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顺明与任岳峰：追凶者与逃犯的16年人生

( 杨顺明 )

纠纷和哥哥的死

1996年，杨顺明高中毕业，他告诉本刊记者，尽管在学校里成绩一直不错，但他甚至连高考成绩都没查就决定外出打工了。杨顺明的家在离昆明160公里的农村，爸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上面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因为家里穷，姐姐小学毕业后没多久就开始外出赚钱，哥哥比他大两岁，高中没念完也去昆明打工。杨顺明是全家学历最高的人，也是村里第三个读完高中的人，虽然他的成绩至少能上“二本”线，但他还是决定放弃学业，以此减轻家人的负担。

杨顺明出来打工时，哥哥杨顺祥已经是昆明国际大酒店内“阿二靓汤”的运营主任。当时昆明的酒店行业收入较高，杨顺明也开始在酒店当服务员，由于头脑聪明，入职13天后就被提升为领班。几个月后，杨顺明被挖到另一家酒店当餐饮部领班，当时的总经理就是任岳峰。杨顺明说，入职一个月后，任岳峰跟他说，自己开了家西餐厅，希望他能去当餐厅主管，收入比酒店要高些。“当时我不到20岁，刚刚出来打工，基本上没什么判断力，以为只要能升职就好，就答应了他。”杨顺明说，当时能得到总经理的赏识很了不得，要知道他们之间相差着4个级别。

任岳峰和当时的女朋友在昆明火车站附近开了家名为“阿姐鼓”的西餐厅，餐厅共两层，面积不大，每层约60多平方米，白天以经营西餐为主，夜里相当于一个酒吧。杨顺明说，1997年5月底，在他工作了三四个月后，发现任岳峰卖假烟。“在厨房和餐厅中间有一个库房，大约15平方米，员工平时晚上睡在那里。我发现库房每天进很多红塔山香烟，第二天却悄悄没有了，觉得很奇怪。有一次有一个姓马的客人来，任岳峰让我从库房把香烟搬出来，打开后，我看到香烟的烟丝里插了一根挂面，由此我判定，他是在卖假烟。我很怕假烟的事影响到我，就决定要辞职。”但任岳峰并没有痛快答应，他向杨顺明提出条件：要么找一个人来顶替餐厅主管的职位，要么赔偿3万元。对此任岳峰的说法是，他发现杨顺明偷了餐厅的营业款，因此才要求赔偿。双方争执不下，杨顺明被赶来的哥哥杨顺祥带走。按照任岳峰的说法，杨顺祥答应赔偿6000元作为补偿，但带走杨顺明的当天只赔偿了2000多元。于是三天后，他带着三个朋友去“阿二靓汤”找杨顺祥要钱。按照现场目击的几个同事的说法，杨顺祥看到来者不善，想逃跑，被几个人捉住，塞进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根据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抓获的其他案犯供述，任岳峰等四人带着杨顺祥到了非常偏僻的金殿后山，对其殴打。殴打后，他们见杨顺祥伤势过重，由周洪兵和缑永杰两人将其送到医院急诊室后扬长而去。

结果，杨顺祥不治身亡，验尸报告判定，杨顺祥被他人多次暴力打击至颅脑损伤，小脑扁桃体疝形成死亡。杨顺明说，他看到哥哥两只眼睛瞪得很大，除了致命的脑部损伤，身体其他部位还有很多伤口，其中四五厘米长、一厘米深的有十几个，同时小腿胫骨错位，伸出到了大腿上，惨不忍睹。

( 哥哥杨顺祥（图中人物）比杨顺明大两岁，当年事发时已经在一家高级酒店的餐厅担任经理 )

事发后，四个犯罪嫌疑人全部逃跑。

追凶与逃亡

( 16年的逃亡后，任岳峰被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从贵阳押解回昆明 )

哥哥的死亡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杨顺明说，哥哥死后，原本伟岸的父亲一下子变得很虚弱，在一个月后，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母亲也不想活了，几次轻生都让他救了回来。“我觉得很委屈，自始至终我都没做错，但现在却给自己和家庭带来这么大的痛苦。我没有人可以诉说，很难受，也想过去死，但想到父母，还是要管好他们，天天跟着他们，怕他们想不开了到山上去跳悬崖。”

