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阐释者”

( 提诺·赛格尔 )

三联生活周刊：你最初开始艺术创作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现场表演这种方式？和你的个人经验有什么关系？

提诺·赛格尔：我最初是学舞蹈的，在做这类东西之前，我做过舞蹈和戏剧作品，所以现在我做现场表演就比较多。之前我还学习过政治经济学，所以我的作品会较强地偏向政治性，这点在《这个进步》中就有所体现。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件作品中，你提到了“interpreter”（阐释者）的概念，它等同于“actor”（演员）吗？当“阐释者”进行表演的时候，作为艺术家你的角色是什么？

提诺·赛格尔：“interpreter”这个词，在法文、德文里的意义和在英文中不太一样。在法文中，无论是戏剧演员的表演还是舞蹈演员的歌唱，只要是在做一个事情来表达某种意义，都可以叫作“interpreter ”。而英文的“interpreter”，以及中文的“阐释者”，所表达的意义都更狭义一些，它在作品中也有“player”（参与者、玩家）的意思。

《这个进步》整个作品的概念是我设想出来的，我会帮他们进行排练，我的角色就好像戏剧的导演或者编舞家，只是这些事情不在剧场或舞蹈场地进行，而是发生在美术馆这样一个环境里。我做这些已经有12年了，由于经验，我可以保证“阐释者”的行为是可控的，但他们的话语、行为却并不是严格安排好的，他们是自由的。我的作品就像任何群体运动一样，比如足球、篮球，规则设定，人数也设定，但其中还有很多即兴发挥的成分，我并不知道每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是规定不能漫谈，谈话内容要和“进步”有一点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在一个美术馆空间里构造这种对话情境，你的主要动机是讨论社会问题，还是为了对某种美术馆的观念进行一种颠覆或改变？

提诺·赛格尔：从过去的几百年到现在，我们从事的很多活动都包括这样一个方面，一种所谓的距离感。比如我们看电视、去听音乐会、看歌剧、看电影，都会意识到自己和所看的东西之间存在的距离，然后以此为基础做出判断。但是，很多社会活动其实是一个让我们激活自我的过程。我创作的目的就是希望给大家找到一个激活自己的原因。当然，你可以说我去摇滚乐现场，听着也很激动，但摇滚乐现场有那么多人，你充其量是一种集体式体验，就算身体中有某种感觉被激发出来，那也是几百人几千人一起被激发的。而我希望给予的是一种个体性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有点像理疗或者训练：能够让你有一种更好的感觉，或者说是不同的感觉，但又是个体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作品从不做任何文本介绍，也不拍照和录像。为什么会对物质实体的存在这么排斥？

提诺·赛格尔：因为我很懒惰。虽然没有这些东西，观众不还是来了么？这些作品在其他国家都展出过，如果把作品拍下来，就好像我要向别人介绍你，却只给人看你的肩膀，那是部分而不是全部。我很注重作品和每一个个体的互动和交流，如果只看视频的话，不太容易有这种感觉，但如果亲自去到现场，每个人都可作为个体来体验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作品既然没有任何痕迹被保留下来，比如录像、图片，那么你和艺术机构、美术馆的收藏合作以怎样的方式进行？

提诺·赛格尔：举个例子：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拥有作品《这个进步》的所有权，这就是说，它想什么时候复制展出、展多长时间都可以，从法律角度上说，我必须同意。到目前为止，我作品被侵权的情况还从未发生过。 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