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流水一分春一半

( 20世纪30年代，张伯驹在丛碧山房寓所留影 )

张伯驹早年词作中有云“流水一分春一半”，倘若钱财诸类身外物确可视为“流水”，这句词便可视为预示张伯驹一生的谶语，如他晚年自嘲：“一生半在春游中。”张伯驹与“春”结缘，不只因毕生爱花，更因曾藏有展子虔《游春图》并自号“春游主人”。然而，如今在故宫流水般涌过的观众里看到这幅名画时，能将它与张伯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人已经不多。同样没有太多人还记得张伯驹《春游词·序》中的文字：“人生如梦，大地皆春，人人皆在梦中，皆在游中。”经历过半生富贵半生贫的张伯驹却早已明白，“空梦春游”间“无分尔我、何问主客”。并不是悲情才成故事。无论身前身后，书画诸般不过流水，贯穿始终的本是张伯驹早年所言：“客中过了春多少，只替春愁不自愁。”

五陵斜阳

出身钟鸣鼎食的诗书府第，早年的张伯驹也确实没有更多可“自愁”的。不过，无论是张家人还是张伯驹本人，都不曾设想他日后会成为收藏大家。张伯驹最常被后人引用的名言是《丛碧书画录·序》中那句“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它经常出现在人们试图解释张伯驹20世纪末的几次重量级书画捐献时。张伯驹真正写下这段文字却早在1932年，时年35岁。出自同一序文的“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初看带有岁月的感慨，只有读过前文才会领略其中“烟云”的真正奥义：“东坡为王驸马晋卿作宝绘堂序，以烟云过眼喻之。然虽烟云过眼。而烟云固长郁于胸中也。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多年所聚，蔚然可观。每于明窗净几展卷自怡。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熔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如此“烟云相合”境界，早已超越市井收藏。西方有俗谚“三代造就一个贵族”，祖训“求仁维克己”的张家也是花费了三代人才培养出堪称“最后的名士”的张伯驹。

1898年3月14日（正月二十二），张伯驹出生在河南项城。尽管他7岁便离开项城且从未还乡，他终生一口标准的河南话，所撰诗、文、书、画的落款都沿用河南古称“中州”并自称“中州张伯驹”。晚年张伯驹还曾请画家陈半丁为他治篆文印章，上刻“重瞳乡人”四字，沿用了项城是项羽祖先的封地以及《史记》所说舜与项羽皆为“重瞳”的典故。《项城文史资料》2004年总第12辑中《我所知道的张镇芳》一文称，张家的“先世是从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县迁徙项城老城虹桥的”，几代人勤俭持家后，到张伯驹曾祖父辈的张致远始出读书人。张致远之子张瑞祯在1894年以50多岁的高龄才考中乡试举人，而张瑞祯之子张镇芳10年前便已考上廪生，于1892年29岁时高中进士并被分到户部任六品京官。项城史料记载：张镇芳刚会言语，其二老就口授《三字经》，继教《四字鉴略》；稍长，即开讲解意，使之口诵心惟；8岁入塾，父亲常于书斋伴读，每当张镇芳读史涉及忠孝仁爱信义之事，其父则必大呼“汝辈能如此，方不愧为子，无愧为人矣”。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和光绪西狩长安。35岁的张镇芳因日夜兼程及时送上盘缠而获嘉奖，被任命为陕西司行走，回京后还被恩赏为四品衔。张家企盼了两代人的仕途前景终于有了曙光，而张镇芳也确实日益发达，只是不曾想从小被训诫的“忠孝仁爱信义”十几年后会引导他两度做出参与帝制复辟并担任要职的选择。张伯驹原本与这位注定将在历史上毁多于誉的大伯父没有更多关系，但因张镇芳膝下无子，1903年，6岁的张伯驹被依照族规正式过继给张镇芳。张镇芳将张伯驹视为己出，带至天津严加训导，张伯驹由此开始了贵公子的生涯，并于1914年随父亲迁居北京，长居于此。

( 1929年，袁克文与《北洋画报》同仁合影。左起依次为：蒋君稼，袁克文，包丹庭，王小隐，潘经荪。张伯驹1956年入住的北京后海南沿宅院，原先即为包丹庭居所 )

倘若历史允许假设，张伯驹留在生父张锦芳身边，民国后的人们在谈论张伯驹身世时或许会更从容一些。张锦芳也是清末秀才，曾任度支部郎中，后来还在民国时期担任过议员与道尹。项城史料称其“不以文矜人，以权势欺人，而是以行取人”，因排行老六被称为“六大人”。由于在二次革命时期保护了一批革命志士，当地还曾为张锦芳立碑记传。不过，张伯驹既然出身项城，其实已经难以与另一个项城人完全陌路，那就是张镇芳后来鼎力相助的袁世凯。

张家与袁家早有联姻。张镇芳的姐姐就是袁世凯的嫂子，精于理财的张镇芳还是袁世凯事实上的私人账房。1901年袁世凯因公务会见张镇芳并竭力将其拉入自己阵营时，张镇芳虽未应允，但6年后清廷以明升暗降免去袁世凯直隶总督的职位、由张镇芳代署的过程中，袁世凯显然获得了这位同乡兼姻亲某种心照不宣的应和。据张伯驹《盐业银行与我家》一文称，清末袁世凯被罢斥，其父张镇芳曾赠银30万两，“同时对袁表示，以后袁的家属生活由他负责照料，要袁放心”。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委任张镇芳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其时张伯驹已与袁世凯的四、五、六、七子同入袁世凯所支持的天津新学书院读书近一年。张伯驹继承了张家磨砺三代的诗书功底，7岁入私塾，8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1906年，张伯驹最早的诗作被编入由张镇芳、马丽轩等组成的“丽泽诗社”所编的《丽泽社诸家诗》中。光绪老翰林王新桢在《丽泽社诸家诗》的序文中称赞张伯驹的少年诗作，“英年挺出，直欲过前人。若《从军行》、《天上遥》等作，激昂慷慨，魄力沈雄，有倚天拔地之慨”。

( 张学良（摄于1924年北戴河） )

张伯驹的少年诗作没有留存，故而今人很难判断王老翰林的赞许中有多少是“命题作文”。张伯驹所在的新学书院特长为格致、博学和化学等时髦的“新学”科目，但张伯驹在学习规定的国文科目外额外研读了《楚辞》、《宋元名家词》、《资治通鉴》等古书史籍。无论结交初衷如何，张袁两家的同乡之谊历经风云变幻延续了一个世纪。张镇芳因战事失利而遭贬谪远离袁世凯幕府，但据袁世凯四子克端之子袁家宾回忆，袁世凯临终前曾召张镇芳托付后事。北洋政府期间，因“五大臣出洋”事件而存史的载泽曾斥责张镇芳为袁党，张镇芳则理直气壮地回答：“不惟袁党，且有戚谊。”张家对袁世凯“照料家人”的许诺贯彻始终，近50年后，自己已散尽大半家财的张伯驹收留了落魄的袁氏大公子袁克定，并为其送终。

现今多数传记中强调张伯驹在袁世凯组建的中央陆军模范团中对乱世兵政的腹诽，但张伯驹晚年的《秦游词·序》中仍隐现出他当年近似边塞诗人的文人军旅情结：“余少年从戎入秦，宝马金鞭，雕冠剑佩，意气何其豪横！”张伯驹20岁自模范团毕业，至陕西督军陆建章部下任职，所谓“少年从戎入秦”正是这一时期。陆建章有“陆屠伯”的绰号。1912年2月29日，陆建章任总统府警卫军参谋期间，袁世凯为拒绝去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指使第三镇统制曹锟发动兵变，纵兵焚烧抢劫商民4000余家及袁家在锡拉胡同旧居；事后又授意陆建章抓捕无辜小商贩及流民数百人，以流匪罪斩杀于西单及四牌楼。陆建章后升任陕西总督，任职期间将“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售予外商。张伯驹毕业时袁世凯已经病故，刚到陕西便赶上陈树藩发动“富平兵变”，陆建章被迫退出陕西，离去前为泄愤企图将西安城付诸一炬，在多方反对阻拦下作罢，但还是血洗了西安模范监狱，300余人被无辜杀害。张伯驹短暂的“宝马金鞭”生涯在这场血雨腥风边缘结束，旋即回京。他后来创作有一阕《凄凉犯·壮岁入秦从戎，虽滥得勋赏，狗尾羊头，殊不抵画眉妆阁也》，算是对这段经历的存照：“玉骢翠陌。封侯悔、秦关忆赋离索。酒家醉饮，飞花路外，秦笳城角。残愁镇恶。向烟晚、情怀淡薄。望当年、樊川杜曲，迤逦剩荒漠。追念长安事，宝马貂裘，晚来游乐。少年队里，想英姿、射雕双落。误我羊头，怎还念、春闺梦著。盼归期、绿尽路柳负后约。”

( 1952年，张伯驹在燕京大学贝公楼大礼堂演出《阳平关》，饰黄忠 )

此后张伯驹虽挂过军中职名，实际都不曾到职，直至1926年完全退出军职。此时历经袁世凯、张勋两次风云的张镇芳早已断绝仕途念想，重归自己一手创办的盐业银行。张镇芳在1918年就为自己这个不安分的继子安排了常务董事兼总稽核的职务，但不曾料想这家在军阀混战中失而复得的中国最早商业银行之一日后会变为成就张伯驹“收藏家”名望的最大账房。与此同时，如同不少因“浊世”而转入金石的文人名士一样，事实上赋闲的张伯驹也正式开始了他的公子游园梦。

在“公子”一词意味日渐含混的今天，张伯驹的女婿、考古学家楼宇栋在2008年撰写的张伯驹传记开篇便为“公子”二字正名颇可理解：“‘公子’之名，最早见于《诗经》，如‘振振公子’、‘佻佻公子’，都是意味极美好的形容词，概括之为任性负气、独往独来，是公子可爱的一面。……《仪礼》有解：‘诸侯之子称公子。’扩而言之，则达官贵人之子皆可称公子，古有之，今犹然。‘公子’有真假之分，胸无点墨、纨绔子弟是假公子；必振振然有所表现、文采风流、不辱家风、能使人敬爱赞羡者，始得为真公子。”

( 1956年张伯驹捐献的《平复帖》（故宫博物院藏） )

