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偶像：足球如何改变人生

( 在首都巴西利亚马内加林沙体育场参加足球赛的孩子们（摄于2014年） )

“好希望”的机会

在踢球的孩子中，弗林很显眼。原因很简单，她是场上的唯一的女孩儿。像许多巴西的女孩儿一样，弗林有着黑红色的皮肤，双腿修长，身材健美。她的全名是埃斯埃弗林，朋友们都喊她弗林。弗林今年20岁了，踢球是她最喜欢的事情，但女子球队却很少，所以她只能在社区球场和男孩子们一起玩儿。从小就是这样，在球场上也没有人把她当女孩儿。

那是一块巴西最常见的社区球场，尘土飞扬，杂草丛生。每个傍晚周围的孩子们都会聚集在这里。球场边有一个小酒吧，柜台上方摆满了社区球队获得的奖杯，投币点唱机摆在门口，音乐放得震天响。

贝洛奥里藏特是巴西第三大城市。桑塔露西亚是贝洛奥里藏特市附近的一座卫星城，从市中心出发，大概要乘一个小时的汽车。富人区靠近公路的两侧，每户都有一两亩大的院子，高高的围墙拉起铁丝网，透过大门的孔隙可以看到院内的草坪、吊床和烧烤台。我们走过门口的时候，都会惊起一阵狗叫。穷人区与富人区只有一街之隔，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贫民区房屋低矮杂乱，路面高低不平，石块遍地。这些地方没有下水管道，人们只好利用天然地势把废水排走。弗林的家就在桑塔露西亚一个名为“好希望”（Esperansa）的贫民社区。她家门前就有一条臭水沟，孩子们在路边玩儿时，常常会把球踢到沟里去。这里大部分家庭月收入不到500美元。

6岁的时候，弗林就喜欢在街上和男孩子们一起踢球。8岁生日那天，小姨送给了她一个足球，那是她人生的第一件礼物。弗林家里穷买不起球鞋，她就和其他男孩一样光着脚在场上跑。事实上，她几乎一直在光脚踢球。她第二个脚趾很长，比大脚趾还要长出1厘米多，经常把鞋和袜子穿坏。这样的脚也给她带来自信。“可能是我的脚与众不同，所以我在这一带踢球最好，甚至比那些同龄的男孩都好。”弗林说。她有一个梦想，就是想要成为玛塔那样的巴西女球员。

( 热爱足球的弗林（右）和小伙伴一起踢球 )

弗林父母的关系不好，经常吵架。14岁时，她决定离家出走，去了圣保罗州的一座海边小城。“弗林是那种不一样的孩子，从小胆子就很大，经常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她的小姨对我说。在圣保罗，弗林一边工作——做小时工、服务员、清洁工——一边利用闲暇去踢球。在一次室内足球的比赛中，弗林被一名教练看中，加入了当地一家业余女足俱乐部。这一年她16岁了，俱乐部给了她一双足球鞋。那时她才第一次穿上鞋去踢球。

俱乐部每周有3次训练，周末还会安排比赛。在一次比赛上，弗林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偶像——玛塔。玛塔曾带领巴西女足获得奥运会的银牌，曾连续5届获得“世界足球小姐”称号。弗林和玛塔有相似的成长经历，从小都和男孩子一起踢球，但她却没有玛塔那样的机会——被球探看中进入大球会。巴西女子足球联赛还属于业余性质，球员大都是业余级别的，比赛也不销售门票。弗林所在的球队只能踢踢社区的业余比赛，她们根本没有钱也没有获得赞助去踢全国的联赛。

( 世界足球小姐玛塔是巴西很多女孩的偶像 )

在圣保罗的6年时间，弗林没有回过一次家。直到今年父母离婚后，她才回到桑塔露西亚，陪伴母亲。但弗林却失去了自己的球队，家乡根本就没有女子足球运动。她只能在球场上继续踢野球。直到有一天，弗林遇到了吉玛。当时吉玛正在球场上寻找球员组建自己的球队。

吉玛今年23岁，也是居住在这个社区的年轻人。我第一次见吉玛就是在球场边的小酒吧。当时，酒吧里一个喝醉了的女人正冲着我们狂吼。他的个子很高，穿着干净的蓝色牛仔裤和耐克运动鞋，谈吐温文尔雅，和这个破败的社区格格不入。他正在本地的一所大学读书，念的是体育专业。吉玛告诉我，他组建了一支社区少年球队，由他充当教练，从中选出技术好的孩子，推荐给职业俱乐部。这其中也包括弗林，他已经为弗林联系了玛塔曾经效力的母队——里约达伽玛俱乐部的女足。但问题是，去里约试训需要路费，他们还拿不出这笔钱。

( 被寄予厚望的内马尔需要在世界杯上证明自己 )

吉玛小时候也在这块球场上光脚踢球，有一天一个路过的球探发现了他。10岁的时候，他被这名球探送到了一家足球学校接受训练，4年后他进入巴甲豪门米内罗竞技队的青训营，后来又转会到了巴甲劲旅巴伊亚队，17岁那年进入一线队踢上了巴甲联赛和州联赛。当他已经在球队站稳脚跟后，吉玛却决定终止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我发现自己真正想做的是足球教练。我也许不能成为一个球星，但是能成为一个好教练，帮助更多的孩子走上足球之路。”吉玛说。他看着球场上那些光脚奔跑的孩子们，转过头对我说：“他们中可能有未来的球星，但缺少向上发展的机会。”

