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航事件：来自吉隆坡的观察

( 3月9日，失联航班乘客家属聚集在马来西亚新行政首都布城焦急地等待消息 )

沟通

马航从北京飞吉隆坡的航班并没有因为飞机失联事件而冷清多少，我出发前一天订票的时候，只剩9个座位了，并且是全价，没有任何折扣。直飞的航班每天两班都来自马航，否则就需中转甚至要在别的机场过夜，马航依然是这两条竞争激烈的国际航线的主角。

凌晨1点钟，我所乘坐的MH361航班开始登机。登机口摆放着两份报纸，一份是英文的《马来邮报》，一份是中文的《南洋商报》。封面都是有关马航MH370的故事，所配的照片却有强烈的反差，《马来邮报》上，两位沙丽裹头的神色哀伤的穆斯林女子依靠在一起，泪流满面，但是很平静；另一张中国家属的照片则是捕捉了最痛苦的一瞬。后来马华志工团做家属陪伴与安抚工作的人告诉我，他们感到中国家属和当地乘客家属有一个明显区别：“中国家属不接受这个结果，因为他们想要的是亲人能够平平安安回到身边，其他结果都不是他们想要的。但是当地人能够说服自己接受这个结果，又有宗教的方式来排遣悲伤，不会太激烈。”

大概是因为廉价航空公司的竞争激烈，机上服务并没有我想象中“五星级”的样子，估计也和最近两年马航的严重亏损有关。2013财年，马航净亏损达到了11.74亿林吉特（约合22.07亿元人民币），亏损额为上年度的2.7倍。2011年，公司更是亏损25.2亿林吉特，为史上最大规模亏损。

“还有一个更加本国特色的原因是，马航的工会力量非常强大，公司无法通过裁员的方式来控制成本，公司架构也就越来越臃肿。”后来在新闻中心碰到的一位当地《星洲日报》的记者这样告诉我。在刚刚召开的国会上，辩论环节中财政部长还被在野党问到了马航的财政窟窿应该怎么办。马航之前也在通过更换油料品牌，将餐食、行李等服务外包给别的公司去做来控制成本，在野党不断追问这些方式的效果如何。

( 3月20日，马来西亚总理对华事务特使Ong Ka Ting（右一）抵达安置失联客机家属的赛城某度假村 )

由于要在吉隆坡举办F1比赛，政府把马航事件的新闻中心搬到了太子世界贸易中心（PWTC）。这栋恢弘的大楼和旁边的Pan Pacific酒店都是现任执政党以及国会第一大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的物业。在吉隆坡，几乎每一个政党总部都有一栋大楼，但是已经执政57年的巫统大楼建造得最为气派。大楼里专门有一条长廊，一侧是油画绘制的党派历史，一侧是历届巫统主席的大幅油画。反对党指责政府把新闻中心放在这里，是巫统党政不分。但巫统的一位负责媒体联络的党员向我解释：“这里的空间最合适，别的酒店找不到能承载那么多人的会议室和媒体工作室了。他们有个由头就会攻击我们，我们都习惯了。它批评我们没有效率、不透明，表面是抨击政府，实际就是抨击执政党，达到他们上台的目的。”

大楼有两个没有被遮挡的侧面装有电子液晶屏幕，晚上20点开始，便有五颜六色的党派信息来回滚动。最近新加入的一幅画面则是庄严肃穆，只是黑底白字：“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MH370航班失事，向遇难者致哀。”不过在那些吉隆坡各大商场里为马航事件摆出的留言板上，至今还没有关于缅怀或者致哀的话。即使刚刚用紫色丝带系上去的留言卡片，也会写着：“我们在等你们回家。”有中文、英文或者马来文，还有少量的日文和韩文。

( 失联客机机长扎哈里的好友Peter Chong展示自己与扎哈里的合影 )

