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盛密码——大秦帝国背后的四张面孔

( “君如青山，我如松柏，此生相扶，永不相负。”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剧照——秦孝公与商鞅联手，在秦国实行了深彻的变法 )

商鞅：“作法自毙”的帝国奠基人

前362年，夏日炎炎，在通往秦都栎阳的驿道上，从西面走来了一个年近而立、精力充沛、箱笼中满是书经文牍的中年男子。就在前不久，操劳成疾的秦国国君献公因病溘然长逝，即位的是年仅21岁的太子渠梁，是为秦孝公。孝公继位后，秦国形势依旧岌岌可危。虽然，秦军在少梁再次击败魏军，俘虏魏国大将公孙痤，收回繁庞，但秦弱魏强的大格局基本未变，一旦魏军西出长城，冲破秦军的洛水防线，就能直逼泾渭地区，不仅新都栎阳难保，旧都雍城也难保。于是，孝公在登基伊始，即发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明确提出了招徕人才的首要标准是身怀富国强兵之策，而非门第显贵或德性纯笃与否。一时间，各国士人纷纷西迁，从函谷入秦，期待在这个陌生而充满机会的新兴大国中一展雄才。

这名行色匆匆的中年男子，就是少梁之战中被俘的魏相公孙痤府上的中庶子卫鞅。孝公继位同年，为秦所俘的公叔痤归魏后病死，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卫鞅，说其才大志高，可任国相之重任。但又警告魏惠王说，如其不用，则必须诛杀，以免其为他国所用，成为心腹大患。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皆不采纳。卫鞅预计在魏难酬壮志，遂离魏入秦，日后遂以商鞅之名见诸史册。

当商鞅来到秦国都城栎阳时，为了能尽快面见孝公，遂投在其宠臣景监处，暂时充当门客。

商鞅自幼好刑名之学，又仕宦在魏，受李悝、吴起的遗教甚多，决心将三晋之变法措施推行于秦，这已是他心中定见。然而刚上台的孝公到底胸中志向如何，他却没有底。《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入秦之初，四次谒见秦孝公，分别以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术为游说主题。结果孝公对标榜道德仁政的“帝道”都无兴趣，“时时睡，弗听”，讲到王道也兴味阑珊，直到商鞅奉上以短期称霸为目的的“霸道”时，才兴味盎然。而当商鞅最终谈及富国强兵之术时，孝公更是大喜，于席上跪坐对谈之时，不时向商鞅的座位前趋，畅谈数日仍不知足。这深刻说明，法家之术重在解决现实的政治矛盾，是现实政治迫切需要的，即在短时间内富国强兵。而儒家的帝王之道却要以德来安近怀远，此固非一日之功，况且在诸侯力征的战争年代也断难实现。

( 献公时期，秦国内忧外患，形势岌岌可危。图中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人物（左起）：公子虔、秦献公、公子渠梁 )

从今天的视角看，商鞅变法之根本目的，就是为将秦国彻底变成一个对全体人口实行有效控制的中央科层式集权国家，进而最大限度从社会汲取人力与物质资源，进行有效率的对外扩张战争。

然而，尽管有来自秦孝公“自上而下”的支持，但当时秦国世族的保守势力依旧强大，出于“恐天下议己”从而引发政治风波，动摇自身王位的原因，孝公亲自安排了一场御前会议，核心即让商鞅与守旧派代表、世族老臣上大夫甘龙及左司空杜挚等进行一场针锋相对的当堂辩论。对于甘杜两人“无百倍好处不可变法，无十倍功效不变更祖宗器物典制”、“圣人与智者只能因循守旧进行统治教化”的观点，商鞅犀利地提出，此仅是“世俗之言”——治理国家并无一成不变之法，前代之礼法各不相同，商汤、周武王并未恪守成规，才兴旺发达，夺取天下。他鼓励孝公当机立断，“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 张仪以连横之策破六国合纵，凭三寸之舌独步政治舞台。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塑造的张仪（喻恩泰饰）意气风发，“名利之徒”之于他究竟是何种内涵，也只有他能解其中之味 )

最终，孝公被商鞅的雄辩与热情打动，于六年（前356年）拜商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6年后，迁都咸阳，标志着强盛崛起的秦王朝向东扩展的决心，这里地处渭河台地，具备丰厚的黄土，耕种简易，且利于漕运。由渭河北岸古道，可以东出临晋关，渡河可东至蒲坂，直取夙敌魏的腹地，由渭南古道，则可以东出崤山、函谷关，与中原诸侯争雄。

商鞅前后两次变法，核心内容即按照源于三晋的法家政治理念与变法经验，增强秦国的“耕战”之力。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商君考》中明确指出，编民为伍，彼此连坐之法，出自李悝《法经》；罢黜守旧勋贵出京，整饬军备，沿自吴起；甚至变法之初，立木封金于都城南门，也是模仿吴起“南门偾表”。首先“废井田，开阡陌”，改百步之田亩度量为240步，着重开辟与分配耕地，鼓励垦荒，所以“开阡陌”的最终目的不仅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统一缴税，终极目的也是将土地度量与户籍徭役兵役管理“绑定”在一起。根据商鞅所撰《垦草令》，秦王还采纳了其建议，招徕三晋之人，给予田宅和国人身份待遇，一则削弱了三晋帝国的人力资源和相应的农业生产和军事动员能力，也使相当部分秦国男性青壮年可投军入伍，增强秦军的战斗力。

商鞅变法之另一核心举措，在于在秦国全境推行县制，以往秦、三晋与楚设县，多为边境偏僻地区，军事边防作用为先。商鞅变法后，将秦国全境统一划分为41县，最高行政长官为县令，秩级从600石至1000石不等，职责相当庞杂琐屑，包括管理农业生产、管理粮仓、管理公府金钱、兴发徭役兵役、铸造兵器等。县令之下有县丞和县尉，合称为长吏，是县令的佐官，分别负责辅助管理政务，以及县内军事之职。县令与长吏之下，有厩啬夫、皂啬夫等职责明确的胥吏。县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国家可以强力控制编户齐民，予取予求，赋税、兵役、徭役悉出于编户。

