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趣与年龄：孩子怎样学英语？

( 高炜和儿子Steven 在一起 )

进入FEEDER

“Sabrina像老师一样漂亮。”Steven写下这个句子后如释重负。老师Adria笑了笑，暂时放过了他。Steven今天的课程是通过阅读一篇英语文章，学习逻辑顺序与比喻句型，并完成模仿写作。今天他要学会用比喻的手法造句。

Sabrina是Steven的同学，他们都是9岁的孩子，在一家名为盖特唯的留学教育机构学习美国小学3年级的课程。这个班只有他们两名学生，一名外籍老师Adria毕业于美国杜克大学，还有一名中国老师王诤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教育系。

Steven出生在美国，在北京的一所重点小学上学。每周六早上8点半，他都会被家里的司机送到这里，学习4个小时；周日下午再学4个小时。周二晚上还有两小时的学习。除了英语，每周他还有一个晚上练习绘画，那是他上幼儿园以后的爱好；另一个晚上学习吹奏单簧管，因为他还是学校乐团的首席单簧管演奏者。一周七天，只有两天没有课外活动。有一次他感到很累，趴在妈妈怀里哭了。妈妈说：“不愿意可以不学的。”Steven哭了一会儿后，还是决定坚持下去。他说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梦想，为了实现梦想，第一步就要进入美国的顶级中学，然后再进入常春藤名校。

Steven出生后，妈妈高炜就经常带他去世界各地旅行。上学后，他们平时住在中国，假期在美国。她希望儿子能看到丰富的世界，自己选择未来的道路。高炜曾经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中学时代就得过全市小提琴二等奖，成绩也数一数二。但她却认为自己的成长并不如意：“我做的是我妈妈的理想，我一步步向前走，她就满足了。但我始终很茫然，直到有一天自己开始经营公司，也是如此。”所以，高炜决定给儿子更开放的态度——只要他有兴趣，他可以自由选择。

( 盖特唯教育机构创始人夏雨峰 )

盖特唯的学生并不多，现在只有不到10个孩子，最小的7岁。它的目标，就是帮助这些孩子们在国内完成美国课程，达成美国教育标准（CCSSS），申请进入美国最好的中学。这些孩子按照英语测试后的成绩，被编入不同的班级，最多一个班只有两人，大部分是一个人，看起来更像一种“家教”。每个班一名外籍教师一名中国老师，每年的学费要15万元，如果在最后冲刺的一年，则可能要达到四五十万元。

盖特唯的创始人夏雨峰，也是瑞思英语的创办者。去年他帮助女儿去美国申请高中，这个过程中，发现身边很多朋友都陷入了教育的苦恼中。“他们都完成了财富的积累，又对中国的教育体制不满，希望能让孩子进入国外最顶级名校，获取世界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夏雨峰说。

( 8 月4 日，长春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外籍教师正给他的中国学生上课 )

这些中国社会的成功人士对国内教育的认识，往往带有个人经历的反省：“其实我们在学校都不是那种‘好学生’，但当年的好学生们大都不成功。我觉得这种成功，并非是教育的结果，恰恰是‘反教育’的结果，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被同化掉。”

夏雨峰告诉我们，他在女儿的学校看到了另一种生活。孩子们会在课堂上讨论柏林墙的问题，下午有两小时雷打不动的运动时间，成绩好的学生可以不用去自习室，社团活动应接不暇。而最重要的是，“学校面试的时候，更喜欢那种眼里‘冒火’的学生”。

( 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研究生王凌沛（左） )

“美国名校的招生有它自己的‘潜’规则，它们都有自己的FEEDER（生源提供方），也就是那些美国的私立中学，他们将这些学校看作自己的预科班。大学有自己对接的高中，高中有自己对接的初中。这样一来，进入那些著名的私立中学，就获得了常春藤学校的敲门砖，同时也开始进入了精英阶层。”夏雨峰说。

夏雨峰回国后，便开始准备成立一家针对中国富裕阶层的培训机构，专门面向5～18岁的孩子，使他们在中学阶段就进入美国的精英教育。不仅教授英语，还要学习数学、科学、文学、逻辑等。“更重要的是要培养精英气质，独立的人格，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范儿’。”

