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鱼院士”,让中国人吃好鱼

作者: 陈佳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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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军

“渔夫”,这是刘少军微信昵称的中文翻译。

他像个渔夫,与鱼打交道半辈子,60多岁还经常穿着水裤在池塘里捞鱼,满身鱼腥味;他又不是简单的渔夫,捞鱼只是第一步,还要在显微镜下观察鱼类胚胎发育,从受精卵开始培育鱼种等。

刘少军不是家族里的第一代“渔夫”,他的父亲刘筠是先行者。父子俩都是研究淡水鱼类繁殖育种的专家,且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筠在以草鱼为代表的四大家鱼人工繁殖技术上实现了突破,刘少军则带领团队在淡水鱼远缘杂交研究领域开拓创新。

“父亲一辈子都在琢磨怎么解决老百姓吃鱼难的问题,而我要攻关如何让老百姓吃好鱼和放心鱼。”刘少军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唯一名字跟鱼无关的孩子

如今,人们走进菜市场会发现,鱼可能比一些蔬菜还便宜,吃鱼已经成为老百姓稀松平常的饮食习惯。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想吃上一顿鱼并不容易。将鱼送上普通人的餐桌,刘筠功不可没。

“我父亲是从1953年开始从事鱼类育种工作的。鱼作为比较好的优质蛋白来源,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食材,但当时我国鱼类养殖业刚起步,单纯依靠捕捞,很难满足需求。”刘少军说。

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在自然界中“鱼丁兴旺”的四大家鱼,转移到池塘里,因为水位、水流等发生变化,难以自然产卵。如何能让四大家鱼在池塘养殖下人工繁殖?这个问题困扰着水产业研究人员。

当时在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任教的刘筠向学校主动请缨,要求承担起这项科研工作。刘筠带领团队率先突破了草鱼人工催产受精,使草鱼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一道常见美食。此后,他和团队又相继攻克青鱼、鲢鱼、鳙鱼的人工催产排卵工作。

四大家鱼之外,刘筠还主持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例两性可育的异源四倍体鱼品系,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出生长速度快、肉质好的优良鱼类——湘云鲫、湘云鲤,名字中“云”均取自“筠”字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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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军在基地观察实验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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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军(前排中)指导学生开展鱼类育种实验。

刘少军说,为了让中国人早日实现“吃鱼自由”,父亲研究鱼类繁育那些年非常执着。“我大姐名字叫‘白鲢’,与鲢鱼同名,我哥哥取名‘鲩’,也就是草鱼的学名,都是四大家鱼之一。那段时间内,父亲在研究什么鱼,出生的孩子就叫什么名字。”等到刘少军出生,父亲还想继续用鱼来取名,遭到母亲的极力反对,这才有了“刘少军”这个名字。然而,唯一没在名字中关联鱼的刘少军,却成了父亲钟爱一生的鱼类遗传育种研究事业的继承人。

在刘少军的记忆中,他童年的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长沙郊外的岳麓渔场度过的。父亲无暇照顾孩子时,就会把他们姐弟带到渔场,边做科研边照看孩子。儿时的刘少军会用罐头瓶子把一些实验废弃的小鱼养起来,由此认识了很多不同种类的鱼。那段难忘的岁月,让他不仅对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深刻感受到父亲对科研工作的坚持。

“我对鱼的热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耳濡目染。”追随父亲的脚步,刘少军把对鱼的热爱转化为职业乃至奋斗一生的事业。1989年,他毕业留校,在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选择淡水鱼遗传育种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

位于岳麓山下的湖南师范大学鱼类发育生物学研究室,是刘筠奋斗过的地方,此后也成为刘少军的科研阵地。

“这个板凳是怎么都坐不热的”

做鱼类研究从来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刘少军与鱼相伴30多年,对这份需要同时付出体力和脑力的工作有着清楚的认识——“接地气”。

“鱼类产鱼苗一般是在初春时节,那时的湖南还很冷,甚至有几天气温会达到冰点,水里更是冰冷刺骨,但为了拿到标本,我们必须下池塘捞鱼,经常全身冻得直哆嗦。”刘少军说。在养殖基地内,他经常像老渔民一样,或站在池塘边观察鱼苗发育情况,或泡在池塘里搜寻实验对象。

鱼类排卵一般从清晨三四点开始,实验人员需要隔几小时为鱼打一次催产针,并不断观察排卵进度,这意味着刘少军和团队成员经常要夜以继日地陪着待产的鱼。鱼类排卵受精后,他们还要继续密切观察胚胎发育情况。在鱼类繁殖期,刘少军经常从夜里忙到第二天中午才能吃上一口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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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军(右)在湖南省武冈市鱼种繁殖中心调研。

2008年春节,五十年一遇的低温暴雪突袭长沙,电力、交通、通信一度中断。增氧机停电,池塘水面结冰导致鱼群严重缺氧。“这些鱼是无价之宝,如果全死了,十几年功夫就白费了,从头再来的代价太大!”刘少军心急如焚。在他的带动下,师生们一起拿着铁棍不断敲冰,希望给缺氧的鱼群一线生机。他们坚守在池塘边近一个月,想尽办法,最终成功保住了鱼种。