关于“民国四公子”，民间最流行的说法是恭亲王奕訢之孙溥侗、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以及张伯驹。近来有学者认为这一说法有误，提出所谓“民国四公子”本应是孙中山之子孙科、卢永祥之子卢筱嘉、张謇之子张孝若以及张学良组成的对抗曹锟的政治联盟。尽管如此，张伯驹晚年整理的《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文字仍被认可为有关“民国四公子”的权威记述：“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袁克文），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张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前十年余居海甸，人亦指余曰：此四公子之一也。”

2013年出版的寓真著《张伯驹身世钩沉》则这样阐释“民国四公子”称呼的来源与损益变化：“民国公子的传言，或许早些年就有了，只是说法不同，初传时孙科亦列其中。到了1931年前后‘四公子’盛传于上海，却是因为几件风月艳闻凑到了一起：其一，袁克文死后风流、群妓送葬；其二，张学良迷恋舞女，置军情于不顾；其三是张伯驹在上海与潘妃热恋、虎穴夺姝的事，偏偏也发生在这一年；其四是上海有个卢小嘉，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公子，吃喝嫖赌，洋场驰名，那年他正恋上一个叫袁慧燮的‘青岛美人’，同居于上海愚园路的西园公寓。”“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民国公子不过就是‘洋场名士’，近乎于鲁迅所说的那种跑到上海洋场来的‘才子’。”“四公子的说法传到北京后，有所改变。北京毕竟是一个文化古都，而不是上海的‘十里洋场’。大概卢小嘉在北京渺无影响，后来北京的说法中四公子就成了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由于张学良后来的形象改变，以及在流传中以溥侗置换了卢小嘉，‘民国四公子’的称谓便发生了由贬义而到褒义的变化。”

( 恭亲王奕訢之孙溥侗 )

就“贵气”而言，民国四公子中溥侗、袁克文、张学良三人的家世一望可知；就后世名望而言，张学良的名字无疑在今天更广为人知。然而在当年，久处关外、初入京师的张学良还不免要拜托张伯驹提携，恰如张伯驹在天津受长己近10岁的袁克文之教、虽16岁入京仍不免听从长己近20岁的溥侗指点一样。孙、卢、二张版政治联盟“民国四公子”固为一说，溥、袁、二张版“民国四公子”事实上也未必完全只涉及吃喝雅玩，其中的枢纽环节就是张伯驹挂职的盐业银行。

盐业银行成立于1915年3月，总管理处设于北京。张镇芳清末时曾任盐运使，原由盐务署拨给官款，实行官商合办，经收全部盐税收入，并“得代理国库金的一部分”。第二年袁世凯病死，盐务署不拨官款，改为商办，张家成为最大的股东。盐业银行成立时实收资本125万元，因张镇芳理财有道，1925年资产已增至650万元，1933年又增至750万元。其间1917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而被捕，总经理改由天津造币厂厂长吴鼎昌担任。此后张镇芳经上下打点出狱，但银行总经理职务仍由吴鼎昌保留。1926年，吴鼎昌盘购天津《大公报》自任社长，并要求盐业银行每年拨出3万元作为他办《大公报》之用。虽经历磨难，盐业银行最终与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成为当时享誉全国的中资银行，金融辐射功能遍及长江以北，合称“北四行”。盐业银行以其雄厚的实力，成为“北四行”之首。

( “武生宗师”杨小楼 )

张镇芳卸职后只保留原有股份，而张伯驹也因继承大股东地位自享甩手掌柜之乐。由于张家特殊的背景，逊位清廷的大批文玩都抵押在盐业银行账上，时至1922年连本带利已超过100万元，根本无力赎回。张伯驹由此得以眼见诸多“国之重器”，造就了他日后超乎常人的鉴赏眼光。“民国四公子”中的溥侗固然血统高贵，但毕竟已是末路王孙，其曾祖父成亲王永瑆本人就是收藏家，日后将与张伯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晋陆机《平复帖》就曾藏于他的府上。尽管张伯驹最终得到《平复帖》并非因为溥侗，但其间各种环节打通很大程度上得助于张伯驹与爱新觉罗家族的交情。张袁两家原为世交，袁克文虽与父亲及哥哥袁克定不同、并无经天纬地之念，但在风月场上也混迹出了一番风云。他精于诗书琴曲，还算是中国最早的集邮家之一，自上海迁居天津后又成为天津青帮帮主，号称“南有黄金荣、杜月笙，北有津北帮主袁寒云”。张镇芳卸职后长居天津，张伯驹的前三房夫人及其独子也住在天津。袁克文素来厌恶张镇芳，却与张伯驹结交甚厚，颇应和了当年那种只要合脾气便不计出身的公子习气。盐业银行自然有天津分部，溥仪逃亡天津期间就有四幅字画抵押在此，其中宋米友仁《姚山秋霁图》后来被张伯驹收藏。

张作霖因与段芝贵等不和偶得张家相助，成为“东北王”，随后投桃报李为张镇芳夺回盐业银行股份。据说正是张镇芳向张作霖献计进驻陕西，张作霖甚至曾想请张镇芳出山，但张镇芳听从张伯驹的劝告婉拒，选择了终老山林。尽管如此，之后兵乱年代张伯驹数度入陕，也是因西北地区相对有所依托。张伯驹与张学良的交情始于前者在张作霖帐下挂名做“提调官”时。虽然张伯驹虑及张学良身份特殊，忠告他不要像自己一样“玩物丧志”，最终还是引领张学良在京城名士圈中风光了一场。张学良自1925年起就挂名故宫理事会理事，这种头衔除有军权可倚仗外，还真得需要点文墨气才当得起。1926年时还有传闻，是张学良襄助创办了在中国传媒界被称为“北方巨擘”的《北洋画报》。后世普遍认可的《北洋画报》的创办人是冯武越，为当时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之子，曾担任张学良的法文秘书，其妻为赵一荻之姐，著名的赵四小姐的照片就登上过《北洋画报》的封面。至于张学良本人的文玩收藏，可以料想大多寄存在盐业银行。据说“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还曾在张学良官邸看到过一幅张伯驹的字，给他留下了颇深的印象：“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官非其任下处，禄非其功不受；见人不正，虽贵不敬；得不为喜，去不为恨；非其罪，虽累辱而不愧也。”关于这四位公子的功过评断，其实或许可以借用数十年后作为槛外人的章伯钧对张伯驹的评价：“其实公子哥儿就是他的工作。别以为说个公子哥儿就等于游手好闲。要知道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

( 张伯驹演出《四郎探母》剧照。余叔岩饰杨延昭（左），张伯驹饰杨延辉 )

公子虽好，奈何斜阳。有巨额家产与甩手掌柜之便，算是张伯驹大半生的幸与不幸：成就了他的“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之愿，也迫使他在晚年“无有源头活水来”时终于学会了钱算与人算。张伯驹后半生又数次前往陕西，乃至终有《秦游词》。提及自己，相对于已经被“白相化”了的“公子”，张伯驹用得更多的是“五陵年少”。“五陵年少”典出李白的“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与白居易的“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五陵”指汉代五个皇帝的陵墓，即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位处现西安附近。据说当时富家豪族和外戚都居住在五陵附近，因此后世诗文常以五陵为富豪人家聚居长安之地，而“五陵年少”也成为“京都富豪子弟”的代名词。1970年，张伯驹无处可栖、暂居西安女儿家中，其时曾咏雁塔周边“西来秋色今如昔，不见五陵气郁苍”。倘若此时是写实，早在1950年倾全力收得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后写下的《扬州慢》中已经能看到张伯驹以“昔日小杜”自比的慨叹：“盛元选曲，记当时、诗酒狂游。想落魄江湖，三生薄幸，一段风流。我亦五陵年少，如今是、梦醒青楼。奈腰缠输尽，空思骑鹤扬州。”

相形之下，张伯驹30岁“自寿”的一阙《八声甘州》方显当年夕阳公子的本色：“几兴亡无恙旧河山，残棋一枰收。负陌头柳色，秦关百二，悔觅封侯。前事都随逝水，明月怯登楼。甚五陵年少，骏马貂裘。玉管朱弦欢罢，春来人自瘦，未减风流。问当年张绪，绿鬓可长留？更江南、落花肠断，望连天、烽火遍中州。休惆怅、有华筵在，仗酒销愁。”

( 1937年春，张伯驹40岁生日，为河南赈灾义演。出演于北京隆福寺街福全馆，大轴为《空城计》，张伯驹饰诸葛亮，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程继先饰马岱，极一时之盛 )

红毹云月

张伯驹1982年逝世时，其表弟李克非写了一首当时博得众口称赞的挽联：“忆当年福全楼馆，粉墨登场演卧龙，步叔岩余韵，堪称干古绝唱；看近岁丛碧山房，群贤同观平复帖，附士衡骥尾，无愧万世留墨香。”李克非知道张伯驹平生有两件最得意事：一是京剧从师余叔岩，一是将有“墨皇”之称的晋陆机《平复帖》收藏。挽联上联概括前者，后联则概括后者。张伯驹自述：“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同样也是在30岁之后，张伯驹开始了对京剧的痴迷。47年后，张伯驹写下一部《红毹纪梦诗注》，1978年6月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红毹”原为“红氍毹”。“氍毹”本为毛织地毯，因旧时戏台演出常铺红色氍毹，故而常以“氍毹”或“红氍毹”代称戏台。书中自序写道：“甲寅，余年七十有七，患白内障目疾，不出门，因回忆自七岁以来，所观乱弹昆曲、其他地方戏，以及余所演之昆乱戏，并戏曲之佚闻故事，拉杂写七绝句一百七十七首，更补注，名《红毹纪梦诗注》。其内容不属历史，无关政治，只为自以遣时。但后人观之，则如入五里雾中；同时同好者视之，则似重览日记，如在目前。于茶余饭后，聊破岑寂，以代面谈可也。”

( 20世纪30年代，北京正在演出京剧的一所戏院 )

尽管张伯驹自谦“不属历史”，《红毹纪梦诗注》却被后人视为一部20世纪中国戏曲诗史。吴祖光就曾给予《红毹纪梦诗注》这样的评价：“另具一格，虽如信手拈来，却非游戏之作，而是一部京剧诗史。”张伯驹始终坚信:“中国戏曲靠的就是角儿。”而他前半生也幸运地赶上了北方戏曲舞台上名角辈出的鼎盛时代。张伯驹第一次看京剧据说是在天津，《红毹纪梦诗注》的开篇便是：“油布遮车驶铁轮，端阳时节雨纷纷。飞叉大闹金钱豹，凛凛威风欲夺魂。”随后有注：“余七岁，随先君居天津南斜街，值端阳无雨，乘东洋车，遮油布，不能外视，车把上插黄蓝野花，以示过节。直驶下天仙茶园观戏，大轴为杨小楼《金钱豹》，亮相扔叉，威风凛凛。大喊一声：‘你且闪开了！’观众欲为夺魂。后大街小巷齐学‘闪开了’不绝。此余生平观乱弹戏之首次。至今已七十年，其印象犹似在目前也。”

