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堪培拉北高奔小学,要不要穿校服上学?
作者:刘敏李香书与父亲在澳大利亚度过了4年时光,阅读是父女俩在一起最喜欢做的事情父女留学生
发现抽到的题目是“你最喜欢的一本书”,刚刚还在紧张的李香书心里长出了一口气,这个取名自“书香门第”的女孩,最大的爱好就是阅读。她迅速地回忆了自己读过的上百本英文书,决定跟评委们讲一讲《小公主》(A Little Princess)的故事。
一听到女儿流畅的英文叙述,坐在观众席里的李永涛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这是中央电视台“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全国总决赛现场,李香书此前一路从几千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福建赛区小学高年级组的代表选手,李永涛对女儿的英文水平和自我表达能力非常有信心。
4年前,刚刚踏出国门时,8岁的李香书却仅仅会背诵26个英文字母。2010年,李永涛正在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为了让女儿长长见识,他把正在沈阳塔湾小学读二年级的李香书接到了堪培拉。
“其实很多在澳大利亚读书的父母都把孩子接过来了,因为在这里入学太容易了。”李永涛回忆,澳大利亚入学也是按照就近的原则,但不像国内有户口、学区房的户籍制度限制。“只要你在这一片范围内居住就行,哪怕是租房,只要拿出租房合同,或者水电缴费单作证明就可以。如果你不住在这片,一定要来这上学,只要你能提出合理的理由,学校也会通融。”
澳大利亚墨尔本南奥克利小学三年级学生和他们饲养的绵羊、母鸡、兔子、天竺鼠
李永涛和女儿持合法居留签证,便享受跟当地人同样的择校权利。他在自己的大学附近选了统考成绩不错的北高奔公立小学。在澳大利亚,全国70%的学生都在公立学校就读,公立学校由政府拨款,免费进行义务教育,只交较少的杂费。但因为学校的公立性质,对外籍居民每年会收取一定费用。“我听说有学费减免的政策,也不知道适不适合,就搜了他们官网上的邮箱,简单写了封邮件申请试试。”李永涛发送了自己和女儿的签证扫描件,告诉学校自己处在读书阶段,家庭收入很低,咨询是否可以减免学费。北高奔公立小学很快就通过了他的申请,为李香书免去了每年5000澳元的借读费用,李永涛至今仍感叹对方的高效与慷慨:“就是几封邮件往来,学校的任何人我面儿都没见着。”
事实上,相较于国内,澳大利亚充裕的教育资源配置,不仅使学生入学的门槛低,而且让家长们有充足的选择权。类似堪培拉、悉尼这样的大城市,学校位置的设定以居民的意愿为准则,从家里出发,最远5公里内,一定会有一所小学。李永涛所在的区大概有3万人,有5所私立小学、3所公立小学。在李永涛来之前,当地政府曾经觉得8所小学过多,想合并几所,结果在当地居民中掀起了汹涌的反抗浪潮,大家以生活不方便为由,把这个提案彻底否决了。“这里的公共设施不是行政部门想裁撤就能随便撤的。”
等到入学之后,李香书又继续享受了当地教育的免费福利。北高奔小学里当时只有李香书一个中国学生,初来乍到,小女孩上课时完全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学校专门为李香书找了一名学教育学的大学生做实习老师,为她一对一补习英语。“这不是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学校主动安排的课程,整个辅导持续了有一年时间,每周4个小时,全是免费的。”李永涛自己也每天晚上给女儿读英文小人书,渐渐地,他发现女儿可以跟得上他朗读的速度,等到半年之后,李香书已经追上了老师讲课的内容,晚上开始抛开爸爸,自己找书看了。没有“傻问题”