在媒体中心负责联络接待中文媒体的志工团执行秘书长颜伟祥向我介绍说，MH370失联后，马航需要安置前来马来西亚的家属，以及为所有乘客的家属提供抚慰。它联系了三个知名的人道主义援助团体：志工团、慈济会以及一家本地灾难救助组织MERCY。“我们的经验很丰富，有专门做心理辅导的技巧。我们都准备得很好了，可中国家属却没有几个人过来——我们本以为会来很多的，因为在吉隆坡，关于MH370的资讯会更加丰富。”过了没几天，颜伟祥和他的团队就看到了资讯正确传播的重要性。“像机长劫机要求政府释放反对派领袖，最后谈判破裂的猜想。你要是对马国政治稍有了解，就知道反对派肯定会拿这个大做文章的，这是最好的推翻现任政府的理由，但是他们没有。我们帮助翻译，就是参与到信息交流的过程，确保信息的正确传达。”

从第一次新闻发布会起，颜伟祥就在现场。“现在你看到每天的发布会井然有序，但是最早的发布会不是这样的。首先，一开始的发布会，新闻稿都没有；第二，原来我们没有发言人制度，各说各的话，现在则统一由代理交通部长来宣布；原来发布会上乱糟糟一片，每个记者都在那里喊着，让我来问问题，现在交通部长手里则有了所有记者的名单，每次争取安排不同媒体发问，好让大家都有机会。”颜伟祥说，“我相信，搜救也是一样的。在最初的几天可能会摸不到头绪，但是接下来也就逐渐上了正轨。”

( 3月26日，马来西亚代理交通部长希沙姆丁在吉隆坡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搜索情况 )

在吉隆坡采访，对于信息沟通的混乱，听到最多的解释是：马来西亚太平盛世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复杂的挑战。“之前政府应对的危机基本都是自然灾害，每年都会有的水灾，还有小滑坡。政府只是针对这样的灾害，有一套SOP（标准救援准则）。但是这次的马航失联事件，是前所未有的。”另一位在马来西亚长大的华人二代志愿者筠婷告诉我，“马来西亚一直以来都是一块没有什么大的天灾人祸的福地，这次就成为一场‘国难性质’的考验。与其说是政府要隐瞒什么，不如说是长久的懈怠让他们容易去忽略一些东西。我相信他们根本就拿不出什么太有价值的数据，或者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数据会意味着什么，一些有意义的信息就这样在初期被忽视掉了。”不过，理解归理解，她也表达了对政府作为的不满：“这次让我最失望的就是安检和国防部门。为什么持有假护照的人可以如此顺利地登机？为什么军方对雷达上的不明飞行物可以置之不理？”

“沉睡的一员”

这些信息的偏差、冲突与混沌，展现在马航事件中，在机长扎哈里一人身上就有集中展现。虽然马来西亚警方公布他为唯一的嫌疑人，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直接证据。对这位53岁的资深飞行员，我们所知的碎片仍然相互矛盾。

Peter Chong之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只是作为机长的一位朋友的身份出现。但是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他是反对党人民公正党议员西华拉沙的秘书。我们在吉隆坡郊区的大型购物中心谷中城（Mid Valley）里一间咖啡馆见面。作为在吉隆坡当地出生的第三代华人，Chong只会说一些简单的汉语，他更习惯于用英语和马来语交谈，但他还保持着一个听上去很传统的中文名字——张福明。

得知马航失联后，Chong在“推特”上说，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那时我还一点不知道，我的这位朋友、机长扎哈里正是那架飞机的驾驶员。”后来Chong看到了旅客和机组人员的名单，扎哈里的名字赫然入目。“我又确定了一下，最终肯定了就是他。接着我就发了第二条‘推特’，就是我和他的一张合影。那张照片里，机长穿了一件黑色的T恤衫，上面写着Democracy is Dead（民主已亡），没想到当调查指向这是一场人为事故的时候，这个给了其他媒体第一条线索，即机长是一个政治狂热者，他可能是因为要达到政治目的来劫机。”