杨小楼为京剧武生流派“杨派”创立人，在当时和梅兰芳、余叔岩并称为“三贤”，成为京剧界的代表人物，享有“武生宗师”的盛誉。当时在台下的张伯驹自然不会想到，30多年后他将与此时台上的杨小楼同台演戏，而且后者还是为陪衬他而客串了配角。

( 20世纪30年代，北京正在演出京剧的一所戏院 )

“票友”是个一度与“好吃懒做”联系在一起的词语，却是当年公子们的必修课，几乎可被视为与当时西方的钢琴弹奏或艺术歌曲演唱具有同等雅趣的修养。《红毹纪梦诗注》中特辟一部为“所观票友戏”，还对“票友”一词进行了考证，提出票友“始于乾隆征大小金川时，戍军多满洲人。万里征戍，自当有思乡之心，乃命八旗子弟从军歌唱曲艺，以慰军心。每人发给执照，执照即称为票。后凡非伶人演戏者，不论昆乱曲艺，即沿称票友矣。”民国四公子自然无一不“票”。张学良在奉天就自称“戏包子”，逢年过节庆寿便邀戏班名伶唱堂会，“四大名旦”、“四大须生”都被请到帅府唱过戏。张学良本人曾得到京城有“胡琴圣手”之称的著名琴师陈彦衡的教授，《捉放曹》、《武家坡》、《失街亭》中的得意段落直至临近百岁还能唱得有板有眼。别号“红豆馆主”的溥侗更是一代京城名票，精于昆曲、京剧，所谓“昆乱不挡”，对于京剧则生、旦、净、丑兼工，且皆为名家亲授。据说溥侗在《群英会》中能分别饰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常与名家同台演出，可从来不唱重复的“翻头戏”。陈彦衡在《旧剧丛谈》中对溥侗的评价是：“有时粉墨登场，名贵之气出于天然，尤非寻常所能比拟。”此外，按照现代的说法，溥侗还是一名音乐家，不仅精通笛子、二胡、琵琶等乐器，事实上1911年颁行的清朝第一首法定国歌就是由溥侗作曲的，只可惜颁行6天后就发生了“武昌起义”。

《红毹纪梦诗注》中对溥侗的记载是：“将军红豆问如何，昆乱兼全腹笥多。惨睹当推曹子建，搜山传自沈金戈。”后又有注：“清宗室镇国将军溥侗号红豆馆主，能戏，文武昆乱不挡，皆学自名老艺人。余曾观其《弹词》、《刀会》、《风筝误》之丑小姐、《群英会》之周瑜。与余同演《战宛城》，彼饰曹操。惟《惨睹》一剧则须让袁寒云，因寒云有家国身世之感，演来凄凉悲壮，合其身份。”注中所说“袁寒云”是袁克文。袁克文也是当时出了名的“剧痴”、名票。据说他平生最爱、也最拿手的正是注文中所提到的昆曲《千忠戮·惨睹》。《千忠戮》讲述的是明初建文帝剃发为僧、仓皇出逃路上的故事，《惨睹》一段有唱词：“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叠叠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袁克文号“寒云主人”便典出于此。民国四公子中，张伯驹与袁克文最为投缘，张伯驹因而步袁克文之号自称“冻云楼主”，两人并称“中州二云”。张伯驹咏“四公子”的七绝中就有：“公子齐名海上闻，辽东红豆两将军；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

( 承泽园现貌。此园因藏有《游春图》而被张伯驹命名为“展春园”，他还在这里收留了已近迟暮的袁克定 )

至于张伯驹自己最得意的一次粉墨登场，显然是1937年他40岁生日时由当红的四大名角饰演配角、他自己主演的《空城计》。当年演出的戏单上标榜以“伟大的空城计”，除众星拱月般被簇拥在中间的张伯驹外，角色分配为余叔岩的王平、杨小楼的马谡、王凤卿的赵云、程继仙的马岱。据说之前还差点找来金少山饰演司马懿。如此的演出阵容在现代恐怕只有三大男高音演唱会差强能比，由于声势过大，演出的由头也从为张伯驹祝寿改成了河南赈灾义演。40年后回忆起这场演出，张伯驹留在《红毹纪梦诗注》中的诗句仍显露出兴奋：“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

孟小冬的好友孙养农先生所著《谈余叔岩》书中有《张宅堂会之王平》一节，这样记述了当天的演出：“民国二十六年正月，张伯驹先生四十整寿，在北平隆福寺街福全馆，唱堂会一天。他平素交游甚广，与余氏尤为莫逆，所以那天的堂会，除了其他的好戏之外，伯驹自饰孔明演唱了一出《空城计》，由余氏给他配王平。再有杨小楼的马谡、王凤卿的赵云、程继先的马岱；这些人都是戏剧界中出类拔萃的人物，而同在一台同在一戏内充配角，真可算是票友界中的豪举，史无前例。这四个人在起霸的一场各逞其能，互不相让，精彩纷呈，令人目眩神移，叹为观止。”

( 张伯驹、潘素夫妇合绘《梅菊图》 )

在详尽地评析了王、程、余、杨四位的起霸（即武将开场所做的整盔、束甲等一套动作）以及随后的表演后，孙养农在文章末尾写道：“最后应谈一下主演《空城计》诸葛的张伯驹先生。他此次演出，唱、做、念都纯粹宗余。他对此戏有深刻的理解，例如前边说过的马谡讨令时的做派。现再举一例，示其一斑。城楼一场，当老军念‘司马懿兵退四十里呀’之后，诸葛在城上放下书站起，长腰转身、向上场门望、再松腰转回来望城下就在一个“撕边一击”锣鼓里完成，艺术简洁大方适合武侯身份。”

张伯驹自然是“宗余”的。他30岁正式学戏时，拜的师父就是余叔岩。在“伟大的《空城计》”的舞台上，最伟大的“角儿”其实是余叔岩。余叔岩为余三胜之孙，而余三胜是四大徽班进京时春台班的领衔主演，工老生，被京剧界尊为“祖师爷”。现代京剧演唱语言实际上是以“湖广音”读“中州韵”为基础，而这一“定调”就源自原籍湖北省罗田县的余三胜。1840年前后，京剧的各种唱腔版式已初步具备，老生分作三派：程长庚（安徽潜山人）为“徽派”；张二奎（传系北京人）为“京派”；余三胜则为使用“湖广音”的“汉派”。“汉派”虽为三派之一，实际在徽班中占有统治地位。“湖广音”继而从余三胜传至谭鑫培（湖北武昌人），成名后有“伶界大王”之称的谭鑫培正是在此基础上开创了著名的“谭派”。

( 薛素素脂砚。1963年由张伯驹收归吉林省博物馆 )

余叔岩为余三胜之孙，13岁便以“小小余三胜”之名在天津登台并一炮走红，成为当时最有名的“童星”。16岁时余叔岩因演出过度繁重得了“咯血病”，随即又因青春期变声“倒仓”。回北京休养数年后，余叔岩改学“谭派”，最终成为“新谭派”的代表人物，世称“余派”。按照票友的说法，等于是余叔岩的祖父的艺术又通过谭老板返还给了他。

张伯驹拜师学戏的经历也被记录在《红毹纪梦诗注》中：“归来已是晓钟鼓，似负香衾事早朝。文武昆乱皆不挡，未传犹有太平桥。”张伯驹曾自豪地说：“叔岩戏文武昆乱，传予者独多！”余叔岩轻易不收徒，却传授给张伯驹30多部戏，以致张伯驹后来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连余叔岩亲授弟子中的孟小冬、李少春等都时常前来请教。至于为何没有传授《太平桥》，据说是余叔岩觉得动作过于危险。京剧评论家丁秉鐩在《千古绝唱——张伯驹的〈空城计〉》中有这样的文字：“余叔岩的生平好友，有魏铁珊、孙陟甫、薛观澜、孙养农、岳乾斋、张伯驹等诸君子。岳与张先后任北平盐业银行总经理，余氏所有收入，全部存入盐业。偶然遇有急需，存款不敷时，岳、张必代为垫付，等叔岩再有收入时，再存上归垫。所以余对他们二人在财务上的支持，十分感激。遇见岳、张二府的喜庆堂会，必然卖力卯上，有时还演双出，而且不收戏份儿。岳、张两位，哪里肯使叔岩尽义务，不但照送，还比一般丰厚，每次必定强而后可，叔岩才收下。张伯驹与岳乾斋不同，他不只是戏迷，自己还学老生，他和叔岩就盘桓得近一点，经常往来。叔岩遇他求教，也倾囊以授，很拿张当朋友。”

由于体弱多病，余叔岩是当时登台演出最少的名角。即便算上童星时期，余叔岩总共的演艺生涯不过区区16年，而严格算是真正能正常演出的时间仅有6年。这在当时梨园中属于极其短暂的，连谭鑫培都在30岁成名后有40年的演艺经历。张伯驹正式拜师是在1928年，余叔岩正式退出舞台也是同一年。此后余叔岩除义务、堂会戏外，不再接演营业戏。张伯驹等于得到了最优厚的“小灶”待遇。据与晚年张伯驹唱和颇多的一代津门雅士张牧石回忆，张伯驹曾自言：“看余叔岩戏并向余的琴师李佩卿学戏一年内即能彩唱。这时与余叔岩相识，便直接向余学戏。开始学了《奇冤报》、《战樊城》、《阳平关》三出打基础，继之又学了《打渔杀家》、《打棍出厢》、《定军山》、《战太平》等计达三十余出。余一生传人只孟小冬、李少春少数几人，教孟小冬只三出半是《捉放曹》、《失空斩》、《搜孤救孤》和一折《红鬃烈马》、教李少春也不过《战太平》、《洗浮山》。”