“我们的老师都特别Nice(和善)。”李香书现在说话,还是习惯性地夹杂着英文单词,她常常在叙述中突然卡壳,侧着脑袋嘟囔着英文单词,试着翻译出对应的中文名称,才能把交谈继续下去。“老师总是在鼓励我们,小组表现好啦,就给一个小卡片;谁回家读书读得多,也给一个小卡片。我们攒了小卡片,再去兑换高一级的蓝丝带,丝带攒够了,再升级成金牌,大家手里总有一堆奖品。”
在沈阳刚读小学时,李香书的老师以严格著称,李香书也被格尺打过手心。她起初上课喜欢接话,沈阳的班主任告诉李永涛:“一句话说出来,你闺女肯定不能让它掉地上。”被“修理”了几次之后,李香书渐渐除了回答问题,不敢再跟老师有其他沟通。到了澳大利亚,刚去的时候上科学课,介绍宇宙时老师提问:如果太阳是空心的,里面能装几个地球?李香书当时听不懂,复述问题时错说成“如果太阳是实心的,能装几个地球”?班主任停下讲课,告诉李香书,实心的太阳可就一个都不能装了。李香书还是没听懂,两个人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反反复复说了几遍,李香书终于意识到了英文“空心”与“实心”的区别。
李香书至今牢牢地记得这件小事:“如果是在国内,老师肯定觉得你怎么问这么傻的问题。”从这次开始,她发现老师并不是高高在上。“澳大利亚的老师就像一个朋友一样,你不会觉得这个老师严,那个老师凶。我们班主任赫本是个年轻的女老师,她特别受同学们欢迎,我把我小时候的照片拿给她看,她还告诉我自己的闺密喜欢中国孩子的故事。校长有时候路过我们班,还会突然拐进来给我们表演魔术——看,我的大拇指断了!”
李永涛感慨,女儿的老师们从来不对学生大喊大叫,一次参加学校的运动会,他亲眼看到一个小男孩不服管理,对着老师比了一个中指。“当时我都气坏了,这孩子这么没礼貌,他们老师叫毛伯恩,是个1.9米高的大男孩,刚刚参加工作,我感觉他轻松把这孩子拎起来都没问题。结果他发现我看到了这一幕,就对我耸耸肩,表示这个男孩太调皮,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如果换作我,对孩子可能都没这么好脾气。”李香书的老师们,遇到难管的事就换一种形式管理,比如有小孩就喜欢在书上乱写乱画,老师干脆给他发了一个新本子,鼓励他好好画在本子上。
李香书很快就融入到了新的班级里,家长会同样也变成了表扬大会,李永涛发现,表扬是常态,没被表扬的孩子,也许才是这方面有不足的学生。这种鼓励性的教育,也体现在家长身上,李永涛起初跟当地同事聊天时,还会习惯性地说我女儿不行不行,后来发现,澳大利亚家长在一起,没人提自己孩子的成绩。“成绩属于孩子的隐私,他们在一起都是夸自己的孩子有创造力、聪明,不会成天说别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该不该穿校服?
“小学生应该穿校服吗?”跟预期中的自由散漫不同,澳大利亚的公立学校也要求全体学生必须穿校服,李香书的所有在校证件照,全都穿着蓝色的运动服、运动裙。在国内习惯了一切统一,听从要求的她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但班上的孩子们却有不同意见。
学校的解决方式,是让同学们一起写个小作文,共同讨论穿校服的利弊。“有些同学觉得穿校服不自由,有些同学又觉得穿校服省事儿。大家最后在一起讨论,得出的结果是,还是要穿校服,这代表我们是一个集体,这是我们北高奔小学的象征。”经过了这样的讨论,学生们对校服就认真起来,学校的校服可以买二手,也可以把自己的旧衣服标价卖出去。很多学生毕业的时候,还会把穿过的校服集中起来,当作礼物捐给学校,再次售出的钱用来做学校的发展基金。
布置这种讨论的时候,老师们完全把小学生当作成年人来认真对待。每次回国,李永涛都会让李香书给老师们准备一点小礼物,此前在国内,他听说过给老师送礼的潜规则,过年过节,身边的同事都会给老师准备购物卡。在澳大利亚,红包是明令禁止的,李香书班级里专门开过小辩论会,讨论什么是礼物,什么是贿赂。“比如老师总自己掏腰包给我们买格尺、橡皮这些奖品,这就是礼物。偷偷摸摸给老师的贵重物品,就是贿赂。”每次带回澳大利亚的茶叶,老师的处理方式是高兴地当着全班同学展示,大大方方地告诉同学们这是来自中国的特产。