( 人民教育出版社英语编辑室主任吴欣 )

中国学生去美国，最大的障碍是语言与文化。夏雨峰认为，学生如果想在美国自如运用英语生活和社交，至少要3～4年；要达到运用英语从事高水准的工作，则需要在国外教育体系里系统学习6～9年。另一方面，美国对于孩子的塑造标准也不同于国内，孩子们很小就需要大量阅读与写作，并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建立自己的思维能力和价值观。如果打算12岁出国进入美国初中，家庭环境好的孩子至少要提前3年进行专门的培训。

所以，在夏雨峰看来，孩子什么时候学英语是需求和目标所决定的。他建议，如果愿意孩子成为“ABC”，越小出去越好，“如果想让他们保留文化的传统，那就12岁以后再出去。倒推回来，就至少要3年级开始做各种准备，当然包括语言”。

( 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罗少茜 )

Allen比Steven还小，他只有7岁，也出生在美国。他在读K年级（相当于美国的学前班），这个年龄的孩子上课时还无法全面领会外教的意图，需要中教也在场。在半小时内，他和两名老师转换了3组活动。他先跟着电脑课件学习各种颜色的读音；然后随着披头士《Hi Jude》的歌声玩抢椅子的游戏，输了就要进行拼读考察；最后玩一种自制的纸牌游戏，帮助孩子熟悉颜色与简单名词。

“这个年龄的孩子无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必须帮他不断转换游戏，让他保持新鲜感。”中教老师马悦说。马悦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外汉语专业，后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外语教育。

马悦负责两名上三、四年级的学生，上一年级的美国课程，他们已经不需要中教一直在旁边了。马悦会在课程开始前半小时进入教室，检查作业状况，帮助孩子们顺利过渡到上课状态。一节课上完后，她会再去和学生聊聊，观察他们的情绪，是否疲劳，是否不开心。最后半小时，她还会进入教室，了解作业布置情况。每周中，她还会对孩子做电话或视频指导。

马悦会格外关注孩子的情绪，对小学生来说，非智力因素对教学的影响非常大。“小孩子不高兴，有的不会表达出来。但学习效率就会很低。最后一小时，外教问他们问题也不回答了。”马悦说，“这里有很多原因。或者是因为没办法适应外教，或者学习难度大，或者就是因为今天学校作业多。马悦会帮助他们先解决好情绪问题，比如完成一些作业、相应调整教学方案。让学生始终精神饱满处于学习的最佳状态。

Steven喜欢画画，他的作文经常是图文并茂。这种方式得到了老师的鼓励。“我看到了很惊喜，这是很多孩子学外语时的表现。他们会把想说又说不清的东西画出来。重要的不是有没有用对词句，而是他开始愿意表达了。”王诤说。对于小孩子的英语，拼写的准确性也不是最重要的，后期可以再去纠正。

在课外，Steven每周还被要求阅读三本英文绘本，五年级的学生则被要求看一些厚厚的文学类书籍了。大量阅读是美国学校的要求，这些孩子们必须现在就开始适应。

与年龄有关的争论

很多家长选择让孩子较早开始学习英语，除了现实需求外，还基于一种朴素的想法——年龄小更容易学好英语。人们经常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他的弟弟举例。基辛格到美国的时候是12岁，所以他的英语始终带着德国口音；而他的弟弟到美国是10岁，所以没有口音。但实际上基辛格的英语在词汇和语法上达到了母语水平。中国人讲出来的普通话并不完全标准，许多人带有自己的地方口音。语言能力的强弱并不完全取决于发音和声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外语教学大纲要求学习者达到本族人语音语调的水平。

年龄与学习外语能力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年龄是唯一的条件吗？人类学习外语的最佳时期，一直是生理学家、心理学家与语言学家们争论的热点。

常用来解释外语年龄选择的依据是“临界期假说”。很久以来人们就从经验中直觉地认为，童年是学习语言，无论是学习母语还是外语的最佳年龄。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神经心理学家潘菲尔德（W.Penfield）得出结论：儿童的语言习得能力与大脑的发育相关。