户籍编制和授田之法的最终目的，在于驱民为战，对外扩张，而商鞅变法中实行的军功爵制，则是军事组织动员的强心针。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简中，亦有《军爵律》两条，分别规定了军功赏赐的具体政策，战场得敌人首级一，就能赏爵一级，为五十石之官；斩两首者爵二级，为百石之官……可谓简单直接，通晓民心。军功爵制的推行，也有力促进了秦王国的社会转型，使得周代贵族赖以维系统治的“礼乐”教养更加失去了意义。发达的军事组织与官僚制度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和与互相促进性，使得万民在一条统一的起跑线上接受自上而下的统一指挥，协调行动。

( 苏秦也是纵横大才，同张仪一样，口吐莲花，谈吐之间天下风云变幻 )

随着变法各项措施雷厉风行地推行，秦国的国力迅速增强，东进拓疆，建立霸权成为孝公和商鞅关注的核心问题。东进，就必须彻底摧毁秦的宿敌魏国，也许在商鞅内心深处，他一直没有忘记魏惠王对他的冷落与忽视，而让魏国付出霸权旁落、疆域缩减、军力被毁的代价，则是最好的复仇。他游说秦王说：“秦与之魏，譬如人之有腹心患，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公元前354年，趁着魏赵大战邯郸之际，秦军东进，元里一站大获全胜，斩首7000，夺取了少梁，这是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外战大胜。两年后，商鞅晋升大良造，再次趁着魏国争霸中原，无暇西顾之势，率大军穿越河西，夺取了魏国的旧都安邑，并进而攻陷魏国防秦重镇固阳。

曾经轻视商鞅的魏惠王，终于尝到了悔之莫及的滋味。公元前344年，他派出使节前往宋卫邹鲁等国之间，试图建立联盟，集各国之力联盟伐秦。然而，这次表面上声势浩大的反秦联盟，却被洞悉魏惠王心理的商鞅轻松破解。他告诉孝公：独立抗击联军是下策；请齐楚等与魏国有隙的东方大国发兵来救，是中策；上策则是先以利害分歧破魏组织的反秦联盟，再设法令齐楚等国自行伐魏，这样秦国不仅自身无损，还可以再次趁魏国交困之际出兵收复河西之地。魏惠王居然在亲身涉险的商鞅游说下，吃下了秦国支持自己称帝这枚空心汤圆，计划联合燕国伐齐楚，兴冲冲地“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斿，从七星之旟”，闭门过起了皇帝瘾，结果引发东方六国众怒，先是在桂陵之战中败给齐军，丧师10万，又被商鞅率秦军趁火打劫，大将公子卬被俘，失去了河西之地。

( 秦武王（右）、魏冉（左）、白起（中）是秦国的新生力量，决定了秦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图为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剧照 )

凯旋而回的商鞅，达到了其事业与威望的顶峰，秦孝公亲去东郊迎接凯旋之师，同时兑现了自己“有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诺言，将商鞅“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然而，正在商鞅达到自己政治生涯与理想抱负巅峰之时，灭顶之灾也悄然降临。一位名叫赵良的官员曾拜访商鞅，当商鞅洋洋自得地让他比较自己与曾经的穆公贤相百里奚哪个功劳大时，赵良说，百里奚出任秦相，劳累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打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的车辆，不带武装防卫。而商鞅却在封地南面称君，天天用新法来逼迫秦国的贵族子弟，用刑罚惩处反对变法的太子师傅。一旦出巡，则前呼后拥，车马众多，卫士们弓上弦，刀出鞘，实在不是长久之计。赵良进而说，商鞅的权势表面上炙手可热，实则除了秦孝公的支持外别无依托，如同日光下的朝露。他进而劝告商鞅其将十五邑封地交还秦国，到偏僻荒远的地方浇园自耕以自保。对赵良的建议，商鞅自然嗤之以鼻——5个月后，公元前338年，45岁的秦孝公骤然去世，新君太子驷刚继位，嗅到了政治风险改变的朝廷诸臣马上就将矛头指向了孤立的商鞅，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清洗立刻拉开了序幕。

( 用兵如鬼，步战如风，文武全才的犀首一方面对秦王手下留情，另一方面却合纵抗秦，这就是战国谋士 )

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君秦惠文王绝对不会允许卧榻之旁还有商鞅这样位高权重且有宿怨的前朝旧臣，曾因反对变法而受到文身等肉刑的太子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立刻劝告昔日的学生不要养虎遗患，于是商鞅被收缴了相印与兵权，逐回封地。不仅如此，惠文王又借口商鞅离行之仪礼形制太过奢靡，有越制非礼之罪，索性宣布其为罪臣叛党。穷途末路的商鞅在奔魏未果的情况下，只得暗自逃回封地起兵，作孤注一掷的抵抗。最终被惠文王所派大军击败，被执于郑国境内的渑池，惨遭车裂处死。

商鞅虽死，但其变法却已在秦国牢牢生根，所谓“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秦国已经如同一列呼啸的列车，完全在他设计的旨在富国强兵的法家政治轨道上隆隆前行。商鞅以后，各国客卿依旧源源不断涌入秦境，出自三晋或与三晋之学有渊源者众多。在其他秦代“四世而霸胜”前来助力的主要客卿中，韩非是韩国贵族，尉缭来自魏国，黄留珠在《秦客卿制度简论》中做过统计。在秦惠文王、秦悼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王嬴政六位国君统治期间，“先后担任秦国相国要职的共有22人，其中18人是受人推荐的客卿，张仪、公孙衍、范雎、李斯……秦国遂成为战国时代外籍布衣将相最为密集的国家，也就此奠定了自己统一六国、合并天下的基础”。

( 吕不韦画像 )