张伯驹40岁那场《空城计》指名让师父配王平并不是随便定的，因为当时众所周知谭鑫培总共教了余叔岩一出半戏，那所谓一出教的还不是主角，而是配角，也即《失街亭》中的王平，至于其他完全靠余叔岩自学。据丁秉鐩记述，张伯驹也效法了余叔岩当年一种特殊的学戏方法：“叔岩因为直接从谭鑫培学得很有限，就对谭的配角钱金福、王长林非常礼遇。从他们那里，间接学谭的玩意儿。张伯驹也是如此，除了赶上一点钱金福和王长林晚年以外，后来他就从钱宝森、王福山那里掏摸玩意儿。因为余叔岩在演戏末期，王长林、钱金福已然物故，就用他们二人的哲嗣为配。张伯驹不但从王福山、钱宝森学戏，后来索性长年把他们二人养在家里，以备随时练功、咨询，像这种大手笔，就非一般人所能办得到的了。”钱宝森在反右运动中批判张伯驹时颇有些过火言辞，但1963年钱宝森去世时张伯驹仍托人带去100元的赙仪。这在那个月伙食费不过十几元的年代是个不小的数目。有人劝他意思一点就行，但张伯驹坚持如此，理由是：“当初他帮我打把子练武功，我们的交情还在。”

( 1965年，楼宇栋、张传綵夫妇携子楼朋文赴长春探望父母，与张伯驹（左）共游长春胜利公园后留影 )

张伯驹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师父：“叔岩的京剧艺术是一整套，不好具体说，说错一点，一错百错。他的嗓音好，好在发于丹田，高低都有，善发善收，是云遮月的嗓音，饶有韵味，我们不能单纯以嗓音大小来评价嗓音好坏。他的武工、身上也好。他演戏总的是规矩、干净、漂亮，没有火气。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云遮月”是京剧术语，比喻老生圆润而较含蓄的嗓音。上佳的“云遮月”应该开始听来似觉干涩，以后愈唱愈觉嘹亮动听、韵味醇厚。谭鑫培创造了这一嗓音，余叔岩早年患病，确实也适合这种嗓音，故而拜师谭鑫培。张伯驹虽得到40多部余派剧目的真传，却限于天赋，没有嗓音，据说在大舞台演唱的时候连五排以内都听不清，因此落了个“张电影儿”的绰号，讥讽听张伯驹唱戏实际和看无声电影一样。

或许囿于先天条件，张伯驹在舞台上的“口头功夫”只能是票友级的，但他在舞台下的笔头功夫却一直是职业级的。虽说京剧已基本成型，但由于唱念实际上并非京腔京字而是讲究四声的湖广音韵，在诗词歌赋方面本无造诣的艺人很难真正把握正确的音韵，全凭老师所教死记硬背，所谓“教得对自然唱得对、念得准，教错了也就一代一代错将下去”。而音韵问题对于张伯驹这样自幼浸淫在诗山词海的文士票友来说却是手到擒来。据史料记载，1913年前后、余叔岩第一次退出舞台回北京休养期间，曾经由亲友介绍在袁世凯总统府任内尉官，也因此与上流社会与文人雅士们多有交往。耳濡目染中，余叔岩开始研究音韵学，同时着手整理京剧戏词。1915年2月5日晚，余叔岩重返舞台。两年后，张伯驹重返京城。张伯驹转型“公子”时，也恰逢余叔岩由艺人向文人转变时。此时27岁的余叔岩已经加入溥侗等人发起的著名票房“春阳友会”数年，谢燕在论文《论张伯驹与京剧余派艺术》中记述：“众谭派名票为他精心打造了一个研习谭派的环境。凡是余叔岩去看谭鑫培的戏，票社老生名票们都陪伴着他，大家分别记录胡琴工尺、行腔转调、咬字吐气以及身段做表，散戏后再汇整一同研究。因此，余叔岩对谭派的总结加工，从一开始就深受这种文人雅士意趣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观念、欣赏喜好与文化精神上的。在声腔上，他逐渐打磨掉了老谭的许多阔达豪放棱角，使谭腔变得趋于中正平和，更可供有文人雅趣情感者反复玩味。在表演上，对人物的理解与塑造，则更多从儒生的方向领会与施行。”

( 隋  展子虔《游春图》（局部） )

张伯驹后来将自己与余叔岩之间的交往总结为“亦师亦友”。余叔岩将十倍于自己其他亲授弟子的剧目传授给张伯驹，或许也因为没有把张伯驹纯粹视为一名急于登台“彩唱”的票友，而是视为能以文人的方式传续自己前辈衣钵的研究者。《空城计》一场可能是张伯驹公子任性的产物，而余叔岩也可能只是陪公子念书。两者协力最终真成就了一本书，这恐怕是比那场《空城计》更伟大的不计是否云遮月的合作。

据说在张伯驹的票友生涯中，他最自豪的有三件事：一是他与余叔岩合作编写了一部《近代剧韵》，系统介绍京剧十三韵（俗名十三辙）阴阳平上去入的念法、运用；二是召集银行界同仁筹集5万元基金，约同梅兰芳、余叔岩等人，于1931年在虎坊桥创立“北平国剧协会”，以《乱弹音韵辑要》作为学会附设的传习所的音韵学课程教材；第三才是他40岁生日时的那场《空城计》。余叔岩为人谨慎，终生唯恐对前辈留下的精髓领会有误。1931年余叔岩与张伯驹合著《近代剧韵》一书发行后，余叔岩又反悔怕贻笑大方，紧急收回，但已有部分流传在外。后来张伯驹以个人名义将书稿易名《乱弹音韵辑要》发表于《戏剧丛刊》，风行一时。1963年，纪念余叔岩逝世20周年之际，张伯驹将书稿加以增补，更名为《京剧音韵》再版。

( 20世纪80年代初，张伯驹、潘素夫妇在品评书画 )

《坐楼杀惜》是余叔岩没有传授给张伯驹的另一出戏。其中缘由，张伯驹后来在《红毹记梦诗注》中转述过余叔岩这样一段话：“每一个演员不能每一出戏都能演好，因为其人身份与剧中任身份大有不同。其内心即表演不出，做工精神即差。你是一个好人，是儒雅潇洒书生身份，如你演《空城计》、《问樵闹府》、《盗宗卷》、《御碑亭》、《游龙戏凤》、《断臂说书》、《审头》等戏一定好，因为你本身就是戏。饰宋江不会耍骨头，没有其凶恶本质，表演不出其内心，演得不会出色。”余叔岩当年在艺人中素有“儒伶”之称，终其一生从不曲学迎世，不靠言论造势，淡泊自守。京城沦陷期间不给日伪唱戏，后来病重也拒绝找日本医生诊治，终于不起。《论张伯驹与京剧余派艺术》中评述：“舞台人物的塑造，不只是唱念做打的组合，更是整个人的性情、个性、处事态度乃至生命风格的融入。余派透过清刚浑厚的唱腔塑造出的人物，往往有着一种名士的风致与深沉的人生感与宇宙感。”“《空城计》中的诸葛亮‘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为报知遇之恩身担天下计，其人物塑造，融入了传统文士的价值观念与深沉的人生感慨。听余氏的《奇冤报》，很少有鬼魂哭诉的凄楚与恐怖，更多是一种类似游子漂泊在外、不知归期的迷茫苍凉。听《鱼藏剑》中伍子胥‘一事无成两鬓斑’唱段，更像是一位饱经风霜者对于人生的感慨，它已经超脱了伍子胥这个角色的束缚，升华成一种对宇宙、人生普泛性的体验。”

1937年的《空城计》或许看起来更像是一次豪华版的公子玩儿票，但数十年后的事件证明，张伯驹这位“卧龙岗上散淡人”确实做到了“为报知遇之恩身担天下计”。关于50年代后那段“大编大演新戏”的时期，章诒和在《戏痴张伯驹》中有这样的文字：“我每每向张伯驹提及这些新戏，他都摇头，一脸的鄙薄之色。其实，我所看的许多传统京戏，也是经过‘推陈出新’的。故我常问张伯驹一些老戏是怎么个演法。这时他的兴致便来了，不厌其烦地说，细致入微地讲。一句唱词，老谭当初是怎么唱的，余叔岩是怎么处理的，他为什么这样处理……我在惊叹他的热情与记忆的同时，便不由得想起在课堂上老师给张伯驹下的‘保守派里的顽固派’的判定。我觉得他的保守与顽固，与其说是思想的，不如说是艺术的。故而，他的顽固与保守完全是出于对中国戏曲艺术的高度维护和深度痴迷。”

张伯驹那句著名的“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因其出处太常被用在他捐献或出让的书画上，其实“烟云相合”的境界原本不限于纸墨。当1957年4月中央各大报纸刊登消息宣布“戏改”“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各文化部门“终止戏曲改革、维护文化遗产”后，张伯驹欣喜若狂地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筹划每周演出一次老戏。他重点筹划了三出戏的挖掘整理，即《宁武关》、《祥梅寺》、《马思远》，理由是：《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哭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安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演员过不了这《宁武关》；《祥梅寺》则是京剧打基础的丑行戏，其中舞蹈性的动作很是漂亮；《马思远》根据清朝实事改编，是一个通奸杀夫并造成冤案的故事，艺人筱翠花在剧中的表演出神入化，深得好评。然而张伯驹没有考虑到，《宁武关》、《祥梅寺》的反面角色分别是李自成和黄巢。章诒和说：“他选择戏的标准当然是纯艺术的，甚至是纯技术的、纯形式的。张伯驹曾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只要是艺术作品，它的鉴赏评判标准只能是艺术性。思想被包裹于深处，是分离不出一个单独的思想性的。’”

最终张伯驹因“违令”坚持排演《马思远》成为右派，酿就当时波动一时的“《马思远》事件”。张伯驹后来被送到长春市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张牧石说：“粉碎‘四人帮’后他得到了平反，在吉林省戏校礼堂和梁小鸾合演了一出《游龙戏凤》，这是他最后一次彩唱。”“他和夫人潘素在长春离职后回京，仍依多年前例每到海棠开时必到天津住我家，天津京剧演员多来求教，如厉慧良、丁至云、程正泰、王则昭和几位中青年演员等，业余演员如陈机峰此时曾向他学昆剧《别母乱箭》，十大名票之一的李士勤曾向他学过《战樊城》。这出戏，他在北京住帽儿胡同时曾教过李少春。因李未得余叔岩传授。”张牧石将张伯驹的京剧理论总结为“中正平和”四字：“正是儒家中庸之道，唱、念、做、打都要圆，杨小楼是太极，尚和玉是少林，另一位武生前辈他不太欣赏，谓之江湖派。”