6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心理语言学家莱尼伯格（Lenneberg）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儿童从两岁开始至青春期到来前，即人出生后的10～12年，大脑具有可塑性。语言习得能够自然轻松地进行，所以吸收新的语言信息相对较快较容易。青春期到来后，多数人的大脑发生了侧化，左右半脑有了明确分工，已经充分发育成熟，神经系统不再具有弹性，学习语言也就越来越难了。临界期后的语言学习不再依赖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而是依赖于普通学习能力。

人们普遍注意到，移民的孩子最终能像当地人一样流利地说话，然而他们的父母却很少能达到他们的水平。语言学家也对一些地方发现的“狼孩”和“猪孩”进行了跟踪调查，发现无论采取什么方法，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都不能达到正常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的水平。

1980年，语言学家帕特考思基（M.Patkowski）对67名移居美国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进行了英语口语水平的调查。33名15岁以前开始学习英语的被测试者中，有32个人的成绩集中在4分或者5分。然而青春期后的学生组的成绩就比较分散，大多数人的成绩集中在3分。就口语而言，15岁以前的移民更有优势。

帕特考思基的结论得到了语言学家约翰逊（J.John）和纽波特（E.Newport）的肯定。后者在1989年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对象是46名中国人和韩国人。他们开始学习英语的年龄不尽相同，且都是美国一所大学的学生和工作人员，到美国已至少3年。实验对象被要求参加语法测试，测试内容为英语词法和句法的12条规则。他们要听磁带上的句子并在卷子上标出每个句子是否正确。其中半数的句子是符合语法规则的，另一半是错误的。在批阅考卷时，两位语言学家发现，被试者到达美国的年龄是预测成绩好坏的重要因素。他们把3～15岁开始大量接触英语的人与17～39岁来到美国的人作对比，又一次发现年龄小就开始学习第二语言与学习结果紧密相关。

但是从以上两个实验可以看出：语言学家采用的年龄分界线是15岁，实验结果显然不能作为“学习外语越早越好”的理论根据。而且在实验中并未就接触英语的量和时间的长短进行探讨，学习者的动机、社会角色以及学习条件等因素也不应忽视。

还有一些语言学家的实验否认了临界期的假说。1978年，斯诺（C.Snow）等人对临界期的假说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以不同年龄、母语为英语的荷兰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对他们在自然语言环境下的语言习得进行纵向的研究，结果发现，12～15岁的实验对象和成人实验对象，其荷兰语的掌握最初几个月最快，而在学习了一年之后，8～10岁，12～15岁的实验对象荷兰语掌握得最好，而3～5岁的儿童在所有的测试中成绩最差。

语言学家伯斯塔尔（Burstall）将8～11岁开始学法语的学生进行了对比，发现前者的成绩并不比后者明显得好，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起步早的儿童的优势反而逐渐丧失。

目前，语言学家们对于外语学习是否有最佳起始年龄的问题，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就语言学习本身，“年龄小”有一定优势，尤其在语音学习方面。另一方面，“年龄”因素只是影响学习效果的一个因素，并非决定性因素。

1985年，国家教委曾组织了一次全国中学英语教学调查。调查对象为全国15个省市139所中学高三和初三的学生，共万余人。在被调查的重点中学初三学生中，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广东省学生基本上都是从小学三年级学习英语。测试结果表明，从小学开始学英语的学生中有的成绩很好，有的并不理想。学生成绩的优劣主要取决于重视程度、师资水平、教学内容和方法、学生的学习态度等多种因素，不仅是年龄的关系。

人民教育出版社英语编辑室主任吴欣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孩子的发展具有先天的母语习得能力，外语如果有家庭双语环境的话，也是有响应期的。但我的看法是，任何年龄阶段都能学好外语，只是不同的阶段各有优势。小学生模仿能力强，听力灵敏，心理障碍较少；16岁以后，逻辑思维能力强，自控能力强。如果学龄前有环境，当然越小越好。有的留学生把孩子带出去，在学校、幼儿园中，语言很快就讲得很好。但前提条件，就是有充分的语言环境。”

教育部《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专家组组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琳，跟我们谈到他的例子。在孙女3岁前，陈琳和老伴就在家中对她讲英语、教英语，创造英语环境。经过一段时间，尽管不能讲外语，但小孙女已经能够听懂英语对话。