Chong向我回忆，机长扎哈里其实是在去年1月才加入的人民公正党。“因为即将迎来5月大选，不仅是扎哈里，很多人都会在大选前来加入反对党，以实现重组政府的目的。加入一个党派很简单，无非就是填写一张表格就可以。”至于人民公正党为什么会对扎哈里格外有吸引力，Chong分析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因为反对派人民联盟（简称“民联”）里包括三个大党，一个是很多华人的民主行动党，一个是以穆斯林为主的伊斯兰教党，而人民公正党则很混杂，没有很强的种族属性。这正是马来西亚的未来，你是谁并不重要，关键是在马来西亚。“我们期望政府改变的事情很多，比如透明度问题，像MH370调查所表现出来的，我们还想知道政府把很多钱花到了什么地方。另外还有效率低的问题，因为一个政权如果在位57年了，它的公务人员就不觉得有危机感，就会懈怠。”Chong介绍说，中产阶级是人民公正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公正党的很多选票都来自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地区”。因此，以扎哈里的教育程度和经济水平，他倾向于人民公正党“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5月大选中，副总理安瓦尔领导的“民联”获得近51%的得票率，高于执政联盟国民阵线（简称“国阵”）的46%，但在议席上前者却只获89席，远低于后者的133席。由于马来西亚国会一共有222个议席，因此执政党在输掉投票率的情况下仍成功以大多数议席获得连任。“这和马来西亚不合理的选区划分制度有关。于是在选举失败后，我们穿着Democracy is dead的T恤衫上街游行表示抗议，这恰恰说明我们在用一种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表达着不满。”

而Chong和机长认识，时间还要更早。“那是因为我会组织一些帮助弱势群体的活动。他已经是波音777大型客机的机长了，可是一点架子都没有。还是会帮助那些穷人去做像修理桌椅那样很简单的事情。我和他一样，都喜欢帮助别人，所以聊得来，走得比较近。”Chong说，“去年大选之前，他曾经帮助人民公正党去宣传和拉票。但大选结束之后，他对党派的活动就并不是参加得很多，我们形容这样的党员是‘沉睡的一员’。至于大家瞩目的那场官司，3月7日，安瓦尔鸡奸案开庭庭审，机长根本不会在现场。况且，当天安瓦尔的审判中上诉法庭虽然驳回安瓦尔鸡奸案有关DNA证据受到污染的辩词，推翻无罪原判，但安瓦尔仍然有机会上诉，并不是一个终审判决。”

Chong在接受了几次有关机长的采访后，就觉得他已经讲完了他所了解的机长的所有事情，不想再回答那些重复的问题了。但每次看到媒体上关于扎哈里不实的消息，Chong都忍不住要站出来发言，去推翻掉那些莫须有的猜测。“比如网上流传着一张照片，是机长和一个年轻的女子，还有两个很小的孩子。一篇报道就说，这可能是她第二任的妻子。但我知道那应该是他的亲戚以及亲戚的孩子。扎哈里有三个孩子，而他的夫人则是一位40多岁的全职家庭主妇。”Chong越说越激动：“还有报道说他的妻子和孩子在他登上飞机的前一天就搬离了住宅，其实他是有两个住宅。一个位于雪兰莪州（Selangor）莎阿南区（Shah Alam）的Laman Seri小区，就是媒体曝光的那处，警方也是从那处住宅带走了模拟飞行器；另外一处是在USJ 梳邦一带。我一直都和他的家庭保持联系，我了解他们的感情。他的家人还没有准备好现在来面对媒体。”

让Chong感到遗憾的是，扎哈里曾经多次邀请他去家里体验驾驶模拟飞行器，他都没能成行。“他告诉我，平常的飞行基本都是正常条件，但是在飞行器上，却可以模拟出颠簸、雷暴、闪电等各种复杂的天气状况以及跑道情况，很有挑战性。”Chong说。