李永涛觉得,思辨性作业的影响远远超乎了孩子的童年。他自己是国内一所高校的研究生导师,每次期末都要三番五次跟学生强调,不要抄袭,要有自己的创见,可交上来的论文里还总是抓得出李鬼。在堪培拉上课的时候,当地同学作业中的论述、引证,其中体现的独创性,都远远超过了同龄的中国学生。“澳大利亚从小学就开始强调孩子的自学能力了,同样是学热带雨林,我们可能就是死记硬背,每天有多少亩雨林消失啊,最长的河流是多少多少米啊。我女儿他们的作业是上网自己查资料,给你发了一张表格,上面有20个栏目,让孩子去查雨林的知识,自己设计题目,准备出答案,再到班级里互相考。还可以选一个濒临灭绝的热带雨林动物,选哪个动物,判断它是不是濒临灭绝,都要孩子自己动手查资料。最后作业呈现形式是设计一个T恤图案,看谁的宣传效果好。”
李永涛并非对澳大利亚的教育全盘接收,从始至终,他都觉得孩子的学习任务实在太轻了,每天上午两节主课,下午一节副课,之后就回家放羊,连作业都不留。李永涛也很担心,以女儿现在的学习密度,回国后能不能跟得上文化课。他多次要求女儿自己在家补习,早已习惯轻松学习的李香书难以接受这个要求,大吵几架后,李永涛只好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
澳大利亚的家长真的不在乎学习成绩吗?李永涛心里一直绕不过这个弯来,直到一次参加自己同学的聚会,组织者是一名大学教授,席上她的儿子谈到未来的理想,告诉众人,他想当一名泥瓦匠。李永涛听了大跌眼镜,却看到这位大学教授高兴得起身拥抱儿子:“这是个好职业,太棒了!比我的薪水都高!”
“他们不像咱们,职业高低贵贱差别这么大,不管什么职业,只要孩子喜欢就行了。”李永涛分析,澳大利亚的社会已经足够发达,生存就业不成问题,不是非要有大学文凭才能找到工作,因此澳大利亚家长对成绩没那么看重。而教育资源的发达,又减轻了学生们竞争的压力,澳大利亚的小升初,正常情况下是继续按照片区就近升学,学生的升学成绩,是按照每学期期末考试与毕业统考的分数综合计算,如果有心仪的学校,学生可以拿着分数和老师写的推荐信去申请,若是申请失败,仍可以继续在片区内的初中就读。
当学校不需要受制于分数,老师给学生、家长以极大的自由度,学校不去要求所有孩子都必须升入大学时,他们就是把学生当作独立思考的主体——“孩子有自己选择的权利。”重新学习竞争
“~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ill they decay/When the world's extremely chilly/I comfort myself with my dear water lilies.”
在“希望之星”英语比赛的才艺展示环节,李香书刚刚朗诵了自己撰写的一首《睡莲》。写诗是她在两年前养成的爱好,在这首诗中,她描述了莲花在微风中摇曳的优美姿态,用严格的英文韵脚,转述了中国思想中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当世界陷入冷寂,我用我最爱的睡莲安慰自己。”
这场英语风采大赛愈发激烈,赛场里很多孩子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打扮成牛仔的小男孩,双手一直紧紧地抱着怀里的吉他,有小女孩脸上还是京剧表演的油彩,出了考场的门,“哇”一声就开始大哭起来。
等到李永涛带着女儿出了考场,他的脸色看起来并不好,女儿的现场得分没有达到预期,看来无法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了。
“宝贝你表现得特别棒。”沉吟了一阵后,李永涛拍了拍女儿的肩膀,“你反应得真快,那本《小公主》,你一点都没卡壳,介绍得又流畅又到位。”“可是分数好像太低了。”“这个无所谓,他们有自己的评价标准,爸爸觉得这次咱们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事实上,李永涛对这次比赛一直给予了很高的期望,此前他告诉我们,女儿曾经在“州长阅读挑战赛”中拿过全校唯一一个阅读金奖,即便是在国外,她的英语阅读涉猎和语言组织都在前列。只是在回国后的第一个大型比赛中,他们已经忘记了中国孩子竞争起来的激烈程度,虽然从福建赛区几千名选手中脱颖而出,但看到决赛中其他学生小提琴、笛子、魔术十八般武艺全上的情况,李永涛觉得自己“轻敌”了。
