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陈晓/
经济学家于光远（摄于1995年）
追思会
2013年10月19日，大风天，北京天空显出难得的净蓝。城西国宾酒店的二楼会议室内，由中国民生研究院、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于光远追思会暨经济理论研讨会”在这里举行，环绕房间的四排椅子坐得满满当当。参会者中有不少是年过80岁的老人，甚至还有年逾90岁的耄耋老者，需要靠搀扶才能入座。如果不是为了这场追思会，他们平时已经很少出门。老人们拖着不太灵便的身体，穿过狭窄的通道相互握手，扶着肩膀寒暄，让这个送别故人的大厅里，除了肃穆的气氛外，还洋溢着一种温暖久远的情谊。
这是一场少见的聚会，以后或许也很难有这样年龄跨度如此大的聚会。曾经有学者按年龄把新中国的经济学人分为三代。“第一代出生于1920年以前。他们年轻时追求自由、民主，参加革命，1949年后，参与缔造计划经济体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磨难。但当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为国为民，无私奉献。”其中被公认的代表这一代经济学家最高学术水平的是“四大名旦”——薛暮桥、孙冶方、许涤新，还有于光远。前三位都早已离世，如今最为长寿的于光远也在98岁时离开了他一直喜欢、观察，并探索着的热闹人间，这或许标志着第一代经济学家渐成绝响。
参加追思会的人身份各式各样。有学者、国企高层、发改委财政部的官员，还有民营企业家、名校校长……这么纷繁热闹的告别景象，也符合于光远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我这一生的确是丰富多彩、热热闹闹的。”这些人为纪念于光远而聚集在一起，也是在纪念一段共同经历过的激情澎湃的时光。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经历了两次巨变：一是“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一是从计划转向市场的经济改革。在这两次重要的历史拐点上，这些人的人生，甚至是在满头白发时回想起来最为辉煌快意的人生，都曾在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背景下，和这位刚刚逝去的老人发生过联系。
担任会议主持人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是于光远的学生。他1954年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时，于光远是领导，常常参加这些年轻人的读书会，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他还记得于光远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讲培根的《新工具论》。上世纪60年代，于光远受命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科书时，吴敬琏是编写组的成员之一。他们一起编书讨论历时4年，希望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初，于光远（左一）在深圳考察
坐在吴敬琏身边、满头白发的老人是李锐。1938年，于光远途经长沙去广州发展民先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时，与李锐相识于《观察日报》编辑部。上世纪80年代，担任中顾委委员的于光远主张搞民营经济，提出“既要向前看，也要向钱看”，被内部批斗一个多月。90岁寿辰时，李锐送了他一首诗纪念此事：“唯有向钱方向前，吾兄高论济世全。民营经济风云起，帽子横飞亦惘然。”追思会上，李锐朗诵了为这首诗续写的四句，以纪念这位“终生的好朋友”。
几乎在场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可圈可点的一笔，与这位老人有关。为了保证会议时间，每人的发言不能超过5分钟。北大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陈德华专门准备了发言稿，对着稿子认真地念起来。他在1977年参与了于光远召集并指导的编书组，写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回忆：“光远同志提出不要基于教科书的体系结构，应结合当时实际需要，从实际出发安排书的内容、结构。而当时经济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工作上尊重经济规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所以我们编写组所写出的第一章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然后分别一个个写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本有别于传统教科书体系结构的书，在当时被讽刺为“规律排队”，但在经济史上留下的评价却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本从中国经济建设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著作”。这本书出版后，仅10个月就印发了520万册，修订版出来以后又大量发行，总销量接近1000万册。
