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铊毒，朱令的发病与确诊

（文 / 魏一平）

发病

在住进同仁医院之前，朱令感觉身体不适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最早听她说起，是在1994年11月底。因为忙于演出排练，当时朱令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回家。刚刚从外地出差回家的母亲朱明新，接到女儿打来的电话，说要了几张演出的票。为纪念“一二九”运动，清华民乐队计划在北京音乐厅演出，对于乐队骨干的朱令来说，是件“挺兴奋的事儿”。

1994年11月24日，是朱令21岁生日。父亲吴承之去学校取票，顺道“给她补过一个生日”，想请女儿吃个饭庆祝一下。朱令当时忙于准备演出，两人就在学校附近随便找了家饭馆。朱令没吃几口，他告诉父亲：“肚子疼，难受，吃不下。”由于朱令平时很少生病，还是北京市二级游泳队员，所以，父亲并没有当回事，临走的时候给朱令留了点钱，让她自己去看病。后来，朱明新给朱令打电话，听她说去校医院看了下，没查出什么病。

腹痛一直折磨着朱令，同时开始大把掉头发。12月11日，北京音乐厅的演出结束后，朱明新不放心，到后台找到朱令，劝她回家。但朱令不肯，她坚持要跟民乐队的同学一起回学校。因为演出排练已经花费了不少时间，她着急回学校，准备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朱明新向本刊记者回忆道，而第二天，朱令竟然自己回家了，因为“肚子疼得受不了了”。

家人先是带着朱令去离家比较近的几家医院看病，但都没有得出什么结果。12月23日，朱令以“腹痛、脱发、关节疼痛待查”为名入住同仁医院，因为最明显的症状是腹痛，便直接住进了消化内科。一系列常规化验做完，仍然不能确诊到底是什么病。拍了片子，看上去也没有什么问题。“会不会是中毒了？”同仁医院的大夫很疑惑。

( 本组图片：朱令青少年时期生活照 )

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提出“中毒”的猜想。朱明新告诉本刊记者，之前在其他小医院看病的时候，就有大夫说过，既然查不出原因，是不是有中毒的可能，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甚至连前来探望的同事，也有人这样提起过。听同仁医院的大夫也这么怀疑，朱明新专门去了趟清华大学，找到朱令所在的化学系的老师，问“朱令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有毒的化学药品？”老师的回答是“没有”，为了拿给医院确认，还给开了张单子，列出了学生做实验用到的化学药品。拿回去给医生看过，中毒的猜测也就暂时放下了。

虽然住了院，但朱令的疼痛却在日益加重。朱明新回忆，刚开始她还能从病床走到楼梯口，用公用电话给同学打个电话，后来连这十几米的路都走不了了。照片子的时候甚至自己都不敢走路，只能借来轮椅推着。一周后，朱令的腹部开始出现带状疱疹，“后来才明白，那就是神经损伤的征兆”。入院10天后，头发基本掉光。朱明新回忆，朱令只有头脑还清醒着。但因为无法确诊，医院只能每天给用一些补充营养和增强免疫力的药。

( 本组图片：朱令青少年时期生活照 )

让朱令烦躁的原因不仅是病痛，还有学业。因为住院，她错过了期末考试，这让朱令很烦躁。在朱明新眼里，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女儿很要强，“用她舅舅的话说就是踌躇满志”。在同仁医院住了一个月，眼瞅着马上过春节，在朱令的再三要求下，出院了。朱明新记得，当时医院不让走，觉得病还没治好，为此，家人还专门向医院请了假，说回家过年。

回到家里的朱令，饮食好转，头发也开始长了一点，但疼痛仍然未退。当时有个会按摩的同事来家里看望，给朱令做了全身按摩，还拿水冲后背，也不见减轻。这个春节，一家人都没过好，朱令一直喊疼，躺在床上不想动。家人还觉得她“是不是有些娇气，劝她还是得多活动”，朱明新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想来，那时候是冤枉她了，她真是特别痛苦”。

