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为何搅动世界

( 2014年4月24日，普京（左）参加圣彼得堡当地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录制 )

“特殊关系”

早在2006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过一次不愉快的对峙，那是在位于俄罗斯诺奥加廖沃的乡间官邸。普京给赖斯讲乌克兰的历史与人口组成——它的人口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俄罗斯族。他由此告诉赖斯，为什么不该把乌克兰拉入北约，这不仅对俄罗斯，而且对整个欧洲都会产生不利的后果。

赖斯反驳说，主权国家有权自己决定参加哪个机构或联盟，不应视之为威胁。但普京坚持说：“你们不明白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玩火。”

在谈到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制裁时，赖斯决定反击：“布什总统让我对你说，如果俄罗斯对格鲁吉亚有什么动作，美俄关系就会决裂。”普京则回应：如果格鲁吉亚的挑衅造成安全问题，俄罗斯必将做出回应。当时普京站了起来，怒气冲冲，令人生畏。赖斯也条件反射站了起来。穿着高跟鞋的赖斯比普京高，她后来回忆：“这不是个愉快的时刻——可能是我们之间最僵的时刻。”

在这次会谈中，普京就以强硬的姿态告诉美国与西方世界：他不会容忍乌克兰走上格鲁吉亚的道路——建立亲西方的政府，威胁俄罗斯的安全。

( 2014年3月22日，乌克兰海军潜艇“扎波里兹亚号”在塞瓦斯托波尔被俄罗斯军队接管。图为该潜艇插上俄罗斯海军军旗 )

普京一直试图让西方能认同“俄乌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关系。2008年，普京曾对美国前总统布什说：“乔治，你不懂，乌克兰根本不是什么国家。乌克兰是什么？它的一部分领土在东欧，但大部分领土是我们送给它的礼物。”

普京几乎将乌克兰看作俄罗斯的一个行省，视为他日后所称的“特权利益范围”。他的顾问马尔科夫说，普京出任总统后不久，他为普京起草了背景介绍文件，其中称：“乌克兰的公众舆论希望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不设边界，所有公民均享受同等权利，使用同一货币，适用同一教育和新闻。但同时乌克兰保留自己的主权，有自己的国旗和国歌，自己的总统和公民权。”这是俄罗斯领导人所相信的。

( 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 )

但是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世界则是另一种看法。他们坚信，乌克兰已经做好准备与西方结盟，大多数乌克兰人渴望加入北约和欧盟。

在乌克兰独立后的20多年中，俄罗斯通过石油、天然气、债务、民族问题、关税同盟等手段，不断影响着乌克兰的内政与外交。就像乌克兰第二任总统库奇马所说的，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俄罗斯可以给乌克兰主权，但不给乌克兰“独立”。而西方则通过北约、欧盟与俄罗斯争夺乌克兰，并推动与资助颜色革命建立亲西方的乌克兰政府。

( 2014年2月21日，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克维奇与反对派达成协议，但基辅独立广场上的反对派示威者依旧不愿离开 )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我遇见过众多俄罗斯人，但是没有一个人认为乌克兰能够独立。”在为《华盛顿邮报》撰写的一篇分析文章中，基辛格指出：西方必须认识到，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绝对不是简单的另一个国家。俄罗斯历史的开端，就是源自乌克兰的基辅罗斯公国，那里是俄罗斯宗教的发祥地。而且，在过去数百年时间，乌克兰一直是俄罗斯领土；而作为俄罗斯在地中海投射影响力的工具，黑海舰队按照长期租约驻扎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

尽管乌克兰国内的民族主义精英常常把国家独立的梦想与回归西方联系在一起，但他们却无法不顾忌俄罗斯的反应。这被称之为“乌克兰地缘政治悖论”，或者叫乌克兰的“安全综合征”。

( 2012年6月20日，俄罗斯西伯利亚约什诺－罗斯克耶天然气田的工作人员在检查输气管道 )

“冷战”后，“单极世界”在走向“多极世界”过程中矛盾重重，“遏制”与“反遏制”交替进行。世界格局的演变和大国关系的变化，使处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心地带的乌克兰成为各方力量争夺的对象。俄罗斯需要一个友善的邻居，至少是一个不反对自己的邻居。对于莫斯科来说，西方阵营向东欧的任何扩张都如同在其边境建立“堡垒”，是对俄罗斯的“围困”。

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则希望拉拢乌克兰来遏制俄罗斯帝国的重新崛起，彻底把俄罗斯变成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对西方世界而言，乌克兰就是那颗遏制俄罗斯帝国梦魇的战略棋子。

( 2014年3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危机召开会议 )

某种意义上，西方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态度当作一块试金石。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外交不予干涉，那就说明俄罗斯也把自己当成了欧洲国家；如果俄罗斯阻挠乌克兰向西方靠拢，那就说明俄罗斯的帝国梦还在忽隐忽视，没有死亡。

乌克兰的“安全综合征”、西方世界的“帝国恐惧症”与俄罗斯的“围困－堡垒综合征”纠结在一起，使乌克兰成为一个各方力量缠斗不休的黑洞。

( 1991年，乌克兰前总统克拉夫丘克（左二）在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左四） )

心脏地带

乌克兰的地缘位置有多重要？作为俄罗斯的强劲对手，拿破仑有一个形象的描述——“占领基辅，就等于抓住了俄国的双脚。”

( 2014年3月22日，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市的一所东正教堂内，两名清洁人员在晨间弥撒后清理地板 )

从字面上理解，乌克兰意为“边陲之地”。这一名称形象地反映出乌克兰民族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诸多苦难。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乌克兰的领土处于分裂状态，分别为不同的帝国所占据。在政治形态上则表现为不同帝国的边陲地带，处于夹缝之间。而帝国的边陲就是群雄逐鹿的中心。

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现代地缘政治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麦金德，曾以自信的口吻推出了一个著名的三段式警句。这个句式在20世纪初几乎掀起一阵狂潮，直到现在回响在许多政治家的耳畔：“谁统治东欧谁便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这里所说的“世界岛”，是指欧洲、亚洲和非洲。这片大陆拥有最大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是世界历史的核心舞台。麦金德的界定有点捉摸不定，但大致是指从西伯利亚冰冻的平坦海岸，一直伸展到伊朗高原和波斯的酷热的陡立海岸，到海上不能到达的地带。

( 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在卫国战争期间执行作战任务（摄于上世纪40年代） )

扼守黑海通道的乌克兰，恰好就处在“心脏地带”的中心位置，是欧洲、亚洲与中东的交汇地带。因此，历史上欧亚大陆强大的民族或力量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盯向乌克兰，它先后遭到过蒙古鞑靼人、日耳曼人和土耳其人的入侵。从13世纪中期起原加利奇—沃伦公国土地以及其他乌克兰土地，便成为周边兴起的一些强国追逐和争夺的猎物。在随后的200余年里，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被纳入立陶宛大公国的统治之下。

16世纪中期，立陶宛大公国衰落，它与波兰王国合并成为立陶宛—波兰王国。原在立陶宛统治之下的乌克兰土地又转入波兰人手中，此后近100余年中备受波兰领主的压迫。在这漫长的数百年时间里，乌克兰人作为一个民族，顽强而艰难地书写着自己的历史。然而，乌克兰此时只是作为一个地理学概念和民族学概念而存在，却不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因为不存在乌克兰这样一个国家，它只是立陶宛大王国或波兰王国版图中的一部分。乌克兰人也成为一个丧失了自己国家的民族。

( 克里米亚雅尔塔市街头的手风琴演奏者 )