有一次，老伴怕她糖吃多了对牙不好，就用英文说：“listen，one piece of candy everyday，not two pieces.”（每天只给一块糖吃，不要给两块。）还未等陈琳回应，小孙女就抢先说：“我爷爷本来每天就给我一颗，哪儿吃两颗了？”陈琳认为，年龄小有利于学习外语，但必须有良好的语言环境，否则也是事倍功半。

小学英语，开还是不开？

2001年，作为国家课程的小学英语课正式提上日程。教育部颁布文件，决定这年秋季在全国城市和县城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一般情况下，英语课程在三年级开设，有条件的也可以选择一年级。这一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对外开放与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另一方面，小学开展英语教育的年龄优势也得到了官方认可。教育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一些专家研究了儿童学习外语的规律，经验表明，8岁左右是学习外语的最佳期，在这个年龄段开始外语学习，不与母语学习冲突，效率较高。”

“研究世界各国的语言政策与课程设置不难发现，尽管‘何时开始’或‘尽早开始’外语学习在学术领域有着激烈的争议，很多国家的外语教学政策仍是从小学开始设课。”吴欣说。

我国对于小学开设英语课的规划，最早始于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在此后的1915、1916年以及1962年都曾被提出。吴欣曾系统研究过我国小学英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她告诉我们：“在1978年之前，在实践层面的小学英语课并没有真正实施过，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合理、系统的课程体系。”

例如，1962年教育部的一份文件明确建议小学生应该在四年级或五年级学习俄语或英语，并建议外语教师应该有较强的语言能力和良好的发音。同时，该文件还强调进入中学后要注意外语学习的延续性，继续学习同一种外语。但是，这些建议在学校课程里并没有落实。

真正的突破出现在1978年，英语科目进入了小学课程大纲。该大纲规定“英语教学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并要求在三年级安排152课时，四年级136课时，五年级136课时。在1980年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性教学大纲，将英语学习设计为两个课程体系：小学三年级开始和中学一年级开始。重要的是，这一大纲具体强调了对小学英语三年级至五年级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的教学要求。

但是，1978与1980年两个教学大纲对英语教学的要求并没有落实。“主要原因就在于和学校存在较大的现实差距，师资水平低，数量奇缺。”吴欣说。

1982年5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外语教学工作会议，并在7月份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学外语教育的意见》。《意见》改变了此前小学作为英语起始教育的提法，规定了中学作为外语教育开始的年级，即有条件的中学从初中一年级开始，缺乏师资条件的地区，可以推迟到高中一年级再开外语课。小学英语由此被排除在了国家课程之外。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由于外语教育的需要，很多发达地区小学已经陆续开设了英语课程。“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国家级教材出版机构，在1991年甚至发布了一个编纂小学英语教材的指南，并开始为当时教授英语的大多数地区编制和提供小学英语教材。”吴欣说。

到20世纪末，在国家正式开设小学英语课程前，大约在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部分地区都已在小学开了英语课，学生的数量超过了1000万。在当时，不管教育主管机持何种态度，小学英语课的开设已成趋势，势不可挡。

马悦就是在90年代初期进入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我们学校是重点小学，从一年级就开设了英语。其他学校至少也都在三年级开了英语课。”她回忆说。大量的英语课外辅导班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从中学、小学甚至覆盖到了学前班。马悦的初中是在前门外国语学校就读，需要加试英语。她进去后发现，同学们都在外面的辅导班上过课。

2001年，教育部决定正式将小学英语作为国家课程，颁布统一课程的目标，结束地区之间教学理念、方法的混乱局面。

吴欣当时在西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书，研究方向是双语习得与英语教师培训。“2001年时，我对于小学开设英语课是持有保留意见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师资条件不够，没有足够的、合格的小学英语老师。最初很多老师英语基础不好，派出不合格的老师，我们觉得会耽误了孩子。”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英语教育专家刘道义也有同样的担忧，如果在全国小学三年级普遍开设英语课，“估计城市小学一个年级至少要增加近500万学生，4年约2000万，需要增加20万教师，而一个教师的培训周期需要3年”。