2012年，吉玛退出了巴伊亚队回家乡参加大学考试，目前已经念到三年级。今年他在“好希望”社区组建了一支球队，共有30多名孩子。7～10岁为一组，10～14岁为另一组，一周训练两三次。他还自费买了训练背心和足球，为一些特别贫困的孩子准备了球鞋。足球能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吗？吉玛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成为职业球员，或者能出国踢球都会有不错的收入。而不会像他们生活在这里的朋友们，成为服务生、送货员或给人擦皮鞋，挣扎在社会最底层。至少不必每天游荡在街头，陷入毒品与犯罪的威胁。”如果这些队员能进入大俱乐部，吉玛还可以获得一些经纪人的收入。

( 入围巴西国家队的若昂。他的成长也是一部励志故事 )

吉玛邀请我们周日早上来看他们的训练。那天7点半，孩子们就集中在了球场上，他们按年龄分为两组，各自占据一个半场。吉玛站在中圈，指挥他们进行基本动作、传球与对抗的演练。正式的训练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接下来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事情——比赛。他们把球鞋脱下来放在场边，换了一个已经磨掉了外皮的足球。我和吉玛坐在场边，看着孩子们奔跑追逐。“有两个孩子很有前途，一个踢边后卫，另一个踢中场。”在飞腾的尘土中，吉玛努力指给我看。他打算最近就带这两个孩子去本地的俱乐部试训：“那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偶像之路

( 米内罗竞技青训队的小球员们 )

去里约的中央车站，居然花了一个多小时。正赶上公交车司机罢工，要求增加40%的薪水。他们把大巴停到路边，使本来就繁忙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不堪。不管怎么说，世界杯都是一个各阶层提出诉求，平衡利益的好时机。中央车站在里约的市中心，是几条铁路的交汇点。巴西没有长途客运铁路系统，人们出远门还是要靠飞机和长途汽车。这里的火车，更接近于国内的城市轻轨，通往周边的卫星城或小镇。

其中一条线到达一个叫本图里贝鲁（Bento Ribeiro）的小镇，那里是罗纳尔多的故乡。年幼的罗纳尔多经常偷偷扒上这趟列车前往里约，在著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去踢沙滩足球，他还会坐缆车登上面包山俯瞰南大西洋。而现在，生活在本图里贝鲁的穷孩子们，已不可能像罗纳尔多那样自由自在了。因为开往里约的火车已经换成中国制造的全封闭车厢，车厢外根本无处立足。

( 里贝朗博塔弗戈俱乐部足球教练提亚戈（中）与助理教练们 )

巴西的贫民窟都差不多，崎岖而逼仄，路边的电线杆歪歪斜斜，盘着凌乱的电线，破旧的汽车停在路边，有的已经被烧毁了，有的被拆掉了轮子，像是悬浮在空中。鲁阿就是这样一条小街，街上有一间酒吧、一所小学和一座教堂。老太太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晒太阳，下班的人要先在小酒吧喝一瓶冰啤酒，酒瓶放在塑料套里，防止温度上升过快。行走在狭长的坡路上，我们的出现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艾伦赤着上身和他的堂兄弟们在街上踢球，四五个人围成一圈，用脚和头把球互相传递。他指给我们罗纳尔多原来的家，街上一座普通的小院子，大门紧闭，外墙刚刚粉刷过。罗纳尔多的家人早就不住这里了，现在房主也已经换过几茬。“以前有很多人来这里看罗纳尔多的老房子，他们走的时候就在墙上写字。后来两侧墙上都涂满了字。于是新的房主就把墙重新刷过了。”艾伦说。

( 陈小东是河北省精英足球俱乐部的领队，他率队在巴西受训 )

我告诉艾伦，我们想看看罗纳尔多的成长环境。他指着街对面一个向这里张望的小女孩儿说：“跟她聊聊，她曾是罗纳尔多的女朋友。”周围的孩子们一片哄笑。我知道这是个恶作剧。因为，那个女孩儿不过十几岁，罗纳尔多离开鲁阿的时候，她恐怕还没有出生。

这里的孩子白天大多数时间都在踢球，除此以外他们没钱找别的娱乐。罗纳尔多的偶像，巨星济科解释了这种现象：“大多数孩子家里买不起游戏机或者电脑让他们玩，所以他们只有踢足球，梦想有一天他们能摆脱贫困，成为著名的足球运动员。对许多巴西人来说，这是唯一的出路。”

( 在巴西受训的中国足球少年白宇辰（右）和马晟 )

他们踢的球也很软，用袜子或者卷起来的破布也可以对付。这样的好处，是不会打碎路边房屋的玻璃。艾伦今年17岁，中学毕业，还没有工作。他向我们展示他的技术，用脚、头、肩和胸颠球，就像杂耍一样不使球落地。当他觉得所有的花样都玩过了，就把球挑给另一个同伴，让他继续。艾伦也曾去一些俱乐部的青年队进行试训，但并没有被选中。当足球运动员是他的梦想，只有当这个梦想被彻底否定后，他才会去找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作为贫民窟的孩子，他们时常忍受巨大的羞辱。本图里贝鲁附近有一家麦当劳，有钱人家的孩子经常让车子在停车场里慢慢开，他们则把薯条扔到窗外，看着穷孩子们为争着吃一两根薯条打作一团。幸好还有足球，不仅能带来性价比最高的快乐，还能帮助他们改变命运。