乌克兰人丧失国家的同时，它的斯拉夫兄弟——俄罗斯帝国强势崛起，开始了长达四五百年的扩张之路。15世纪后期，伊凡三世（或称伊凡大帝）继承了莫斯科大公国，开始对外扩张。但当时俄罗斯能够得手的土地，朝北到达了北极圈，朝东北到乌拉尔山。伊凡四世（或称伊凡雷帝）继续对外扩张，向南至高加索山脉和里海，朝东跨越了乌拉尔河。18世纪，在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时期，俄罗斯主要朝西扩张，终于得到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在18世纪末，通过两次俄土战争，具有独特战略位置的克里米亚半岛并入沙皇俄国。克里米亚鞑靼诸汗宣誓向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效忠。

克里米亚位于乌克兰的最南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南邻黑海，东扼亚速海，是连接欧洲同黑海、东地中海、中东地区的枢纽。1784年，沙俄开始在克里米亚修建塞瓦斯托波尔市和港口。1804年它便成为黑海舰队的主要军港和特别行政区，由圣彼得堡直接任命的海军行政机关直接管理。

17世纪中期后，乌克兰一分为二。以第聂伯河为界，左岸乌克兰大体上听命于莫斯科，而右岸乌克兰则臣服于波兰。这种形势在此后的100多年中辗转反复。直至18世纪末，在沙俄扩张政策下，即所谓与奥地利、普鲁士“三次瓜分”波兰之后，沙俄控制将近80%的乌克兰土地。也即从根本上说，乌克兰是一个长期分裂的国家。即使19世纪乌克兰土地在沙皇控制下的相对统一，也没有改变乌克兰东西部分各不相同的发展状态。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乌克兰大体上是东部亲俄、西部亲西方的政治发展态势。1922年乌克兰加入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乌克兰被德国军队占领。1944年重新解放。直到1991年，乌克兰宣布独立，持续几百年的被控制状态才宣告结束。

在地理上，造物主似乎开了一个玩笑，将这个征战不断的“心脏地带”抹去了地理屏障，设置为广袤的平原。仿佛唯有如此，才能使对抗更猛烈。历史学家艾伦·帕尔默在《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一书中，将这块土地形容为“如同一些只有脊椎和动脉而没有外壳的生物体”，“处在一望无垠的灰绿色波涛起伏的草原构成的海洋，延绵不断地深入欧亚大平原。这一辽阔的地区，即对东方游牧民族敞开了门户，又吸引着西方人前来殖民”。

平原地形有利于强大帝国的扩张，但却使当地民族失去了自保的屏障。乌克兰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鲁德涅斯基遗憾地看到，与其他许多早已独立的民族和国家相比，乌克兰在北部、东南部和东部均没有可靠的自然边界：除了其南部濒临的黑海及其向西一度曾经达到的喀尔巴阡山脉之外，乌克兰领土周边明显缺少一些由高山或河流构成的自然疆界。正是由于缺乏地理屏障的保护，导致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乌克兰的政治边界一直不稳定，其领土也并不完整”。这正是乌民族在历史上极难保持民族的自由独立，相反却不断遭受异族入侵和异族统治的重要原因。

早在19世纪初期时，乌克兰著名诗人叶甫根尼·格瑞比昂卡也曾特别鲜明地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如果有人能够围绕乌克兰设下由海洋和高山组成的封锁线的话，乌克兰就可能赢得独立。但现在她就像一棵路边的柳树，不断地被所有经过的人践踏。”

在苏联时期，乌克兰是苏联的粮仓和军工中心。另一方面，因为其通向欧洲与黑海门户的地理位置，又使它成为“冷战”对峙的前线。苏联将三分之一的国防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包括2000枚战术核武器和100多枚战略核导弹，以及拥有300多艘舰船的黑海舰队。赫鲁晓夫当政后，又将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的克里米亚半岛划归乌克兰。

苏联的解体，使这个庞大帝国遭遇了地缘政治上的滑铁卢。仅仅在半个月内，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边界退回到了19世纪中叶，中亚国家的独立意味着俄国东南部边境在有些地区向北退了1000多英里。令俄罗斯更为痛苦的，是俄罗斯的西部边界退回到了1600年左右伊凡四世时期。失去乌克兰的俄国，在黑海仅剩一小条狭长的沿岸地带。高加索的丢失重新唤起了对土耳其影响卷土重来的担心。中亚的丢失使俄罗斯失去了这一地区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

乌克兰的独立，使俄罗斯失去了5000多万斯拉夫人口以及强大的工农业基础。俄罗斯让出了在黑海的主导地位，乌克兰的敖德萨是俄罗斯在黑海贸易的通道，俄罗斯对外贸易的50%是通过敖德萨港实现的。黑海舰队被分割，其基地塞瓦斯托波尔的归属与使用问题长期悬而不决。更重要的是，俄罗斯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特性和民族构成。乌克兰的独立，动摇了俄国是泛斯拉夫民族共同特性的天授旗手这一信念。没有了乌克兰的土地与人口，俄罗斯的亚洲色彩越来越浓。

即使苏联解体多年，但俄罗斯精英始终对乌克兰怀有特殊情结，失去乌克兰则被视为“天大的悲剧”。俄罗斯人普遍认为，乌克兰既不同于波罗的海三国，也不同于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它本身就应该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的领导人维克多·阿克苏齐兹提出：“即使处于今天这种情况，我仍然完全相信，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今天仍属一个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这个民族是建立于东正教信仰基础上的共同历史形成的。”

独立后的乌克兰，对于俄罗斯仍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意义。整个国家如同一块巨石，横亘在俄罗斯和欧洲战略通道之间——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电力网、军用高速公路，这也是俄罗斯和日益扩大的北约之间的最后一块缓冲区。

“冷战”虽然结束，但传统地缘政治争夺在大国之间依旧持续而激烈地展开。由此形成的“遏制政策”理论，指导着国际间的竞争。乌克兰对俄罗斯有多重要，反过来对它的对手也具有同样的分量。换句话说，俄罗斯想要的，就是美国及西方盟友们所不愿看到的。用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经常被引用的话说——“没有乌克兰，俄罗斯也就不能称之为帝国了。”

美国当代地缘政治学者乔治·弗里德曼也指出，长久以来，乌克兰之于俄罗斯的意义，相当于得克萨斯之于美国，苏格兰之于英国的意义。在被俄罗斯统治时，乌克兰将俄罗斯的权势延伸至极难被突破和渗透的喀尔巴阡山脉。但如果乌克兰处于西方集团的影响或控制下，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南部平原至少在地理上无险可守。因此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关乎国家的基本安全；而对西方集团来说，乌克兰是遏制乃至击败俄罗斯的前哨。

至于乌克兰自身的命运，乌克兰知识分子并不乐观。乌克兰历史学家维亚切斯拉夫·利平斯基（Vyacheslav Lypynsky）认为，鉴于乌广袤的领土、不小的人口基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工业潜力，乌克兰在欧洲东南部具有无与伦比的、足以颠覆欧洲权势平衡的战略价值。因此，“在欧洲，没有人想要一个强大的乌克兰国家。相反，许多欧洲强国实际上是对一个没有或者是尽可能弱小的乌克兰的欧洲更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将恢复民族传统、实现独立建国的希望寄托在接受外来帮助上的原因。外部强国充其量只会帮助乌克兰成为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国。”

就像乌克兰自身无法摆脱地理格局的宿命，它同样无从逃避历史的影响。在基辅罗斯立国迄今为止的1000年历史中，就乌克兰西部而言大约有近700年的历史中是游离于俄国版图之外。从这样一个背景看，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独立，以及“橙色革命”中尤先科亲西方政权的上台，不过是漫长历史的一个小段落而已。