就国家层面而言，是否开设小学英语课意味着两种政策选择——推进或者等待。“当时我国的小学英语教育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推进，就是创造条件也要上；等待，就是等条件成熟了再上。我们国家选择了推进。”吴欣说。

作为一门国家课程，韩国在1997年开始在小学三年级开设英语课，日本则选择在2011年英语才进入小学。“2009年时，我参加一个关于亚洲小学英语教育的研讨会，向一名日本专家请教。他告诉我，到2011年，日本教师的培训才能满足所有小学的需求。”但是，日本小学英语作为国家级课程的滞后，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学生涌向社会补习学校，接受的知识系统不同、程度各异，与后来的中学英语教育脱节。

为了解决英语教师短缺问题，全国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采取紧急措施，组织培训或招聘英语教师。包括对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小学老师进行转岗培训，扩大各级师范院校的英语教育专业规模，鼓励一些有条件的中等师范学校举办英语专业班，在师范大学设置小学英语教育的专业等等。从2001年开始，吴欣所在的西南师范大学就开始承接各种英语教师培训的任务，直到2006年她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英语编辑室，专门负责英语教材编写以及教师培训。

“现在我开始转而支持小学英语课程的开设了。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师资状况已经开始好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目前应该考虑的是怎么在大环境下努力解决实践层面的问题。”吴欣说，“2010年，全国小学英语教师已经达到了33万人，超过了高中英语教师的数量。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现在都不应该再停掉小学英语课。但目前英语教学研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小学英语教学。搞不好，就成替罪羊了。”

英语课的“特权”

在我国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小学英语有一项特权——即它是不要求正式考试的国家级必修课。在2001年，小学课程标准中就明确提出：“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基础，从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以及文化意识方面，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在吴欣看来，小学英语课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培养孩子对学习英语的兴趣，并且保护好这种兴趣。“我在培训时，要求老师不要对学生的期望太高。保持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们知道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于汉字的另一套文字，愿意去了解英语，形成对英语的体验。反正不考试，完成内容就好了。”

一些基层英语教师曾向吴欣反映：在小学开设英语课前，学生的两极分化发生在初二年级，小学开设英语课后，两极分化就发生在四年级。“如果老师的教学观念、方法、考试、测验，让孩子感到学英语是一件难事，到了小学毕业时，学生就没兴趣了。等升到中学后，英语这一科就学不下去了。”所以，小学英语教育要尽量保持“均质”，不要过早出现两极分化，否则违背了小学英语教育的目的。

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教师董燕萍，在2003年对广东的小学英语教学进行了调查，发现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在经过小学阶段的英语学习后已经不再喜欢学英语了。这个数字是小学英语教师给出的，实际情况可能还会更严重。

这种状况的产生源于儿童的心理规律。儿童尤其是学前儿童的学习，绝大部分依赖于他们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在外语学习过程中，这种情况表现得更明显。如果他们的自我效能高，成就动机强，外语学习焦虑感适度，就会关注外语学习，对语言习得过程产生兴趣，其习得进程就会加快。反之，如果自我效能低，缺少成就动机，他们的外语学习焦虑感就会增强，就会抵触、厌烦外语学习，其语言习得进程就会延缓甚至可能终止。

小学教育的特殊性，对教师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要了解儿童和小学生的心理及个性心理特点。

马悦认为，6～12岁的孩子，每一年都有不同特点。“比如8～9岁的孩子，他们有了社会意识，竞争感开始出现，但是合作意识还没有建立。他们有自己的内心世界，能表述自己的思想，在意别人的看法，但他并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否是客观的。他觉得怎样，就是怎样。”

因此在教学中，马悦会鼓励同学之间的竞争，把他们的成绩贴出来。她还会让学生写一些能发表主观观点的作文，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因为这个阶段，他喜欢发表意见，写的内容就多，比复述一个故事效果更好。”

为了编写教材、做好教师培训，除正常研究活动外，吴欣专门去观看、研究儿童剧。她要搞清楚，儿童剧如何在两三个小时里，把握住儿童的注意力的。她认为教材编写与儿童剧创作有一些共同之处，因为在课堂里小孩子的学习动机很弱，注意力时间很短，教师必须设计相应的活动，把他们的兴趣引导到教学目标上去。

