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舌”李贽 ，有颗童心

明万历十八年（1590），福建泉州人李贽在自己客居的湖北麻城，刊刻了他一生最出名的著作《焚书》，结果引来了当地士绅的联合声讨，发誓要将他赶出麻城——主要原因是书中所收那篇长达6000字的《答耿司寇》，得罪了当朝大佬耿定向。

在后代人的追述中，耿定向及其兄弟，原本跟李贽属于志同道合的王阳明学派中人。李贽能在中年奔波之后落脚麻城，也是原籍麻城的耿氏兄弟的周到安排。没成想李耿二人在“蜜月”之后，因思想见解的差异分道扬镳，而李贽采取的与故友决裂的办法，竟然是公布前此的通信，其中连直白的骂人话，也都照登不误。

算下来，以举人入仕、后半生又出家的李贽，最擅长的就是给人写信。喜欢某人，就写信：“官衙中有何好，而坐守其中，不病何待？……快来，快来。”（《复刘肖川》）责难某人，也写信：“每思公之所以执迷不返者，其病在多欲。”（《答耿司寇》）在那些公开出版的信里，他什么都敢写，也什么都写。前者如质疑当时不容置疑的孔子地位：“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意思是说，上天生出一人，自有一人的用处，不是必须等待从孔子那里获取知识之后才算完满。如果说一定要孔子的传授后才算圆满，那么千古以前没有孔子，最后就不能称为人吗？后者像写自己开放的生活实态：“热甚，寸丝不挂，故不敢出门。”写信，成了他的基本生活方式。所以写到最后，他真正称得上个人代表作的《焚书》，最初所收全都是书信，《焚书》的续编《续焚书》，同样书信居多。当然，收进集子里的信，以李贽对于文字的癖好，不动点手脚，是不可能的了。

集中呈现李贽与耿定向思想交锋的那封长信《答耿司寇》，据研究，其实是李贽本人将7封致耿氏的尺牍合成的。而其中他毒舌般揭耿氏老底的那封信，原本并没有寄给耿氏，却以收入别集《焚书》的形式，第一次为公众所知。这种给对手以措手不及的突然打击的做法，跟现代写爆款爽文是同一套路。但李贽终因口无遮拦，而遭到驱逐。就事论事，这种驱逐，不能不说有其咎由自取的成分，因为他把学术论战激化为人身攻击了。

在中国传统的讲究情面的社会里，李贽之所以有此惊世骇俗之举，跟他前半生多遭磨难颇有关联。他自幼丧母，26岁中举后，为了生活，奔波于两京、河南和云南，虽然官至知府，生了4个儿子、3个女儿，但除了长女养成人，其他都夭折了。因此他对现实的观感，是负面多于正面的；所以他易怒、好骂，再加上能文，三者合一，成就了后半生的荣耀、困顿与孤独。

在《答友人书》里，他解释自己何以喜怒无常：“每见世人欺天罔人之徒，便欲手刃直取其首，岂特暴哉！纵遭反噬，亦所甘心，虽死不悔，暴何足云！然使其复见光明正大之夫，言行相顾之士，怒又不知向何处去，喜又不知从何处来矣。则虽谓吾暴怒可也，谓吾不迁怒亦可也。”正人君子的形象跃然纸上。在《三蠢记》一文里，他谈自己的喜欢骂人：“余性亦好骂人，人亦未尝恨我。何也？以我口恶而心善，言恶而意善也。心善者欲人急于长进，意善者又恐其人之不肯急于长进也，是以知我而不恨也。然世人虽不我恨，亦终不与我亲。”可见他真的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大叔。

他为自己画像，总结的是：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自赞》）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我这人性急，眼界高，写的东西通俗，内心很狂野，做事情时又由着性子来。我交游少，但跟人会自来熟。赞同一个人时，喜欢找他的差错，而不太喜欢夸赞对方的长处；讨厌一个人，已经跟他断交了，还一辈子都想着搞搞他。我自己的志向是只要温饱就好，但对外宣称像义不食周粟的隐士伯夷、叔齐一样。本质上是个普通人，但对外宣称是浸润在道德之中。明明是一根草都不肯给人的，却找借口说是像在有莘之野耕作的伊尹那样不在意官俸；明明是一毛不拔的，反过来却批评杨朱的“人人不损一毫”损害了仁义。动不动就跟其他人闹矛盾，心口不一。我就是这样的人，老乡们都已经讨厌我了。

他对于“真”的强调，对于“童心”的葆守，对于“假”“伪”的鞭笞，对于普通人生价值的肯定，都成为后来近现代中国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

从这样的自述，可见李贽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他承认人都有私欲，因此也能严格地解剖自我。他是如此地真诚，如此地直白，却在古稀之年依然被以妖言惑众告发，并钦定下狱，最后于万历三十年（1602）死在远离家乡的北方城市通州，而且是自己用剃刀割喉自杀的。

回到16世纪后半叶的晚明，当年的李贽是不折不扣的“网红”。即使后来远离家乡和亲人，遁入空门，依然有超多的“粉丝”追随他，其中既有达官贵人，也有居家少妇。他的“毒舌”文字，生前已是洛阳纸贵，身后更是真赝参半。

他的文字何以如此吸引人？除文笔灵动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用笔直接挑开了已污秽不堪的传统礼教面纱。所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就是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出发，去自然客观地看待人生的价值。与此同时，他认为做人应该自始至终保持初心。他在《童心说》里所言，至今为人称道不已：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

他还把世人分为三类，说第一类人怕做官束缚，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内，只有放弃做官方得自在，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第二类人是本来就是冲着富贵去的，但对外一定要矫情，说我本来不想干的，其实是想要借此往上爬，同时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来掩饰。这类人身心俱劳，是无足称道的。只有第三类人，害怕做官便不做官，喜欢做官便做官；喜欢讲学便讲学，不喜欢讲学便不讲学。这类人心身俱泰，手足轻安，既无两头照顾之患，又无掩盖表扬之丑，这才是最可称道的。其实在当时，有类似看法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但只有李贽敢于把它说出来、写出来，还刊印出来。

这样的李贽，如一道划破暗夜长空的光，刺眼，但绝对动人心魄。他对于“真”的强调，对于“童心”的葆守，对于“假”“伪”的鞭笞，对于普通人生价值的肯定，都成为后来近现代中国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他的论战方式和文风，也为从龚自珍到鲁迅再到李敖等一大批中国反传统知识人所继承，成为中国文化从传统转向现代过程中的一道别样的风景。

对李贽的态度和评价，古今有一大幅度转向，背后折射的是时代与传统儒学的纠缠、决裂。事实上回看李贽，他本人当年对孔孟儒家并不像书里写得那么决绝。换言之，无论生前身后，李贽都存在两个，一个是他本人，另一个是不同时代塑造的，同时被他真伪参杂的刻本著述所强化的“李贽”。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编辑 陈娟 / 美编 徐雪梅 / 编审 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