( 本组图片：朱令青少年时期生活照 )

转眼春节过完，又要开学了。家里人都不同意朱令返校，但她很坚持。因为北京孩子入学年龄卡得很严，必须满7岁，而外地有些松一些的地方，6岁就可以上一年级了。因此，在朱令所在的清华物化2班，她的年龄偏大，更有种“不甘落后的紧迫感”。时隔18年后，已经72岁的朱明新讲到这里，一贯平静的语气中还是不免哀叹：“允许她回学校，我犯了一个错误。毕竟，她从小很上进，在我脑子里也有根弦，觉得能不耽误就不耽误。”

1995年2月20日，新学期开学，朱令回到清华。返校前，朱明新带她又去了趟同仁医院。消化内科的大夫介绍了一位老中医，给朱令开了些中药调理。这样，朱令回到学校准备补考，朱明新每天下了班就去学校看看，除了送中药，还经常带些面包给她，因为当时朱令疼得连去食堂打饭都不行。“她住在上铺，复习用的书在床底下的箱子里，从上铺爬下来拿书再爬上去这个过程，她都很艰难。”朱明新告诉本刊记者，除了去过一次实验室，大部分时间朱令都是躺在床上看书度过的。

( 本组图片：朱令青少年时期生活照 )

第一个周末，朱令打车回家。“当时觉得她好像被病折磨得轻了一点，可以自己慢慢走路了。”朱明新回忆。可是，回到学校后没两天，朱令就在晚上打电话回家，她告诉母亲“又开始疼了，而且这次比第一次更厉害”。朱明新记得，回到家的当天晚上，半夜疼得无法忍受，尤其是两只脚，来势凶猛，就叫了救护车。先是拉到了北医三院，因为那里是清华大学校医院的对口医院，学生看病可以享受公费医疗。急诊值班的是一位骨科大夫，简单问了下情况，就说“没什么问题，可能是癔症”。又叫救护车把朱令拉回清华校医院，想住下来，但医院说没有病床，只能回家。

疼痛还是无法忍受，又去协和医院看急诊，急诊大夫推荐找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3月9日，朱明新挂了李舜伟的专家号。李舜伟看了看朱令的脚，告诉朱明新，很像是60年代他看过的一例铊中毒病人。在当天的病历上，李舜伟这样描述朱令的症状：“神清语利，明显脱发，四肢不能被人碰触，指尖和足底红，不肿，温度较高，指尖和膝以下触刺觉减退，膝反射对称，踝反射低。”之后，他写下了自己的处理意见：“高度怀疑轻金属类中毒，如铊、铍等，请劳卫所张寿林所长、丁茂柏等教授会诊。”

( 为了朱令通过互联网向国外求助的贝志诚 )

协和

朱令已经疼得无法动弹，朱明新只好先把她送回家，然后一个人去找劳卫所的张寿林。劳卫所的全称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张寿林是专门从事急性中毒研究的专家。听了朱明新的描述，张寿林的判断是：“急性铊或砷中毒，需考虑，但病程不像。”之所以说病程不像，主要是因为急性中毒一般会短时间内就爆发，不太可能在三个多月后（从1994年11月底的疼痛算起）才出现如此严重的症状。最后，张寿林建议，考虑两种可能性，一是急性中毒，二是胶元病，“可请朝阳医院查尿铊含量，请免疫科会诊”。

( 有毒物质检测分析专家陈震阳 )

当时，因为北京市卫生局下属的劳动卫生和职业病研究所（简称劳卫所）与朝阳医院相邻，但劳卫所是个科研机构，不面向普通患者，朝阳医院便开设了一个窗口专门接受样本，交给劳卫所来化验。张寿林推荐去朝阳医院，因为中央劳卫所和协和医院一样，也没有相应的检测设备。当然，这时候，朱明新还不知道张寿林所指就是陈震阳，此为后话。