两个月后，爸妈的情绪逐渐稳定，杨顺明决定，正式开始追凶的生活，他追逐的目标就是案件的始作俑者，34岁的任岳峰。

1997年8月底，杨顺明回到昆明，他重新找了一份酒店的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收入在1100元左右。之所以还是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觉得没什么工作比酒店业见的人更多，面更广，能打听到的线索更多。”一开始他并没有什么有效的线索。“我先是去任岳峰和他女朋友住的地方，下了班就去关键路口等，很快发现他女朋友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于是我就把重点放在蹲守他父母家。”任岳峰的父母家在昆明一所高校的宿舍区内，每天下班后，杨顺明就找个隐蔽的角落盯着来来往往的人看。“一开始不知道他们家的具体位置，去的时间长了，听来往的人谈话，逐渐摸出哪个是他们家。每天都是到非常非常累了才回去睡觉，饿了就买个馒头，一边吃一边看。即使是天气不好也会去，一想到也许天气恶劣的时候他会趁机回家看父母，就更不能放弃了。”杨顺明说，每天除了上班和睡觉，其他时间他都是在蹲守。“那会儿一点都不觉得难熬，可能是因为太着急了，总觉得怎么一点线索都没有，一天就这么过去了。”杨顺明说，蹲点时，没事时候他还学点英语，他买了《酒店英语》，还把酒店的菜单抄下来，一边盯着看一边背单词。几年后，即使他的同事是外国人，他也能够与之顺利合作。

守株待兔了近两年，他始终没有看到任岳峰的身影，在工作环境中他又获得了一些新线索。1998年6月，酒店的一位同事告诉他，曾经听客人聊天时提到任岳峰曾在广州银山出现过。于是杨顺明跟同事凑了3000元钱，请了几天假去了广州。这无异于一场更无果的大海捞针。到银山时是下午两三点，杨顺明开始没有目标地到处走。“夜里也没有休息。我想因为犯事不太久，他可能见不得光，广州又是个夜生活丰富的城市，很可能他会选择晚上出来活动。”杨顺明说，一直走到第二天下午4点，他才找到一家小旅馆倒头便睡，直至次日清晨在剧痛中醒来。“从脚面到小腿全是肿的，非常非常痛。我想可能夜里就开始痛了，但我太累一直醒不过来。”杨顺明说，即使这样，他也急着又出去找，这样一直找了6天，没有任何线索，他才觉得这个信息可能不太真实，决定回去。2000年他还去过一次广州。他的一个朋友说，在广州一家高级酒店曾看到很像任岳峰的人出现过。他又跑去问，但酒店说，客人已经退房，并且也不叫这个名字，于是线索又断了。

随着时间推移，杨顺明觉得希望越来越渺茫。“我觉得这案子可能破不了了，两年内可能希望还比较大。”虽然两次获得了广州的线索，但他都是来去匆忙，“那时候我觉得条件还不成熟，毕竟才20岁出头，还没有能力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2007年，当他再一次获得任岳峰可能在上海五角场附近出现的线索后，决定破釜沉舟举家搬去上海，那时他已经在昆明买了房，结了婚，但他认为自己可以在一个新的城市重新开始生活。他当时觉得这个线索的希望很大：“我觉得任岳峰的性格是很愿意挑战的，因此他很可能去上海这种大城市工作。”于是他辞掉了昆明一家四星级酒店餐饮部经理的工作，与妻子搬到了上海。“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大海捞针。我也不方便跟人打听，只能在各处走，有时在关键路口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杨顺明在上海发展得不错。他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任餐饮部经理，收入也在每月万元以上，同时很有希望继续升职。他的妻子也在另一家专门接待明星的酒店做宴会厅主管，待遇和前景也都不错。但2008年他从朋友那里得到消息，说有人在六盘水曾见过任岳峰。他马上请假去了六盘水，当下判断任岳峰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小城生活，于是直接去了离六盘水最近的较有规模的曲靖市，在曲靖找了4天，同样没有结果。从曲靖回来，他决定辞去上海的工作，搬到离六盘水较近的贵阳。“我觉得他在曲靖的可能性也不太大。按照我了解的他的性格，他是个蛮有冲劲的人，自己很有想法，不愿意屈居很小的地方。”