以第聂伯河为界形成的东西分裂，是乌克兰的基本国家形态。西部是以讲乌克兰语、信仰天主教、经济贴近传统欧洲的区域；东部是讲俄语、信仰东正教、经济对接俄罗斯的区域。乌克兰是统一但却是充满裂缝的国家。

更重要的是，地理与历史因素造成了乌克兰的双重分裂。任何内政的对立，都会招致外来力量的干涉；而任何外交选择，也会引发内部的冲突。这种双重分裂使乌克兰在政策上缺乏回旋余地，不断被逼到只能“站队”的死角。这是认识乌克兰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平衡术

如何在原苏联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乌克兰政治精英们的首要挑战。所谓“独立”，首先是指摆脱对俄罗斯历史上所形成的依赖关系。

乌克兰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是一个具有明确西化倾向的领导人，他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身份主导了乌克兰独立的进程，积极支持乌克兰的民族独立运动。用克拉夫丘克的发言人希利亚波希尼柯夫的话说：“对克拉夫丘克而言，没有比乌克兰总统更高的职位了。他个人的梦想，对此我深信不疑——就是创建一个在世界历史上扮演自己角色的、独立的乌克兰国家。”

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克拉夫丘克本质上是个政治机会主义者。乌克兰人还津津乐道地传播关于他的一则笑话：一次适逢下雨，一位助手随即为克拉夫丘克递上了一把伞，可他却回答：“没关系，我能在雨滴的间隙里行走。”克拉夫丘克执政后，虽然提出了“中立不结盟”的政策，但乌克兰的内政、外交实际上转向了西方。他明确表示：乌克兰加入欧洲经济和政治结构是其现阶段的优先方向。

1991年3月，克拉夫丘克访问美国，希望西方把乌克兰看作可以抗衡俄罗斯传统影响力的力量；强调乌克兰在巩固民主制度方面的作用。他在1992年访问捷克和匈牙利时建议，中东欧国家应建立一个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中东欧国家安全带，填补真空，防止俄罗斯在一区域势力的复苏。在其执政的最后一年，乌克兰成为独联体国家中第一个与北约建立和平伙伴关系的国家。同年6月，乌克兰又成为独联体国家中第一个与欧盟签署伙伴协议的国家。

另一方面，克拉夫丘克担心俄罗斯借助独联体机制削弱各国主权，对独联体的内部合作与一体化表现得相当冷淡。乌克兰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发行自己的货币，对独联体内实行统一的经济空间、军事战略空间、统一货币等原则置之不理。

激进抗衡俄罗斯的结果，恶化了乌俄关系。原苏联的高级官员甚至视克拉夫丘克为讨好西方的“纳粹分子”。因为克拉夫丘克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他小时候曾一家挨一家地向占领乌克兰的德国、罗马尼亚士兵唱圣诞颂歌。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一书中写道：“他（克拉夫丘克）用这种办法向海外最大的民族主义中心的听众证明，早在8岁他便对那些为赶走‘共产恶棍’而来乌克兰的人怀有一份热乎乎的感情。顺便说一句，后来他居然也对‘共产恶棍’效忠了很多年。”

为了向不断分离的乌克兰施加压力，俄罗斯率先挑起了克里米亚问题。1954年为庆祝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300周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也随之归属乌克兰。但是1992年俄罗斯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认为苏联当年划拨克里米亚的决策违反宪法，要求举行有俄罗斯、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代表参加的谈判，并鼓励克里米亚人自由表达意愿。时任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借巡视黑海舰队之机，呼吁克里米亚居民举行全民公决，从而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

早在1783年，克里米亚半岛就归属了俄罗斯。“二战”后，苏联政府以克里米亚主要居民——鞑靼人——与德国人勾结为由，将他们迁往中亚，结果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成为主要居民，俄罗斯族占70%以上。所以，克里米亚是传统亲俄地区。独立公投时选择脱离苏联，更多考虑的是经济问题，而非民族问题。在俄罗斯的鼓动下，克里米亚当局通过了独立法，1994年，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又选举产生了总统梅什科夫，他致力于将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的统一作为终极目标，同时克里米亚就当地俄罗斯族人双重国籍问题举行了全民公决。

1993年，俄罗斯议会又通过决议，要求收回作为黑海舰队基地的塞瓦斯托波尔市。塞瓦斯托波尔市的归属问题则更加复杂。早在1948年，该市就脱离了克里米亚成为独立的行政中心。1954年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时，塞市仍是俄联邦的直属城市。根据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议》，塞市的法律地位没有变化。直到1997年，俄乌签署条约才承认塞市属于乌克兰。

乌克兰的态度则十分明确：决不允许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他们认为，克里米亚的归属甚至关系到乌克兰的生死存亡，稍有松动，就会引发东部俄罗斯族人的分离运动。乌克兰议会和外交部发表声明驳斥俄罗斯的领土要求，并要求联合国裁决。

于是，克里米亚问题就成了俄罗斯挟制乌克兰的重要筹码。当乌克兰愿意与俄罗斯保持“特殊”国家关系时，克里米亚局势就比较稳定，易于控制。反之则较为动荡，甚至激化。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府倒台后，克里米亚局势迅速“失控”，并通过全民公投最终并入俄罗斯。

靠拢西方、与俄罗斯关系的交恶，并不意味着乌克兰能够迅速融入西方世界。独立公决时的乌克兰人普遍乐观，认为他们和脱离帝俄后的芬兰、脱离苏联后的波罗的海国家一样会变得更富裕。他们自然会被西方接纳，随后源源不断的经济援助会帮助乌克兰摆脱危机。但乌克兰的政治家们很快发现，对西方的期望过高了。乌克兰在销毁核武器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反倒给了俄美双方联手施加压力的机会。

另一方面，俄乌关系恶化，使乌克兰失去了30%的俄罗斯市场。上世纪90年代乌克兰经济几乎瘫痪，以致俄语中“乌克兰化”一词就意味着“使之毁灭”。乌克兰经济涉及高通胀、负增长、失业和外资匮乏等诸多问题。企业负债累累甚至破产，工人得不到工资，只能得到“实物支付”，即用他们生产的产品来代替工资。这迫使一些乌克兰人进行“手提箱交易”，他们把产品带到波兰、俄罗斯和罗马尼亚，在那里赚取一点差价。数千名乌克兰妇女在西欧寻找工作时上当受骗，沦为娼妓。90年代，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总体下降54%，比俄罗斯的下降40%还要糟糕，比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经济衰退还要严重两倍。

在克拉夫丘克执政时期，虽然乌克兰得到了世界上140多个国家的承认，但还是没有获得稳定的国际地位。西方对乌克兰的政策依旧从属于对俄罗斯的政策。

1994年7月当选的乌克兰第二任总统库奇马，开始回调与俄罗斯的政策。这位前火箭工程师来自乌克兰东部第聂伯彼得罗斯克的南方工业局，代表了乌克兰东部的利益诉求。上任后，库奇马公开提出东西方平衡的外交政策，标志着对西方浪漫期待的终结，转向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

所谓平衡政策，具体说就是：东边与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主要解决能源问题；西边与欧洲接轨，加强乌克兰与美国、欧盟国家的关系，依靠自身潜力和西方援助增强抵抗俄罗斯的实力。

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上，库奇马解决了边界划分、黑海舰队分割、石油天然气债务等问题。他的最大手笔，是在1997年签订了为期10年的《乌克兰与俄罗斯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条约签订后，叶利钦说：“从今天起谁也不欠谁什么了。”随后俄罗斯免除了乌克兰8亿美元的债务。