张仪：三寸之舌动天下

公元前337年，对于张仪来说，是个充满不得志与屈辱的时光。这位战国隐世奇才鬼谷子的高足，魏国公室之后，由于家道中落，正屈就在楚国首都郢，充当楚国令尹昭阳君门下一名下等门客。不甘于终日饱食君禄的张仪，屡屡试图献计进言，但一概如石沉大海。更令其愤恨难名的是，在一次宴会上，昭阳君在酒性之余，拿出楚王赏赐的珍贵玉璧传视四座，纷乱狼藉间，玉璧竟无故在席间遗失，“贫而无行”的张仪，莫名其妙地被疑为嫌犯，忍受了令尹手下惨无人道的拷问刑求，“掠笞数百”。嘴硬顽固的张仪当时并没有被屈打成招，当他拖着遍体鳞伤的残躯回到家中，听到妻子不禁埋怨说，若是他不走求学游说之路，哪里来如此飞来横祸时，奄奄一息的他却豪兴大发，声称只要自己的三寸之舌尚在，就有逢雨化龙、意气风发的一天。

( 秦惠文王迎娶新后遭其行刺未遂的一幕 )

纵横游说之士，欲想实施胸中的锦绣韬略，权谋机变，必须首先得到一国君王的青睐，才能出将封相，执掌大权。与张仪同为鬼谷子门下高足的苏秦，此时已经担任赵国之相，力使东方六国实现“合纵”，联手抗秦。是年（公元前330年）秦国大良造公孙衍（号犀首）新破魏军于雒阳，生擒魏将龙贾，《史记·张仪列传》中记取了一段叙事生动、曲折跌宕的故事：苏秦急于派人游说秦惠王，使其兵锋暂缓对准发起合纵的赵国，遂相中了郁郁不得志的同门师兄弟张仪。但又恐张仪至赵后贪恋相府中的优裕，所以苦心孤诣，等待张仪前来相见后不叙同学之谊，分尊卑而坐，飨其粗茶淡饭，并不时出语讥刺，迫使张仪一怒之下西去入秦。

虽然这一段描述引人入胜，但其事很可能有误。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证明，苏秦活跃之年代，较之张仪要晚许多。而根据《吕氏春秋·报更》篇中的记载，资助张仪入秦的是诸侯小国，周天子直属王畿附庸“东周国”的国君昭文君，这位小国诸侯虽封土狭促，籍籍无名，但慧眼识人，直言“寡人之国小，不足以留客”。他慷慨地赠送张仪千金之资，劝其西入争霸天下的秦国寻求功名发展。

入秦后，张仪的“以连横之策破六国合纵”的外交大战略受到了秦惠文王的欣赏，遂拜张仪为客卿。云梦秦简《秦法律令》对于客卿功绩之考核，有如下记载：“故客卿相，论盈，就正卿。”即客卿由监察官吏考核其功过，一旦稽考评议达到水准，可当正卿。在秦20级军功爵制等级中，第10级左庶长以上，至第18级大庶长，都为“卿”级别，可见秦国对于客卿之礼遇重视。张仪上任后，立即着手推行其连横外交的第一步，“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他在连横之初曾指出，“夫秦之所以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魏国是合纵的核心，楚国是合纵举足轻重的后盾。魏国既服，会在六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进而制服楚国，合纵自然会失去根基和力量，难以取得成效。

张仪的连横外交基础，即是秦国对六国一系列势不可挡的军事胜利：公元前328年，秦国公子华、张仪率军队攻陷魏国重镇蒲阳。张仪又建议秦王，将蒲阳还给魏国，并派公子繇到魏国去当人质，作为威逼利诱魏国屈服的香饵。一切妥当后，志得意满的张仪亲临大梁劝说魏王，惊慌失措的魏惠王于是割让上郡15个县与秦国，张仪回国后被任命为秦国国相。

公元前322年，张仪辞去秦国国相职务，只身入魏，担任魏国国相，魏以张仪为相，传统史家于此一律斥责魏惠王昏聩懦弱，开门揖盗。但从另一方面讲，魏国固然是看中了张仪的外交经验，但也是迫于秦的压力，而向秦做出的友好姿态，是魏国试图通过张仪而跟强秦联络的一种方式。而此时各国也经常任命出自他国的“客卿”为相，诸如苏秦佩六国相印，著名纵横家公孙衍也分别相于秦魏之间，再加上这些客卿的功能大多为外交，所以我们似乎能够推断出，这些客卿所担任的“相”类似于今天的外籍高级顾问以及驻外大使，除了外交与军事外，不能涉足其他领域的政务。

为了使魏国屈服，在魏国宫廷内埋设张仪这一枚重要棋子后，秦惠文王便派兵进攻魏国，夺取曲沃、平周。公元前318年，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五国联军联合讨伐秦国，进攻函谷关。秦国出兵迎敌，五国联军再次大败而归。张仪遂趁热打铁劝说新继位的魏襄王，声称魏国此时已经衰落为二流强国，地方不满千里，士兵不足30万，地势四下平坦，没有关隘河川之险要，为四战之地，各国虽然表面“合纵”，但私下各有算盘，魏国一旦惹怒秦国，秦国发兵，则各国也援救不及。襄王大惧，连忙宣布退出合纵联盟，并邀请张仪返回秦国替自己求和，志得意满的张仪回到咸阳，立刻重新担任了秦国的国相。

在三晋中第一大国，心腹之患魏国臣服后，张仪将连横目标转向了合纵轴心的另一中枢楚国。公元前314年，张仪到楚国后，以口头承诺的商於之地六百里作为齐楚断交的条件。贪婪而目光短浅的楚怀王听信了张仪的空头许诺，“闭关绝约”于齐。