京城怪爷

当年轰动一时的《空城计》的上演地点是著名饭庄福全馆。福全馆原位于隆福寺街15号，20世纪60年代后因按单双号排序改为21号。由于隆福寺曾是朝廷的香火院、香火极盛，早年隆福寺不但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是一等一的繁华之处。此外由于这里离南方客商运粮常走的朝阳门不远，客商们经常把随身货物拿到此地贩卖。久而久之，隆福寺发展成北京内城首屈一指的大庙市。据《日下旧闻考》记载，隆福寺“每月之九、十有庙市，百货骈阗，为庙市之冠”。福全馆是清末民初北京一家有名的山东餐馆，坐落在繁华的隆福寺街东口的路北，是一座几进的大院子，不仅接待散客也包办大型宴会，正院还建有一座精巧的供演岀、办“堂会”用的戏楼。由于当时北京没有专业戏院，因此戏曲演出地点多选在各大饭庄，例如什刹海的会贤堂、西单的聚贤堂、地安门的庆和堂、金鱼胡同的福寿堂以及隆福寺的福全馆等。福全馆的拿手菜据载是水晶肘子和小鸡氽丸子。无论是高大上还是土豪金，当时有钱有身份人的聚会、结婚、庆寿都选在此地。

1949年后，福全馆旧址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在东城区的职工宿舍之一。据当年的住户回忆，刚搬到这里时大门横梁上尚有“福全馆”三字，内部格局也保留着饭馆鼎盛时期的原貌。张伯驹以及余叔岩、杨小楼、王凤卿、程继仙唱过《空城计》的戏台与戏楼也保存完好。当时改造的银行宿舍里住了30多户人家，戏台与戏楼也于两三年后拆除。至20世纪70年代末，福全馆原址的院落已分割殆尽，大小院子里布满各色大棚小屋，全院只有两个水龙头，一个厕所。如今挂有“隆福寺街21号”的地方有两处，一为外贸服装小铺，一为曲巷幽深却并不玲珑的杂院民宅。服装铺上挂着“名望”的招牌，杂院大门门框上只余一排煤气电表，仿佛真的只剩“打扫街道俱都是那老弱残兵”。

张伯驹那场《空城计》的缘起或许只是逞公子一时之兴，结果倒无意间让当时的看客见识了一代名角们最后的辉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此后随着时局与岁月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名角退出舞台。首先真的走了的是杨小楼。《空城计》上演次年，杨小楼去世。因为是已然59岁的杨小楼首先应允配演马谡才促成此事，张伯驹一直认为是平生殊荣、没齿难忘，除了戏后送杨小楼一部汽车外，杨小楼死后还送了3000元的赙仪，此外特别礼聘四川翰林傅增湘为杨小楼在牌位上“点主”，这在梨园的殡仪里别具殊荣。

尽管1905年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拍摄了谭鑫培出演的《定军山》，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历史长卷，而且此后梅兰芳也拍摄过一些戏曲电影，但直至1930年中国电影才进入有声电影时代。1937年费穆拍摄的由周信芳和袁美云共同主演的《斩经堂》是其中戏曲电影的代表作，而同年那场张伯驹的《空城计》其实也原本可以留下影像资料。20世纪80年代末，朱家溍在《燕都》杂志上发表的《余叔岩的一组珍贵舞台剧照》中写道：“这场戏是老友张伯驹先生家的堂会戏。虽说是堂会的性质，但并非庆寿或办喜事，而是为河南赈灾。请客听戏，希到场的人士尽力捐助。开戏前伯驹登台讲话，详细介绍河南灾情。他以河南人的立场，向社会名流和亲友提出请求，但并未让来宾当场交款，而是从即日起，愿捐助的不拘数目交盐业银行代收，大意如此。……台下拿着小型电影拍摄机，拍摄台上的表演。这部分影片由伯驹保存，内有四将起霸和斩谡的几个片段，后来伯驹交给戏曲研究院保存，戏研院又交给电影制片厂，请他们给制作新胶片，后来就没有下落了。”据今人考证，这套胶片很可能是在1958年北影清仓时当成废品一把火烧掉了。

张伯驹《空城计》上演是在1937年3月，一时不会有更多“后庭花”之嫌，但倘若罗列开此时所谓民国四公子各自的处境，却也别有一番味道。袁克文早已殁于1931年。1937年2月19日，日后将在上海汪精卫政权任职的溥侗向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应援引照顾蒙、藏、回三族的“前例”专门设立满族管理机关，国民大会加入满族代表，教育部添设大中小学满族免费学额。溥侗认为，只有如此明确满族的民族地位，才能应付日伪对华北满人的收买蛊惑，号召满人倾向中央政府。1937年春，溥侗还作为审查委员参与了国民政府在南京举办的一次盛况空前的“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四公子中最风雨飘摇的是张学良。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1937年1月4日，蒋介石宣布扣押随己回南京的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1937年7月29日，日本军队进驻北京。

无论“愁春”或“自愁”，1937年前后注定对于张伯驹来说是个不寻常的时期。他在1937年的春天见到了流散民间的曾珍藏于故宫三希堂的晋·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却因南下筹款回程被兵乱所碍失之交臂。另一方面，他却终于从清室遗老溥儒处得到了惦念已久、两次求购未果的《平复帖》。溥儒字心畲，号西山逸士，恭亲王奕訢父亲之孙，父亲为载澄。1908年11月光绪病逝后，溥儒也曾受命入宫甄选皇帝，只是未入法眼，由从兄溥仪嗣皇帝。溥儒工国画，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称。以皇亲之故，溥心畲家中不乏名贵字画。溥儒的异母兄弟、袭了恭亲王爵位的溥伟曾将家藏唐韩榦《照夜白图》变卖给上海商人叶叔重，该图辗转经英国而最终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张伯驹闻听此事，意图阻止但为时已晚，因而想到恭王府中所藏中国最早的书法墨迹《平复帖》。张伯驹晚年在《春游琐谈》“陆机平复帖”一文中记述：“西晋陆机平复帖，余初见于‘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中。晋代真迹保存至今，为惊叹者久之。卢沟桥事变前一年，余在上海闻溥心畲所藏韩干《照夜白图》卷，为沪估叶某买去。时宋哲元主政北京，余亟函声述此卷文献价值之重要，请其查询，勿任出境。比接复函，已为叶某携走，转售英国。余恐《平复帖》再为沪估盗卖，倩阅古斋韩君往商于心畲，勿再使流出国外，愿让余可收，需钱亦可押。韩回复云：‘心畲现不需钱，如让价二十万元。’余时无此力，只不过早备一案，不致使沪估先登耳。次年，叶遐庵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挽张大千致意心畲，以六万元求让。心畲仍索价二十万，未成。至夏，而卢沟桥事变起矣。余以休夏来京，路断未回沪。年终去天津。腊月二十七日回京度岁。车上遇傅沅叔先生，谈及心畲遘母丧，需款正急，而银行提款复有限制。余谓以《平复帖》作押可借予万元。次日，沅老语余，现只要价四万，不如径买为简断，乃于年前先付两万元，余分两个月付竣。帖由沅老持归，跋后送余。时白坚甫闻之，亦欲得此帖转售日人，则二十万价殊为易事。而帖已到余手。”

收得《平复帖》后，张伯驹遂将其在北平的寓所命名为“平复堂”。在纷乱时节还能以“平复”自题，颇令人想起张伯驹的“换贴把兄弟”孙曜东给他的绰号“大怪”。孙曜东的曾祖辈可以追溯到光绪帝师孙家鼐，而张伯驹继父张镇芳算是孙家鼐的门生。自从协助张伯驹在上海与潘素热恋并虎穴夺姝之事以后，原本上辈就是“换贴把兄弟”的孙曜东、张伯驹两人更成了弟兄。孙曜东眼中的张伯驹之“怪”，除了一不随父保皇、二不守着金山做“毛票换大洋”的商贾买卖，最形象的“怪”则是：“有时候高朋满座，大家谈笑风生，而他觉得话不投机了，就坐在一边摸摸下巴壳，一根一根地拔胡子。有时候到我家来找我，我若不在他也不着急，一个人能在客厅里等上三个小时，也不让佣人打电话找我，一个人在客厅里干什么呢？仍旧是摸着下巴壳、拔胡子。”

曾有后人如此形容张伯驹：“面庞白皙，身材颀长，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如此描述也颇神似丁秉鐩文中对于跟随余叔岩学戏时的张伯驹的描述：“他下的功夫很深，吊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但他对余叔岩的剧艺，却是熏陶的比直接学的多。他和叔岩当然常常见面了，有时来到余家，一语不发，不论余叔岩在吊嗓子，或与打鼓佬、琴师说戏，或是与友人谈戏，他都在旁静听。够了时间，他能不告而去，不但叔岩本人，连一般常去余家的朋友，对他这种对人不寒暄、不讲话的态度，日子久了也就不以为怪了。等到他觉得需要直接问艺的时候了，才请叔岩指点，所以终其一生学余，是熏的比学的多。”

然而同样是出于丁秉鐩笔下，张伯驹还有另外一面：“张伯驹自己工余派，对天下唱老生的人，也以宗谭学余的标准来衡量。遇见有不唱谭余，或是唱出花腔的人，不论内行票友，生张熟魏；不论是私人吊嗓，或公开演唱，他必然怒目相视，恶言责骂，当面开销，不留余地。而且说话越急，他那河南味儿就越发浓厚地发挥出来。当事者、旁观者，愕然相顾，他却认为当然，昂然而去。这种固执的卫道精神，他只顾了我行我素，却不知有悖人情世故，因此一般人称他为怪物。”孙曜东的哥哥、余叔岩的好友孙养农也曾有类似的经历：带张伯驹看上海某名角的《四郎探母》，刚一开场，张伯驹听出演员唱得不卖力，便起座离席，一口河南乡音振振有词：“前后门上锁，放火烧。”别人问：“烧什么？”他气鼓鼓地说：“连唱戏的带听戏的，一起给我烧。”还有一次，正听着谭富英的《群英会》，那个饰演孔明的老生在台上大耍花腔，张伯驹听不下去了，就跑上台口指着演员就骂：“你不是东西。”骂完回头就走，弄得台上台下都为之愕然。孙曜东说：“他生活在政治漩涡似的政治大家族里，却对政治势力始终保持一段距离，跟哪一派的人都算认识，但也都不深交，久而久之，我和我大哥（孙仰农）给他起了个外号，管他叫‘大怪’，他也应声，后来亲戚朋友中就叫开了。他给人题写诗词，有时也顺着这个思路，署名为‘张大其辞’。”