20世纪60年代，于光远（右一）与学生们合影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赵人伟因为对计划和市场问题卓有成效的研究，成为中国第二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实证研究方法，被认为是在上世纪80年代冲破传统理论框架和思维模式、独辟蹊径的创新之路。赵人伟回忆自己实证研究之路的启蒙，是在北大经济学系就读时，于光远、林子力和马家驹合作的一篇文章《论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品分配》。“现代经济学强调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功，但这些方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做得很差。当时学术界斯大林经济学风行，那是口号化的经济学，特点是重结论、缺证据。而这篇文章把土地的报酬、劳动的报酬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分析得非常细致，而且找了很多生产合作社做了计量分析，在当时已经非常难得。定量这方面的研究中国从80年代才发展起来，但于光远1955年已经在做了。如果没有政治运动的干扰，他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多。”
在这间小小的会议室内，云集了不同发展阶段中国一些最富智慧的头脑。于光远一生做了很多值得被记住，而且是被这些最有智慧的头脑记住的事。当吴敬琏说起抗战时于光远曾经带着地下党干部的名单被日本人抓住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成勋立刻补充：“他当时趴在地上，日本人坦克车的两个履带从他身边过去，差点被轧着。”当说到“文革”结束后于光远组织的几次按劳分配讨论会时，侯雨夫和陈德华立刻说出了会议的准确时间和次数。甚至对他1955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一篇论文，参会者都能说出发表日期。
1983年，于光远（前排右二）在湖北考察长江水灾灾情
事件的主人公已经在一个月前离开了人世，但老人们的回忆并不让听者感觉悲伤。这个逝去的人从来就不是一个让人怜悯或伤感的人。他一生历经风雨无数，但即使很亲近的人，也很难看到他露出沮丧脆弱的姿态。他自己唯一承认过的烦恼就是衰老。不过对这个自称有革命阿Q主义精神的唯物论者来说，这或许也可看作是他信仰的胜利。生老病死，都是人生必经的不可逆的阶段，他最终是服从了他信仰一生的唯物主义规律。
童年：让照片说话
于光远与秘书胡冀燕（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
认识于光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98岁的人生，跨越了几个时代，从封建中国到革命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他所感兴趣和涉猎的研究课题又相当广泛，因此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一生笔耕不辍，写了近百本著作，包括自己的学术理论、思想历程、编年史。但浩瀚的文字资料，反而对后人认识他造成了一些障碍，只觉得他的一生太过丰富，因此难以捉摸。
他曾经写过一篇《该我出场了，让照片说话》，这是他回忆录的起点，讲述自己从出生开始的童年。这篇文章表现了一个唯物论者的坦白——对一段完全没有能力记忆的时光，最准确的描述方式是对着照片，看图说话。细看这些年代久远的照片，倒确实提供了一条走近他的路径。他生于1915年，正是帝制和共和在中国混战的时候，国门已经被洋枪洋炮打开，新旧杂陈的氛围交替出现在他的童年照片中：两岁时穿着长衫马褂，“老成”地站在红木茶几、菊花盆景旁；4岁时已经换上白衬衣、马裤、及膝长袜、短筒靴，身后是一幅茵梦湖边薄雾树林的西洋油画；在上海家中吃饭时，一家人还穿着白小褂、宽腿的棉布裤，围坐于中规中矩的八仙桌、太师椅；到苏州参加三舅的婚礼时，新娘子身上的凤冠霞披已经换成了一袭婚纱，手中的绣球也变成了花球。
于光远与外孙女非非（摄于上世纪90年代末）
照片上的中西合璧有一种颇具年代感的杂乱和热闹，但照片不能表达的是，两种生活方式背后的纷争，以及给个体带来的痛苦。于光远的童年并不算幸福。他原名郁钟正，本属于上海一个姓郁的大家族。虽然出生时大家族已经瓦解，但父母的小家庭依靠祖产，还是能过上小康生活。父亲属于那个年代不多见的受过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毕业于上海兵工专门学校，被授予少校军衔，并准备很快派往英国学习。但时代变迁中断了这位知识分子的人生，并没有给他一展抱负的机会。官派的留学计划，因辛亥革命清廷的灭亡而中止。父亲后又因坠马受惊，得了精神病，此后病情和职业上的失意交替出现在他的后半生中，成为家庭一直没能摆脱的阴影。
于光远在父亲辞世时，给他写了一段评语：“在旧社会不属于统治和剥削阶级，而是个受欺侮受歧视的人。他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同时有许多封建思想，看来还有迷信思想。他偶尔也讲几句无政府主义的言论。他为人不作假，对人完全没有坏心眼。解放后，如果不是完全疯了的话，会接受些新思想，可是解放对他来说已经晚了。”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失意悲惨的剪影。而于光远的母亲虽然能干坚强，却囿于封建社会对妇女角色的限制，无法有职业收入来供养家庭，只能靠着传统家庭妇女的勤俭，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于光远与原作协副主席、原中顾委委员张光年合影
这个家庭中既有个体意外的悲剧，也映照着旧中国中产家庭共同的命运。封建中国正在衰败，这些秉持中国传统的家庭自然也受到冲击，而它们是没有能力抵御剧变的。于光远的童年从这样的时代剧变中吸取养料，也承担着痛苦。他从小就受到更广泛的教育，父亲的书柜中，既有传统的《诗经》、《左传》、《古文观止》，也有几何、代数、弹道学等西方科学知识。他都囫囵吞枣地看下来，并从此养成“不怕读看不懂的书”的习惯。视野更为开阔的代价是，他大概从10岁起就体会并承担着家道中落的艰辛，从中学开始就半工半读，甚至念高一时还替父亲去教高三的物理课，赚取薪金补贴家用。“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以上，还因此落下了耳鸣症，60年来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于光远曾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共产情结追本溯源，最早可能就来自父亲从现实生计出发的朴素感叹：“我对共产一直抱有好感。在家里缺钱用时，父亲老讲靠挣钱和花钱过日子的社会真不好，共了产就好了。”
