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海战斗舰对中国的启示

作者:宋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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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4月18日,美国海军“自由号”濒海战斗舰抵达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 )

“如果你知道了海军急于寻找一型颇受争议的濒海战斗舰的替代舰艇,你一定也会像伯罗(John D. Burrow)那么匆忙。”这是美国《防务在线》副主编弗里德伯格(Dney J. Freedberg)4月30日一篇文章的开头。他文章的大意是,作为国防部3月份指定的“小型水面作战特别小组”(SSCTF)的组长,他要求美国海军濒海战斗舰艇的承包商在21天内,向小组提交两份“承包商信息请求”(RFI),以确保“小组”能在7月31日前向国防部提交濒海战斗舰在2016财年的评估报告。

近两年来,对于颇受争议并可能从计划建造52艘降至建造32艘的濒海战斗舰,媒体上已有了很多信息披露。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最近美国防部高官认为其抗战损能力差和攻防能力差,不适合在东亚海域与中国的舰艇抗衡。而至于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问题,还要从濒海战斗舰的兼顾反潜战、反水面战、水雷战、协助特种作战的多功能任务模块设计说起。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相继提出了有关“模块化”的理论。这一理论,很快就被“冷战”后急于设计一款新的轻型水面舰艇的海军所接受。因为一些海军专家认为,这一理论指明了一型舰艇多任务化与低成本有机统一的技术路径。

按照模块化的概念,如果简单并线性地描述濒海战斗舰的设计、建造过程应该是这样:海军提出濒海战斗舰要具有的功能总需求,承包商将功能分解为不同的、具有标准接口的功能模块,并进行设计、生产。同时,为了能让这些功能模块与一个舰艇基本平台对接并发挥设计功能,还要设计、建造舰艇的基本平台以及为平台研制专用的模块和专用的零部件。最后,按照模块、基本平台的接口规则集成为一艘舰艇。

但是,当濒海战斗舰这个“终端产品”出来并在新加坡经过了一年的“试用”后,特别是在一些环节上暴露出问题后,批评声就接踵而来。比如抗战损能力差的问题,就是为了保证舰艇在濒海遂行各种作战任务时更快速换模块,在设计、建造舰艇基本平台时,出于控制结构重量的考虑而大量采用了比重很低的铝合金材料。而铝合金熔点低、传热快,在相对较低的温度下即开始失去强度,抗战损能力自然就极差。比如攻防能力差的问题,出于压缩生产成本和保证任务模块舱的容量,舰艇武器系统采用了轻型化、低配置的传感器和武器,最终导致舰艇在高威胁海域独立活动时攻防能力差。当然,除了这些装备硬件上的问题,据政府问责局4月初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新加坡执行任务的濒海战斗舰上的水兵反映,由于舰艇操作环节的设计和人员编制的配置问题,他们平均每天睡眠只能维持6小时,低于海军要求的8小时睡眠的标准。

总之,有关濒海战斗舰种种问题,都是从一种新理念变成终端产品过程中显现的。巧合的是,这种显现却是由于中国海军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倒逼”出来的。也就是说,美国国防部认为,在当初设计濒海战斗舰时,没能充分预料到潜在战场形势和潜在对手实力的变化,没能实现技术创新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平衡。现在的问题是,在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海军真像一些美国官员和专家检讨濒海战斗舰的弱点时认为的那样,在东亚海域是美国海军的“强劲”对手吗?在中国海军军费投入不及美国海军五分之一的情况下,中国海军是走“海军竞赛”的路子,还是走“你要强,我设法让你强不起来”的路子呢? 海军中国军情启示濒海战斗舰中国濒海战斗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