尽管脾气古怪，几近难容于世，张伯驹直到1942年才离开北京入陕。其时曾陪他唱《空城计》的程继仙已经去世，余叔岩“溺血病”恶化。据余叔岩侄子陈志明回忆：“伯驹45岁时，日寇侵华疯狂，社会更加混乱，拟将所藏国宝晋陆机《平复帖》和隋展子虔《游春图》等随身缝被奔赴西安。行前一日晚，往视叔岩，见状，知叔岩病不能愈，此为生离死别之最后一面。伯驹只好作寻常语以慰藉，不言离京事，恐说出彼此难免恸哭。但师友一场，伯驹终抑制不住，泪要夺眶而出，便转身佯装如厕偷拭之，复转来闲聊两小时方怅然离去。”“次年3月，伯驹在西安陇海铁路局观戏，偶遇上海《戏剧月刊》主编张古愚，云翌日即回上海，便托其带给陈鹤孙一信，信大致内容是：予料叔岩兄病凶多吉少，不能久长，兹拟好挽联一副，如其去世，务望代书送至灵前为感。联云：‘谱羽衣霓裳，昔日悲欢传李峤；怀高山流水，只今顾曲剩周郎。’两个月后，接鹤孙回信，道叔岩已于5月19日仙逝，将挽联书好送到了灵前，伯驹由是而深感欣慰。”

余叔岩之侄回忆固有诸多史料可参考，但隋展子虔《游春图》出现在1942年却有些蹊跷。如同张伯驹本人一样，围绕这轴画卷已经出现太多演绎的故事。假借张伯驹外甥张恩岭编纂年谱，暂将故事基本轮廓铺陈如下：“1946年。是年，玉池山房老板马霁川欲将我国隋朝展子虔的传世名作，也是我国现存国画最古的一幅卷轴山水画《游春图》运往上海，售与洋人，被张伯驹发现，力阻流失国外，决心收藏。马霁川索价黄金800两，最后以黄金220两定价，张伯驹把自己的‘丛碧山房’作价2.1万美元卖给辅仁大学，将所得的美元换成黄金，但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好又加价黄金20两，张伯驹夫人无奈变卖自己的首饰，首付黄金130两后（至1948年底，陆续付至170两），由马宝山作保，终于将这一国宝收回。由此，张伯驹自号‘春游主人’，并将所居园名为‘展春园’。”

《游春图》现藏故宫。很多传记提及张伯驹的捐献，都将《游春图》与《平复帖》首推于前。然而，正如张伯驹家人楼宇栋以及张恩岭在近年两部传记中指出：《游春图》实则“让”与国家，而非捐赠。楼宇栋版传记的正文里延续了半传奇体的张伯驹夫妇夤夜协商将《游春图》与《平复帖》捐赠国家的故事，但在附录年表中明确写出：“1952年，将《游春图》让与故宫博物院。”张恩岭版传记则在正文中更直白地记述了张伯驹收藏《游春图》后的情况：“张伯驹购买《游春图》后月余，时任南京总统府秘书长的张群来京，愿以500两黄金再把《游春图》从张伯驹手中买走。张伯驹断然拒绝了张群。关于此事，张伯驹在《隋展子虔游春图》一文中是这样写的：‘月余后，南京政府张群来京，即询此卷，四五百两黄金不计也。而卷已归余有，马霁川亦颇悔意。然不如此，则此鲁殿仅存之国珍，已不在国内矣。’但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告诉张伯驹，如此国宝由国家保管更好。张伯驹没有犹豫，就把《游春图》以3万元的原价让给了故宫博物院，而不是如一些书上说的是捐赠。但能将珍藏的稀世之宝让与国家，仍不失为可贵的爱国之举。”

张伯驹与郑振铎相识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两家虽互相敬重，但原本来往不多。1941年，轰动一时的张伯驹上海绑架案发生，潘素情急找郑振铎相助，郑振铎不仅当即慷慨解囊，还通过舆论界向绑架者施压。张伯驹脱险后，夫妇两人曾一道登门道谢。有如此交情，且郑振铎本人也是收藏大家，他的建议张伯驹才会格外看重。在旁观者看来，“赠”与“让”不过是无偿与有偿的区别；对张伯驹这样持“烟云过眼观”的藏家来说，所谓“宝剑赠知音”却是个不打折扣的问题。在1941年那场绑架案中，张伯驹是出了名的“宁丢性命也不卖字画”，尤其是历经周折才收得的《平复帖》。该帖在1942年避难西安途中，也是“藏衣被中，虽经乱离跋涉，未尝去身”。然而，1947年，当相识不过两年的王世襄小心提出一览真迹以便研究借阅时，张伯驹却爽快地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仔细细地看。”张伯驹视若生命的《平复帖》故而在王世襄的家中存留了一个多月，王世襄之后写出了权威性考证论文《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张伯驹在《春游记谈》中肯定了王世襄的考证，但终究忍不住补记“对余得此帖之一段经过，尚付阙如，今为录之”。此举或可视为矫情，或可视为彰显藏家本色。张伯驹日后让出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又感慨“《雪江归棹图》卷昔藏余手，惜未题之”，也出自同样的心态。

张伯驹收购《游春图》之际，正是日本战败后一些珍贵字画开始流于市面之时。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提出：“吾人即建议故宫博物院两项办法：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作价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张伯驹的原则是“宁收一件精品，不收若干普通之品”，此般执著颇似他作为票友对余派的捍卫。此时的故宫院长为马衡。马衡在1933～1952年任故宫院长，历时19年，是故宫建院至今在任时间最长的院长。如果从1924年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员会”、参与点查清宫物品算起，马衡实际上在故宫工作了近30年。马衡于沸沸扬扬的易培基“盗宝案”期间接手故宫，经历了故宫藏品避难南迁前的舆论暴风骤雨，坐镇北京后援南迁队伍的种种需求。1946年前后，马衡正忙于安排南迁文物回归这一庞杂工程，同时推动拖沓已久的紫禁城外朝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的合并，陆续甄别并接管、收购散失在外的故宫旧有文物和物品。前故宫院长郑欣淼在马衡逝世50周年时撰文统计，1946年故宫接管和收购的文物主要包括：天津溥仪旧宅留的文物及天津溥修宅中留有的溥仪物品，合计1307件；北平清宗人府余存的834册玉牒、册簿等，陈仲恕收存的501件汉印，法兰克福中国学院友谊会的741件古物图书，存素堂的3319件丝绣、铜器、玉器、象牙、书画等文物，郭葆昌所藏427件珍贵瓷器，杨宁史捐献的包括著名的“宴乐渔猎攻战纹战国铜壶”在内的古铜器和兵器240余件。马衡始终没有张伯驹那么好的运气，可以做甩手掌柜只看自己的“山光微雨”。张伯驹后来在记述《游春图》收藏始末的文章中埋怨马衡对自己的建议“委蛇进退”，未免有点使公子意气。2013年，现任故宫院长单霁翔在纪念张伯驹诞辰115周年的文章中写道：“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等都是故宫博物院当时有意收购，但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入藏的。它们最终能由故宫博物院收藏，为中华民族所共享，张伯驹居功至伟。”

《游春图》、《张好好诗》、《道服赞》等并非同时进入故宫。据楼宇栋版传记：1956年7月，张伯驹因将平生保藏的最珍贵的8件法书捐献给了国家，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颁发了褒奖状。嘉奖状全文为：“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部长沈雁冰。1956年7月。”文化部举行了捐献仪式，并奖励3万元人民币。奖金3万元张伯驹坚辞不受，后经郑振铎一再劝说，告诉他这不是卖画款，只是对他这种行为的一种鼓励，他们才把钱收了下来，并拿去买了公债。

所谓“公债”的全称是“国家经济建设公债”，1954～1958年，“为了加速国家经济建设，逐步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政府连续发行了5期国家经济建设公债。1956年公债发售后，文化部开专门会议，动员文化界人士为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购买公债。张恩岭版传记记载：“参加会议的，除了几位部领导外，还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会议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不再谈买公债的意义，而是抓落实，因为数量可以反映态度。”“会议是座谈式的，没什么程序，先是部长沈雁冰带头，先自报5000元公债，接下来是副部长夏衍，自报了4000元，郑振铎副部长经济基础好一些，又是党外人士，报了8000元。接着，会场沉默了。”

如此几次会议后，张伯驹无法选择继续沉默。几乎没人相信张伯驹没有钱，而多年老友朱家溍是为数不多的知道张大公子早已落魄的人。捐赠8件藏品的两年前，张伯驹已经以“个人无股票不能再任董事”为由，退出已完成公私合营的盐业银行。在让出《游春图》的第二年，由于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从城内沙滩迁入燕园，张伯驹又将居住了7年、因《游春图》而命名的展春园出让给北京大学。当时张家在海淀还有一处30多亩地的院子，从展春园搬出后在那里居住了半年左右，随后这处院子又被卖给傅作义，张伯驹最后住到了后海附近。朱家溍知道，张伯驹向来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而他家里如今连凑1000元现金都困难。就在1956年初，张伯驹刚向一位朋友借了400元，说有急用，可朱家溍又亲眼看到他的用途是帮助几个人。朱家溍说，张伯驹的这种性格很像《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在《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的堂兄杜慎卿对他的评价是：“伯父去世后，他不上一万银子家私，他是个呆子，自己就像十几万的。纹银九七他都认不得，又最好做大老官，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也许书画真的属于公债发售宣传中所说的“非迫切需要的消费物资”，张伯驹夫妇最终决定捐献出来以示心意。倘若换作旁人，或许不会一出手就是《平复帖》这样的“重器”，但以张伯驹延续多年的“宁精勿庸”的原则，如此抉择方是本色。

这8件藏品后由文化部交故宫收藏。受惠于张伯驹的不只是故宫。1962～1966年，张伯驹被安排至吉林省博物馆“暂避风头”，任第一副馆长。由于没有正馆长，张伯驹事实上担负起了整理、扩充馆藏的主要责任。按照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后来成为张伯驹挚友的宋振庭的说法：“长春市伪满洲国皇宫所在地，博物馆原来就是溥仪的宫殿。这十几年来，好东西虽然被人买走不少，但散在民间的东西还很多。过去缺少鉴定人才，收购工作也没有开展。伯驹先生来了，我们首先把征购工作开展起来。”宋振庭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以博学、多识、能写而著称。1963年周恩来和陈毅到吉林时，张伯驹的多年知己陈毅当着周恩来的面对宋振庭说：“张伯驹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交给你很放心。”宋振庭一直对张伯驹执弟子礼，两人情意甚笃，直至1982年张伯驹去世。