大部分巴西球星都是这样踢街头足球起步的，所以他们踢球的方式很少受到约束，而是更多地注重即兴发挥。同时由于很多人是踢袜子扎起来的球，所以他们的技术更好，也更有想象力。提亚戈是我后来采访的一名教练，他和我谈起街头足球的好处：“街上总是高低不平的。因此在街上踢球更能磨炼技术。如果在街上踢得很好，在球场上就能踢得更好。”另一方面的益处则来自精神上的激励，提亚戈说：“当我在集上踢球的时候，我总是鼓励自己，只有我踢的更好时，才有机会去舒服的草坪上踢球。”

在巴西看球，很容易就能发现巴西足球的特点——球员们更善于使用身体。他们会用身体任何一个部位去控制足球，更灵活，也更随心所欲。这恐怕都与街头足球的熏陶密不可分。几乎所有巴西球星的起步都是在街上，没有教练，没有规定动作。他们为世界贡献了各种花哨的踢法：“海豚顶球”、“踩单车”、“摆牛尾”等。

与艾伦不同，同在这条街上玩耍的罗纳尔多很快崭露头角。他进入了一家名叫Valqueire Tennis Club的社区俱乐部。这家俱乐部距离罗纳尔多家有20多分钟的路程，靠近小镇的中心。俱乐部很小，有些破败，外面是一个健身房，里面有一个室内足球场。罗纳尔多最初就是在这块场地上接受室内足球训练的。萨迪·马克斯韦尔（Sadi Maxwell）现在是这块场地的教练，他和这届国家队后卫有着相同的姓氏。“室内足球更讲究控制，强调个人能力的培养，对小孩提高技术很有帮助。”萨迪说。他的班上有十几个孩子，每个月的学费是70雷亚尔（接近200元），每周上两次课。

罗纳尔多的在室内足球赛上大放异彩，成为该地区少年联赛的首席射手。他很快被球探看中，进入了圣克里斯托旺俱乐部。又过了3年，他加盟了巴甲豪门克鲁塞罗俱乐部。那年他16岁，转会费3万美元。

罗纳尔多终于离开了贫民窟。当时一些和他同样年纪的朋友已经开始使用毒品，可卡因最为常见。在足球成为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之前，它还是拒绝犯罪的手段。诸多巴西贫民窟的父母教导自己的孩子：“你可以去踢球，但绝不能去干坏事。”因为罗纳尔多的出现，更多巴西的贫民窟少年开始梦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光宗耀祖，足球的意义也从单纯的快乐变得更功利化。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条正道。

在克鲁塞罗的办公室，我问俱乐部副主席约塞：如何评价罗纳尔多的天赋？“他真是一个天才，是那个时代最好的球员，是‘最好’，不是‘之一’。他只在青年队度过了很短的时间就进入了一线队。”约塞说，“第一个赛季60场比赛中进了58个球。”“内马尔会成为下一个罗纳尔多吗？”我问道。“不可能，他还没有证明自己。”约塞说。我让约塞列出他心中巴西的三大巨星。“贝利、加林查和罗纳尔多。有了贝利和加林查，他们俩人在一起就可以搞定一切。”约塞说。

仅仅一年之后，1994年罗纳尔多就以当时的天价——600万美元的身价转会到了荷兰埃因霍温队。这笔交易震惊了巴西，人们难以置信地发现：一个17岁的少年只用了一年时间，身价就暴增了200倍。“这笔转会费的15%归属罗纳尔多本人，他从一个连试训路费都出不起的穷小子，瞬间成为百万富翁。”约塞说。

早在1960年，意大利人曾经开出令人咋舌的100万美元，邀请贝利到欧洲踢球。为此巴西议会特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以立法的方式宣布他是巴西“禁止出口的国宝”。但是到了90年代，再没有人跳出来阻止球员出口赚钱了，即使那人是国家队主教练扎加洛口中的“小贝利”。大家都明白，巴西联赛的天地太小，容不下那么多球星。

罗纳尔多成为巴西社会分水岭式的人物。在他之前，巴西足球明星的黄金时期都留给了国内，即使转会欧洲也都是在成名之后被挖走。但罗纳尔多改变了这个模式，他离开巴西的时候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在他之后，欧洲豪门开始在巴西重金寻找希望之星。球员转会的年龄越来越小，那些还是半成品的“秧苗”被插到了英、西、意、葡、荷等各种不同土壤的田地里。

罗纳尔多迅速成为巴西青年人的偶像。一方面，他的成功让更多年轻人看到了少年成名的希望，在国外踢球能赚到数倍于国内的工资。另一方面，罗纳尔多延续了巴西足球偶像的核心特质——球技是核心因素——只需要把球踢好，而不需要过多考虑外形、修养、出身等其他的光环。尽管经纪人很早就要求他戴上牙套矫正牙齿，但大家都知道，罗纳尔多根本不会成为贝克汉姆那样的时尚明星。或者说，那根本就不是巴西偶像。