两次道路的选择
经济学家吴敬琏
高中毕业时，于光远面临着第一个重大的道路选择：学工科还是学理科？
当时西式的热潮席卷全国，尤其在民间资本更为发达的江浙地区，大大小小的新技术实验既是一种时新的趣味，也是一种新生计的尝试。于光远的父亲失业在家时，也曾试图搞一些工业的小实验赚钱。比如制作蓝黑墨水、将粗糖变为白糖，还有把别人的头发处理成金黄色，做成挂表的条带，或者从照相馆买来大量底片提炼出银子。
经济学家赵人伟
于光远很早就表现出了在化学方面的天分和兴趣。甚至有几年时间，他拥有一间自己的私人实验室，专为伯父开办的化学工业社开发产品和改进工艺。他开发成功的产品有工业染料固色灵、制造橡胶鞋的填充剂碳酸镁、金木耳等等。但在那个时代，想真正将这些技术转化为盈利却很困难，于光远的父亲和伯父通过新技术的创业都不成功。这是当时民族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困境。产业被国外大资本控制，根本没有民族小资本的生存空间，更不要说私人小厂。
不过，即便是那些能在浪潮中立足的资本家，也没有给他留下好印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五卅惨案’爆发时，上海工人、学生掀起了规模很大的革命运动。我们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也停课拿了小旗上街向居民介绍惨案真相，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一贯剥削和压迫，鼓动商店拒售英货和日货，居民不买英货和日货。我们还向商店和路人募捐，支持工人罢工。这次行动对我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教育，也受到一些阶级教育。我们用两根长竹竿拦截小轿车，宣传募捐，原以为有钱人捐钱会多一点，结果不是那样。轿车里的有钱人把我们看成叫花子，既不爱听我们讲话，又不给钱或者只给一点点。相反我们向黄包车夫募捐，有的车夫就掀开作为坐垫的那块木板，把坐垫下所有的钱，就是当天的收入全部捐献给我们。我们把小轿车里的人和黄包车夫的表现说给老师听，他就给我们讲了社会划分阶级的道理。”
9月26日，于夫人孟苏在整理于光远生前用过的书桌
因此，在高中毕业考大学，面临人生第一次重要的道路选择时，于光远弃工从理：“当时我考虑工业大权掌握在外国资本家和国民党政府手里，学了工科就会替他们服务。我不想这么干。为本国的资本家服务我也不愿意。学理科研究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是满足我的一种愿望，为自己服务。”他考上了上海大同大学，后来又转入清华大学。他曾经不无得意地回忆自己当初转学的面试，面试老师是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他说自己回答上一个问题时，就想到吴有训一定会问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果然吴有训提了这个问题，他又滔滔不绝，因此吴有训非常欣赏他，使他成功转学到清华大学，成为物理系三年级的插班生。这在当时的清华大学里是很罕见的，成为新闻。”于光远的秘书胡冀燕告诉本刊记者。
民国年间的教育专属于精英阶层，与于光远同期毕业于清华物理系的学生只有10名。于光远曾说，自己考入清华物理系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他不是想成为一般的物理学家，而是想成为大物理学家。但就像父亲的留学之路终止于时代剧变一样，他的人生道路也迎来了一个转折，不过这是他在时代剧变下主动为自己的人生做出的选择。
前来参加追思会的于光远女儿于小东和女婿吴忠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这是于光远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最后一个学年。他关于相对论的毕业论文被指导老师周培源带到美国，受到爱因斯坦的亲自指点。但他更大的兴趣却已经转移到社会现实。国难是那一代学人抹不去的时代背景，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学术研究。同样生于上世纪初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多次提到，自己做社会学研究的最大信念是“志在富民”。而于光远更是在做一个学者还是一个革命者之间，做出了更坚决的选择。毕业后，他放弃了应考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研究生的机会，进入民先总队工作。后来同班同学钱三强考取了约里奥·居里的研究生。出国前，于光远在钱三强的纪念册上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现在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目的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革命成功之后要进行建设，你出国深造，回来之后就可以为这样的国家服务，到那时候我们还会合作。”
对于光远“成为大物理学家的最初理想”来说，这是一次让人惋惜的放弃，但又是让后人羡慕的自由和坚定。后来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回忆，他刚从清华被选到中宣部于光远手下工作时，有过一段迷茫时期。“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好像很光荣，很神气，但又什么都不是，没有职称，没有学衔，怎样发展自己呢？我们也想把自己培养成像于光远那样学贯两科，既懂自然科学又懂社会科学的新型干部，近学其师，又谈何容易。他们老党员经历过的历史、条件，我们是不可能再经历的。”