面对这样的结果,李香书反而十分淡定,她早就习惯了“重在参与”的比赛方式。在澳大利亚,她参与过大大小小的比赛,学校组织的各项比赛,并不是真正为了比出三六九等,运动会不需要选拔班里跑得最快的人参加,只要感兴趣,都可以到赛场上跑一跑。李香书很骄傲地回忆,班里有个小男孩,一路从学校、街区、地区比赛赢过去,一直跑到了全州的田径比赛。但在这样的体育天才之外,运动会更像是一个大派对,她参加了短跑100米,还参加过11岁以下2000米的越野跑,仰泳50米比赛,但具体的名次自己早就忘记了。
而对竞争的不敏感,正是李香书回国后,最需要赶快适应的地方。过去轻松愉快的学习习惯,在她今年回国后遇到了巨大的冲击。在澳大利亚,李香书最直接享受的就是宽松的上学时间,每天9点到校,她总能舒舒服服地睡到8点多再起床,上午有两节课,中间夹一段早茶时间。午餐过后,下午只有一节课,李香书认真地强调两次,“永远是准时放学”。
为了与母亲团聚,李香书回国后到了福建,在厦门读小学。第一个月,李香书就累哭了。学校每天7:50到校,比过去提前了一个多小时,上午4节课,下午3节,每天的课程数量是过去的两倍,正常放学时间是4:30,但进入六年级后,大量的作业和评改课程,几乎每天都会拖堂放学。
更严重的是文化课的进度,澳大利亚的进度跟国内完全对接不上,过去在学校,李香书是全班数学成绩最好的几个人之一,每次练习老师都会给她发两张卷子,题目都相对较难,而不擅长数学的孩子,得到的是一份题目简单的试卷,并不会有“优等生、差生”这样的判断,也不要求所有孩子都齐刷刷地达到同样水平。在厦门,李香书又一次面临上课听不懂的局面,为了不降级,李香书和家里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赶进度,半年后,这个聪颖的小女孩又一次以惊人的适应能力,重新跟上了上课进程,哪怕她并不喜欢这个节奏。
回过头来看,李永涛总结,澳大利亚的教育主张顺其自然,充分尊重学生的天性,老师总是在说“我不能强迫别人做事”。但以中国人的眼光看来,这样的宽松也使其基础教育过于轻松,到了六年级,很多学生还不会使用乘法口诀。相反,中国把教育当作一种谋生手段,基本功确实扎实,但最大的问题是过于讲究统一,什么都有标准答案,全班同学都按照同一个进度学习,扼杀了孩子们的创造性。李永涛感叹,如果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基础教育能结合起来就好了,而这并不是靠一个家庭能完成的任务。
提到未来,李香书几次都告诉我们,自己还想回到澳大利亚读书,一旁李永涛的笑容有点尴尬。短期之内,对于她的家庭来说,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如何让李香书理解国内教育的节奏,弥补没有学习奥数,没有明确竞争意识的差距,才是当下最棘手的问题。
李香书毫不掩饰对澳大利亚的怀念,她在自由的学习氛围中浸润已久,很多想法已经跟中国同学有很大差别。美术课上,她回忆在澳大利亚跟爸爸旅行时见到的草原,在纸上画出深深浅浅的绿色,老师告诉她,这种画面太枯燥了,应该再加点东西上去。“可是我当时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呀!”李香书想不通,为什么一定要模仿其他同学的作品,给天空加上太阳和白云:“画画为什么要跟别人一样?有些人的画当时大家就不理解,就像凡高。”
在又一次美术课上,老师让同学们画自己学校里喜欢的场景,同学们大多绘制了一栋楼房,画面的布局、颜色,大多又非常相似。李香书按照回忆,绘制了她在澳大利亚的教室,她告诉我们,这是她最怀念的地方。 小学李永涛校服上学李香北高不要堪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