事成后，楚王派使臣逢丑父随张仪入秦受地。张仪假装坠车受伤，三月不上朝。楚王利令智昏，以为自己与齐国断交的迹象还不够明显，居然遣使入齐境，大骂齐王。齐王愤怒之下，宣布与楚断交。此时张仪图穷匕见，干脆对逢丑父玩起了厚黑学，言及秦国之土岂能轻易让人，自己有方圆六里的俸邑，倒是愿意献给楚王。楚怀王一怒之下，和秦国绝交，派大将屈匄率师攻秦。秦国派兵迎战，公元前312年，秦楚战于丹阳（今河南丹水北），楚大败。秦俘楚将屈匄及副将等70余人，斩首8万。秦取楚汉中郡。失败的消息传到楚国，楚怀王更加恼羞成怒，派遣全国之师攻打秦国。公元前312年，秦楚又战于蓝田（今陕西蓝田县），楚军再次溃败。韩国、魏国趁楚失败的机会，出兵攻楚，至邓（今河南邓县）。楚军两面受敌，被迫仓皇撤退，割让两座城池，忍气吞声地与秦讲和。汉中落入秦之手，使秦国本土与巴蜀连成一片，不仅消除了楚国从南方来的威胁，而且使巴蜀丰富的物质资源畅通无阻地运向关中，秦国的战略优势进一步加大了。

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想用武关以外的地方换取楚国的黔中之地。恨透了将自己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楚怀王表示，只要能将张仪交出，一切悉听秦国尊便。张仪思忖万千，明白自己不过乃是一名在秦国毫无根基的客卿，此时不去，不但保不住性命，还要在朝堂上被群臣攻讧不忠不义，失去秦王的信任。于是他果断主动请求秦王应允，以自己五尺之躯，为秦国换地。果不其然，张仪一入楚国，就被打入天牢，然而他并不以自身安危为虑，原因就在魏国任相期间，早就以重金馈赠在楚国宫廷内编织了一张密集牢固的关系网，包括魏王宠臣靳尚与楚王宠姬郑袖在内。最终，在两人一内一外的劝说下，张仪不但没有被楚王押赴刑场，反而被隆重地礼送出境，

轻松脱困、志得意满的张仪并没有急忙返秦，而是假道韩国，劝说韩王与秦结盟，既虚声恐吓，又旁征博引，晓以利害：“韩国地方险恶多山，所产五谷，不是豆子而是杂麦，国家口粮积存不够两年，现在军中的士兵不过二十万，秦国却有甲兵百余万。崤山以东的人要披上盔甲才可以参战，而秦国人个个赤膊便能上阵迎敌，左手提着人头，右手夹着俘虏。秦国用孟贲、乌获那些勇士们来进攻不肯臣服的弱国，正像在鸟蛋上压下千钧重石，无一可幸免……”惊恐的韩王立刻同意了张仪的建议，决定与秦国修好。

张仪返秦后，鉴于他凭借自己远胜百万甲兵的三寸之舌，游说得六国合纵之势冰消瓦解，秦惠文王列土分茅，赐他六邑之地，以及武信君的爵位。张仪受命再次出使齐、赵、燕三国，以滔滔雄辩说得三国纷纷表示，自己愿意卷甲束兵，与秦国结盟。

然而，正当志得意满的张仪准备返回秦国复命时，传来了惠文王突然驾崩、武王即位的晴天霹雳。张仪冷静地得出判断，鉴于新王与自己素来不睦，而自己的显赫地位已遭朝中同僚长期侧目，如果再贪恋权位返秦，恐怕就要重蹈商鞅的覆辙，于是主动请求入魏。武王也落得顺水推舟，为张仪备革车三十乘，隆重送其出境。张仪出任魏国相国一年后，卒于自己的故土。与他同时代，叱咤风云的纵横游士与客卿，吴起、商鞅、庞涓、苏秦，大多在荣誉的巅峰后遭遇飞来横祸，客死他乡，他能够荣归故里，寿终正寝，实则是一种难得的福气。

虽然后人如扬雄，斥责张仪、苏秦、公孙衍等人的纵横游说为“诈术”，然而他们在乱世中独步政治舞台、纵横捭阖的事迹，却是战国历史上最闪耀的一幕。与张仪同时代的孟子弟子景春曾形容张仪之游说效力宏大，到了“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地步。更重要的是，他的连横之术，奠定了秦帝国之后半个世纪的外交策略，也成为秦帝国霸业的重要基石之一，正如李斯所说：“惠文王用张仪之计……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白起——打入另册的战神

南朝梁武帝时期，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奉皇命编撰《千字文》。其中以“起翦颇牧，用军最精”来形容战国四大名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廉、李二人之史书地位评价自不待言，然而名列在前的白、王二人却史传简略，评价多低下。尤其名列其首的白起，虽然“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但同时更被贬称为“杀神”、“人屠”，后世帝王所赞历代忠臣良将，白起更是无缘入选。

《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六引晋人孔衍《春秋后语》说，白起外形清奇，“为人小头而锐面，瞳子黑白分明，而视瞻不转”。按照相书分析，这样的相貌预示着为人果断，决策清晰且意志力坚。白起出身秦国郿地（今陕西眉县），其出身已湮没不可考，一说是楚国公族白公胜之后（白居易作《白氏族谱》）；二是虞国公族百里奚之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另有秦武公之子公子白，以及秦穆公时名将重臣白乙丙之后等数种说法。白起初次崭露头角，是在公元前294年攻韩之役，攻下新城的白起被晋升为“左更”。次年伊阙之战，白起又大败韩魏联军，连拔五城，斩首24万，生俘魏将公孙喜，一战成名。

公元前280年，秦军大举攻楚，攻楚大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白起率领，攻向楚国重镇鄢（今日湖北宜城西南）；另一路由蜀守张若率领，直至巫地、黔中，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两路互为声援，使得楚国不能首尾相顾。楚军主力在鄢与秦军大战，白起攻城不下，遂采用水攻，在鄢城百里之外建立水坝，壅西山长谷水为渠以灌鄢城，滔滔大水从郾城东北角冲开城墙而一贯而入，“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水经注·沔水》）。直至宋代，这一池陂依旧被称为白起渠。次年，白起再次乘胜攻楚，夺取安陆，并贡献楚国郢都，进兵洞庭湖边，迫使楚国仓皇迁都于陈（河南淮阳）。从此，秦国以郢为南郡，白起因战功被封为武安君。