确实，对这些被点兵进入中宣部的年轻人来说，于光远这一代高才生的路虽然充满危险和放弃，但却找到了真正的信仰。这或许也是他后来在理论与现实、计划与市场、经济与政治等多次争论中，能留给后人更为信服的答案的思想基础。在追思会上，中国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周为民说：“于光远老师能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一个根本在于他有一颗自由的心灵，因此他有这样一种活泼的创造力，有这样一种在困难面前开朗健康的精神，有在任何风风雨雨中不东倒西歪、不左右摇摆的主心骨，都来自他有这样一颗非常高贵的自由的心灵。”
运动风暴中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于光远官至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是经济学和自然辩证法两界的带头人。因为涉及领域宽，在“文革”中“罪行很全面”，受过不少磨难。
但不管是在自述的文字中，还是在现实生活里，于光远几乎没有表现过痛苦，他有一种奇特的自我消化痛苦的能力。女儿于小东记得，去宁夏干校看父亲，“见到他永远是很快乐的。他在干校看过菜园子、喂过猪、烧过锅炉……记得他带着我在菜园子里捉蜻蜓。宁夏的蜻蜓不像北京的又小又黄，而是又大又漂亮。我们当时住在土坯房里，把窗户一关，五颜六色的蜻蜓在屋子里飞，觉得特别开心。他在干校有个百宝箱，捡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就放进去，螺丝钉什么的，大家想找什么小东西基本都能从他那里找到。”因为于光远在逆境中表现出的乐观，让于小东对干校的记忆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宁夏是黄土高原，冬天特别冷，我们住在干打垒中，人睡里间的炕上，外间放一盆水，第二天早晨睡醒后发现冻出了一个冰盆，他就让我们把容易坏的吃的东西存在里面。他骑着自行车带我去黄河和贺兰山，带去喝的水到了那里都结成了冰块。我从来都没有觉得那是一个艰苦的地方，因为他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一直保持着积极的心态。”
于光远把自己在逆境中的乐观称之为“革命的阿Q主义精神”，但或许用信念的力量来解释更为恰当。在年轻时选择的价值观和目标，给人永葆天真和理想主义的力量，足以让他在世俗评判之外，建立起一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是非标准。吴敬琏曾经作为陪斗，参加过一次对于光远的批斗会。“会上有一个人发言说，我们现在的理论文章是盖浇饭，一碗饭上面盖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盐。他笑着说，事情就是这样嘛。批斗的人说：这么严肃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事情，你还嬉皮笑脸。有人说他这样因为他是老顽童、玩世不恭。不是的，他是对自己有信念、有信心，对于自己追求的目标有信心，所以总是非常乐观。”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经济界有了短暂的反思机会。于光远、薛暮桥、孙冶方发起了三大问题讨论。“第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第二个问题是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第三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这三大讨论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还触动了计划经济的弊病。”赵人伟对本刊记者说。他当时作为初入经济所的年轻人，担任讨论会的记录员。“讨论是两周一次，有时候在经济所讨论，有时候在薛暮桥办公室讨论。当时是从学术的角度很冷静地讨论，但是针对性很强。计划经济的特点是实物分配资源，不要价格，不要商品。如果价格不起作用，就没有办法进行经济核算。大跃进时，我们去下面工厂考察，票据装了几大麻袋，根本没有经济核算。当时农业、重工业、轻工业比例失调，重工业投资过大。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也没有处理好，只讲投资扩大再生产，不顾简单再生产。这三大问题的讨论不仅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而且触动了计划经济的弊病，为20年后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摘帽子：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
追思会上，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于光远从1977到1978年组织的五次按劳分配讨论会。北大教授汪丁丁在纪念于光远的文章中也写道：“以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为开端，中央计划体制逐渐瓦解，民营经济获得宝贵的发展机会。事后回顾，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部分。”
