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钟人往事

那年代，工厂开在封闭的小镇，就百来号人，却也是堂皇的国企，上下班依时定点是工厂形象的首要规矩，朝七晚四。

敲钟由传达室负责，门卫老韩要求配备半导体收音机一台，倒不是嫌枯坐无聊，而是没有手表、座钟可作参考，需以收音机报时来准确规范自己的职责。座钟走到下午15点50左右，他从容打开收音机，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声不少地听完报时，这才敲钟，开厂门放行。下班后，老韩爱听绍兴戏，但他会抠出收音机里的两节电池，换上自己买的另一品牌电池，不占公家便宜，睡前再换回来，迎接鸡鸣后电台第一拨新闻前的报时。后来厂里换了电铃，老韩的标准不改，举着收音机来到电闸前，和着最后一声嘀音，郑重地合闸响铃，仪式庄严。

接任老韩的何师傅，在“文革”中吃了牢狱之苦，罪状是收听敌台。平反后照顾他看大门，但他还是对收音机敬而远之。由于厂里给他补发了坐牢几年的工资，他买了块进口表犒劳自己，正好可以用来精确计时。何师傅却不似老韩严谨，上完厕所经过电闸时看看手表，只差五分钟，合上算了，免得担个心事，打完可以消消停停看报纸。于是当天全厂人都抱怨，说今天可不能算迟到，何师傅拉早了。何师傅笑道，这有什么，今天提早几分钟下班好了。可下午何师傅想起来看表时，都4点10分了。

没过多久，何师傅的宿舍被小偷洗劫，那只全厂人人羡慕的名表是最大损失。人们纷纷向何师傅表达对那只表的悼念，何师傅却说：“他戴、我戴，还不是一样戴。”大家半天才反应过来，何师傅愿意与之共产的“他”是指小偷。何师傅刚出狱时，人们慰问他在劳改农场里痛失的年华，他却说：“里面、外面，还不是一样锄头笃笃。”——坐牢前他在厂里负责搞基建。没了表的何师傅打钟更没个准儿了，直到他告老还乡。何师傅现已95岁高龄而依然健朗。汪曾祺遇到一些旷达之人便封其为“活庄子”，我看何师傅就是其中之一。

何师傅的时差再大，也比不过他的接班人老任头。隔三差五的，老任头会在半夜把电铃按得山响。比如他晚上喝醉了，半夜醒来，觉得异常的孤寂——他是老光棍。想到悲愤处，他便以电铃代替长啸，响彻小镇的夜空。当人们披上棉衣从宿舍区赶去传达室质问他时，他还余怒未消：叫你们搂着老婆睡在热被窝里开心噻，我偏让你们都睡不着！

厂长拿老任头没办法，不过也没有为此操太久心，厂子已不景气了，不再需要人上下班，当然也不必打铃。而今，厂子关了，镇也变成了区，在原厂址上盖起了区少年宫。每逢周末，家长们就用各种交通工具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学跆拳道、围棋、少儿英语。到了一定时间，就能听到喇叭播放一支儿歌，我听了好几次才明白，那就是上下课的铃声。（文 / 古十九） 往事敲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