事实上，这种“偶像的传统”从贝利时期就开始了。贝利能成为球王是因为他能不断地进球，而不是靠“符号”与“光环”。虽然他是一个穷苦的黑人小子，通过努力成了世界最佳球员。但在巴西，他从来不是一个黑人英雄。因为在贝利的时代种族问题已经解决，巴西没有所谓的黑人运动，况且他的两任妻子都是白人。贝利不是靠讲故事，而是靠实力成为偶像的。

罗纳尔多也是一样，他只需要把精力放在球场上，不断进球。约塞说起罗纳尔多在克鲁塞罗最不堪的一件事：开球前竟然在中圈撒尿，通过电视转播，这个行为展现到了全巴西人面前。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影响罗纳尔多的形象，他依旧是众多穷孩子的偶像。

幸运儿

27岁的若昂也将罗纳尔多视为偶像。他会反复观看罗纳尔多的每一个进球视频，研究最细微的动作。去年夏天，若昂入选了巴西国家队参加联合会杯。在全部5场比赛中，主教练斯科拉里只给了他27分钟时间，他完成了3脚射门，进了2个球。今年，斯科拉里再度把他招入国家队。这是他的第一届世界杯。

在完成上午的训练后，我在米内罗竞技训练基地采访了若昂。他1.90米的身材显得很高，身体有些瘦弱，这也是他作为中锋的弱点。当他在欧洲踢球的时候，对抗总是显得有些不足。“上个星期，我爸爸来基地看我，当时国家队名单刚刚公布。他站在球场边对我说：‘儿子，你实现了我的梦想。’”若昂说。

若昂出生在圣保罗一个叫Sapopemba的地方。他的父亲也是一名球员，曾经效力于圣保罗的科林蒂安队。但他的职业生涯乏善可陈，退役后他成了出租车司机，靠这些收入抚养自己的4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苦。和巴西很多少年一样，若昂和兄弟们每天都在街上踢球。但是若昂已经崭露头角的弟弟在一起车祸中死亡。而他自己也在一次踢球中重伤，眼睛几乎失明。直到现在，他的左眼附近还有一道4厘米长的伤痕。

8岁那年，若昂幸运地被选入了科林蒂安少年队。科林蒂安在巴西是仅次于弗拉门戈的第二大俱乐部，全国有超过3000万的球迷。现在北京国安的陈志钊曾在这里效力一年，他是唯一参加过巴甲比赛的中国球员。

而自从那时开始，若昂的天赋慢慢被人发现了。在刚进入青训队的时候，他的名字还是Joao。但一名赏识他的教练告诉他，如果他的名字改成Jo，也许更像一个真正的中锋。巴西的穷人普遍相信巫术，认为一些神秘力量会影响自己的命运。改名后的Jo，真的一帆风顺了。

2003年6月，若昂迎来了第一次代表科林蒂安成年队出场的机会。年仅16岁的他，成为这家圣保罗州的传统强队历史上最年轻的出场球员。两个月后，他又取得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进球，并由此成为球队历史上最年轻的得分球员。就在那一年，他跟随科林蒂安捧起了圣保罗州联赛冠军，延续了从1995年开始每逢奇数年必夺州冠军的科林蒂安定律。两年后，科林蒂安再夺巴西全国冠军，而此时，若昂已经是球队不可动摇的主力。

2006年，他以500万美元的身价转会莫斯科中央陆军俱乐部，登陆欧洲。在俄罗斯，若昂用连续进球证明自己并不仅仅是个“希望之星”。在欧冠赛与国际米兰的比赛中，他先后打爆科尔多巴和萨穆埃尔，用两个进球向欧洲足坛宣告：又一个巴西天才来了。3年之后，他以3350万美元的价格转会英超曼城队，身价暴涨了6倍多。

登陆英伦的若昂，看起来似乎是罗纳尔多的翻版：巴西青训—欧洲二流球队—欧洲顶级豪门。然而在英国，他却没有打出好的成绩，经过平淡的6个赛季后，他决定返回故乡。“英超的对抗性太强，更强调身体能力，我很难适应那里的比赛。”若昂向我解释说。重返巴西的若昂重新恢复了活力。在2012赛季，他为米内罗竞技队打入了22个进球。在去年的南美解放者杯中打入7个进球，成为最佳射手。

不管他是否在国外获得了成功，若昂都算得上巴西苦孩子中的幸运儿。17岁时他就为父母买了一套房子。全家人拿到钥匙时想起了若昂去世的弟弟，不禁失声痛哭。正是弟弟的去世激励他杀出重围，不断奋斗。足球不仅可以改变命运，还是一条最佳的捷径。天才总是少数，大部分球员的成长依靠的是热爱与勤奋。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励志故事。

米内罗竞技队的训练基地位于贝洛奥里藏特市的郊区，依山而建，风景宜人。四块天然草坪球场高低错落，酒店、健身房、理疗室、游泳池、游戏室为球员提供全面服务。更衣室安装了热水浴缸，方便训练后的身体放松，医疗部还设有牙医诊所。每天上午是一线队的训练时间，下午则安排青年队训练。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选择这里作为集训地