如果不是专门研究经济史的人，多年后再回看这段历史，很难理解“按劳分配”的理论讨论为什么会赢得这么高的评价。因为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话语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劳分配”已经是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常识。但在上世纪7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创造的一系列意识形态枷锁，还牢牢套在每一个人身上。1975年，当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时，不希望与“四人帮”的意识形态霸权有正面冲突，因此急需一个新的政治写作班子，于光远因此从宁夏贺兰山脚的干校调回北京，成为写作班子的七位负责人之一。他后来回忆为邓小平起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讲话的草稿：“小平同志召集我们到北京后海他的家中进行研究，记得当时我坐在小平对面，耀邦坐在旁边，我们一字一句地边念边修改，用了整整四个上午。”
证明改革在理论上的合法性，是当时所有想要改变的人都不能逾越的阶段。现在翻看于光远当年对启动经济改革，从计划向市场转变的论述，里面充斥着各种概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高级目标……在当时，这是在政治刀尖上破题经济改革必须完成的理论推演。
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比，于光远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有很好的数学基础和计量思维，也有超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力和阐述能力。赵人伟告诉本刊记者，同时代的几个大经济学家各有特点：“薛暮桥对中国经济问题号脉最准；孙冶方既有中国实际经验，也有苏联经验；于光远的特点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都很好。”他能把现实的经济问题理论化，并用这个政党熟悉的政治语言讲述出来，从千头万绪中找到启动改革准确的破题点。
改革从何处起步？当时至少有几个问题引起学界的关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刘世定告诉本刊记者：“于先生当时是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他以这个名义联络了一些学者，大概是1977年三四月份，开了一个小型讨论会，确定了几个议题，包括按劳分配、革命与生产的关系，还有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但大家兴趣比较高的是按劳分配，因为这既是非常现实的恢复生产、恢复经济的管理问题，又是非常重大的涉及基本路线的问题。”
刘世定告诉本刊记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奉行一条‘基本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因而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那么阶级分化从哪里来？按照‘四人帮’制造的理论，按劳分配就是产生阶级分化的基础，所以，在‘文革’中，按劳分配成了政治禁区，奖金、计件工资被明确取消了，计时工资也徒有其名。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后的一段时间中，思想上的禁锢还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基本路线’还被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予以肯定，报刊上宣传的基本上还是这套理论。”
“基本路线”理论在很长时间捆绑着生产力发展。“如果还继续按照‘按劳分配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的说法，就不能进行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没有解决，你研究按劳分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呢？”赵人伟对本刊记者回忆，“意识形态的事情困惑了我们20年。于光远组织的按劳分配讨论会，就是把极‘左’的东西拨乱反正。只有意识形态的帽子摘下了之后，我们这一批人以及比我们年轻的人才能走向实证分析的道路。”
讨论会从1977年4月到1978年，一共开了5次。第一次有30多个单位的100多人参加，到第三次时，除了在京的135个单位的500多人外，还有来自23个省、市、自治区，130多个单位的300多人，其中有不少人是来听会的。后来一些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崭露头角的学者，比如吴敬琏、董辅礽、张卓元都积极参加，都成为讨论会上颇有锐气的年轻人。刘世定作为一个当时刚从山西插队回来，对中国现实和未来有强烈好奇心的年轻人，也去旁听了讨论会。他对本刊记者回忆：“当时的讨论非常细致，比如说奖金问题，参会者提出，如果已经是按劳分配了，那么奖金的意义在哪里？现在我们会觉得这是非常技术的讨论，但是那时候这个问题是有风险的。会上讨论比较多的是关于劳动的计量，应该如何测量劳动的多和少。当时最震动的结论是，否定了按劳分配是产生阶级分化的说法。”
从一个具体的经济理论入手，撬动了对多年来影响巨大的基本路线的反思，这是按劳分配讨论会在当时发挥的特殊作用。经济界的活跃气氛，开始向其他学科传导，才有了哲学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摘掉意识形态的帽子后，吴敬琏、刘国光、赵人伟等第二代经济学人将计划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引向了更为深入的实证研究。
1978年，邓小平曾回忆：“理论问题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提过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同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做好改革工资制度调查研究工作的通知》。“奖金”，成为那一年最激动人心的“新名词”。