“小学英语教师要有亲和力，语言能力要好，热爱这个职业。学生的年级越低，越要讲究教学方法。老师要做好的设计者和编剧，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特点、认知特点和接受能力。只要是外语入门教育，年龄越小限制语言学习的因素就越多，挑战越大。这是我20年来完整从事了我国不同教育阶段英语教学研究后的体会。”吴欣说。

在时间上，目前大多数小学一周只安排两次课，吴欣称之为“滴水式”教育，学生和英语见面的次数太少。另一方面，小学生每节课学习30分钟就够了。因此时间短、频率高是比较好的教学节奏。吴欣说：“我认为小学最好每周能有4次课，每次30分钟，再加上一些课外活动，比如‘英语角’，兴趣活动等。这样坚持到初中，每天就都能有英语课，可以保证天天见面了。”

人数问题也是影响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的限制性因素。中国小学班级普遍有四五十人，学生得到发言、互动的机会就比较少。在美国，马悦曾经担任一所学校的语言老师，她班上的学生只有20人，分成5组，每组围坐一张桌子。“老师在课堂上更像一名引导者和辅助者，学生们有充分的机会参与进来，表现自己。”马悦说，“我的老师得知中国班上的学生数量后，他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说小学英语教育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对孩子兴趣的呵护，那么它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则在于越来越功利化的考试与选拔。在小学升初中的角逐中，很多重点中学都有自己的招生考试，英语和奥数逐渐成为最重要的敲门砖。小学生的英语考试难度，甚至会达到中考、高考水平。于是，一些针对考试类的英语培训也应运而生。学校对于孩子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弱。在考试的压力面前，兴趣往往是脆弱的。

兴趣的价值

王凌沛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的研究生，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英语老师，但却有些灰心。他认为，真正的教学应该是通过活动学习知识，而不是只靠学习知识本身。语言本身兼具工具与人文两种特性，考试应该聚焦于怎样交流，怎样写书评这类实际的应用。现在的“做题式”教学方式，过分强调知识点，正是中国人学不好英语，事倍功半的原因。

3年前，他参加了学校的新疆支教团，在库尔勒市一家中学担任高一英语老师。最初的一周，他投入了比普通老师更多的精力，上课带着同学发言、念课文，用做活动的方法开展教学。他满怀热情地让班上同学提意见，收到的反馈却是一盆冷水。一名同学在纸条上质问他：“你说说你这几节课都教了几个重点？”

王凌沛是从1993年开始学英语的，那一年他5岁。当时北京的英语培训市场几乎跟他一样稚嫩，学书法的培训学校新开了一个英语班。王凌沛的妈妈不懂英语，想着让儿子多件事儿干，就随手报了名。

跟学书法一样，英语班的目标就是为了培养兴趣。班里有20多名学龄前小朋友，每周上一个半小时课，学的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的《现代儿童英语》，这套教材由国内老师自己编写、录音，内容多是一些实际的情境话题，如敲门、进门等家庭和日常生活中的会话。上课的老师是兼职，平日在公办学校上课，周末带这批小孩。

王凌沛还记得那位老师40多岁，现在想来，应该是老三届前后的大学生，被耽误的专业知识难得在这群小朋友身上有了用武之地，上课积极性非常高，一遍遍地用标准的发音带着孩子们念课文，再一对一地叫出来表演对话。“内容说不上有创造性，但是说得多了，小朋友们都练就了一口准确的发音，而且乐于张嘴说英文。”课后妈妈从来不考察王凌沛的学习情况，却常常在骑车送儿子上学的时候，总听见他在后座上嘀嘀咕咕自己念英语玩。

小学四年级，学校开设英语课时，王凌沛发现，启蒙时打下的基础变成了明显优势，他开始往后翻书自学，进度一直走在别人前面，每次测试成绩也是数一数二。英语给了他极大的成就感，他开始觉得，学英语是件有意思的事。