张伯驹为吉林省博物馆收购的第一件藏品是明代董其昌的代表作《昼锦堂记》，对方要几块进口手表交换，经张伯驹两次协商，终以4000元成交。在长春期间，张伯驹收到的最具传奇色彩的藏品之一是薛素素脂砚。薛素素被誉为“明代十能才女”，字素卿，又字润卿，江苏苏州人，寓居南京。工小诗，能书，作黄庭小楷，尤工兰竹。薛素素嫁过多人，包括《万历野获编》作者、名士沈德符。之所以称为“脂砚”，原因有二：一是砚本身有胭脂般的红晕，二是因为它本身小巧精致，相比起储墨似乎更适合盛放胭脂。张伯驹《春游琐谈》中载：“此砚小才盈握，砚质甚细，微有胭脂晕乃及鱼脑纹，宽一寸五分许，高一寸九分许。砚周边镌柳枝，旧脂犹存。”“珊瑚红漆盒，制作精致……盒上盖内刻细暗花纹薛素素像，凭栏立帏前，笔极纤雅；右上篆红颜素心四字，左下杜陵内史小方印，为仇十洲之女仇珠所画者。”据考证，康熙五十五年，广东人余之儒为求官，从曹寅的门人处打听到他有收藏古董的嗜好，便从薛素素后人手中以三间瓦房的代价，买下了脂砚送给曹寅。曹寅家败后，脂砚由曹寅之孙曹天佑秘藏，于砚侧刻“脂砚斋所珍之砚其永保”。传说中与《红楼梦》似影随行的“脂砚斋”据信便源出于此。脂砚后来辗转进入清末大臣、金石学家端方手中，端方携带脂砚入蜀为官，“保路运动”期间死在任上，脂砚从此流落四川民间。1953年10月，重庆大学教授、金石家黄笑芸在重庆一旧货摊上再次发现了脂砚，花25元钱买下。10年后，黄笑芸托付好友戴吉亮带至长春请张伯驹鉴定。张伯驹考证此砚确实是薛素素的旧物，遂以1200元（一说800元）买下收入馆藏，同时决定捐出自己所藏薛素素《墨兰》轴，希望它与脂砚永远相伴。1963年春节，张伯驹携脂砚去天津请周汝昌观赏品评。1963年夏，故宫举办“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览会”，调脂砚借展。3年后，脂砚在由外地展出返京时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在吉林省博物馆的近5年时间里，为丰富馆藏，张伯驹先后捐出了20余件自己的书画珍藏。去职前，为弥补馆藏在宋画方面的空缺，张伯驹留下了现为吉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宋杨婕妤《百花图》。《百花图》被认为是中国绘画史上存世最早的女画家作品，它原本是张伯驹想留给自己暮年的最后一点收藏享受，如同《宋杨婕妤百花图卷》一文中所说：“戊戌岁（注：应为戊子岁，1948年）宝古斋于东北收得此卷，故宫博物院未购留，余遂收之。余所藏晋唐宋元名迹尽归公家，此卷欲自娱，以娱老景。余《瑞鹧鸪》词结句‘白头赢得对杨花’即指此卷也。”张伯驹毕生爱花，无论居所如何变迁，但凡可能庭院内总是芳菲不断。他最爱海棠与梅花，家境殷实时还曾与好友傅增湘“每岁清明，皆去旸台山大觉寺看杏，于花间共筑两亭，一名倚云，一名北梅”。张伯驹本人善画兰花，妻女善画梅花。张伯驹之女张传綵曾说，她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二，也即民间传说的百花生日；她这个颇为缤纷的名字是父亲从梦中得来的，其中“綵”原为“彩”的旧体字，为“文采”之意。1948年，为争取说服傅作义和平解放北京，张伯驹将家中开得最旺的两盆腊梅亲自送至其府上。对花无意之人很难想象，这需要何等忍痛割爱的决心。张伯驹曾有“我不葬花，愿花葬我”之句，但最终捐出了原指望“以娱老景”的《百花图》。1971年，潦倒中的张伯驹曾托章士钊转呈周恩来一封书信：“伯驹一生收蓄古代书画，过去甚至鬻产举债，以事争购，行在不使民族主要书画珍品流入外国。在国民党时期，曾对家人立有遗嘱，谓我所藏主要珍品，遇人民爱戴，政治休明之政府，应不以珍，捐归公有。解放后正逢所愿……”

中州词人

张伯驹因捐赠而得到的嘉奖令，章伯钧之女章诒和曾在两年后偶然亲见。《往事并不如烟》中有这样的记述：“我坐在太师椅上，环顾四壁，很想找到父亲说的‘奖状’。墙壁张有潘素新绘的青绿山水，悬有张伯驹的鸟羽体诗词，还有日历牌，就是没有嘉奖令。也许，它被置于卧室，毕竟是耗尽一生财力、半辈心血之物，弥足珍贵。一会儿，父亲起身准备告辞。我向张氏夫妇执弟子礼。然而，我礼毕抬头之际，眼睛向上一瞥，却发现‘奖状’高高而悄悄地悬靠在贴近房梁的地方。‘奖状’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另一位颇负盛名的文人柳亚子来。父母曾带着我去他家吃晚饭。从黄昏到夜深，我不记得大人们喝了多少坛绍兴老酒，说了多少古今闲话。我只记得：他家大客厅里有四幅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等人唱和的诗词手迹。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

章诒和所去的是后海南沿26号，这是张伯驹在北京最后的住处，也是曾经大富大贵的张家在北京留存的最后一处宅子。后海南沿26号毗邻著名的“金丝套地区”，金丝套地区指前海北沿、后海南沿、柳荫街与前海西街之间的区域，得名源于这一地区的大小金丝胡同。明朝曾有织染所，清时成为王府所在地，著名的恭王府便在其间。柳荫街与前海西街原是玉河故道，因此金丝套地区历史上是北京街巷中不多的拥有“小桥流水”景观的去处。1952年，玉河被改为暗河。1956年张伯驹入住后海南沿26号时，周边的景致想必已迥异于原居此地的他的旧友、京昆名票包丹庭昔日所见。王世襄在为张伯驹与潘素合作的《枫菊图》题诗时曾提到这处院落：“银锭桥西宅不宽，黄花红叶耐霜寒。分明自写双清影，寄与词人作画看。”

此时张家已然家徒四壁，一无粮票，二无户口。王世襄说：“在1969到1972年最困难的三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外表不动声色，自幼与词韵相伴的张伯驹并没有将自己的心境对纸笔隐瞒。几阕《浣溪沙·回京》中写道：“小巷依稀认旧门。蛛丝萦槛案堆尘。萧萧梧竹易黄昏。风扫壁琴弦断轸，泥封厨瓮酒空尊。不知客是主人身。”“春事不曾到客边。归来已是雁时天。小庭秋意淡如烟。虫语悲吟中夜后，蝉声梦醒廿年前。一回回忆一凄然。”“如此春光直到秋。春愁未尽复秋愁。斜阳犹自为人留。尚有孙郎能作赋，不须王粲始登楼。客心多少寄辽州。”1970年冬，张伯驹因“今冬相对无梅，见肆间又小盆梅初花，欲买囊空无钱”，又写下一阕《渭城曲》：“肆间初见小梅姿，风韵依然似旧时。画图愿买折枝写，无奈囊空惟剩诗。”

如今诗词骚客并不是一个太令人受用的头衔，但倘若让张伯驹自己选择，他会在后人送上的“收藏家”、“书画家”等头衔之前加上个“词人”。《红毹纪诗注选》记载“马思远事件”的七律中就有“啼笑皆非马思远，中州断送老词人”之说。《张伯驹身世钩沉》一书认为：“民国四公子的著述德业，虽然不可与明清的前烈攀比，而从某种文化意义上来看，似是一脉文辉相映，以至垂耀于今。”“对于民国四公子的遗墨遗著，目前尚缺乏整理。最为当代文坛看重的是张伯驹的词。倚声填词，为伯驹毕生所嗜爱，自号丛碧词人。”

邓云乡回忆30年代北京城的《文化古城旧事》中有《丛碧词》一文：“我有一本原刻本张伯驹先生的《丛碧词》。这本书是白绵纸印的，仿宋大字刻本，按照版本目录学家的说法，这是黑口、双尾鱼、页十行、行十八字、瓷青纸书衣、双股粗丝线装订。扉页是‘双鉴楼主’傅增湘题‘丛碧词’三字，是苏字而稍参颜鲁公，写得极为工整典雅。后面是‘枝巢子’夏仁虎老先生的序，再后是郭则沄老先生的序，都写于‘戊寅年’，即1938年，已是沦陷后的北平所刻。书很漂亮，古色古香的一本书，当年是印了送人的，原印的就很少，现在流传更为稀少，我能无意中在旧书店遇到，可谓幸事。”

2001年刘昶的一篇《张伯驹丛碧书画录》则记述了他所见到的旧版《丛碧书画录》：“年初去淘书斋，见《丛碧书画录》，标价100元。据店老板说，此册是他于京城参加书刊拍卖会得来的。……线装油印。察书前书后，不见版权页，可知系张伯驹自费印书。老辈文人凡有著述，多好此风气。《丛碧书画录》的成书时间，从书中后记落‘庚子’款推算，应在1960年或稍后。序写于1932年，这说明1956年的捐画乃张伯驹的宿愿。”

两书中的“丛碧”都得自张伯驹30年代所居的丛碧山房。丛碧山房则得名自张伯驹30岁收得的毕生第一件藏品。《丛碧书画录》记载：“清康熙书横幅：纸本。书丛碧山房四字。笔字柳法。任邱博学鸿词庞垲号丛碧。此或赐庞氏者。为予收蓄书画之第一件。而予所居，好植蕉竹花木，因自以为号。”词与收藏同以“丛碧”题名并非偶然，毕竟张伯驹的填词功力也颇得益于他的收藏。多年词友黄君坦读到张伯驹题《张好好诗卷》“记当时、诗酒狂游”等句时感慨：“风流自赏，有江湖载酒之感，非他人所可效颦者。然而，无收藏杜诗卷之举，焉有此一丽词！”