值得注意的是，库奇马的“平衡”并非真的一碗水端平，乌克兰的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仍然是融入欧洲。

库奇马后来在自述中说：“为什么乌克兰不想加入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盟呢？一些穷人再招来另一些穷人，他们永远也富不了。开诚布公地讲，俄罗斯如今不能吸引乌克兰，它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处境最为不利。我们40%的工厂是军工企业，它们生产的不是最终产品，而是零部件。我们同俄罗斯的共同错误在于没有共同实现军工转产，没有共同出售军事技术装备。”

1996年2月，当时的库奇马就宣称：“乌克兰文化的根源是欧洲基督教文明，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自己的家首先确定为欧洲的原因。”当年4月份，他在欧洲委员会大会上，宣布乌克兰的战略目标就是融入欧洲的结构，首先就是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库奇马的经济改革计划赢得了西方国家的赞许，经济援助也开始流入乌克兰。1994年，乌克兰与欧盟缔结了《和平伙伴协定》（PCA），1997年加入了北约和平伙伴计划。

在90年代，欧盟向乌克兰提供了10亿欧元的经济技术援助。乌克兰的地缘战略意义开始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可。美国将乌克兰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某种程度上使乌克兰成为其针对俄罗斯的缓冲国。到1997年，乌克兰成为仅次于以色列和埃及的美国外援接受国。到2001年，乌克兰接受了28.2亿美元的援助。

1997年，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与阿塞拜疆在美国纽约宣布组建古阿姆集团（GUUAM），这是一个独联体内与俄罗斯分庭抗礼的集团。乌克兰寄希望于在里海寻找新的能源供应，并建立绕过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管线。

但乌克兰终究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公众对于国家走向的看法也因地区不同而两极分化。西乌克兰人倾向于和西方建立紧密的纽带，而东部和南部愈加把与俄罗斯的关系放在首位。结果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局面的混乱。无论库奇马执行的是何种政策都会遭到反对，而平衡政策则可能让东西部地区两种不同倾向的政治势力均不满意。他在《乌克兰：政治、经济与外交》中无奈地写道：“一会儿按照我的反对派的看法，我是共产主义者；一会儿按照其他什么人的意见，我又成了民族主义者。”

回顾上世纪的最后时段，尽管不同势力已经开始布局，但乌克兰还没有成为搅动世界的舞台。在某种程度上，这源于“冷战”后“单极世界”的格局——美国“一超独霸”。而俄罗斯则遭受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政治混乱和民族分裂的威胁，处于战略收缩期，并没有太大的力量顾及乌克兰。但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俄罗斯崛起，这种暂时的平衡与沉寂被迅速扭转了。外力对抗重新成为乌克兰的主旋律。

普京与“新对抗”

1999年是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总统的最后一年。此后的俄罗斯开始走出衰退的低谷，进入恢复增长的轨道。伴随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在世界市场上的逐步增长，俄罗斯经济逐渐恢复元气，连续保持高速增长。进入新世纪，俄罗斯经济逐渐走出了苏联解体后经济大滑坡的影响，人们慢慢看到，作为“大国”的俄罗斯，又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不管与西方有多大的区别，俄罗斯总是把自己作为西方的一员，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从实践看，无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还是叶利钦时期的俄美关系，俄罗斯走向西方的努力都很难说得上是成功的。

戈氏向西方的靠拢没有获得他所期望的对改革的推进，相反却是苏联的解体。同样，叶利钦时期与西方的“蜜月”也没有持续很长时期。俄罗斯按照美国模式来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造，以全面倒向美国作为外交政策的方向，追求“融入西方”的关系，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国内经济严重倒退，社会不稳定，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俄罗斯人发现自己非但没有成为资本主义浪潮的弄潮儿，反而被它吞没了。

在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波波·罗看来，俄罗斯认为西方至少在两种方式上背叛了它。第一，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为俄罗斯经济开出的“休克疗法”的处方，让俄罗斯经历了巨大的痛苦。第二，西方军事和政治力量向中东欧乃至原苏联空间的扩展，威胁了俄罗斯的安全。这违背了美国向戈尔巴乔夫做出的承诺，即北约不会东扩。

1999年3月，原苏联阵营的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加入了北约。无论美国许诺戈尔巴乔夫北约不会东扩的说法是否属实，俄罗斯都认为这是一个军事联盟开始向它的边境做不必要的、具有威胁的推进。就在北约扩大后11天，北约飞机开始对塞尔维亚进行空中打击。这一事件成为俄罗斯与西方世界关系的一个关键节点。

俄罗斯是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的支持者。在莫斯科看来，米洛舍维奇试图压制科索沃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与叶利钦在车臣解决同样问题的方式很相似。但叶利钦请求不要打击塞尔维亚的呼吁却遭到了拒绝。这让将要接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意识到，尽管西方大谈欢迎俄罗斯加入西方阵营，但俄罗斯的意见却一钱不值。作为“大国”的俄罗斯被彻底忽视了。就在北约发动空袭前，俄罗斯采取了强硬的姿态——召回了由副总统普里马科夫带队的访美代表团，当时他们正飞行在前往华盛顿的途中。

一年后，刚刚上任的普京在莫斯科会见了即将卸任的克林顿。普京就显示出了强硬的一面，他毫不掩饰地批评美国单方面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并发出警告：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俄罗斯将做出必要反应。他提醒克林顿，自己并不是一个对西方恭顺的人。

而在另一个阵营，“9·11”之后，“新保守主义”越来越多地成为美国国际战略转型的指导思想。这些“喜欢轰炸、喜欢帝国的重量级知识分子”包括：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略制定者珀尔，副总统切尼，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共和党智囊、理论家克里斯托。这些人最近被称为“战争党”（War Party），也有人称他们为Neo-Cons（新保守主义的简写），“他们都是好战的，但从来没有在部队里面打过仗”。

当代美国新保守派觉得，美国可以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帝国——既能够体现人类美德，又能让全世界人都过一种美好生活的社会。在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他们认为20世纪信任俄罗斯的政策失败了。就如同原美国驻北约大使尼克·伯恩斯所说的：“我早就知道，俄罗斯会想方设法再次称霸欧洲，因此我们必须保护东欧人和中欧人。普京一门心思想要恢复俄罗斯的强盛。”伯恩斯所说的“东欧人”当然包括乌克兰。事实上，美国始终是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最强力支持者。

尽管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世界共同体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没有俄罗斯参与，不可能得到解决，但这并不代表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认同。在西方看来，一个现代化的、更加透明的俄罗斯是受欢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是与我们一样的人”。所以，当普京带领俄罗斯逐渐恢复大国的实力后，却发现被排斥在边缘。

西方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感与恐惧，在某种程度上源自俄罗斯的扩张性。在1500年前后，俄罗斯就开始了其帝国的扩张历史，最终在18世纪成为欧洲国际舞台上重要的力量。整个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一部帝国兴起、扩张并衰落的历史。很多西方学者认为，“冷战”后的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帝国，一个落魄的帝国。

哈佛大学教授霍斯金不无傲慢地写道：“1991年后的俄罗斯联邦其实不能被视为一个民族国家。它更像一个流淌着血的帝国躯干，一个被其他加盟共和国遗弃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表演的俄罗斯多少是手足无措，惊魂不定。这一落魄的帝国在‘冷战’后每一次企图跻身于国际舞台、参与国际冲突的努力不是被西方挤在一边，成为配角，就是被挤出门外，根本没有俄国的份。”在西方看来，作为帝国而不是民族国家的俄罗斯，扩张的本性与思维方式没有变。