再次上课外班是在小学六年级，出于学有余力，再吃些小灶的想法，妈妈又给王凌沛报了一所文化学校的英语班，教材换成了至今畅销的《Look Listen and Learn》。这套引进的教材与在校的授课内容方向不同，应试意义并不大。每节课两小时主要以听说为主，老师依旧是领着学生念课文、编排对话。“我们的老师叫郝刚，是二十二中国际部的英语老师，他发音很棒，性格好，喜欢跟我们开玩笑，整个课堂都很活泼。轮到学生表演对话，有的同学很有创意，有的哗众取宠，丰富多样，上课特别有意思。整堂课我们一直要张嘴讲英文，下课后都累得不想说话了。”

王凌沛觉得自己很幸运，参加的两个辅导班都起到了积极作用。“那时候大家上课都很认真，知道学校不错，只要跟着好好学，最后就能学出来。一些不太认真学习的同学渐渐退出了，我一轮一轮跟下来，心想自己已经坚持到这个阶段，就更有必要继续好好学下去。”王凌沛后来在陈经纶中学、北京四中、北京师范大学这一路重点中学、大学的学习中，依旧不停地碰到当年一同坚持到后期的辅导班同学。

王凌沛的同龄人高菲，同样也是这种活动式学习的受益者。高菲小学毕业后，只是为了跟随表姐，考进了四川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读书。此前英语能力平平的她，开始接触起与小学完全不同的教学模式——英语课变成每天一节，学生分成两个班级，每班20余人，课上有大量的朗读、课前演讲和课本剧表演，“就是让人一直练习开口说话”。

更吸引人的，是每个学期都有的配音比赛、舞台剧大赛，高菲非常热衷于这些活动：“我的性格是派到头上的机会一定把握好，既然报名参加了比赛，就全力以赴。相比于那些扭扭捏捏不认真准备的同学，我最后总能拿到好成绩。”这也成为了一种良性循环，中考前的保送，是对学校学生的第一次分流，一些对英语兴趣不高的同学选择考入其他学校。高菲选择留在川外附中。在各个活动中大展身手，早已让她对英语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王凌沛的初中生活远没有高菲的轻松，初一开始，他又换到了北京市少年宫学习《新概念英语》，这里的压力大了很多，在这个时期，辅导班已经不适合只带孩子玩玩闹闹，少年宫的老师严格检查所有学生背课文、听写单词的情况，课后还要每天更换句型造十个句子。

这是王凌沛的课外班生涯中，第一次真正面对学习的压力。王凌沛自己所在的陈经纶中学分校任务很重，每天上9节课，周末作业留满。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坚持每晚做一小时英语作业，每周再拨出几小时去少年宫。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坚持把《新概念英语》三册全部学完了。他认为自己从小就是个喜欢坐着看书，自己跟自己玩的人：“我妈只问我什么时候续费，我也就没想过要退出的事儿。中间实在忙不过来，有两次少年宫作业没做完，我公交车到站没下车，一直坐到头再若无其事地坐回家，就逃过那么两次课。”

虽然几个课外班都不是以升学为教学导向，但在实际考试中，王凌沛展示出了多学多练的绝对优势：2003年的中考中，他的英语考到了116分，比其他没上过补习班的同学高出六七分，顺利考上了北京四中。在高中期间，他的英语课被分到了最好的A班，接待外宾，做展示，参加课外英语竞赛，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那时王凌沛的目标，就是像学校里几位英语特级教师一样，从四中毕业，再回四中教书。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最终就读英语系，也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重庆的高菲也通过英语走出了国门。高一时，她所在的小剧团被邀请至英国，在利物浦中学演出自己排练的音乐剧《猫》。在那一周中，她第一次在真正英语的环境中使用这门语言。她的美式英文，虽然磕磕碰碰，但她毫不胆怯地跟用词严谨的英国人问路、聊天。

高菲至今觉得自己最擅长的事就是与人打交道。中学时的学习经历让她对使用英语毫无障碍，乐于在众人面前表现真实的自己。也正是这个优势，让她在高考前通过面试的高分保送到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又轻松以雅思8分的成绩，申请到剑桥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多年后再次回到英国，她发现跟其他国内留学生相比，自己融入课堂的速度要快得多，课堂讨论是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最怵的环节，而她总能立刻与同学和教授打成一片。高菲回国后，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做行政工作，英语是主要的工作语言。