向前还是后退
上世纪80年代是向西方学习的黄金年代。一些西方著名的经济学人也被请进中国讲学。他们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学人的求知若渴，也感受到了一些暧昧不清的政治氛围。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因为对计划体制下必然产生短缺经济的精彩论述，被邀请到中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后来在自传《思想的力量》中提到这段经历：“当时在匈牙利和中国国内仍然阴魂不散的政治压抑以及缺少自由和权利的社会现状让人们感到压抑。我们可以从某些迹象间接地察觉到这些情况。我们在欧洲或者美国参加经济学会议时往往可以轻松地从报告厅里的气氛、听众的表情以及听众对于演讲的反应判断出他们是否欢迎这场演讲，而这次和中国经济学家一起参加会议时根本无法得到这种信息。无论在主席还是听众的脸上，我都读不出任何情绪。我必须依靠其他迹象来判断自己的演讲是否成功。在会议的休息时间，许多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会把我包围起来，兴奋地用结结巴巴但是勉强可以表情达意的英语向我提出问题。”
另一位西方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自传中回忆1980年的中国之行时也提道：“一开始我们对知识界的开放性非常惊讶，他们提出了广泛的问题，愿意接受并发表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批评等等，但是很快就发现这是表面现象。毫无疑问，现在可能有着比‘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宽松的气氛和更开放的讨论，但也有一种倾向，多提问题而不是表达观点。”
这些西方学者的感觉是准确的。进入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引擎在轰轰作响，但改革到底往什么方向走并不明朗。到底向前还是退后，在权力高层并不统一。赵人伟在当时负责接待过几位来访的著名东欧经济学家。他对本刊记者回忆：“有的经济学家说，他在和中国的一些高层领导见面时，听到不少人怀念‘文革’前实行计划经济的50年代，认为那时中国的发展非常好。这位经济学家问我，那你们为什么不回到那个年代而是提出改革呢？”
于光远是坚定的向前派。赵人伟评价他“不是‘风派’，不会左右摇摆，而且一直往前走，没有后退过”。1978年，于光远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访问团副团长，对南斯拉夫进行了3周访问，并在1978年7月至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介绍考察情况。南斯拉夫是在50年代率先反思和挑战苏联模式，并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于光远回忆，这次考察形成了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对于“文革”结束后的方向选择，刘世定也曾经问过于光远。那时候他已经成为于光远的研究生。“我问老师，如果说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主要具有‘拨乱反正’的性质，那么，从‘拨乱反正’是怎样转向改革，而不是退回‘文革’前的体制呢？”刘世定对本刊记者回忆，“他说，当时很多积极投入拨乱反正工作的人，或多或少都是有改革取向的。‘文革’中很多人也有反思，我们原来的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才会走到‘文革’？”
在当时所有主张向前而非倒退的改革派中，于光远可能是尺度最宽的人。学识、经验、信仰，让于光远的思想足以不被一些流行的甚至已经形成话语霸权的理论控制。张卓元对本刊记者评价：于光远“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方面的最宽派代表。他认为只要加入交换范围的就属于商品。社会中存在着的几种交换关系都是商品交换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他在上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提出充分发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发展我国经济的观点，非常超前。应该说他是最早的市场经济的倡导者”。
上世纪70年代末，当改革向前还是退后并没有定论时，民间已经形成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1979年5月，全国各地17位在西方经济学领域有造诣的人士联名发出了成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创议书，于光远领导的理论方法组委托研究会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有官方背景的支持下，在国内系统介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成为一次经济学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讲座从1979年11月至1981年春天，每周一次，由各地43位专家主讲，使中国经济学家的话语系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对此后中国经济改革走向起过重要影响的经济学人也从这样的讲座中崭露头角。刘世定记得：“当时厉以宁连讲师都不是，‘反右’的时候不允许他上讲台，只能在北大图书资料室整理资料。于先生当时搞经济学讲座，讲西方经济学，有人向于先生推荐了厉以宁，结果一炮打红，他又重上讲台。”