而另一方面，西方当然认为作为领袖，强硬的普京并没有引导俄罗斯走上民主之路，没有接受“普世价值”。《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罗克斯伯勒曾担任普京的新闻顾问，他在给普京写的传记结语中说道：“弗拉基米尔·普京开始时向西方示好，采取措施刺激经济，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但后来他却压制媒体自由，扼杀民主，并利用一切现代通信手段发展个人崇拜。……政府自己都承认腐败猖獗并且还在不断恶化——腐败是维持这个黑手党式的国家的黏合剂。统治国家的是普京来自克格勃、圣彼得堡，甚至他别墅合作社的一小撮朋友和同事。”人们担心，普京的“独裁”会导致俄罗斯的攻击性与扩张性。

重新检索普京上任后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就会发现双方意识形态上的冲突非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

俄罗斯希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不再将俄罗斯看作是一个被击败的前敌人，而是将其看作一个共同的获胜者。但西方国家则希望俄罗斯调整自我，并适应“冷战”后的现实，将自己重新塑造为一个现代的、自由民主的、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

俄罗斯认为西方国家要抓住一切机会来削弱俄罗斯，而西方国家则认为俄罗斯“注定”是一个专制的、富有侵略性的国家。俄罗斯认为西方国家和机构的一言一行均居心叵测，发动颜色革命，操纵民主，树立反俄政权；而西方国家则认为，俄罗斯通过军事力量和能源武器恐吓民主国家。

俄罗斯和西方对于俄罗斯国内事态的发展的认识也存在着根本的脱节。莫斯科不满于西方的“干涉”和傲慢；西方国家则担心，俄罗斯国内的专制主义不仅仅是本质上糟糕的问题，而且将日益转化为具有侵犯性的外交政策。

俄罗斯问题专家波波·罗分析说：“当俄罗斯感受到威胁或未得到应有的尊重时，莫斯科倾向于猛烈回击。俄罗斯往往采取显示信心的方式来掩饰它的不安全感。”

种种争执与分歧在地缘政治问题上不断发酵。“冷战”后，西方与俄罗斯的“新对抗”围绕其边界展开，从车臣、格鲁吉亚开始，最终蔓延到了乌克兰。

“橙色革命”背后的角力

在乌克兰库奇马执政的中后期，他的“平衡术”开始更多倾斜于俄罗斯。西方社会对于乌克兰的民主发展与政府腐败的抨击，限制了乌克兰走向西方的脚步。

与俄罗斯不同，乌克兰独立成功避免了政治剧变，因而被很多人欢呼为前进的一大步，认为拥有选票的乌克兰会很快发展成为西式的民主国家。但很快这种幻想就破灭了。乌克兰既没有走上普京上任后威权主义的俄罗斯道路，也没有建立起来类似于中东欧国家那样有效的民主政府，而是不断陷入“民主”制造的腐败与混乱中。

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大权独揽，把自己包装成乌克兰国家构建的重要角色，因此任何对他的批评都被他看成是不爱国的。有一次他公开宣布“我们就是国家”。库奇马上任后被寄予希望，认为他会推行更激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但相反，库奇马任人唯亲并发展裙带资本主义，政治精英们利用职权掠夺了大量财富，与他有关系的乌克兰富翁被称为寡头。他们以极低的折扣购买公司的股份，掠夺公司，卖掉资产，拿走利润，肢解企业，最后把工人赶到大街上。

1999年的总统选举被形容为一场灾难。“鲁赫”领袖、库奇马最有力的竞争者乔诺维尔在1993年3月死于车祸，被认为是一场蓄意行为。总统府利用广泛的行政资源鼓励人们投票给库奇马，封杀反对派媒体，并攻击竞争对手，支持威胁小的边缘候选人。

到90年代末，西方已不再认为乌克兰是民主国家了。1999年调查问卷中，乌克兰人被问到他们是否认为乌克兰是民主国家时，只有17%的人回答是，接近90%的人把腐败列为最严重的问题。乌克兰依旧有选举，但已经没有多少自由度和竞争性可言了。政治反对派羸弱，权力掌握在总统和诸多寡头帮派中。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乌克兰的民主进程愈发不满。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和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皮弗等，对乌克兰大选、全民公决、贪污腐败和新闻自由提出了许多责难，尤其批评乌克兰政府对独立媒体采取“骚扰和恐吓”的做法。到2001年，库奇马总统因涉嫌卷入对一名记者的谋杀案而引发了政治骚乱。包括怀疑对伊拉克出售武器等因素，美国暂停了对乌克兰的援助。在感到被欧洲和美国怠慢后，库奇马在新世纪初转向了俄罗斯。

2000年普京上任后，随着国力恢复，积极调整了对乌克兰的关系，免除了乌克兰大量能源债务，增加了对乌克兰的投资，实施优惠的贸易政策。这些都使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达到了独立后的最高点。作为回报，2004年库奇马暂停了加入欧盟与北约的进程。取而代之的是，乌克兰同意加入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建立的“单一经济区域”。库奇马发表评论说，既然欧洲市场逐渐向乌克兰关闭，那么“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乌克兰这块砝码又慢慢地滑向了东方。

与政治相比，乌克兰国的经济问题则更加糟糕。1992～1999年，乌克兰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5%，约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数百万人背井离乡，到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去打工，民众怨声载道。有乌克兰学者认为，在所有独联体国家中就其所拥有的条件和潜能来说，乌克兰经济是搞得最差的。经过十几年政治和经济的停滞，乌克兰与西部邻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波兰、匈牙利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良好关系，而乌克兰还在摇摆中挣扎。

2004年，乌克兰的总统选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亲西方的竞选人尤先科获得了很高的呼声。他曾担任乌克兰总理及中央银行的行长，他的妻子是一名美籍乌克兰人。尤先科倡导更自由的市场，更民主的政治环境，并坚定支持乌克兰脱离俄罗斯的影响，重启加入欧盟与北约的进程。现行体制的候选人是总理亚努科维奇，他被认为是“腐败政治”的继承者，属于亲俄罗斯阵营。

一年前，格鲁吉亚爆发了对针对总统选举舞弊的抗议活动。在这场高喊“受够了”的运动中，普京看到了西方尤其是美国力量的支持，大量西方民主团体起了作用，包括亿万富翁、慈善家乔治·索罗斯创办的开放社会研究所以及国家民主研究所。当时的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是著名的亲俄领导人。

格鲁吉亚人利用广场运动，推翻了亲俄的谢瓦尔德纳泽政府。新上台的萨卡什维利政府倒向了西方，积极加入北约，并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地区与俄罗斯产生了冲突。所以，当2004年乌克兰竞选开始之际，普京便不愿再重蹈覆辙，更不愿像失去格鲁吉亚一样再失去乌克兰。

正如之前的格鲁吉亚一样，西方民间组织深深卷入了竞选活动，充当尤先科和支持他的本土组织顾问。俄罗斯则向亚努科维奇的竞选班子派出了“政治技术专家”，包括普京的政治顾问帕夫洛夫斯基和马尔科夫。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赫布斯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西方国家的使馆“研究制订了方案”，以确保大选的自由和公正。但他强调，西方的做法完全公开，只想推动一次公平的自由选举。但俄罗斯顾问马尔科夫却不这么认为：“我们看到，在大众媒体露面的专家大多受西方基金会的影响。这些西方基金会基本上不许他们讲俄罗斯的任何好话。如果他们不听话，就会被赶出基金会，失去赠款，身无分文。”马尔科夫的言论又遭到了反对派与西方观察家的反击，他们认为媒介完全被政府操控，始终报道俄罗斯的观点。

