，这样才能保证创始人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否则就成了小孩子过家家。”尹桑邀请另外三个同学跟自己一起创业，外加自己女朋友，但没出一年，他就把他们全部开走了：“人的成长跟不上公司发展就应该退出。”大家和平分手，现在还是兄弟。一直到现在，公司还保持着每个月挺高的主动淘汰率。

跟大多数创业者类似，尹桑的语速飞快，说话条理清晰，他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保持高速运转，他说现在公司正处在最关键的扩张期，一看到电话就高度紧张。尹桑身上有着“90后”一代鲜明的创造力、活力与现实主义。他在上海徐家汇租了个月租1万多元的房子，每天早上4点起床，跑步、洗澡，4点半就能给下属发邮件。他的下属大都在30岁以上，公司最大的员工是55岁，而他们在收到邮件后10分钟内一般就有回复。尹桑每周花2000块钱去进口超市买高级牛肉，每年办一张几万元的健身卡，出差的时候，他一般住500元以上的酒店，但是，所有这些，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更快更好地让身体恢复能量，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必须要自己时刻保持体力充沛、精神集中，随时随地跟我的团队开会、做决策，否则他们看到我的犹豫，就会懈怠。”

刚去南京读小学的时候，他的父母还会担心，这么小的孩子能不能学坏，可是，很快他们就放手了。尹桑的父母都在盐城做医生，他们对尹桑的教育就是充分信任并支持。“其实对我们‘90后’一代来说，长辈不干预就是最大的支持，不要太在乎我的人生选择，因为那是我自己的选择。”价值观更独立的同时，他们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更单纯，或者更现实。“我们不像‘70后’、‘80后’，成长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还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怀。”尹桑说话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比如他劝说最初的合伙人离开的时候，“我跟他们说得很简单，要是现在搞得不愉快，将来怎么在一起搞上百亿的合作”。

不过，尹桑也有点小理想主义。他见我们的时候穿着自己最喜欢的一件白色运动短裤，宽松肥大，也不是名牌，不过，这么多年来他每到夏天都一直穿着：“这是我高中第一次创业时穿的，我想穿到将来公司上市，穿着它去交易所敲钟。”

（感谢实习生郭思杨对本文的帮助） 打车一代移动互联网投资美国硅谷硅谷创业公司创业中国创业公司车库咖啡技术创业风投程维朱啸虎互联网公司引爆引爆点互联网创业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