但向前还是退后？在80年代权力高层内部仍然是没有达成共识的疑问，因此转变为外部阴晴不定的政治风云。刘世定回忆，1986年底到1987年上半年，是于光远在党内生活中面临非常多压力的时期。董辅礽也在封笔之作《守身为大》中，记录了自己当时陪于光远参加一次高层机构对他的批斗会。“我是唯一一个以陪他受批者的身份参加的。会议充满了火药味，激烈时，有位批判者竟拍着桌子破口大骂，于光远也拍着桌子回击，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进行反批判。他的这种坚持真理的学术节操，深深教育了我，使我也顶住了要我批判他的压力。”
压力反而成了他决心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研究写成专著的动力。刘世定作为助手参与了一些整理工作。“我问他，为什么对这种很难说得清楚的宏大问题感兴趣？”刘世定对本刊记者回忆，“他回答说，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离不开时代特征。经济学家从时代的特征汲取灵感，提出问题。经济学家可以研究很多问题，但什么问题重要，什么问题不那么重要，什么问题有意义，什么问题不那么有意义，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特征决定的。”
他强调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写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一书，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大经济学著作”之一。
发起发起
赵人伟对本刊记者回忆：“1979年，前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受邀来华时，和于光远有过一次交谈。于光远问布鲁斯，怎么看列宁总结的公式：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以及他在此基础上新加的公式：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布鲁斯说，只有像列宁那么伟大的人，才能把复杂的事情用一个公式概括。我不是伟大的人。”
布鲁斯的回答是一种委婉的否定。对社会主义如此复杂，尚在发展过程中的事物，是无法用公式下结论的。于光远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和所有伟大的人物一样，他曾经想通过自己的探索，为中国的未来找到一个真理般正确的结论。50年代，他成立了“于光远编写组”，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科书。编写组的讨论和工作随政治运动时断时续，一直到60年代，最终没有写出来。参加过编写组的吴敬琏后来对秘书柳红回忆：“总觉得气氛有些特别：一方面，于光远骨子里倾向自由主义，他在编写组里培育自由讨论的气氛，几乎任何问题都能讨论；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宣部在科学方面的总管，要贯彻党中央的政治意图。”
这是时代加诸个体的局限性，即便如于光远这样的大经济学家，也难以完全挣脱时代和角色的局限性。另一位也参加过编写组的成员冯兰瑞说：“光远同志对这部书没有编出来不无遗憾，但我觉得这部书编不出来是必然的，不可能编出来。因为社会主义究竟什么样，当时我们国内的经济学界，编教科书都是以苏联社会经济，以苏联教科书为蓝本的，这是很不成熟的。因此我觉得光远同志的遗憾没有必要，如果书编出来了，现在还是不行。”
但在这样看似没有结果的探索中，于光远已经远远走在了他所属的时代前面。他没有能回答社会主义是什么，但将自己的探索经历写成了7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当刘世定问他“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否意味着仍然认为原来所追求的那种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多种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是更高级的阶段呢，于光远回答说，他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们将进入的更高阶段是怎样一个阶段，必须以现实为基础，进行了科学分析后才能知道。”
于光远的晚年，致力于发起各种研究。他住在史家胡同8号的电话末四位是8787，被戏称为“发起发起”。他也自封为“发起家”，还专门写了一段话来阐述这个承前启后的角色：“别人还没有想到的事情，我想到了，而且提了出来，我就心安理得地认为此事是本人发起的。本人喜欢发起这事那事，发起的事情比较多，也就心安理得地接受‘发起家’的称号。我不怕别人说我只是发起而不去从事所发起的工作，如有人如此说，我就说，世上发起家也有其存在的价值。”
在追思会上，大家历数了他作为“发起家”的价值：他亲自去乌家培家，要求他搞计量经济学，现在乌家培成为中国计量经济学第一人。他让赵履宽做劳动工资问题的研究，后来赵履宽在此基础上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劳动人事学院，创立了四个中国原来没有的专业：劳动经济学专业、人力资源管理学专业、社会保障学专业、劳动关系学专业。他当年发起的三大问题，按劳分配等讨论，以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阐述，拓宽了社会主义的外延，最终成就了第二代经济学家的黄金十年。赵人伟对本刊记者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时，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十年称为怒放阶段。1979年他与刘国光撰写的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被认为是最早系统地、最有新意地论证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论文。赵人伟对本刊记者说，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是要在计划经济的外部或边缘加上一点市场机制作为补充，而是要将市场机制打入计划经济的内部。