2004年底，美国众议员保罗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时透露，在过去两年中，美国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和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等民间组织，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6000多万美元的政治资金。

马尔科夫对尤先科的看法，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莫斯科的态度：“我们坚信，尤先科完全听命于自己的老婆，而她属于一个激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与纳粹运动有染……我当时确信，荏弱的尤先科会完全执行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纲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制造事端，而且越大越好，最好是一场小规模战争。”就在选举前的一个月，普京对乌克兰进行了3天访问，并与亚努科维奇一起参加了乌克兰解放60周年的纪念仪式。以此表明对亚努科维奇的支持。

第一轮投票中，尤先科以微弱票数输给了亚努科维奇，美国等指责选举存在舞弊。尤先科的支持者穿上橙色衣服、戴上橙色围巾，涌向独立广场，安营扎寨，要求改变选举结果。橙色人群越聚越多，竟达到了100万。

普京打电话认可大选结果，并打电话向亚努科维奇表示祝贺。但美国却表示，大选中存在肆无忌惮的舞弊行为。时任国务卿鲍威尔发表了一份与莫斯科针锋相对的声明：“我们不能接受这一选举结果是合法的，因为它不符合国际标准，而且也没有对有关选举舞弊的大量可信报道进行过调查。”美、俄的代理人——尤先科与亚努科维奇，则互相指责对方在不同选区操纵选票。迫于强大的压力，乌克兰最高法院裁定选举重新进行。最终，尤先科以52%的优势获胜。国际观察员于是宣布，选举是公平的。

橙色革命是俄罗斯与西方世界就乌克兰问题进行的第一次直接对抗。它就像一扇砰然关闭的大门，将双方隔离开。双方都无法理解对方，各说各话，并越走越远。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认为，无论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还是乌克兰的“橙色革命”，都是民主的重大胜利。布什在回忆录中，将萨卡什维利和尤先科描述为受到迫害但仍不屈不挠的民主战士。他把“橙色革命”归入美国在全球推动的“自由议程”中重要的一项。

但俄罗斯则指责西方国家参与到“颜色革命”中，操纵了民主。亲俄政权的倒台并非由于国内抗议，而是在于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普京派出的政治顾问帕夫洛斯基把橙色示威者形容为“红色近卫军”，受到美国顾问的训练和资助。“有相当一批当地专家自从1990～1991年车臣计划以来，一直在从事‘灭掉俄罗斯’计划。”马尔科夫更直接地说，“橙色革命”就是一场政变，“这次政变自然得到了美国政府和西方观察员的支持。无论有多少美国议员说这样做是合法的，实则它是反宪法的。”

反击

帕夫洛斯基在“橙色革命”后发表文章说：“基辅对俄罗斯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信号。我认为，我们政治体制没有为全球化时代全新的技术做好准备。政治体制内在的弱化加上外部的压力和挑衅有可能导致一场新的革命。”“橙色革命”令俄罗斯重新审视她的政治安全度。俄罗斯首先担心的就是“橙色革命”从周边蔓延到国内。

普京的智囊团锁定了两个潜在的危险因素：充满精力而又“盲目”的年轻人以及外国资助的民间组织。

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完全忠于普京和现政权的群众性青年组织，名为“纳什”，意思是“我们自己人”。纳什很容易令人联想起苏联的“共青团”，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有着更强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色彩的组织。纳什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在俄罗斯发生“橙色革命”，所以首批加入的成员都是超级爱国者。对他们有一条重要的要求，就是居住位置。纳什成员必须住在开车10小时可以到莫斯科的地区，从而可以乘夜车第二天一早抵达莫斯科并占据红场，捍卫国家主权。2005年5月，纳什组织了一次规模最大的集会。大约6万纳什成员搭乘上千辆客车连夜赶到莫斯科，列宁大道为此陷入瘫痪。

针对民间组织问题，俄罗斯通过立法采取更严格的限制。要求俄罗斯所有的民间组织披露其财务及筹资来源，确保它们的活动遵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否则将被取缔。外国团体则更难资助或支持它们在俄罗斯的伙伴组织。

经历了“橙色革命”后，俄罗斯发现通过传统的政治和外交手段已经不能促使乌克兰回心转意，于是它转而拿起了能源武器。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以及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支持了俄罗斯的强硬态度。

布什在自传中回忆了两次见到普京的场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是在2001年，“他（普京）向我诉苦，说俄罗斯肩负了许多苏联时代的债务”。那时候国际原油的价格是每桶26美元。在2007年9月，他与普京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面时，油价已经涨到了71美元。“普京靠着椅背问道，俄罗斯的按揭证券怎么样了？”

2005年，俄罗斯就提出从次年1月起，俄罗斯出口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上涨4倍，每立方米涨至225美元。此前俄罗斯以远低于世界水平的价格向所有苏联加盟共和国提供天然气。俄罗斯涨价的逻辑很简单，既然现在乌克兰宣布与西方结盟，“特殊关系”不复存在，那么就没有理由再继续补贴乌克兰。而乌克兰80%的能源依靠俄罗斯提供，莫斯科希望通过能源价格上涨把亲西方政党赶下台，同时也提醒独联体内其他国家：倒向西方必然要付出能源代价。

但另一方面，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主要通过乌克兰境内的管线。欧盟25%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所以，乌克兰为报复涨价行为，决定大幅提高天然气的过境收费，这就导致欧洲天然气价格的大幅上涨。于是，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造成了连锁反应，引起了整个欧洲的能源恐慌。经过双方讨价还价，直到年底也没有达成一致。最后俄罗斯关闭了通向欧洲的天然气阀门。本来国际管线不应该受到影响，但俄罗斯称乌克兰窃取过境天然气弥补它的短缺。欧洲度过了“二战”以后最寒冷的一个新年。

在2006年新年致辞中，尤先科将这场与俄罗斯之间能源战争抬高到了“乌克兰独立之战”的高度：“一年前，我们推倒了专制政府，赢得了民主的胜利。而今天，我们要迈出乌克兰经济独立的第一步。”天然气供应中断4天后，俄乌双方才终于形成了新的交易价格。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纠纷却造成了整个欧洲的能源危机。欧洲国家必须要考虑争取更多的能源来源，以及建设多元化的管线。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俄罗斯对于能源武器的使用越来越娴熟，也越来越频繁。甚至就像拿在手里的鞭子，随时可以惩罚邻国。

在这次天然气纠纷结束后没有几个月，俄罗斯又中断了对立陶宛的石油供应，理由是立陶宛没有将一处炼油厂卖给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而是卖给了另一家波兰公司。同年，通往格鲁吉亚的输油管线神秘地发生爆炸，俄罗斯却拒绝让格鲁吉亚调查人员查找证据或参与帮助修复。2007年，俄罗斯与爱沙尼亚因拆除一座苏联战争纪念碑发生争执，随即中断向爱沙尼亚输送石油。

到了2008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再度爆发天然气纠纷。乌克兰已经拖欠了俄罗斯24亿美元天然气的债务。现在俄方希望在2009年价格涨到每千立方米250美元（几天后又涨到了450美元）。乌克兰根本付不起这个价格。到2009年1月1日，俄罗斯再度切断了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为了弥补短缺，乌克兰像此前一样，从国际管线中分气。很快一些欧洲国家的能源供应又受到了影响，开始了新一轮的能源恐慌。斯洛伐克甚至考虑重启一座尘封的核电站。