丛碧山房后来因张伯驹喜得《平复帖》而更名“平复堂”，近10年后又因张伯驹收购《游春图》而被售予傅仁大学。《丛碧词》记载，“余所居为李莲英旧墅”，“廊宇建造彷排云殿规模，落成传西后曾临幸，未知是否”，“园内海棠最胜”。丛碧山房原址位于弓弦胡同1号，占地15亩，可谓当年京城顶级豪宅。弓弦胡同在西四附近，闹中取静的1号院就是当时被称作“张家花园”的张伯驹故宅。1949年后，弓弦胡同1号院成为北京图书馆宿舍，当时依旧保留着原来的格局：东边是花园，西边是庭院，院内有假山、游廊和亭子。70年代中期，1号院被拆除建起楼房。张伯驹30年代照片上的丛碧山房如今只空留在他的词阕中：“禁城偏。园林旧属中官。彷宫家、飞廊架宇，翠华传驻云軿。走黄尘、门喧车马，拥绛雪、花压阑干。骄宠谁伦，恩荣无比，当时炙手焰熏天。自弈局、长安换劫，人世几桑田。空留得、堂前旧燕，解话开元。又今日，异时新主，吟俦重续词坛。绿天深、风摇蕉扇，红日晚、雨打荷钱。梦影难留，芳尘易逝，祓愁长应近尊前。更休再、歌骚谱怨，且共惜余欢。人归后、斜阳在树，酒醒鸣蝉。”

由于韵学功底深厚，张伯驹颇擅长即景吟赋。张伯驹晚年得意门生、著名词人周笃文曾这样回忆：“过去我认为‘七步诗’是不可能的事，但自从我接近张伯驹先生以后，我说七步成诗一点都不夸大。不管作什么对联写什么诗，张伯驹濡好笔后都是一笔写成，文不加点。”描述丛碧山房景致的那阕《多丽》便是“同人于此作词社第二集，即席赋”。张伯驹一生留下的诗词之多，几乎可以视为诗体日记。这些诗词故而成为接近张伯驹内心的最佳途径，有时甚至是唯一途径。

变卖丛碧山房数年后，张伯驹曾因“忆故园海棠”而感慨：“天涯春又晚。楼外回双燕。今日误看花。明年何处家。”略有伤怀，但“以宅换画”毕竟是桩雅事，而且此时张伯驹还并无居所之忧。让出弓弦胡同1号后，他搬至海淀承泽园。周汝昌《承泽园轶事》一文里曾写道：“承泽园位于海淀畅春苑的稍西北，本是果亲王胤礼的赐园，故名‘承泽’。”承泽园始建于1725年，建得后被赐予果亲王允礼。1845年，道光皇帝对京西园林进行了重新分赐，将承泽园赐给他最喜爱的女儿寿恩固伦公主。寿恩固伦公主是道光的第六女，因此当时的承泽园又俗称“六公主园”。寿恩固伦公主去世后，按照清朝惯例，承泽园收归内务府。1894年，承泽园又赐给了庆亲王奕劻。奕劻去世后，承泽园为张伯驹购得，也有人说，承泽园是盐业银行北平分行的岳干斋送给张伯驹的。

承泽园后因藏有《游春图》而被张伯驹命名为“展春园”。此处缺了海棠，却有一池荷花。张伯驹还在此园收留了已近迟暮的袁克定。早在张袁两家初建公子之交的20年代，张伯驹就参加了著名的稊园诗社。稊园诗社是中国近现代存世时间最长、加入学者最多的文学社团。诗社主要对诗词、曲赋进行研究，但由于成员多是书画巨擘，也经常开展一些书画品评，延续着中国“诗书画不分家”的古风。稊园诗社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957年。1950年初秋，经张伯驹主持，稊园诗社内又另辟庚寅词社。庚寅词社的诞生地及其主要活动地点就在承泽园。梦碧词社为天津著名词人寇泰逢在1943年创立。庚寅词社成立后，由于张伯驹的津门情结，与梦碧词社唱和走动颇多：牡丹花开时，梦碧词社同仁受邀赴京赏花；海棠花开时，庚寅词社同仁受邀来津观赏。寇泰逢号梦碧，张伯驹号丛碧，两人都在词学方面禀赋过人，一时人称“双碧”。

1953年，张伯驹将承泽园售与北京大学。即将迁出前，依旧有雅兴搞了场荷花词会，即席留下一阕《瑶华·承泽园将易主，时荷花盛开，邀词集同人饮赏》：“一花一叶，绿意红情，是人间空色。轻房密尽，曾覆护、波底鸳鸯双翼。繁华几日，便说到、西风消息。算自来、苦在秋心，识得许多炎热。朱门屡换衣冠，剩歌舞楼台，池头凝碧。蓬瀛旧侣，回首处、觅梦又成今昔。何须是主，趁雨夕、续欢顷刻。看此身、天地浮鸥，为问谁人非客？”

由于90年代后被列为“海淀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伯驹曾经住过的小楼和楼前池塘如今以“承泽园西所”的名分保留在一片平房小区内。昔日精心构建的皇家园林已经完全被参差交错、难以看出构局的平房群代替。挤过几排随意斜停的小轿车，跨过一座仿佛有些年头的石桥，传说中的两层小楼就会如同身着长袍马甲矗立在广场舞剧场中央的老者一样出现在视野中。小楼被锁在一个独立的院落里，锈迹斑斑的铁栅门上挂着两块铭牌：“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进入院子，在小楼侧翼的一间平房门外还能发现第三块铭牌：“北京大学儒商文化研究中心”。提起这个院子，对承泽园旧时情形还依稀有些记忆的邻近住户一再重复这样的感慨：“有花，好多的花呢！从小楼一直开到院门口。”如今承泽园中，只有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重新修缮，现又已现旧态的张伯驹小楼以斑驳的红漆与荒草萋萋相映，楼前的池塘重修时想来也是希望重现当年荷花雅集的盛况，眼下干涸的池中却暂时只有乱石杂草。池塘边另立有巨石，上刻“承泽园”三字，笔画里的红漆已经几乎磨尽。

张伯驹在北京居住时间较长的三处住所中，后海南沿26号是唯一不曾得到张伯驹命名的。展春园回归承泽园的名称后，《游春图》的印记最后双关地留在张伯驹创作于吉林长春的《春游词》中。暂居西安的岁月造就了《秦游词》，而《雾中词》、《无名词》与《续断词》创作于后海南沿26号，标题却丝毫不见什刹海的影子，似乎栖身地点与环境对张伯驹来说已经不再重要。正是居住后海南沿26号期间，张伯驹捐出了大半生的书画藏品。2011年，后海南沿26号成为张伯驹及其妻子、书画家潘素的纪念馆，并于6月19日举行了挂牌仪式。纪念馆原本计划于2012年2月张伯驹诞辰115周年时正式开放，但至今去它的官方网站上预约参观仍只显示“纪念馆正在建设中，目前尚未开放，敬请期待”。

除了花，“内人潘素”是张伯驹词中永远的主角。潘素的生日正逢元宵，因此每年元宵张伯驹必要赋词一首献给潘素，但求“白眼看人世，梁孟日随肩”。潘素原名潘白琴，与张伯驹在苏州成婚后，两人拜访印光法师，皈依佛门，法师为他们分别取了“慧素”、“慧起”的法号，从此“慧素”成了她的字，“素”成了她的名。“白琴”这个原名已成为历史，然而后人依然不免乐道张伯驹当年如何与潘白琴在十里洋场一见钟情、张伯驹后来又是如何英雄救美的故事。张伯驹晚年也在词中陶醉于回忆当年“红豆江南留梦影”，然而，与这段被传得太广泛、已近通俗化的上海滩式故事相比，更能见证张潘二人感情的故事发生在30多年后的长春。1967年，张伯驹因两阕《金缕曲》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批斗后关入地下室。潘素后来也受株连，关押进同一地下室。张在7号，潘在3号。潘素知道丈夫近在咫尺，却因怕他担心，在被关押的两年中从未招呼过一声。直至两人在1969年“出狱”，潘素才淡淡地告诉张伯驹：“我是3号。”

此前张伯驹在长春因组诗会“春游社”而被视作特务行为、遭审查，此后又多次因所谓“反动诗词”祸端不断，《金缕曲》事件不过是最严重的一次而已。1974年，张伯驹编就《无名词》，在序中写道：“为知止而止，此后不再为词。”然而次年他便反悔，在1975年又填词数百阕，集为《续断词》。1979年彻底平反后，张伯驹首先想到的倒是旧事重提、再度向文化部提议成立“中国韵文学会”。张伯驹亲自执笔写信，又让外孙骑车送自己专门前往文化部送信。辗转两年后，张伯驹临终前终于在病床上得知：韵文学会的成立手续已基本办妥。1984年，在张伯驹去世两年后，韵文学会在湘潭大学成立，创办《韵文学刊》。张伯驹毕生忠于自己记忆中的那些传统文化。据张恩岭回忆，1977年张伯驹80岁大寿，京城里新老词友前来拜寿。张伯驹端坐首席，下首的青年学子逐一朗诵自己创作的祝寿词。张伯驹似乎听得颇有兴致，但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友人不久就听到他口中不时吐出低沉的“混账”二字。原来这些青年的词作多有不合格律之处，每当听到纰漏处，张伯驹便低声骂句“混账”，尽管表面不动声色，仍隐现当年他大闹戏院、高喊关门放火的风范。

1982年春节后不久，张伯驹因感冒住进北大医院的11人一间病房，后恶化为肺炎，连日昏迷，直至2月25日（正月二十二）张伯驹生日这天忽然有所好转。张伯驹不仅在当天上午10时会见了远程赶来的老友张大千的孙子张晓鹰、留下他在世最后一张照片，下午13时《文物天地》的主编王禹时前来探望时，张伯驹还请他取来笔纸，录下他刚刚吟成的两首诗词。其中题有“病居医院至诞辰感赋”的一阕《鹧鸪天》为：“以将干支斗指寅，回头应自省吾身。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1982年2月26日上午10时，张伯驹辞世。刘海栗对张伯驹有句广为流传的评价：“丛碧兄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相互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张伯驹确实看似一座令人只能仰视的峻峰，如他笔下的天都峰般“直上四天外”，但敬仰之外被今人忽略的是，“擎天拔地”的峻峰也在“极望蒙溟”、等待相看两不厌之人，而我们却已转身走远。

（实习记者月函对本文亦有贡献。部分图片源自楼宇栋、郑重《张伯驹》）  一半张伯驹一分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