中午刚过，哈法约就拖着一网袋的足球来到了球场，距离正式训练还有一个小时。他今年12岁，在同龄人中显得很高大。去年10月，他通过选拔进入了米内罗竞技的U13青年队，担任后卫。他的家庭也不富裕，爸爸是商店的售货员，妈妈是清洁工，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哈法约很珍惜在这里训练的机会，每次都会提前一小时来到球场，结束后还会单独加练。

哈法约是家里的希望。8岁时，父母便节衣缩食送他进入足球学校学习。但如果要进入一线队，他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的上面还有U14、U15、U17和U20等四个级别的青年队，如果能进入U20，那么留下来的概率就会很高。梯队竞争非常激烈，每周都会有人离开，也会有新的面孔进来。哈法约告诉我，他最期待的是自己13岁的生日。因为过了13岁，他就能和俱乐部签合同，每月领取150雷亚尔（约400元人民币）的工资。这笔钱对他很重要。而如果进入一线队，他将成为巴西的有钱人，每个月的工资最低也会达到1万美元，而最高月薪则有50万美元。

我问哈法约，如果被俱乐部淘汰了怎么办？“我妈妈会把我送到另一家俱乐部去试训，他们相信我有足球天赋，我会成功的。”哈法约坚定地说。

决定哈法约命运的人是安德雷·菲格雷多（Andre Figveiredo），他是俱乐部的青训主管。“目前5支青训队，一共有160～170人。最后能进入一线队的只有四五个人。能留下的都是幸运儿。这很残酷吧？”坐在新闻中心，安德雷对我说。他也是米内罗青训出身的球员，后来效力了多个俱乐部，32岁的时候退役。实际上，更残酷的是选拔过程。他全年要挑选、考查超过2500个孩子，只有60人能进入米内罗的青训体系，“超过17岁能留下的人已经微乎其微了”。

我向安德雷请教，他选材的标准是什么。“首先是技术，其次是身体。”安德雷回答，“每个位置都有不同的技术指标。比如前锋，我们要考查他控球、过人、射门以及头球的能力。”队员招进来后，再进行严格的身体考查。每名教练都会有一个表格，上面列出了每名球员在每个时期要达到的身体指标。如果某项指标未能如期达标，球员就会被淘汰。

在我们的印象中，巴西足球更注重个人技术更甚于球队战术。在比赛中，他们更多的是盘带和过人，而不是身体对抗和长传。也许是太喜欢盘带，巴西人踢球时身体晃动的幅度很大，看起来很像跳舞，也就是常说的桑巴足球。

安德雷告诉我，他鼓励球员们在场上的发挥自由主义。他们会将训练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规定动作，另一部分是自由发挥。“英国人训练足球的方式是把球往对方球门里踢，并尽可能在最近的射门距离打门。但巴西人的方式完全不同，我们鼓励球员在任何地方射门，只要有好的机会可以不必传球。”安德雷说。在他看来，“巴西足球的自由主义，本身就和巴西人的性格有关，我们崇拜的就是自由和创新”。

近几年，米内罗竞技所出品的最佳青训球员是伯纳德（Bernard），两年前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转会到了欧洲豪门顿涅茨克矿工队。“伯纳德14岁时就在我们这里接受训练。他的个子不高，但很灵活，技术弥补了身材的不足。他的过人能力超一流，在转会欧洲之前，已经在一线队踢了两年了。”安德雷自豪地说。

好时代

“他们赶上了好时代。”加莱卡一边帮队员扶稳杠铃一边对我说，“只要有潜力，年轻球员都可以去国外踢球，挣更多的钱。”

加莱卡是克鲁塞罗俱乐部U17青年队的主教练，正在带领队员们在健身房做力量训练。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球队成名球星的海报，从罗纳尔多到卢卡斯·席尔瓦。他们都是从这个青训营走出去的成名球星。

加莱卡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谈这个问题。“1990年，我22岁，从克鲁塞罗转会到葡萄牙的里斯本竞技队，转会费是100万美元。放到现在，相当于1500万美元。”加莱卡说，“当时巴西政府立法限制球员的转会，根本不愿意把球员卖到欧洲去。只有很好的球员才有这样的机会。”他觉得我对于20多年前的巴西球员并不了解，又马上补充说：“在巴西，你只要提‘光头加莱卡’大家都知道我。我在俱乐部一直穿10号球衣，是主力核心。”

克鲁塞罗的有两个训练基地，分别服务于一线队和青训队。青训队的训练基地在贝洛奥里藏特郊外Pamplha湖边，周边是漂亮的富人区，最著名的建筑是阿西斯－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由巴西20世纪国宝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所设计。训练基地带有巴西特有的幽默感，其名字叫做“TOCA”，在葡语中是“洞穴”的意思。因为克鲁塞罗的吉祥物是一只狐狸，所以这里被叫做“狐狸洞”。“狐狸洞”有两个门：侧门和正门。一般情况下，年轻学员都只能走侧门，只有当他们进入一线队后，才能从正门出去。世界杯期间，“TOCA”被智利队租用作为备战基地。