几十年来,刘少军和团队主攻鱼类远缘杂交研究。简单来说,他们就是要通过A物种与B物种杂交,最终形成新的C物种。传统观念普遍认为,物种间存在“隔阂”,杂交会导致不育。但多年研究下来,他发现,远缘杂交的不育是相对的。刘少军说,大家认为远缘杂交不育,多是因为杂交第一代不育而放弃了,实际上,性腺体成熟至少需两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要在长期观察和实验中才能做判断。另外,在自然界非极端环境下,两个不同物种的鱼类不会杂交,需要研究团队人为创造特殊环境,让它们交配。

“不同物种间杂交形成可育的品系,这就是远缘杂交最大的魅力所在。”30多年来,刘少军带领团队成功获得了40多个远缘杂交组合。

在远缘杂交理论基础上,刘少军还主持培育出同源四倍体鱼、改良异源四倍体鱼、同源二倍体鱼及异源二倍体鱼品系等可育品系,并结合染色体倍性操作技术,培育出在生产上有重要应用价值的优良三倍体鱼和二倍体鱼。

远缘杂交研究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理论上,一条鱼可以连续养2到6年,完成一种鱼类品系的研究,则需要6到10年,有时甚至是几十年。”刘少军说,“这个板凳是怎么都坐不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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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军在基地察看“稻鱼共生”情况。

在挑选硕博研究生时,刘少军往往看重的不是名校背景和成绩,而是脚踏实地的科研精神。“一名研究生求学三五年的时间内取得的研究成果有限,这个领域需要大家接力。同时,你还要接受其他人在你工作的基础上推进或者改良,不然原始创新的意义可能就会被掩盖。”

做到“良种、良养、良销”

合方鲫和合方鲫2号品相方正,肉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湘云鲫2号不仅保留了湘云鲫生长快、抗逆性强等优点,而且肉质细嫩……谈到团队30多年来研发出的鱼类新品种,刘少军如数家珍。

刘少军不仅是鱼类研究专家,在吃鱼方面也很有研究。他发现,合方鲫炖汤,加上些豆腐,味道堪称一绝。“我们搞鱼类科研的人怎么能不爱吃鱼?我们家过年要是没吃上我养的鱼,都觉得少点什么。”

刘少军还跟《环球人物》记者分享了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他和养殖户一起吃饭,饭桌上除了刘少军团队培育的合方鲫之外,还有一条六七斤重的鳜鱼。“那顿饭,合方鲫被吃得汤都没剩,鳜鱼却没动几筷子,最后只能打包带走。”刘少军得意地说,“论好吃,还得是我们的鱼,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在刘少军看来,培育出优良的鱼类品种只是第一步。“我们从种业上保证有好的良种给养殖户,同时希望养殖户把养殖和销售端也做起来,做到‘良种、良养、良销’,形成一套可靠且完整的商业体系。”

实地探访过程中,刘少军发现,养殖户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让钱袋子鼓起来。在利益驱使下,部分养殖户渐渐走入误区——不顾一切地进行高密度养殖。

“我旗帜鲜明地反对高密度养殖。”刘少军说,在空间有限的池塘里进行超负荷的鱼群养殖,是一种短视行为。如果一条鱼染病,整个鱼塘很快就全完了。而且,高密度养殖意味着高投入、高排放和高污染。“鱼类养殖需要谋求高质量发展之路,如果做水产的人只顾着赚钱,却把环境破坏了,得不偿失。”高密度养殖出来的鱼,刘少军尝一口就能辨别出来,“有股泥腥味”,这样的产品进入市场肯定行不通。

“对于农民来说,产量低了不行,质量放松了更是隐患,如何在水产养殖中找到数量和质量的平衡点,是多领域共同努力的方向,不是一蹴而就的。”刘少军说。

“稻鱼共生”是一种田面种稻、水体养鱼的生态农业模式,也是刘少军比较看好的生态养鱼方式。在稻鱼共养过程中,鱼类捕食害虫的同时,增加了农田的生物多样性,多种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共生关系,提高了整个系统对病虫害的抵抗力。此外,鱼在田中游,如果放了农药,鱼就活不了了。所以“稻鱼共生”意味着摒弃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促进农田生态恢复和保护。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好吃。”刘少军通过实验对比发现,“稻鱼共生”方式养的鱼比池塘里养的好吃,池塘养的鱼比设施化高密度养殖的鱼好吃。他解释说:“生态养殖要求饵料来源多样化,因此鱼体内的肠道微生物多样化,益生菌也多样化,这就是养出来的鱼好吃的原因。”

水产行业里流传着一句话——刘筠院士让中国人的菜篮子里多了一条鱼。而刘少军赋予自己的任务,就是让这条鱼既健康又好吃。

编辑 尹洁/美编 苑立荣/编审 张建魁

【人物简介】刘少军,1962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89年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主要从事鱼类遗传育种研究,201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省部共建淡水鱼类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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