相遇

到了贵阳，杨顺明发现这里的酒店行业和昆明、上海相比不算成熟，因此他的职业经历很快帮他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总想找能够出去跟人交流的机会，比如红酒酒会，有这种聚会我从来不会放弃。”杨顺明估计任岳峰还是会从事酒店相关行业，按照他的能力，可能现在已经做上了老板。“在各种聚会上，我都会主动与别人说，我是云南人，在贵阳很想多找一些老乡交流。同时，在这儿外地人也很愿意相互交往，在这个过程中也真的认识了很多云南老乡，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还有没有其他老乡可以介绍，我会经常组织老乡聚会，就是希望有一天能通过老乡关系找到任岳峰。”

而在这场追逐的另一端，“云南人任岳峰”早已不复存在。1997年事发后，任岳峰首先逃到了大理。他告诉本刊记者，原本是因为在那里曾经做过事，觉得比较熟悉，可一到地方就后悔了，觉得熟人太多反而更不安全。于是，他在大理汽车站换上另一辆车到了中甸，这样一班车接一班车地跑，从云南跑到了四川攀枝花，四五天后跑到贵阳，因为身上钱不够了，所以停了下来。刚到贵阳，他就在火车站花50块钱买了张假身份证，把名字改成了“冉更生”，籍贯也变成了江西。他拿着这张假身份证去人才市场找到了一份服装厂企划部经理的工作。

任岳峰说，1998年他绝对不可能在广州银山出现。“当时我穷困潦倒，应聘企划部经理也是考虑到这份工作经常在办公室，不用出差见更多的人。”他说，在做这份工作期间，他逐渐萌生了搞专业策划的念头，一是因为自己曾经的工作经历中和策划沾边的不少，另一方面通过搞策划创业成本很低。任岳峰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和妹妹现在都是大学教授。高中毕业后，他在父母所在学校当水电工，后通过成人高考在昆明师范专科学校毕业。虽然在这个家庭里他学历并不高，但任岳峰聪明，毕业后摆脱了工人身份，先后在云南省级机关讲师团大理分团、昆明工学院学员培训班工作，后来下海经商，成为职业经理人。任岳峰说，他在服装厂上班时，看了很多当时很有名的策划人写的书，“策划的创业成本低，创业门槛就是要有信息量”，于是1999年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策划咨询公司，他以技术入股，占股35%。任岳峰告诉本刊，公司创办初需要自己出去拉业务，当时有一家新开张的“福满楼”饭店经营不善，公司为了闯名声决定免费给酒楼做策划，把100元代金券印在报纸上，可以直接拿到店里消费使用，这一营销策略在当时非常奏效，饭店因此经营火暴。在任岳峰的简历里有一长串的策划成功案例，例如贵阳的青岩古镇。

但任岳峰的这种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同行的太多证实。他所在公司的总经理朱一凡告诉本刊记者，公司所有的策划方案都是员工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成功案例也不能归因于他一人的努力。一位和“冉更生”打过交道的商人告诉本刊记者，他曾经因为一个旅游项目与“冉更生”有过一次谈话。“他说话很有气势，一上来就对自己有很多吹嘘，说我做过青岩古镇等等，我心想，青岩古镇也不过如此，没什么稀奇。他说曾经为福满楼做过优惠券的策划，但在我们看来，这只是市场营销中的一种普通手段，一点不值得拿来炫耀，于是我立马断定他不是能踏踏实实做事的人。”

但无论这些案例中有多少吹嘘的成分，任岳峰以“冉更生”的身份，或者说以专业策划人的身份的确获得了社会地位。他目前担任“中国策划研究院”技术督导长和贵州分院院长的职务。他对本刊说，由于自己的作品在国内策划界获了一些奖，因此得到原来的贵州分院院长赏识，一开始被认命为副院长，现在接任了院长一职。技术督导长的职责是负责为研究院各分院提供技术指导，这一职位是通过竞选获得的。“有若干候选人，需要提交材料，并且要现场演说，然后现场投票产生。”