巴西球员大规模流向海外，也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他们是全球足球产业质优价廉的劳动力。从北极圈附近的法罗群岛，到炎热的赤道小国，他们不仅跻身欧洲五大联赛，也出现在亚美尼亚、塞内加尔、牙买加、哈萨克斯坦等小国的赛场上。在中国职业联赛的历史上，前前后后也有400多名巴西外援进入。2000年时，巴西足协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当年约有5000名巴西球员在国外效力，足迹遍布全球66个国家，这个数字是巴西驻世界各国外交官的4倍。毫不夸张地说，巴西球员就是巴西文化大使和经济移民。除了甘蔗、咖啡、铁矿石外，足球运动员是这个国家重要的出口“产品”。

推动巴西球员出国最为卖力的，当属国家队主教练。他们更愿意从欧洲高水平联赛中选拔队员。1970年世界杯冠军队的所有22名球员都参加了当年的巴甲联赛。然而1994年世界杯冠军队中，只有8名球员还留在巴西本土参加这一年的巴甲联赛。今年世界杯，只有4名队员来自本土联赛。

2008年，巴西更是大幅度延长了转会窗口时间，从当年的1月1日一直持续到8月31日。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俱乐部都可以在巴西挑选和购买自己需要的球员。这一年共有57位巴甲联赛球员转会离开。巴西足球已经彻底成为欧洲联赛和亚洲联赛的人才供应中心。巴西年轻人踢足球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机会出去赚大钱。

巴西有一本周五出版的足球杂志《记分牌》，其中有个栏目叫“世界尽头”，里面专门讲述在国外踢球的巴西球员的故事，记录了他们的酸甜苦辣，也有成功的喜悦。所有漂泊在外的球员，他们一面领着高出巴西国内很高的工资，一面也格外牵挂着千里之外的家人，想念着巴西烤肉。很多球员会篡改自己的出生证明，为的是吸引国外俱乐部的关注。

能进入欧洲五大联赛，意味巴西球员能进入世界顶级球员行列，他们的收入绝不逊于那些欧洲同行。但更多球员还是进入了低级别联赛，那里是最大的球员劳务市场。博塔弗戈的青训教练提亚戈就是其中之一，他会用流利的英语和我交流。在巴西，能否讲英语是判断一名球员是否有海外经历的重要特征。

提亚戈曾经在卡塔尔、黎巴嫩和叙利亚三个中东国家的俱乐部淘金，后来还在哈萨克斯坦执教过一家俱乐部。“当我刚到卡塔尔的时候，我的教练是德国人，队里有一名翻译能把阿拉伯语翻译成英语。所以我必须去学英语。”提亚戈说。英语很重要，决定了海外球员的发展机会，“如果有两名水平差不多的球员去试训，最后一定是会讲英语的人留下来。”提亚戈不愿说他在国外时的收入状况，但他承认，与国内相比非常有诱惑力。

我问提亚戈：“巴西球员的优势是什么？”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我：“中国最好的球员是谁？”我说是亚洲足球先生郑智。“中国只有一个郑智。”他卖了一个关子后继续说，“现在巴西队内最好的球员是内马尔。但是，巴西国内至少有50个像内马尔这样的球员。他们没有机会上场，只能看着内马尔在上面踢球。”他认为，即使像他这样的国内二流球员，在其他国家都会是球队的核心。

那么多的巴西球员去国外淘金，是否会影响巴西国内的足球水平？加莱卡毫不犹豫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恰恰相反，他认为众多的巴西天才走出去，能促进国内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巴西会踢球的人太多了，有人走出去，才能腾出新的空间来。”加莱卡说。作为青训队教练，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到那些天才，把他们培养出来，然后卖个好价钱。

“球队里有没有非卖品？”“没有，只要价钱合适。”加莱卡说。对于这个问题，俱乐部的新闻主任瑞塔回答得更加彻底：“除了俱乐部主席，谁都可以卖掉。”瑞塔告诉我，俱乐部每年的收入约1亿美元，其中40%来自转播。对于欧洲豪门，这笔钱还不够给球员发工资的。瑞塔最后问我：“拉蒙在中国发展得怎么样？”安塞尔·拉蒙是克鲁塞罗的一名替补前锋，今年2月以25万美元的费用租借给了杭州绿城队。

全球化

提亚戈站在场边有点焦虑。场上的比分是0∶1，他的球队落后。他大声喊叫着，挥着手，让队员压上去，下脚再狠一点，不时还爆出几句粗口。午后的阳光热辣，让人无处躲藏，在场边站会儿也会大汗淋漓。球场外是大片的甘蔗田，巴西的农场主们正在日夜抢收甘蔗，隆隆作响的收割机翻开了泥土。提亚戈身后飘起了红色的烟尘。

中场休息的时候，提亚戈重新制定了战术，并陆续换上了几名刚刚伤愈复出的主力。下半场的局势被迅速扭转，开场不久他的球队就扳平了比分，随后反超，终场前比分锁定在3∶1。我向提亚戈表示祝贺。赢球后他很开心：“中国孩子踢得不错吧，揍得对手满地找牙。”

提亚戈带的是一支中国球队。他们来自河北精英足球俱乐部，平均年龄不到17岁，在巴西训练已经快两年了。由于中国的守门员受伤，这场比赛向另一支哈萨克集训队借了两名守门员帮忙。