这一危机持续20天，最后普京与乌克兰总理季莫申科达成协议，乌克兰将按照欧洲价格支付，但在2009年俄罗斯给予一定优惠。作为筹码，乌克兰收取的天然气过境费用不变。在亚努科维奇竞选成为总统后，季莫申科则因签署此项协议被判滥用职权而锒铛入狱。

俄罗斯的能源武器战略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打压了乌克兰亲西方政府，但同时也刺激了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促使更多选民对他们产生同情。最大的伤害，则在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在两次由乌克兰引发的能源危机后，西方开始重新思考俄罗斯对世界能源安全的影响，俄罗斯不再是一个可靠的能源供应者，信任感大幅降低。莫斯科则威胁说要“走向东方”，加大对中国出口天然气，这使问题更加尖锐。因此，俄罗斯重新融入西方的愿景也变得困难重重。

北约的脚步

在“橙色革命”前夕，尤先科的竞选主管雷巴丘曾前往莫斯科。他向普京通报了如果尤先科当选后的主张。雷巴丘说：“我们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欧洲国家。我们想为了欧洲安全加入北约。我们执政后不会成为麻烦，因为我们怎么做，不会出乎你们的意料。”尤先科的主张，尤其是关于加入北约的想法，是俄罗斯最不能容忍的情况。俄罗斯始终强调北约扩大有一个难以接受的红线，那就是独联体国家边界。

作为“冷战”时期的产物，北约并没有随着“冷战”终结而消失。相反，却在“冷战”后加大了扩张的历程。克林顿政府上台之初就发表讲话，未来的北约必须保卫扩大了的领土疆界，同时还要应付来自北约以外、危及北约安全的威胁。这意味着，北约要走出传统防区，扩大责任范围，在欧洲边界乃至全球发挥作用。按照这一战略，北约东扩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就提上了议事日程，第二任期内实现第一轮扩大。

对美国来说，北约东扩的意义可与“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相比。马歇尔计划拯救了西欧，北约东扩将会使整个欧洲成为一个美国构想中的“完整而自由的欧洲”，北约的扩大就是“民主”价值观的扩大。

1999年北约率先吸收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个原华约国家。2004年，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中东欧七国加入。2008年，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加入北约。在俄罗斯看来，它的地缘战略空间向后退了1000公里。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将受到最大的挤压，其通向欧洲的道路将会被封死，失去黑海的战略基地，国内将面临西方世界的直接军事威胁。

就像雷日科夫所说的：“从（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苏梅和切尔尼戈夫各州向莫斯科及俄罗斯各大城市发射巡航导弹的飞行时间只需要几分钟，要想拦截俄罗斯腹地发射的导弹，也是很好的位置。”

对于是否加入北约，乌克兰的执政者是一种矛盾状态。在1990年6月通过的国家主权宣言中，乌克兰是一个中立国家，它不结盟，实现无核化。但库奇马在1998年11月就批准了“乌克兰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合作的国家纲领”，提出“乌克兰的目标是同欧洲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机构一体化，是享有全权地加入欧洲安全体系”。

当亲西方的尤先科政府表达了加入北约的意愿后，俄罗斯开始持续施加压力。2008年，乌克兰向北约总部提出加入“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这是加入北约的最后一个步骤。随即俄罗斯的警告进一步升级。普京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乌克兰的内政”，但是他呼吁“基辅要考虑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将会在乌境内建立军事基地和部署反导系统，俄罗斯对此的回应是把我们的导弹对准乌克兰。”

加入北约，美国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前总统布什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20周年前夕公开表示，他希望在总统卸任前看到乌克兰成为“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家庭”中享有全权的一员。

2002年11月，北约邀请苏联的7个卫星国加入，场面令俄罗斯感到尴尬。俄罗斯人并不明白，为什么北约有必要东扩。他们不仅相信，戈尔巴乔夫曾得到过北约不会东扩的保证，而且同样不懂，成立俄罗斯－北约理事会后，还会有国家需要防御它。为什么那么多东欧人特别是巴尔干人，仍然对自己身边的这个庞大的邻居怀有戒心。

当时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说：“这些国家想加入北约的实际利益是什么呢？不错，是获得政治利益。但威胁来自何方呢？……实际上这样做并没有增加任何人的安全，无论北约国家，还是俄罗斯，而是增加了一个不信任的因素。你们关心自己的安全，却不关心俄罗斯的安全。”

北约内部在如何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美国一开始就强调，任何国家及势力都无权否决北约扩大的计划，包括俄罗斯。克林顿公开宣称，对于北约东扩，俄罗斯没有否决权。他还针对叶利钦关于不要忘记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的警告说，“我根本不在乎”。

欧洲内部对于俄罗斯的态度也分为两个阵营。以法、德为核心的老欧洲国家更多采取了理解俄罗斯的立场。他们认为，同美国人相比，自己与俄罗斯的关系更近。欧洲的知识分子认为，俄罗斯历史和文化是属于欧洲的，无论俄罗斯的民主有多么不健全，现在是欢迎他们回家的时候了。而欢迎俄罗斯回家是改善该国民主的最佳方式，北约东扩必须考虑俄罗斯的反应。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本人对俄罗斯有着浓厚的兴趣。20世纪30年代，他的父母曾在家中收留了一位俄国流亡者。希拉克本人学过俄语，甚至还把普希金的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译成法文。他的外交事务顾问莫里斯·古尔多-蒙塔捏说，希拉克觉得俄罗斯给人一种永恒的感觉，既不完全属于欧洲，也不完全属于东方。希拉克认为，欧洲大陆的稳定依赖于巴黎、柏林和莫斯科这一轴心，所以三国开展了一系列三方会谈。

以原华约国家为代表的新欧洲国家则属于另一个阵营，他们普遍认为俄罗斯始终是一个威胁，其扩张性没有消亡。尤其是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集权占领对这些国家造成了沉重的伤害，这种隔阂与芥蒂并没有消失。但在俄罗斯看来，需要反思的不仅是自己。雷日科夫说：“俄国已为斯大林时期在卡廷地区造成的数千名波兰军官死亡的事件道过歉，波兰为1919～1920年间发生在波兰集中营的俄国战俘的可怕悲剧道过歉吗？牺牲在这些波兰集中营的战俘共有8万人呢。”

于是，在北约内部美国与新欧洲国家代表了强势的一派，老欧洲国家则代表了温和的一派。

波罗的海国家曾是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为北约扩张划下的一条红线。前副总统普里马科夫曾对美国前副国务卿塔尔博特说：任何原苏联国家加入北约都意味着俄罗斯与北约的断绝关系。但邀请乌克兰加入，则远比波罗的海三国更容易激怒俄罗斯。

2008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成为北约内部成员国之间的一次博弈。布什希望德国与法国支持他的建议，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打开北约大门。但布什无法说服默克尔。后者同意普京的看法，即如果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开启加入北约进程，将造成北约与俄罗斯关系急剧紧张。持同样立场的还有法国。尽管可以向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释放积极信号，但法国总统萨科齐希望布什能够考虑到俄罗斯的意见。

布什在回忆录中谈到这次博弈的结果：“我们做出了共同让步：我不会在布加勒斯特的峰会上批准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北约成员行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表一份声明，宣布他们将来总有一天注定成为北约组织成员。……北约组织针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争论，明确体现了俄罗斯的影响力。”

默克尔最终写下了使协议得以通过的声明：“今天我们同意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有一天将加入北约。”后来在东欧国家抗议下，“有一天”这个状语被删掉了，在他们看来“有一天”等于“永远不”。最终，美国和东欧国家感到满意，因为它保证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将加入北约；老欧洲国家也满意，因为只字未提什么时候加入；乌克兰也大体满意，但对不可知的未来感到一些郁闷。而俄罗斯则感到愤怒，因为完全被排除在议程之外。