我见到的另外一个扎哈里的同事则是现在已经退休的马航机长尼克·哈兹兰（Nik Huzlan）。快到约定的餐馆时，我看到一个人正被几个年轻人拉住合影。走过去一问，那正是哈兹兰。没等我们坐下来聊几分钟，又有几个人热情地和他打着招呼，要求合影留念。原来眼前的这位机长从1997年到2011年退休，一直都在担任马航对国内的新闻发言人。同时他还做过很多慈善飞行，“就是让那些承受家庭暴力的儿童，那些因为患疾病而即将离开人世的孩子能够圆上一次翱翔蓝天的梦想。”他经常在国内的电视节目中出现，同时也是一位狂热的摩托车运动爱好者。MH370航班失联后不久，一家和他一直保持良好联系的电视台和他连线来询问他的看法。“我当时正从摩托车上下来，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不过因为哈兹兰良好的表达能力、对飞行技术的熟悉以及几个已经被证实了的预言，他很快就成了国外媒体喜欢的采访对象。

作为马航曾经的发言人，哈兹兰认为自己对危机的处理有一些经验。“像1997年，吉隆坡机场被一场罕见的大雾笼罩，马航的飞机无法降落。很多人就骂我们，为什么那么笨，技术就那么差劲儿么？我就和他们解释其中的危险，如果降落不了，再飞往别的机场，就要燃烧更多的油料。从我们的经营角度讲，我们难道不希望它早点降落么？”哈兹兰说，这次MH370失联后，由于最初的阶段不止一个人出来发言，所以造成了信息的混乱。“一个有能力去做调查的人，可能并不善于表达。另外，你需要告诉大家你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如果什么都没做，就闭嘴。如果做了大量的工作，就要让大家知道。这才是正确的危机处理方法，尤其是在一个消息渠道多、需要反复核实的情况下，你需要让大家知道你正在做的工作。”哈兹兰不认为这里有刻意向中国家属隐瞒事实的存在，“因为飞机上还有那么多的马来西亚人”。

哈兹兰和机长扎哈里上的是位于菲律宾的同一所航空学校，扎哈里比他提早四期入学。他们在马来西亚一同和教练飞行过。后来哈兹兰比扎哈里的行政级别要高，他负责管理像扎哈里一样的机长。“他们的私生活情况，我作为领导都很不了解。但是飞行员在40岁之前，每年要做一次身体检查，40岁以后则要做两次，来保证飞行员的身体可以胜任飞行工作。在身体检查的时候，医生也会和飞行员进行一些谈话，了解他们的精神状态。我的印象里，马航只是曾经有一位飞行员因为脑溢血在酒店突然去世，并没有其他因飞行员的健康问题而影响飞行的记录。”作为扎哈里的上级，哈兹兰评价他就是个普通人。“从不会制造任何麻烦。我们在招聘飞行员的时候，也会考虑他的社交能力。哈兹兰是个很随和的人，要是一大群飞行员坐在一起，他正好从旁边走过，他肯定会加入我们的谈话，而不是说‘我还有事，要先走了’。”

威权旁落的政府

马来西亚政府为何在这次MH370事件的处理中多次出现前后矛盾的状况？又为何给中国民众以信息不透明的感觉？这仅仅是信息发布环节的混乱无序么？还是政府本身就欠缺迅速进入调查的能力？带着这些问题，我约见了反对党人民公正党的国会议员蔡添强。1998年安瓦尔事件发生后，他成为非政府组织人民民主阵线主席，进而加入人民公正党担任副主席。他两鬓斑白，看上去温和儒雅，完全想不到他曾经有一次入狱的经历，现在还面对两起悬而未决的官司，也许又要开始一段监狱生活。他表示：“牢狱经历可以扩大影响力，但缺点则是有可能5年内都不能参与议员的竞选。”

蔡添强告诉我，我的这些问题，也是议会中在野党想要诘问政府的。国会每年要开会4次，而现在正是今年第一次开会。“MH370失联航班的调查涉及政府各个部门。我们在国会辩论中，就问财政部长，马航如何在连年亏损的情况下，来赔偿家属？问旅游部长，今年正是马来西亚旅游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会给我们的旅游市场带来多大的打击？问内政部长关于护照检查和马来西亚保安的问题，也可以问国防部副部长为什么发现不明飞行物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最关键的是国防部部长兼代理交通部长，这次的调查和营救为何让人感觉低效？”