足球已经成为一项全球化产业。如果说此前巴西更多的是以劳动输出的方式，参与这场全球化进程，那么现在全球化进入了2.0阶段——为大量国际客户提供青训服务。在巴西，青训已经成为一项产业，球员则是这条产业流水线上的产品。

提亚戈所在的博塔弗戈俱乐部位于圣保罗州的小城——里贝朗·普雷图。到圣保罗需要坐4个小时的大巴车，这里有一座小机场，无需廊桥和摆渡车，人们要直接走到停机坪上搭乘螺旋桨支线飞机。巴西有两家博塔弗戈俱乐部，一家是在里约的巴甲豪门，那是加林查、扎加洛的母队；另一家就在里贝朗，是一家小球会，最好的成绩是获得圣保罗州的联赛冠军。苏格拉底和他的弟弟拉易最初在这家俱乐部效力，后来他们都转会到了科林蒂安。苏格拉底退役后，回到了故乡里贝朗，在这里做了一名医生。巴西人喜欢起同样的名字向自己喜欢的俱乐部致敬，所以全国有6个弗拉门戈、4个科林蒂安、3个达伽玛、3个弗卢米嫩塞和两个博塔弗戈。

虽然一线队成绩并不突出，但是这家博塔弗戈的国际青训业务却风生水起。同一时期，除了一支中国队，还有一支哈萨克俱乐部青年队以及贝宁国少队在基地受训。最热闹的时候，同时有7支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少年队伍云集于此。从2010年开始，河北省的精英俱乐部向巴西派出了第一支青训队，现在已经来了三批孩子了。每一批队员的训练周期都是3年。除了训练水平，选择博塔弗戈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安全。与嘈杂里约和圣保罗相比，小城里贝朗更加安逸、清净，没有干扰。

17岁的白宇辰刚刚从一次伤病中恢复过来。一个半月前，他比赛中摔倒，导致一只手骨裂，打上了厚厚的石膏。虽是上肢受伤，但教练提亚戈不让他参加训练和比赛，以防伤处错位。队友训练时，他只能坐在场边干着急。队友踢不好，他在场边使劲地踹球网，喊叫嗓门比提亚戈还大。但着急也没用，隐忍与镇定是年轻人必须要经历的修炼。“通过看比赛，我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的问题。我的位置是后腰，我以前总是觉得拿球的时候被紧逼，心里会紧张。但通过观察，我发现自己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去处理球，没必要紧张。”白宇辰说。

他的故乡是河南洛阳，这座680万人口的城市并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足球队。几年前，为了筹备省运动会，洛阳将有潜力的孩子们安排到了同一所中学。但后来由于1997年龄段踢球的孩子实在太少，省运会参赛队就把年龄划到了1999年龄组。于是，白宇辰们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像很多中国踢球的孩子一样必须自寻出路。在辗转了几家俱乐部和足球学校后，白宇辰在2012年底来到了巴西。“我妈妈最初反对我继续踢球，我需要证明给她看。当我通过河南建业俱乐部的选拔后，她也承认了我的能力。最后我选择来巴西。”白宇辰说。

马晟是白宇辰的同屋，踢后卫。他已经入选了博塔弗戈自己的U17青年队。他身材高大健壮，在一群巴西孩子中也很突出。马晟被领队陈小东寄予厚望，认为他将来有实力留在巴西踢职业联赛。与白宇辰相比，马晟踢球的过程更加动荡。他是安徽人，从小就喜欢足球。为了培养儿子，他的父母从小学开始就带他四处求学，寻找足球特长学校。小学一年级进入重庆大田湾小学，几年后又举家迁徙到北京，加入越野足球俱乐部。来到巴西后，他终于不用为了踢球而搬家了。

巴西的训练生活规律而单调。每天早上起床的时间依训练而定，如果8点训练，6点半就要起床。每周有两个下午要安排训练，晚上是学习时间。俱乐部有专职的老师，与巴西中学课程同步，中国队员的重点是葡语学习。早餐是黄油面包，中午和晚餐有烧牛肉、生蔬菜，芝士焗的肉丁，以及水果。晚上21点有一顿夜宵：牛奶、面包和饼干。周末能休息一天，主要活动是去逛超市。

在巴西训练最大的好处是众多的比赛机会。巴西球队多如牛毛，小球员每年都能参加40～50场高质量的比赛。博塔弗戈为每支外国球队都配备一名主教练、一名体能教练、一名守门员教练和一名队医。训练基地有4块球场，还有力量房、理疗室、游泳池、心里诊室，专门的教室以及烧烤台。清晨我在基地草坪上散步，遇到了从树上下来觅食的小猴子。法国队已经预订了这里，过几天他们就来了。

我问提亚戈：“巴西教练究竟能给外国队员们带来什么？是技术还是理念？抑或巴西的足球环境熏陶？”

提亚戈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先谈起来去年在巴西举行的小世界杯——联合会杯。“为什么在决赛中我们战胜了西班牙？”提亚戈自问自答，“无论技术、战术还是个人能力，西班牙都很强大。但是我们的队员有强大的取胜信心和欲望。尤其在一对一的时候，我们相信一定把他过掉。球员在场上全部的想法就是取胜。中国的队员输掉一场比赛，也许很快就忘记了，但我们会因为输掉这场球而痛哭。巴西足球的精神核心，是对胜利的强烈渴望。足球就是生命，足球高于生命。这是我希望灌输给外国球员最有价值的理念。”

