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任何朝代的粉丝”

晚上8点左右，雨渐渐停了，谌旭彬背着双肩包，从夜色中匆匆走来。作为一名大厂员工，以往这个时间他还坐在电脑前“奋战”，何时下班都不确定。紧张的工作之外，他的另一重身份是历史作家。

追溯起来，谌旭彬真正的历史写作开始于14年前。那年“五一”假期前夕的某天，他去一家互联网媒体应聘，一位前辈提了个问题：“你觉得10年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你想做点什么？”他回答说：“不知道会怎样，但肯定会比现在好”，“不知道能做什么，但肯定要做点什么”。他被留了下来，成了网络历史编辑，栏目最早设在“今日话题”之下，不久之后，栏目改为《短史记》。

当时，栏目编辑加作者，最多时不过3人，多数时期是2人，最后变成谌旭彬一人。他们引经据典，查阅史料，探讨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分析杜甫活着时诗为什么无人转发、无人赞赏等。

时光行进中，历史编辑谌旭彬也转变身份，成了历史作家。2021年，他聚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探讨在每一个封建王朝的盛世背后，百姓生活的历史真相，写作《秦制两千年》，畅销一时；之后，他沿着这一路径，先后推出《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合称为“秦制三部曲”。近日，他又将目光对准大宋，出版《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揭开大宋繁华表象的神秘面纱，书写宋朝平常百姓的生活。

一场逆向淘汰游戏

《环球人物》：《短史记》栏目下曾聚集了一大批关注历史的粉丝，作为主编，如何对栏目定位？

谌旭彬：当时想得很简单，整体来讲，一个是科普，一个是辟谣。

普通民众当中，总是流传着不少与史实存在颇多差距的“历史常识”。这些伪常识，或来自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变异，或始于好事者的刻意编造，或基于对不可靠史料的轻信，或引自猎奇类作品，或缘于缺乏史料依据的“我愿意相信”。长期而频繁地与这些伪常识打交道，促使我们决定做一个“戳破伪历史”的栏目。于是，就有了《短史记》。

《环球人物》：后来你从历史编辑变成历史作家，中间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谌旭彬：我对历史的研究与角度的选择，从来不为个人喜好。当时的《秦制两千年》，其实是一些公号文章的集结，整理之后，我发现这成了我对中国历史的一个轮廓式的全景认知。商鞅之道和韩非之术构造出了秦帝国，此后2000多年里的历代王朝，大体也依着这条路径一直不停地走下去。而“外儒内法”，则是历代帝王秘而不宣的权力法则。

可以说，古代历史中无数的群雄逐鹿故事，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周全熟练地操纵秦制，即能否掌控内部利益集团，能否将底层社会控制在扁平的原子化状态，能否最大程度地汲取社会的人力、物力。谁的汲取能力更强、控制能力更强，谁的胜算往往也就更大。

《环球人物》：这算是你对历史上成功法则规律的总结吗？从你的书中看出来，沿着这一脉络，你后来又聚焦“个案”，从朱元璋的《大诰》出发写了《活在洪武时代》。为何选《大诰》？

谌旭彬：《大诰》是朱元璋用了两年时间亲自写定的“重大刑事罪案启示录”，用意在于警示官民，重典在前，不要重蹈覆辙。它本质上是一种宣传品，朱元璋的核心目的是想要树立自己仁德爱民的形象。我选《大诰》，是让朱元璋自己说话，用朱元璋亲口说出的话来反驳朱元璋。但我无意把焦点放在朱元璋的雄才大略或者多谋善断上，而是把视角放在洪武时期的底层民众上。

比如有一个关于“知丁连坐”的案子，说上海县粮长瞿仲亮，被百姓状告乱收税。征粮结束后，瞿仲亮为了打击报复，没收了告状人的“路引”，让他们不能回家。事情后来被人告发，朝廷立刻命人把他捉拿归案。朱元璋说这个案子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看到皇帝的明察秋毫、为民做主，可后人看到的，是朱元璋为追求“社会稳定”，设立路引制度，让老百姓寸步难行。

再比如，《大诰》说福建有13个老百姓，不事生产，在乡里为非作歹。其中有个人说，“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厉害，我每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他们的言行被告发，逮捕归案。在朱元璋看来，这13个人为了逃避徭役，竟然切断手指，必是游手好闲、奸诈狡猾之徒。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不堪重负的普通百姓。

《环球人物》：作为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本身也出身底层，他的这种治理理念，到底是个人心性问题，还是时代因素导致？

谌旭彬：我有一个个人对历史的思考，乱世中，往往是攫取社会资源最残酷的个人或者集团能脱颖而出，这是一场好人最先被淘汰的逆向淘汰游戏。

比如三国时期，曹孙刘都是那个时代最冷酷的人。曹操用军屯捆绑社会；孙策在江东屠戮豪族，以致有了“孙郎止啼”的典故；刘备到益州以后也有类似的做法。回到元末乱世，群雄争斗，陈友谅固然厉害，不过比起朱元璋还是小巫见大巫。洪武时期的苏州百姓大都怀念张士诚，也是缘于此故。不过客观来讲，游戏规则本就如此，朱元璋想在局中胜出，也必须如此。

《环球人物》：那么，对于这种在历史逆向淘汰游戏中的胜利者，我们当下人应如何看待？

谌旭彬：有一句话叫做“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但当下我们读史书，至少要思考一下。也要让失败者说话，让“炮灰”说话。我写东西的初衷就是如此，既不赞美胜利者，也不赞美那些失败者。

