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歌的梦想：送自己一个远方

( 余歌 )

作为纽约主流古典音乐经纪界唯一的中国人，余歌看上去像个刚毕业不久的时髦大学生，她还住在一个需要三人合租的房子里，正对着百老汇的大门。

作为大学本科毕业前在国内教育体系下成长的“80后”，她的道路却算是一个异数。“我只是喜欢写日记，写着写着，就有了现在这本书《因为相信》，回过头来看觉得和主流的成长道路好像挺不一样的。”想象中纽约艺术圈浮华得难以触及，余歌倒挺淡定。傍晚她喜欢盯着楼下涌向百老汇的泛着华彩的人群发呆。“我知道属于我的是这一个小窗户。”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临毕业的时候，余歌放弃了国家公务员考试。她一心想的是出国攻读梦寐以求的艺术管理专业，“这个专业在全世界都很少”。她没有按照家里设定的路线，甚至也无所谓母亲说的“北大在国内有光环，出去了什么也不是”。出国前，余歌向父母借了一年留美的学费。“攻读硕士是两年，第二年我就可以打工了。”她自己下了决心。

用余歌的话说，她是典型的高考学生，高三才开始发力学习，此前曾经是北京最好的中学最好的班级里的最后一名，“所以比较自卑，连跟人说句话都觉得，成绩差成这样了，还挺活泼的”。她说她上北大后突然就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我从小学的东西杂，从唱歌、跳舞到书法、乐器，兴趣爱好特别广，看见别人专注于奥数和英语，我有时候还挺羡慕的，因为自己好像什么都喜欢，放弃哪个都很心痛。”她从小因为喜欢古典音乐，又坚持学习了比较偏门的竖琴，所以得到了高考的加分，但实际上她却并不认为“非要指着一条学习的路走下去”。

很多人现在对大学的社团活动不屑一顾，但是余歌说，她却如鱼得水。“只要不是有关学习的活动我都做得很好。”她进入了北大著名的模拟联合国社团，当选为副主席，整整投入了3年时间。“和一堆气味相投的人做事，组织模拟联合国一个3000人的大会，为了借用一个活动教室跟老师软磨硬泡，晚上整夜不睡觉，因为有‘几十个国家的代表’要来参会。”余歌用“青春”、“热血”来形容这些“高强度的比全职难得多的工作”。“我母亲是典型的中国教育理念，她问我是不是要进联合国工作，如果是，做这些就有意义，如果不是，这些时间是毫无回报的。”所谓的目标性，对于大部分中国孩子都是一个难解的题目。

1986年出生的余歌说，大学期间她已经实现了自给自足，“挣钱足够自己花，出国也要继续打工”。很多和她一起出国的学生，家境大多是典型的新中产阶层甚至富裕家庭，早就已经彻底远离了“清苦的留学生”生活。余歌说，她则有一种很早就进入了社会操练的感觉。“我从来没有那种大学刚毕业的生涩感，再苦再累我都觉得没什么。”这么一路往前冲，她从“大二”、“大三”就已经在金融、IT、媒体和演艺圈开始了带工资的兼职工作。“幸运的是我实习的单位都是各行业的老大，并且实习时间都蛮长。我在微软时天天在背那些技术单词，可是内心里觉得我不懂这个专业，来了也挺边缘的。”这其中，她工作最久的就是北京国际音乐节。

余歌“大二”时最早的工作是在北京国际音乐节做艺术家陪同和翻译，一对一接待保罗·斯柯达、波里尼这些她从小耳熟能详的大师。“这些都是我特崇拜的偶像，还有奥地利的室内乐团、米兰的小歌剧院。”这些她从小在老师那里了解的东西，让她可以以幕后人员的身份，看导播、灯光、音响的操作，“觉得很开心”。到了第二年，她已经以全职工作人员身份，开始和艺术家的经纪人安排艺术家的行程、演奏曲目、亮点和新闻发布会了。那时候她的英文还不是特别好，只能硬着头皮翻：“这一点我脸皮不薄，别人都没人上，还有10分钟开始了，总监让我上去，有稿么？没有，说什么？不知道，翻译错了呢？没关系。”余歌说她也不害怕，反而越来越能胜任。