很多队员认为提亚戈是一个严厉的教练，他自己也并不否认。“中国队员做错了一个动作，可以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直到练好。但是巴西球员没有这么宽松的环境，他做错了一两次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后面还有很多孩子在等着。”提亚戈说，“巴西是个贫富分化很大的国家，足球是那些穷孩子改变命运的最便捷的出路。竞争就是这么残酷。”

佩德罗·莫雷拉是克鲁塞罗国际青训部的主任，他带我参观克鲁塞罗的青训中心。目前有三四支外国少年队在这里训练。“过去6年的时间里，这里一共来了2000多名外国球员，有埃及、安哥拉、美国、加拿大、日本、泰国，还有足球强国意大利和瑞士。”佩雷罗说。这些外籍球员被安排在一座专门的宿舍楼中，每2名球员一间宿舍，4个人有一个卫生间。克鲁塞罗提供3人教练组和后勤服务。每支队伍可以有3名球员进入克鲁塞罗自己的青训队进行轮训，以便更深入吸收巴西足球经验。

对克鲁塞罗俱乐部来说，国际青训是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一名外国球员每天的费用是130美元，如果有100名球员（约4支球队）训练，每年就可以带来500万美元的收入。佩德罗告诉我，青训基地每年的成本是1000万美元。依靠国际青训服务，就可以担负50%的成本，这使球队自己的青训成本大为降低。

“佩拉达”

图皮（Tupi）原来是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名字，现在是贝洛奥里藏特最大的一个居住区。不过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印第安人了。到图皮的公路修得很敷衍，经常有30度左右大陡坡，在中国至少要修成几个折返的盘山公路。但在这里则是直上直下。汽车下坡时，我基本看不到车轮下的路，就像小时候玩过山车，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每个周日的清早7点半，威尔提尼奥都会赶到社区球场边，腋下夹着一个小账本。他今年54岁，在一家体育用品商店做售货员。8点左右，人们陆续到齐，到他那里交上5元钱。威尔提尼奥统计人数，把人群分成几个组，每组七八个人。然后一场周末的“佩拉达”足球赛就开始了。

“佩拉达”（pelada）是一个葡语单词，意思是“裸体”、“裸露”。巴西人常说去踢“佩莱塔”，直译是“裸体足球”，意思是随便踢上几脚，指非正规的比赛。这是一种随意的形式，巴西人在任意地方都可以随意踢上几脚——沙滩上、街角或是开阔地。“佩拉达”可以使用任意东西制作的球，可以穿鞋也可以不穿鞋，而球场也不固定。巴西人有一种化简陋为浪漫的能力，“佩拉达”便是体现。

这里的球场比“好希望”社区的还要差，形状竟然是个梯形。我和威尔提尼奥就站在场边的树下聊天，但谈话总被中断。因为每隔15分钟他就要跑到场下去协调和仲裁，失败的一方退出，换下一个队上来。威尔提尼奥显然很享受自己的责任：“我踢球技术很好的，可是为了组织大家的比赛，我根本无法上场。”

威尔提尼奥告诉我，这个社区的居民主要是建筑工人，经常聚在一起踢球的有三四十人，每人交5元钱用来买水和足球。比赛在周日上午举行，踢完了球时常搞一次烧烤聚会。下午大家可以去教堂做礼拜或者在家看球赛的转播。在这个社区，足球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纽带。

就在我和威尔提尼奥聊天的时候，一名球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大可乐瓶，里面装着淡黄色的液体。他仰起头喝了一大口，告诉我说，这是他自己酿的甘蔗酒。我也喝了一口，度数不低，一股辛辣的味道呛到嗓子眼。然后他又调皮地把酒瓶子藏在杂物堆里，生怕被别人发现。

除了成年人的比赛外，社区还有一个少年足球队。威廉松·奥古斯都是球队的召集者，他也是一个7岁孩子的父亲。球员有四五十人，最小的7岁，最大的18岁。他给球队起了一个很霸气的名字——“伊里提”（Ehite）。这是巴西军方特种部队的名字。球队没有经费去参加官方组织的比赛，威廉松就组织了附近的社区联赛，每年打两轮，决出两次冠军。球场边的小酒吧里摆满了球队获得的奖杯，看起来很气派。我请威廉松拿几个奖杯下来，才发现这些金光闪闪的奖杯原来都是塑料做的，拿在手里轻飘飘的。酒吧老板丹尼尔是威廉松的弟弟。每次比赛完他都会招待队员们喝啤酒和饮料。

成年人的“佩拉达”足球结束后，球场再次还给了孩子们。男孩女孩儿们在这里嬉戏。风筝飞翔在天空，图案是克鲁塞罗队的队徽——南十字星；女孩追着自己的小狗奔跑；一名男孩练习罚点球，而守门的孩子则在球门线上玩起了倒立。这里的童年没有iPad和电脑游戏。生活也许很艰苦，即使一无所有，但至少还有足球。 巴西奥运会罗纳尔多若昂人生巴西文化国际足球教练技术克鲁足球青训巴西吉玛巴西历史改变欧洲转会如何偶像巴西足球足球转会足球精神巴西移民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