此时的战国大格局中，曾经一度的超级大国魏、楚已经日暮西山，东方唯一的超级大国齐国因秦国连年的连横外交，也始终不与秦国正面为敌，在阻碍秦国一统六合的道路上，最主要的强敌就只剩下了一河之隔、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后民风彪悍、军力齐整的赵国。

两强相遇必有一战：公元前262年，秦军进攻韩国野王（河南沁阳），占领野王后，就截断了韩国上党郡（陕西东南部长治）与韩国本土的联系。上党太守冯亭在绝境下，决心上演一出“移花接木”之计，以上党投赵，赵孝成王接受了上党辖境，并封其为华阳君。

从地缘战略角度看，凡关中势力欲与河北势力争衡，控制了两者间之天险太行山的形势，就拥有了居高临下、高屋建瓴之势，而上党高地就处在太行之巅，正是赵都邯郸的西南战略屏障。秦占之则可居高临下攻击邯郸。而在赵国看，与其听任秦国夺取此地理优势，不如主动出击，占据上党以御敌机先。而此时秦军已经占领野王与南阳，将使日后会战中韩、魏难以援赵，这为日后之胜打下了最初的伏笔。

两年后（公元前260年），秦军在左庶长王齕率领下，进攻上党，虽然秦军主帅为王齕，但赵国朝堂之上，真正恐惧的是白起。平原君认为，白起之善战，简直到了“无解”的程度，上策是“可与持久，难与争锋”，为此平原君推荐了心目中最佳的统军将帅人选——勇鸷而爱士、知难而忍耻的老将廉颇，并制定了避免与秦军野战、坚守不出的正确战略。廉颇率军抵达上党地区后，直赴长平，这里是上党至邯郸西南交通要津，只要长平不失，秦军则不能涉足上党，更遑论直扑邯郸。这里地势为丘陵，丹河及其支流分布其中，西有高平关、长平关、故关等群塞可固守，河谷平川便于大军调度辎重运输，极端利守而不利于攻。

老成持重的廉颇，将自己大营设在今高平东南丹河东岸大粮山一线，并预计高平西北丹河一线为主战场，并设下空仓岭、丹河与百里石长城三道防线。秦军在王齕率领下，于六七月间突破赵军第一道空仓岭防线，一鼓作气抵达丹河西岸，然而在此却未能再进一步，整整对峙了3年之久。秦军远道而来，粮食辎重运送不利，士气越发低下。然而，就在廉颇的战略即将开花结果之际，秦国的外交战略再次成为决定战场天平倾斜的“场外因素”——秦王令人“使千金至赵为反间”，成功地使赵孝成王将廉颇的正确战略视为畏缩不战，以名将赵奢之子、年轻气盛而缺乏实战经验的赵括取而代之。在得闻消息后，秦廷大喜过望，迅速秘密派遣白起至前线取代王齕。

赵括到前线后，即命令全军出击，西渡丹河以迎击秦军。白起则佯以示弱，从丹河西岸至谷口北且战且退，在丹河野川河分水岭一线固守，同时秘密派遣奇兵2.5万人向东北方向过秦川水，突袭赵军后防百里长城之后，断其粮道与援兵。另派5000骑兵前往故关，与包抄百里长城的秦军会师，遂将赵军一断为二，使得此线以北的赵军与大粮山的辎重补给隔绝。

至此，贸然出击的赵军被完全包围在小东仓河、丹河之间一块约20平方公里的狭长三角形地区内。赵括发现局势不妙，大军被困在此而无辎重，大粮山南线一带赵军有辎重补给却兵力薄弱，缺乏主将，只能就地修筑营垒，坚守待援。赵军在坚持46日、粮尽援绝后，赵括被迫将主力分为四队，轮流强行突围，最终被迫亲率精兵卫队上阵冲杀，为秦军所射杀。

主将既死，赵军战斗意志彻底溃灭，白起为彻底打击赵之国力与士气，于故关、高平关之间坑杀赵国降卒，整个长平战役，白起率领秦军共歼灭俘杀赵军45万之众，使得东方六国中当时军力最为强盛、抗秦意志最为坚强的赵国从此一蹶不振。

长平一战，为中国乃至世界冷兵器时代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合围歼灭战，它被西方军事史奉为圭臬，由同时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指挥的坎尼之战也相形失色。白起做到了“料敌先机，心战为上”，避免与40万赵军在无把握情况下野外决战，而是以奇兵对敌分割、绝粮、断援制胜，决战前先匿名幕后指挥，并最终诱敌出垒，聚而歼之，有“一稳二准三狠”之妙。在白起高超指挥之上的，是秦国的“制胜”，从最初秦昭襄王“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为将者斩”，到决战阶段“亲赴河内发十五以上民悉旨长平”为决战进行总动员，其法家中央集权国家体制下的效率与动员力，也是赵国乃至东方六国自叹弗如的。

至今，故关附近淘清河支流，被称为八谏水，附近也有八义村，相传赵括贸然出击，行军至此，有廉颇故将部下八人死谏，要求大军重回故垒坚守，被拒绝后不忍见全军覆灭，国破家亡，于此自刎。而高平县至谷口一代民间，擅做名吃烧豆腐，做法为先火烤而后水煮蘸料，别名“白起肉”或“白起脑”，赵人对此战耻辱怨恨，可见一斑。

白起经长平一战，名声大振，然而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他的赫赫战功，很快引发了秦相国范雎的嫉妒，他唯恐在崇尚军功的秦国朝堂之上，出现一个危害自己专权的跋扈将军。恰逢其时，心惊胆战的韩赵两国此时才匆忙拾起外交离间这个武器，试图阻止战场上步步紧逼的秦军。传说著名纵横家苏秦之弟苏代，特地受命抵达咸阳，与范雎密谈，言白起若乘胜灭赵，“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确实，长平之战后，赵国生力军已经基本覆灭。公元前259年10月，秦军再次攻占上党，王齕率军一路攻击武安、皮牢，司马梗率军一路进攻太原，白起自领中路准备直下赵都邯郸。没想到两月后，秦王听从范氏之言，下令退兵，理由是秦兵在外久战疲劳，应班师休养，并应允韩赵两国割地求和“割韩垣雍，赵六城”。