马来西亚的国会大厦位于湖滨公园的西北高台上，是一座白色的长方体建筑，有镂空图案作为外饰。大厦对外开放，也可在国会开会时旁听，但需预先到管理事务处提前做预约。这里外部环境鸟语花香，显得十分幽静。在过去的一周里，里面却上演了火药味十足的几场辩论，从会议记录上看，大家纷纷抢话、又被频繁打断，还可以感受到唇枪舌剑的紧张气氛。

蔡添强说，他和在野党议员曾经就何时获得雷达材料、卫星数据等等来提问，希望对方能够解释为何一周以后搜救重点才从中国南海向西转移至印度洋。“我们问国防部副部长，为什么失联后不到一小时军方在雷达上看见向西飞行的不明飞行物而没有汇报。副部长回答说，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受到梳邦交通管制中心的指示后飞机才向西折返。“这就和代理交通部长说的相矛盾。他说马航MH370航班在1:20失联后，党政军各部门就已经得到了通知。所以国防部那个时候应该就已经知道了。”

而和雷达相关的问题，蔡添强还在国会里问过代理交通部长，为什么有了军方雷达的信息还不能对外公布？对方回答说，当时只是一种可能，这个雷达资料不在交通部手里，也不在民航局手里，可能涉及国家秘密，所以在南海继续搜寻。“这是政府的责任，即做出一些决定的时候不能违反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不能只是单纯追求透明度来公布资料。”代理交通部长希沙姆丁也是这次马来西亚政府处理马航事件的新闻发言人，他告诉议员们：“我们不能为了向英、美、澳大利亚和中国透明而牺牲国家安全，所以我们要等到其他国际调查资料跟我们所知道的资料吻合，才能公开。”

蔡添强告诉我，这次政府在信息发布过程中的相互矛盾，归根结底是一个“威权旁落，执政党内部又派系林立的表现”。他说：“一个绝对威权主义的国家里，政府各个部门对外口径都是一致的，虽然可能说的是假话。但在一个绝对民主的国家里，各个部门对外口径不需要刻意统一也是一致的，因为本来就是在说真话。马来西亚就处于威权和民主之间。”而用国家机密来解释就更无法说通，“国家机密是所有无能集权的政府的说辞，他刻意把什么都说成是国家机密”。

MH370航班失联后一系列问题都浮出水面。“我们问内政部长，为什么不可以和国际刑警数据库来联网。他的回答很匪夷所思，说里面有4000万个记录，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查。但是你知道，这4000万个记录的数据库，在电脑里运行最多几秒钟。”蔡添强说，“马来西亚的位置在国际交通上是很便利的，但是我们对阿拉伯世界国家的宽松包容的态度造成关口检查不严，让这里成为恐怖分子的转接站，美国把我们当作是第10位人口贩卖的交通中点。”再加上政府里又有腐败，蔡添强说：“我有几个朋友，他们破产之后出国很困难。就联系移民厅的人，希望用钱解决。移民厅的人告诉他，你几点钟在几号闸口过来，然后你交钱，就让你过关，这样是没有记录的。”

蔡添强解释，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马来西亚存在很多结构性的矛盾，比如公务员体系臃肿。马来西亚人口2600万，相当于广东的人口，公务员不包括国家关联企业，就有120多万，占人口5%，加上国家企业就有200万左右。“马来西亚政府为了给马来人就业的机会，所以政府里90%的公务员都是马来人，没有竞争。”在他看来，整个教育制度也出了问题。“马来西亚入学是根据族群的配额。所以所有大学里面华人只有25%左右。华人进大学的分数线高，还都是看背景的。华人很多时候进不到大学，造成很多人出国念书，人才外流。本地栽培出来的马来人因为本来读书时成绩就一般，在私人企业里找不到工作，就回到政府部门去。“所以你看我们的总警长讲不到两句话，英语一塌糊涂，对很多媒体质疑都没有回应。”

这样的行事效率和做派，在蔡添强看来早已见怪不怪，他说：“国会辩论虽然激烈，但往往就是各抒己见，最后也就没有下文了。”

（文 / 丘濂） 观察mh370来自马航吉隆坡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