被误会的“繁华”

《环球人物》：最近的新书为何会将目光聚焦在“大宋繁华”上？

谌旭彬：关于宋朝，传统观点多强调其积贫积弱。近些年则有一股新观念，“繁华”成了认识两宋的新标签。但承认了两宋的繁华，还有许多疑问待解——大宋繁华的根源何在？谁是繁华的创造者和受益者？谁又为繁华付出了代价？普通宋朝人民在繁华背景下的生活状况如何？他们又为何会经历这样的生活？

历史是人的历史，应该关怀具体的人，对时代繁华的叙述不应脱离普通人的生存境遇。这本书实际上也是在试图复原被统治者的历史，讲述普通宋人生活的辗转腾挪。

《环球人物》：要还原宋朝普通人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是如何做的？

谌旭彬：宋朝印刷业很发达，不少宋人都出自己的文集。另外，宋朝政治氛围比较宽松，有些大臣如司马光、苏轼等都会留下针砭时弊的奏疏，给皇帝提意见，而且他们还把意见刻印成集子流传下来。

举个例子，令宋朝百姓闻之色变的“衙前差役”——官府将那些需要消耗人力、物力的政务直接摊派给百姓，被摊派到的百姓没有任何收入。在北宋，衙前差役专门摊派给富户，最后的结果就是百姓不敢努力致富，宁愿去做穷人。

我当时看史料，部分官员通过奏章、书信等保留了一些资料。比如，宋仁宗时代，并州知州韩琦向皇帝上奏说，州县生民太苦了，最苦的是“里正衙前”，为了规避这种苦，百姓已被逼到让寡居的老母亲改嫁，与亲族分居，不惜将田地送人，甚至不惜自杀以求让家庭成为单丁状态的地步。如此种种，都是为了让大家庭变成小家庭，让小家庭资产变少，以求低于官府划定的富户线。

遗憾的是，这些史料都是碎片化的，东一块西一块，很难把它们拼成一个完整的人生，只能管中窥豹。

《环球人物》：通过分析研究，你得出一个结论：两宋繁华最关键的是空前的人口红利。你是如何找到这个突破口的？

谌旭彬：从秦代统一到隋唐时期，中国人口呈起伏式增长，但总量变化不大，峰值始终在7000万上下。直到北宋末期人口才达到1.4亿，这也是中国人口在历史上首次突破亿级大关。之前为什么没能过亿？

顺着这个问题去爬梳，发现最根本的限制因素是被我们很多人忽略掉的——朝廷的赋税制度，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人头税，它往往会压制民众的生育意愿。直到唐中后期两税法改革，以资产为宗，资产少者税少，资产多者税多，老百姓的生育意愿被解放，随之在北宋出现了人口大爆炸。劳动力激增，又助推精耕细作，带来粮食亩产的提升，从而促进经济的繁荣。

《环球人物》：你提出大宋盛极之世的表与里，那么宋朝繁华的“里”是什么？

谌旭彬：宋朝人口爆炸，带来了财政“蛋糕”的做大，同时也让宋朝“食税群体”规模暴涨，即大家熟悉的冗兵、冗官、冗费。有了庞大的食税群体，才有了《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开封城内的香车宝马、雕梁画栋、按管调弦，这些人构成了北宋最具消费力的群体。至于剩下的八九千万普通百姓，依然在土地兼并、沉重赋税等大山下承担着压力，挣扎在贫困线上。

所以，宋朝的繁华是真，但它不是一种发展型繁华，而是一种汲取型繁华。繁华的“表”是上层人士或者叫食税阶层的繁华，“里”则是底层普通民众的艰难生活。

《环球人物》：但我们无法否认宋朝文化上的繁荣，无论是文学、书画，还是茶道、瓷器，都呈现出爆裂式发展。

谌旭彬：北宋的文化繁荣，是因为它养活了更多有官身的读书人，这个数量可能是唐代的十几倍。像苏轼、欧阳修等，这样一批人留下了大量文章、书籍、诗词等。我们当下看到的那些宋朝文学艺术、点茶插画、调香饮酒等，都是当时的上层贵族、官员或文人记载下来的。像孟元老本就是官宦子弟，他写《东京梦华录》，是对往昔的回忆，既有对过去的眷念，也有对现实的伤感。

《环球人物》：一些表现宋朝生活的电视剧，如《梦华录》等热播，也引发了人们对宋朝生活的向往和对宋朝美学的追捧，你如何看？

谌旭彬：这实际上是现代人对宋朝的美化。像电视剧《梦华录》里的赵盼儿，她带着姐妹一起勇闯东京（今开封）开茶坊、办酒楼，成就一番事业。这在当时的北宋是不可能的，酒楼是归朝廷管控的，一个没有根基的外来户想要取得经营的资格都很难，更不用说在城里立足、实现人生的逆袭了。

我觉得大家喜欢这些无可厚非。但如果想获得对历史方面的真知灼见，就不应只停留在美学或诗词歌赋层面，应该多一点普通百姓的角度，可能会更清醒一点。

不做“帝王粉”

《环球人物》：如今在知识界，出现了一批“80后”历史写作者，呈现出与传统的学院派历史写作不太一样的风貌。作为其中的代表，你如何看待这种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