任岳峰的特长是演讲，贵州分院院长助理杨彪告诉本刊记者，他第一次见到“冉更生”是在一次全国性的策划会议上，在台上发言口才很好，引起了他的注意。之后在几次会议上，冉更生都经常发表演讲。不过杨彪不记得冉更生究竟说了什么。“这样的会议，说白了，大家都是冲着交朋友去的，看看相互间会不会有合作的可能，没人听台上的人到底在讲什么。”因为两人都来自贵州，回来后冉更生邀请杨彪加入贵州分院。“他让我把身份证复印件、简历和所在公司的简介发给他，之后发给我一张院长助理的聘书。”杨彪加入这个组织后，没有参与过号称的学术研究等活动，工作最多也就是“帮院长订机票出去开会”。“冉更生”的名片上还印着“教授”的头衔，他告诉本刊记者，第一次去高校讲课是在贵州大学信息学院。“当时学校师资奇缺，教材也鱼龙混杂。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些企业内部培训，通过朋友介绍，在新闻系讲了一学期的‘策划学’，是一门三学分的专业课，为此我还编了一本教材《执行策划学》。”任岳峰所称的担任过几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并没有得到全部证实。在任岳峰任职的公司网站上，能够查到的仅是挂在公司网站上的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客座教授的聘书。该校一位老师告诉本刊记者，“冉更生”曾经在学校为学生开过讲座，主题是关于市场策划，但并没有代过课。

杨顺明后来才知道，他和任岳峰可能给同一批学生做过讲座，杨顺明也曾在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给旅游系的同学开讲座，主题是酒店餐饮。但无论是交叉的生活轨迹还是有意地结识老乡，都不足以让杨顺明找到任岳峰。2003年，贵阳推出一项买房落户的政策，任岳峰买了一套不到50平方米的房子，花钱办了一个户口迁移证将户口迁入贵阳，自此他“冉更生”的身份真实有效。任岳峰刻意避免和云南人接触，一直都讲普通话，也对外宣称自己籍贯是江西。他从来没有回过云南，如果云南有项目或者有会议，他都会以各种理由拒绝，16年来他也没敢和家人有任何联系。任岳峰说，虽然他的工作经常面对很多人，但大多是行业内或者企业内、高校里的活动，他常会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现场录音录像，避免过多曝光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虽然事业日渐成功，但他始终住在4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内，平时也很少参加聚会或者出去玩，下了班就回家看书。他说，他曾经有女朋友，但他不想结婚，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怕会耽误别人。

5月15日晚，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杨顺明和任岳峰终于坐在了一起。宴会的主人跟两人都是朋友，当晚两人不在同一桌落座，席间任岳峰从杨顺明身边侧身而过，杨顺明一眼就认出了他。“虽然他长胖了不少，样子也有一些改变，但他左眼神经性地跳动一点都没变。这么多年我只见过他一个眼睛会这么跳的人。”杨顺明说他紧张又激动，这些年来，他曾无数次幻想过和任岳峰见面的场景，他曾以为两人见面避免不了一场搏斗，为此经常举哑铃、跑步、锻炼身体。他让身旁的朋友和任岳峰聊天，拖延时间，自己去派出所报了警。“冉更生”的假身份于是很快被揭穿，目前犯罪嫌疑人任岳峰已被警方押解回昆明，对他的审理正在进行之中。

其实，2008年任岳峰没有去过六盘水，所以杨顺明因此而搬到贵阳并遇上任岳峰有很大的偶然性。杨顺明说，来贵阳几年，没有什么线索，他原本已经打算过一阵子再搬到其他城市去。杨顺明的妻子在说起这些时情绪激动：“他曾经跟我说过，在有生之年要到10个以上不同的城市工作，我当时还觉得他有点不负责任，去那么多城市，以后爸爸妈妈谁来照顾。”杨顺明16年为追凶所做的努力很少跟家人和朋友讲起。每次回老家看父母时，大家都会小心翼翼地避开哥哥杨顺祥的话题。他每次去一个新的城市生活，消息也都是通过姐姐和舅舅来相互传递的。只有在每次进村和离家时，杨顺明跑到哥哥的坟前才会释放一下情绪，他说：“我会跟哥哥说，很抱歉，自己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个案子，希望哥哥无论通过什么方式能给我一点线索。”即便是找到了任岳峰，但杨顺明也没有主动告诉父母。“这么多年，他们本来已经很平静了，我怕他们因此会太激动。”杨顺明说，最近一次回家，妈妈直到送他走时才终于憋不住问他，母子二人全都哭了。“妈妈说：‘这些年太难为你了，本来一个农村孩子在城市生活就很困难，你还要肩负着这么沉重的使命。’这些年妈妈从没跟我说过这些话。”（文 / 吴丽玮） 16人生顺明酒店服务杨顺明任岳峰逃犯酒店工作追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