然而秦退兵后，赵国撕毁了和约，不愿献出六城，更派虞卿前往齐国，准备联齐抗秦。秦昭襄王自然勃然大怒，准备起兵再度伐赵，令白起再次统军出征，但白起却出乎意料地抗命不遵。之所以会发生这样违抗君命的犯上之举，一方面固然是对范雎不满，更深层次原因是出于纯军事形势的考虑。白起认为，秦国已经失掉全胜之机，他对秦王说：“长平之战后，赵军大败，秦军士气旺盛而赵国恐惧沮丧，正好一气呵成。然而大王却选择退兵，厚葬死者，厚养伤者，重赏有功将士，大宴功臣，举国上下一片欢庆，已经失去了长平之战时的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势。而赵国自长平之战后，以哀兵必死之志，大修战备已经一年，又用丰厚的财物与外交游说交接燕、魏、齐等国，此时伐赵，实不属最佳时机。”

道理虽然明晰恳切，但秦王已经拿定主意，依旧派五大夫王陵率军伐赵，于前258年正月败于邯郸城下。秦王后以王齕取代王陵，并再次增兵，但依旧无法攻克邯郸，又遭遇魏国公子信陵君率领各国联军来救。情急之下，昭襄王两次派范雎前往白起府上求其出马，然而白起竟托病不出。这种消极怠工之举，再加上范雎落井下石，大进谗言，使得秦王暴怒不已，亲至其府邸，要求其承接虎符，领兵出战。然而长于征伐、缺乏庙堂政治智慧的白起此时选择了冒死进谏，痛陈此时伐赵不可能克奏肤功，劝告秦王：“释赵养民，以诸侯之变，抚其恐惧，伐其骄慢……天下可定，何必以赵为先乎？”这一番话虽然恳切，但无疑彻底触动了秦王的逆鳞，白起当即被削去武安君爵位，贬为士伍，流放至阴密（甘肃灵台县西）。由于病情未曾好转，白起并未立刻起身，而三月后动身时，秦军再次战败消息的传来，秦王颜面尽失。范雎又趁机进言说，白起对处罚心有怨望“其意怏怏”，昭襄王一怒之下，令赐白起死，使者风尘仆仆，于咸阳西十里杜邮将白起赶上，一代名将仰天长叹，慷慨引剑自刎。

白起一亡，范雎自然大喜过望，接连推荐自己的得力党羽王稽、郑安平为河东太守和将军。不过冥冥中，果报循环，郑安平得意洋洋来到邯郸前线，被赵魏楚三国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居然率众两万，投降赵国。王稽也因贪图六国私下贿赂，将河东郡拱手让出。按照秦律“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的规定，公元前255年，范雎与王稽一起被处以死刑，并夷三族。处于暮年的昭襄王仰天长叹：“今武安君既死，而郑安平等叛，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以是忧。”

白起身经百战，几乎无一败绩，然而在史家文士心中地位却异常底下，诗作典籍中也多讥刺之语。明人李濂路过长平故垒，做诗《骷髅山》，就有“落日沙原重回首，长平云接杜邮云”之句。白起之所以能笑傲沙场，是因为秦国不仅率先拥有了先进的军事动员体制与经济后盾，也因为率先抛弃了周代以降的“战争礼仪化”，在冲突中不仅强调领土占据，而且以杀伤对方有生力量为优先选择。根据马非百《秦集史》中“首功表”所列，从秦献公二十一年至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41～前234年）这107年里，秦除了同若干残存的小诸侯国和西戎、巴、蜀、少数民族作战以外，同六国共作战65次，未获全胜或互有胜负的仅5次，败北的仅4次。秦军共斩首敌军约167.8万人——而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儒家意识形态中，兵学的至高境界是“高屋建瓴”、“胜于庙算”、“兵不血刃”以及“不战屈人之兵”，与此大原则背道而驰的白起，因此被长期贬抑自然不在话下。具讽刺意味的是，2000多年后，《剑桥战争史》作者杰弗里·帕克在其书序言中，声称主导世界的“西方战争模式”有几大特性，包括“重侵略与杀戮”、“重扩张与支配”，倒是与白起以及战国时代的秦代军事大战略丝丝入扣。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缺乏此类眼光与视角，只是一概认为秦帝国兴起所倚仗之杀戮霸道，本身就是其以二世而亡的原因，正所谓“百战区区竟何补，阿房烟草亦凄迷”。

吕不韦：从巨贾到名相

公元前265年春天，赵都邯郸东南郊，平时门可罗雀的丛台，来了一位车马奢华、随从众多的不速之客，其派头气度之雍容，给门口为数不多的卫兵和侍从留下了深刻印象。表面上看，丛台这位住客的身份不可谓不大，乃是秦国来的秦昭襄王之孙，当时为安国君的秦国太子柱（孝文王）之子异人。而到访者人近中年，衣着光鲜，乃是出身卫国濮阳的阳翟巨商吕不韦，因长袖善舞，商业嗅觉灵敏，擅长贱买贵卖，家产已富于千金。

商人无利不起早，吕不韦此行目的，是要进行一项不但对于自己，对于整个战国乱世来说也堪称惊天动地的风险投资。然而在当时人眼里，异人身上委实没有什么投资价值：他的兄弟多达20余人，自己不是长子，母亲夏姬又不受宠。所以，当昭襄王二十八年，秦赵两国渑池会缔约修好时，两国相约互派公子为“质”，异人就不幸被选中，走上了一条吉凶未卜、寄人篱下的异国之路。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结盟缔约，互遣宗室子弟为质，已是司空见惯事。质，有抵押、对等之意，一旦为质，则是将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于不可知之国”。此时各国战事争夺不断，所谓“春秋无义战”，毁约背弃之事时常发生，而身为“质”的他国宗室子弟经常下场凄惨，所谓“身为粪土”。届时强秦如一头盘桓在西方的虎狼，不断向东巧取豪夺，异人在赵国的境遇自然不妙，“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被软禁于丛台已达数年之久，朝不保夕。