变和不变
1992年，于光远因患癌症住院治疗。这期间，他送给刘世定一张照片作纪念，大概是他面临生命中的不确定性的一种表示。他每年坚持给朋友们写贺年信，汇报一年的工作和生活。从1992年开始，他的贺年信中频频能看到入院的消息。
岁月让他有了很多改变。他坐上了轮椅，2005年第一次中风后，他就很少出远门了。2006年再次中风，出家门也很少了。2011年11月入院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医院。身体机能在不可逆转地衰退。他亲笔写的贺年信不得不在2009年底停止了。
衰老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对手。他曾经在给耀邦同志的信中说过：“深感‘老年修养’也是个大问题”。但他仍然找到了自己的“应战”方法。在九十自述中他写到：“你们恐怕看不见我为年龄而发愁，因为我一直努力保持一个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在心不老方面，幻想也是一条，我要的就是这样能支持和加强自己毅力的幻想。”因此，最后讲这样12个字：‘我追求！我坚持！我执著！我成功！”
但他喜欢新事物的秉性仍然没有改变。85岁开始学电脑，只能用一个手指打字，但还是坚持将多次持笔写作的习惯改为电脑写作，并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即便已经被疾病和衰老困在家里，他喜欢“发起”的习惯还是没有改变。“家里有年轻一点的阿姨，他就会让她学习，还支持她去外面上一个什么学习班。对年纪大一点的阿姨，他就说，你可以去创业啊织毛衣啊，我给你1000块钱，你可以启动你的事情。”女儿于小东对本刊记者回忆。
“父亲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没有老人常见的性格怪癖或悲观消极。”于小东对记者说。外孙女非非是他最疼爱的人。他出过一本外孙女的成长日记——《非非，我的观赏动物》。他每次观察她一点就随手记下来。非非小时候，他还专门为非非设计了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加里敦大学迷你教授，21世纪观察院特约观察员，非非玩士。”“给非非设计名片的时候他还很忙，不是伏案工作到深夜，就是坐着轮椅到处跑，回来就会将所思所想写成小短文。我佩服他在80多岁高龄又这么繁忙的情况下，还能有这份生活情趣和童心以及他对新事物的热情、对年轻人甚至一个孩子所拥有的那份平等。”
赵人伟回忆，有一年，于光远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小女儿于小庆来北京访问，找他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他对于小庆说：“要了解中国经济你应该去找你父亲啊。于小庆说，现在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都不知道我父亲是谁。”这是一个有点让人遗憾的遗忘。当意识形态的枷锁逐渐摘除后，当年冒着极大风险摘除枷锁，给后人争取到自由和空间的人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于光远所属的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使用的话语体系，与现在的西方经济学家有着距离。但中国的经济改革之路，就是从这样晦涩沉重的语境中走出来的。柳红曾经写过一篇有关第一代经济学家的文章，第二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黄范章看了之后给她写信：“现在我们是坐在沙发上讨论经济问题，当年他们是在政治刀尖上讨论经济问题。”
细看他的改革论集，虽然语言上有时代的隔膜，但提出的问题却依然有现实意义。他1981年写的《为什么国民生产总值不能准确地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在GDP挂帅的今天仍然能找到对照的意义。1982年写的《应该对环境进行计量》，对照当下席卷全国的雾霾，也不由得发出会心的叹息。他曾力主的企业所有制改革，如今仍是任重道远。
对于光远来说，他似乎并不在意自己是否还站在时代的潮头。晚年的时候，他在《我的市场经济观》一书的序言中，仍然做出了与年轻时选择一致的自白：“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20岁到现在快80岁了，这个科学信念我没有动摇过。当今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和在中国都不行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的确不理想，就在这个时候我宣称自己是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做这样一个宣布，是很不轻松的。尽管自知知识功底（尤其是关于当代国际知识）和年龄与身体状况，对于从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感到力不从心，但我还是想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件事上，尽一点责任，做一番努力。” 中国社科院经济经济学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于光远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者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