在这些工作中她看到了自己将来的发展机会：“这些大师肯定是要有人引进中国的，可是当时的安排和各方面工作，从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经历看，还是急需专业人才的。”

和余歌同期出国的同学们几乎全都留在了华尔街，“美国四大稳定高薪职业才是北大出国的同学的首选”。而和余歌一样从艺术管理专业毕业的同级生，“大部分都是已经工作了的人”。读这个专业，除了本土美国人比较好找工作，外国留学生要在行业里站稳脚非常困难。

2009年9月，余歌去了哥伦比亚艺术家经纪公司面试。这家美国古典音乐界历史最悠久的经纪公司于1930年成立，是从电台时代发展起来的，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分离出来的古典音乐艺术家经纪公司。“艺术家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工作是推销我们的节目，从演出市场存在的那天起，经纪人行业就存在了。”在专业学习中余歌发现，艺术管理行业的学习课程多围绕筹款、非盈利组织、基金会等领域，大部分毕业生会进入非盈利组织工作，在西方观念中，艺术行业是靠这些来扶持的。余歌觉得“这个运作在中国基本上还没有”，她觉得只有经纪工作，包括培养艺术家、艺术家事务和演出制作这些才符合自己对于未来的规划。

余歌有一位大牌的推荐人、著名钢琴家郎朗。余歌多年前在天津的一场音乐会上作为普通观众通过献花认识了郎朗。“在北大时我又请他来做过演出。”在波士顿读书时，她再次碰到来演出的郎朗，当得知她希望进入古典音乐经纪公司工作时，郎朗提供了自己签约的这家公司，给了余歌一个实习三个月的机会。实习期满后公司对她十分满意，于是余歌成为这个公司的长期雇员。在这之前，这家公司还没有雇用过一个华人，包括美籍华人。

余歌说，刚一实习，她就觉得受到了“羞辱”：“公司安排了一位价格昂贵的职业英语教师，一对一开始对我进行训练。”作为从小在英语实验班里长大的孩子，余歌从没觉得自己的英文不足以应对工作，但是一受训后，她才深切感受到了不同：“和在这个行当工作的资深人士比起来，我还是嫩多了。”

美国古典音乐经纪业非常成熟。余歌进入公司后大概每半年接一个演出项目。“我们负责节目策划、市场宣传，也包括卖票，有商业演出和非商业演出。”这些项目中包括“郎朗和他的朋友们”这台音乐会，有纽约中央公园的夏季免费音乐会和卡内基音乐厅赈灾义演等。余歌进入公司不久就开始接手郎朗的相关事务，同时也要兼顾经营公司其他项目。“我要代表艺术家和演出方提要求，也要替演出方来和艺术家沟通，当然在私下里我们也成了朋友。”她越来越像一个职业经纪人了。坚韧、有效率，顾及演出的方方面面，余歌说：“我的性别、年龄和性格，在这个行业里都不具优势。渐渐地我才变得果断了。”

除此之外，对这个行业本身的“不适应”也让她吃了不少苦头。“大多数这个行业的社交聚会是什么样的？都是年纪很大的男士，我在其中是少数派，也要打扮得很好看，端着香槟和人聊。”这样的活动在她曾经的男友眼里，游走在上游社交圈的中国女人都是“邓文迪式”的，擅于面对全场的美国政治人物、金融大佬和明星们，余歌说她对此却并不热衷。“这种不热衷，可能会让我发展得慢一些。”她不固执于扭转“经纪人”之类印象，“你在任何一个行业只要做得好，慢慢总会被理解。”她聪明地邀请男友的妈妈到慈善晚宴去“围观”。“他们看到我没有虚荣心，就算走在这些人当中，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余歌在经纪公司的工作让她觉得开心。“这种开心，不是因为我对艺术有极大的奉献精神，只是因为我很普通也能进入这个行业。”余歌对自己有明确的认知，“现在能接触到很多人，我只是作为能依附于这个圈子生存的人而已，但是我希望有更多的普通年轻人加入这个看起来很清高的行业，我也不愿意放弃中国籍，中国的市场才是这个行业最有潜力的地方，也是我今后最有发展前景的地方。”

（文 / 葛维樱） 自己梦想一个余歌艺术音乐远方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