那么吕不韦看上了异人身上的哪一项投资价值？根据《战国策·秦策》中的记载，吕不韦在拜访异人的前几日，曾问及父亲：投资田亩稼穑与投资珠宝美玉能获利几倍？吕父回答曰：“前者十倍，后者百倍。”接着，吕不韦雄心勃勃地继续抛出一个惊天之问：“拥立一国君主，获利又有多少倍？”父亲被儿子的野心勃勃震撼得无言以对。

然而所谓“知易行难”，异人虽为秦国宗室，此刻不要说归国与继承大统希望渺茫，就连性命也都岌岌可危。但这并不能动摇吕不韦冒险一试的决心。他首先说服异人立志做秦国太子：“如今公子您既没有母亲在宫内照应，自身又处于祸福难测的敌国，一旦秦赵开战，公子您的性命将难以保全。如果公子信任我，我倒有办法让您回国，且能继承王位。”

得到异人的应允后，吕不韦遂慷慨拿出五百金巨资，作为每日饮食出行开销，然后继续携带重金，披星戴月、风尘仆仆地直奔秦都咸阳，求见秦孝文王王后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称若太子执政，阁下则危如累卵，生死在旦夕间，但自己有一计可保其富贵。这一番话对于熟知宫中每当王位更替、权力嬗代时，不免血雨腥风的阳泉君来说，无疑十分入耳。于是，他赶紧问吕氏有何高见。吕氏不慌不忙地说：“大王年事已高，华阳夫人却无子嗣，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子傒继位后一定重用秦臣士仓，到时王后势力必将衰落。现在赵国为质的公子异人才德兼备，极想回到秦国，可惜没有母亲在宫中庇护。王后倘若能立异人为太子继位为王，他肯定会感念华阳夫人的恩德，而无子的华阳夫人也因此有了日后安享富贵荣华的依靠与保证。”

不出几日，被一番利害关系说动的阳泉君与华阳夫人便听从了吕不韦的要求。吕氏席不暇暖，又连夜赶回邯郸，再用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赵王，成功使其答应释放异人回国。吕不韦的理由是，假如秦国真的要攻打赵国，也不会因为一位人质公子的缘故而耽误军机，反之如果释放异人归国，不忘恩德的异人他日登基，也会有利于两国邦交。回到秦都咸阳后，工于心计的吕不韦为了让异人给原籍楚地的华阳夫人一个惊喜，特地让异人身着楚地服装觐见，华阳夫人见到故国衣冠，欣喜感慨不已。加上异人仪表堂堂，谦虚有礼，于是当堂把异人认作己出，并替他更名为“楚”，并旋即说服孝文王立其为嗣君。

公元前249年，公子楚继承王位，是为庄襄王，封吕不韦为相国，文信侯，以蓝田十二县作为他的食邑。吕不韦昔日付出的千金，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也许是由于长年在赵国颠沛流离，庄襄王继位三年后，即溘然长逝，享年仅35岁。幼子嬴政继位，秦国五年内三易其主，关东六国无不暗中相庆，以为秦国必定内乱不已，其东侵之势必然顿挫。然而吕不韦不仅是个成功的商人，三年在相位上的历练，已经使他颇有政治远见。在他的操控下，秦国政治正式进入了吕不韦时代：除了以三朝元老的身份理政外，吕不韦特地继续重用昭襄王时代的老臣宿将以安人心，如燕人蔡泽，曾受人攻击，被迫“谢病归相印”，但却受到吕不韦的重用。秦王政即位后，吕不韦请蔡氏出使于燕，秦燕连横的形成，与蔡氏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所以吕不韦曾得意地说：“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质矣。”又如王齕、蒙骜这些昭王时的名将，吕不韦更是用人不疑，继续指派他们手握重兵，在秦统一东扩的战场上开疆拓土，建立战功。

公元前249年，吕不韦任相后不久，“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从此，“东西周替入于秦，周既不祀”。东周国的灭亡，不仅使秦取走了河南、洛阳等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地，而且由于彻底结束了一个延续800余年的“天下共主”的虚名周天子王室加诸秦的政治威胁与束缚，因而使秦完全取得了统一天下的合法地位。

吕不韦灭东周国后，即建议庄襄王派大将蒙骜乘胜伐韩，取成皋、荥阳，连同已占有的两周旧地，建三川。至此，“秦界至大梁”。公元前248年，蒙骜伐赵，连克橄次、新城等37城。次年，秦国大将王齕“悉拔”韩上党，又定赵晋阳、置太原郡。同年，蒙旅伐魏，拔高都、汲等地。正当秦准备大举伐魏时，信陵君君自赵返魏，合魏、韩、赵、燕、楚五国之兵以抗秦，一度败秦于河外。为了扭转这种局势，吕不书建议庄襄王立即派人以重金行反间计于魏，致使魏安厘王遣人代信陵君将，信陵君谢病引退，五国的抗秦合纵也再次随之瓦解。

公元前241年，魏、赵、卫、楚等国再次尊楚考烈王为纵长，“相与合纵，西伐秦”。但进抵函谷关时，秦当即给予回击，结果“诸侯兵皆散走”。接着，秦又乘胜拔魏朝歌，灭卫，以卫地入东郡。同时，楚在合纵失败后，也被迫再次迁寿春。从此，山东诸国已面临被各个击破之势，再也无力合纵抗秦了。