从“冷战”结束至今俄罗斯对北约扩大的反应中，可以看到俄罗斯始终坚持的两个基本立场：第一，俄罗斯始终认为自己是大国，一个可以与美国或者北约地位相当的大国；第二，俄罗斯希望美国不要插手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不要将北约扩大到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在俄罗斯看来，北约扩大是对其两个基本立场的直接挑战。首先，北约东扩完全蔑视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强化了其原有的传统观念——即西方试图孤立与削弱俄罗斯。自从1812年拿破仑的军队焚烧莫斯科以来，俄罗斯的政治家们就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意识：欧洲国家总是会本能地联合在一起，力图削弱俄罗斯，孤立俄罗斯于欧洲之外。在俄罗斯看来，北约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危险的富有侵略性的敌人。因此今天俄罗斯政府认为：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而他们的国家成为被孤立，并被视作威胁。

于是乌克兰加入北约便成为一个牵动世界格局的问题，这关系到是否会形成新的“冷战”。原美国驻北约大使伯恩斯明确说：“通过扩大北约，我们也是在将俄罗斯一军。……1991年后的世界，俄罗斯无权决定其他国家人民的未来，他们无权把自己的帝国强加在他们称之为近邻国家的人民头上。”俄罗斯不能妨碍美国在这些国家建立“民主”。但从俄罗斯的角度，它已经被视自身为假想敌的军事组织围困，昔日横穿欧洲腹地的铁幕如今正在被一个更靠近自己国门的新铁幕取代。

“乌克兰不能坐在两把椅子上”

回头再来看，引发乌克兰危机的直接原因，是2013年底亚努科维奇终止了加入欧盟的进程。即乌克兰政府没有在维尔纽斯峰会上签署欧盟联系国协定。相比北约军事上的咄咄逼人，经济问题成为推倒平衡的那根稻草。亚努科维奇的突然转向，导致了国内大规模的骚乱。

“冷战”后，很多乌克兰学者着力探寻乌克兰在历史上与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波兰的紧密联系，借此强调乌克兰本质上是属于欧洲的。学者赫鲁什维斯基认为，西欧文化对乌克兰所发挥的巨大影响，“最早在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并在波兰统治乌克兰的时期里得到了加强。……正是在这个时期，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经由波兰对乌克兰的统治，深刻地渗入到了乌克兰的民族精神中”。

一些学者还特别强调乌克兰在地理上具有的无可辩驳的欧洲特性。他们频繁引用1911年维也纳地理学会关于欧洲地理中心的有关决议，该决议确认欧洲的中心位于西乌克兰境内。这些学者强调，既然土耳其、摩洛哥等在地理上明显不属于欧洲的国家都在力争加入欧盟，在地理归属上毫无任何争议的乌克兰，重回“欧洲大家庭”就更具有不容置疑的现实理由。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考虑，乌克兰都有强烈的走向欧洲的愿望。独立之初，乌克兰就将寻求加入欧盟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1994年，乌克兰成为第一个与欧盟签署合作伙伴关系协定的独联体成员国。尤其是在尤先科上台后，乌克兰的入盟进程明显加快，与欧盟签订了“欧盟—乌克兰行动计划”，希望尽快满足欧盟提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

2010年，普遍被认为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总统就职不到一周，就访问了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他表示欧洲依然是乌克兰外交的优先方向，乌克兰将继续推进政治和经济改革进程，以期达到欧盟的标准。2011年乌克兰与欧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入盟进程取得重大进展。与早期主要受到中西部地区民众大力支持不同，加入欧盟现已得到乌克兰多数政治精英和民众的赞同。

尽管如此，乌克兰在国内政治民主化程度、国内社会转型进程、经济市场化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人权保障程度等方面仍受到欧盟各国指责。乌克兰似乎也很难在较短时间内达到欧盟提出的政治经济改革标准。特别是作为反对派领袖前总理季莫申科被告入狱，严重恶化了乌克兰与欧盟各国之间的关系。2012年，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领导人，都借此抵制出席在基辅举行的欧洲杯决赛及闭幕式。

从欧洲方面看，随着欧盟最后一次东扩的完成，其东方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2009年，欧盟正式启动了“东方伙伴关系”，对象国涵盖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其主要目的是加强欧盟与东方伙伴国之间的政治联系，并为进一步经济一体化创造条件。

对俄罗斯而言，欧盟“东方伙伴关系”政策被视为美欧对俄地缘战略的进一步挤压。莫斯科担心这种联系一旦建立，将促使独联体国家永远脱离俄罗斯主导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空间，于是对该计划予以公开反对并全力阻挠。作为对抗，普京更希望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

然而2013年底的维尔纽斯“东方伙伴关系”峰会，将乌克兰推向了决定国家发展方向的十字路口。这次会议原本要讨论批准乌克兰的联系国协议。但乌克兰政府踌躇再三没有签署协议。促使亚努科维奇暂停签署欧盟联系国协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乌克兰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在经历了20多年之后，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没有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乌克兰经济更是陷入困境，乌克兰2013年预算赤字已经逼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经常账户赤字则逼近国内生产总值的8%之际。政府面临破产，乌克兰急需更多实质性的外援。

现实经济困境让亚努科维奇转向了俄罗斯，以获取能源与财政的好处。2013年12月17日，俄乌双方签署号称“里程碑式”的一揽子协议。其中，俄罗斯对乌克兰天然气输出价格将下降1/3；俄罗斯还承诺购买150亿美元乌克兰国债，可以帮助乌克兰解决财务危机。这一揽子协议，一方面稳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影响力，同时阻挡了乌克兰亲西方势力试图靠近欧盟的企图，对亚努科维奇寻求连任大为有利。

从长远看，加入欧盟还是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是乌克兰必须要做出回答的“单项选择题”。答案只能非此即彼。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明确表示：“乌克兰不能同时坐到两张椅子上。”欧盟也从法律角度强调，欧盟东部伙伴国家不可能既加入关税同盟，又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

从政治、军事到经济，乌克兰似乎很难摆脱自己必须“站队”的宿命——非左即右、非黑即白。国家路线的“二选一”又导致内部分裂的加剧，使国内矛盾升级。

对于乌克兰危机的演变，即使在一些西方资深政治家看来，欧盟和美国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指出，西方曾试图让乌克兰选边站，要么是俄罗斯，要么是西方，这种对乌克兰国家结构缺乏了解的方式，最终让危机不断恶化。

“我不知道，让乌克兰这样文化上分裂的国家做二选一的抉择——要么和欧盟结盟，要么和俄罗斯组建关税同盟——是否正确。”施罗德说，“如果欧盟当时能让‘两个方向’都成为可能，那就好了。因此欧盟一开始犯的错误导致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

基辛格认为：“如果把乌克兰视为东西对抗的一部分，就会毁掉在今后数十年里把俄罗斯与西方（尤其是俄罗斯与欧洲）纳入国际合作体系的希望。”换言之，西方不能逼迫乌克兰在西方和俄罗斯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样只会害了乌克兰，还会加剧俄罗斯与西方的对立。正确的做法，在基辛格看来，那就是绝不能让乌克兰“成为一方与另一方对抗的前哨”，而应该让它“充当双方之间的桥梁”。

（部分资料由实习生任少博帮助搜集） 克里米亚事件沙俄北约成员国民主制度世界历史俄格战争世界政治乌克兰苏联总统俄罗斯历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搅动美国政治历史政治尤先科西方世界乌克兰冲突欧盟总统世界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总统欧洲历史俄罗斯总统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