高菲和王凌沛的学习经历，在普通高中的高考压力下，却成了“我的成功不能复制”。王凌沛发现，虽然课程标准在不断科学化，为学生提供商务、旅游、文学等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料，但是实际一线的教学却没有什么进步，仅仅关注必修部分。现在的高中生还是习惯划重点、背单词的英语学习。当他作为一名年轻的支教教师时，他无法与这所市重点中学的升学压力抗衡，只好重新回归按部就班的教学方式。

课堂改革

王凌沛的老师、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罗少茜正与育新小学的两名老师合作，进行一项课堂改革。

她在二、三年级学生中推广“持续默读”。是在每次上课前，让小孩子毫无压力地阅读5分钟英文书籍。持续一周后，学生们的阅读速度从5分钟十几个词，扩展到几百个词。老师询问阅读内容，学生最开始用中文说，后来中英文夹杂，最后就能很自然地用英文表达了。更重要的变化在于，孩子们对阅读产生了兴趣，即使那些最调皮的孩子也是如此。“我们不要逼迫他们做乏味的训练。如果培养了他们对阅读的热爱，他们就能读得非常好。”罗少茜告诉我们。

如果说应试教育的价值导向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那么她认为更值得做的是，教师要有勇气推行课堂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帮助孩子形成兴趣，学会学习。

“儿童学母语，2岁到3岁是爆发期，那时说很多很多的话。父母都会感到奇怪，我没有教你，怎么自己就会说了？那是因为他一直在听别人说话。”罗少茜说，“小孩子会重构语言，自己会创造。所以我们的教学，如果不重视灵活性、创造性，忽视语言本身的特征，实际上会把孩子学习语言的天分和创造力泯灭掉。”

北师大附属三帆中学的一名初中老师采取了一项更大胆的改革。他要求学生每个月要读一本英文原著，厚度在200页以上，同时再交一份不少于1000字的英文读书报告。很多人都不相信初中学生能完成，然而他的学生们都做到了。

“这项活动的价值，就是实现了学习要‘意义为先’的目的。学生的阅读内容、写的书评都是有意义的，他们才会投入地做下去。学习语言，不要过度关注语言的形式，而应该让学习有意义起来。”罗少茜说，“你们应该提倡家长不要乱报补习班，而是在家里极力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中文怎么读，英文就怎么读。”她所指导的两名体育生从最基础的阅读开始，现在已经能读《纽约客》了。

这种改革也符合于培养学习者语言运用能力的外语教学观。即语言的学习首先要为用而学，在用中学，学了就用；在解决问题中掌握语言，而不仅学习例句和范文。“我看有些老师上课，讲单词用了20分钟，再花10分钟讲句子，留给学生互动的时间只有5分钟了。我觉得这样的课堂就是糟糕的。”罗少茜说。

吴欣认为，中国人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外语，但是使用语言的能力却很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生们“学的不是语言，而是关于语言的知识——about language not language itself”。学习的重点在于语法、句式，而不是学习怎么用它, 这是非常违背语言教学规律的。

马悦在上课时，并不把英语当作核心。她更愿意设置金融、历史、数学等课题，让孩子使用英语去完成，把英语教学穿插到学科教育中。“学生因为对这些课题感兴趣，所以开始使用英语，有了学习英语的动力，才能学好。”马悦说。

有用、能解决问题，是学习兴趣的重要来源。但对于孩子们来说，“有用”往往只是存在于家长的催促中，发自内心的动力并不强。马悦说，她也是从小拿出了很多时间学英语，从外国语学校一直读到外国语大学，直到出国。在小学上课外英语班时，因为成绩好而跳了级。她因成就感而获得了兴趣。但这种兴趣只维持到了中学，因为同学们的英语水平都很强，她不再有优势。

她再次找回英语兴趣，真正感到英语“有用”，还是在出国前准备考试的时候。“当我准备GRE和托福考试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为什么学英语。并非是出国的目标，而是我发现写作题目的思辨性很强，我要查很多英文资料才能完成。我觉得英语能够拓展我的思路了。”（文 / 李伟 刘敏 实习 田园） 小学英文孩子怎样英语美国教育年龄数学小学英语教育吴欣马悦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