历代秦国东扩，兴兵动众，每次遂大获全胜，但由于讲求杀伤六国战斗力，摧垮其抵抗意志，战场上必尸山血海。富于政治远见的吕不韦，已经预见到，纯靠杀戮，只会使陷入绝境的东方六国拼死做困兽之斗，给秦军带来越来越大的阻力与伤亡。况且四海统一时，这些在战场上殊死抵抗的六国之兵，则是未来负担秦帝国劳役征伐、耕于田间的黔首之民，所以吕氏破天荒地提出“义兵”之说，要求秦军“入于敌之境，则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于国邑之交，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为了从根本上遏制滥杀，打破军功爵制单一靠计算斩获首级的方式，吕不韦特地将普通秦国民众的获爵方式扩大，纳粟千石，也可拜爵一级。这招可谓立竿见影，在吕氏当政的13年间，除秦王政二年“鹿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外，秦军往日的大屠杀记录在史册上奇迹般地消失了。

战国世家大族，多好养士之风，吕不韦既然做到了第一强国大秦的相国，门下更有食客三千，因才入官者也不乏其人，其中才干最大者，就是原为楚国上蔡布衣、为荀子门徒的李斯。西入秦后，吕不韦即延其为门下舍人，不久后，吕氏即发现李斯见解不凡，能言善辩，特地提升其担任“郎”的官职。郎的职位虽不高，但由于它“主更暇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因而有机会向秦王进言进谏，进而晋升为客卿、廷尉。

公元前239年，吕不韦集门下食客、历尽数年之力编纂、集先秦诸子学说纪闻于一体的《吕氏春秋》正式成书。得意洋洋的吕不韦将其皇皇巨著公布于咸阳市门，并宣布“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一时间无人敢于上前修改。“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一语道出吕不韦公布此书的另一层目的，是借以立威。此时秦王嬴政已经21岁，即将加冕亲政，对于将秦国军政大权操控在手多年的吕不韦来说，交权，是件极不情愿的事，最好的情况，莫过于亲政后的嬴政继续受其控制。他在《吕氏春秋》总序中，公开宣称自己编纂的论集“十二纪”是黄帝曾经教导颛顼之道，“汝能法之，为民父母”。这无异于单方面宣示了秦王应该以己为师长，接受教导。

但是，嬴政完全不是吕不韦想象中的弱君，这位未来的始皇帝性格强硬、专断，自幼学习法家诸子典籍的他不仅不能接受“仲父”吕不韦的摆布，而且要“独制其民”，不能“与人共治之”。在这个王权尚未走上正轨、权力结构回复常态的微妙状态中，危机与混乱时刻可能产生，吕不韦此时却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

嬴政的生母赵姬，本为吕不韦身为阳翟巨商时的爱妾，后为了博取异人欢心，献于当时还是公子异人的庄襄王。虽然赵姬入秦后，被尊为皇后、皇太后，但她与吕氏依旧藕断丝连，也许从内心深处，吕氏深知自己可以通过操控影响太后，加强自己的绝对权力，所以并没有终止这种饮鸩止渴、大逆不道的行为。然而，随着嬴政的成年，这种关系宛如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给吕不韦带来杀身之祸。情急之下，他选取了一条自以为万全的金蝉脱壳之计，将市井无赖嫪毐推荐入宫。未曾想嫪毐因此得宠，其权欲迅速膨胀，仗着太后赵姬的恩宠与纵容，被封为长信侯，封地遍布山阳、太原两郡，在群臣前称为秦王“假父”，“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骤然使秦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出现了太后、秦王政、吕不韦、嫪毐四驾马车并驾齐驱的混乱局面。

更有甚者，嫪毐与太后私通后，竟然生下两子，为防止丑事败露，嫪毐只有铤而走险，极力怂恿太后，一旦秦王政发生意外，则拥立二子为王。嫪毐先后私下结党，将掌握秦国宫廷禁卫与巡视的卫尉竭、在宫廷内统领射箭卫士的佐弋竭，以及中大夫令齐等人罗致入麾下，并私养门客死士，准备随时发难。

在错综复杂的情势下，吕不韦的处境更加难堪。他是引荐嫪毐的祸首，又与嫪毐和秦王存在权力上的斗争，无论嫪毐与嬴政，任何一人在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中胜出，他都面临着无法善后的局面。终于，公元前238年4月，春日融融，秦王政前往宗庙所在地、旧都雍城，准备举行加冠大礼，以便正式掌握国政大权。文武百官，宗室贵族，六国使节分乘驷车千乘随从，千名禁卫郎中随行护驾，一路上旌旗满天，戈矛殳戟如林蔽日。就在大典进行时，嫪毐盗用太后与秦王印玺，调集县卒，部分禁宫卫卒，以及府中门客舍人，围攻秦王下榻的蕲年宫，结果被洞察陷阱的嬴政一网打尽。

然后，秦王清除异己的剑锋，终于指向了“仲父”吕不韦。罪名是现成的，如果没有他的怂恿与支持，嫪毐哪里能假称宦官入内廷，秽乱宫禁？公元前237年10月，吕不韦被免去相国职务，逐出咸阳，迁移至封地河南雒阳。

然而就在被贬至封地的一年多时间里，东方诸国使节于道络绎不绝，各国无不希望将这位一手将大秦帝国带至强盛的三朝相国延请至本土，做富国强兵计。这种情况，让本性多疑寡恩的嬴政更加恼恨，他岂能让吕氏有机会前往东方六国，转而成为秦国统一天下的障碍？于是他挥笔写下了一道绝情冷酷的谕旨：“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余与家属徙处蜀。”

在封地府邸读罢谕旨，吕不韦心如死灰，饮毒酒自尽。嬴政还宣布，以后再有如吕不韦、嫪毐这样与王争权者，满门获罪。司马迁记录说：“当是之时，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天象异常，仿佛既在感应一代重臣名相溘然早逝，又在预示着14年后，大秦帝国一统天下的巨变。（文 / 朱步冲） 中原商鞅商朝历史南宋唐朝史记汉朝背后三国大秦帝国之崛起长平之战秦国历代国君春秋战国秦朝帝国长信侯吕不韦张仪秦国商鞅南门立木面孔楚国密码隋朝强盛东汉四张赵国魏国东周邯郸之战大秦帝国河北省邯郸西汉赵括辽朝大秦战国时期白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