朱明新向本刊记者回忆，临近中午，她匆匆赶回协和医院的时候，李舜伟还没有下班，正在电话里跟张寿林沟通朱令的病情。“他说情况太奇怪，安排住院吧。”朱明新当然求之不得，可协和医院没有床位，只好开了些止疼药，先回家等着。当时，朱令头脑还很清醒，考虑到还要上学，她向妈妈不无担心地表示，“吃止疼药不会伤大脑吧？”

在家仅仅待了一天，朱令疼得受不了，又去了协和急诊科。也没有床，只能坐在椅子上，边打点滴止疼，边等床位。“此时她说话就开始颠三倒四了，出现神志不清。”朱明新回忆。病历上记载，“3月13日开始，出现头晕，视物旋转、模糊，次日晨起后出现双眼不自主上翻。”到3月15日等到床位正式入院时，“人已经不清醒了”。

在入院当天的病程记录上，医生给出定性诊断需要考虑的几种可能：1.代谢性疾病，如血卟啉病等；2.自身免疫性疾病，如SLE等；3.中毒性疾病，如苯、金属毒物铅、汞、铊、铍、砷等，皆可表现为周围神经病，亦可有脱发、胃肠道症状，但病程特点不像，且外院会诊已基本排除；4.其他。当天17点，李舜伟来查看，认为诊断不明，应加紧各项检查。18点，另一位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杨荫昌来看，特意提出病人是化学系学生，应该追问其有无可能接触有毒物质，另外，病人住院前吃过大量中药，因为某些中药含有汞、铅成分，亦可引起中毒，“但从临床特点看又不太像”。

第二天，3月16日，神经内科全科大查房。几位医生都对朱令的病情进行了讨论，大家提出了各种可能性，可针对每一个病又都有一些不符合的症状——中毒，不像，一方面病人自己否认有接触史，另一方面病程进展太快，“脱离接触后应该有所缓解，她却有急剧进展的趋势”。李舜伟也提道：“印象上应考虑有轻金属中毒，但此病人似不太像，可基本放弃。”血卟啉病，不像，因为这个病不脱发；CBS应考虑，但主要以疼痛为表现，不太像……面对无数可能，医生似乎只能选择排除法。

又过了一周，3月23日，神经内科再次全科大查房，医生们再次对朱令的病情发表意见。在这一周中间，朱令的病情进一步加重，精神状况极差，说话困难，只好以纸笔代替，有时还憋气、心慌。这次全科大讨论，各种可能又重新提及一遍，但仍未能确诊。唯一不同的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被至少三位医生提出，并且提出可以用血浆置换法进行治疗。

所谓血浆置换，通俗讲就是换血。即便是对中毒病人来说，这也是抢救中的极致手段。“血库的大夫还安慰我说，换了血很快就好了，可是，连续换了七八次，还是不见效，真让人绝望了。”朱明新回忆。与此同时，中毒的可能也没有完全排除。3月25日，协和开出单子，让朱明新带着朱令的尿样去朝阳医院检查，两天后出来结果，尿砷含量正常，砷中毒排除。到3月28日转入ICU（重症监护室）的时候，医生已经基本倾向按照“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来治疗了。

朱明新回忆，当时不断有各种科室的人前来诊断，让朱令做各种各样的检查。4月3日，协和医院组织了第一次院外会诊，请的专家来自北京医院、301医院和博爱医院。讨论的结果跟前面差不多，以朱令的病症看，其部分表现符合某种疾病，可另一些表现又不符合。专家们又提到了中毒的可能，可最后倾向排除，主要原因还是那两个——一是无接触史，二是病程表现不像。通观整个治疗记录，可以发现，在前后提出的十几种可能的疾病中，中毒这一可能，无数次被医生提及，又纷纷被自己否定，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诊断中毒性疾病的三步骤，一靠病症，二看接触史，三是化验。”朱明新告诉本刊记者，后来在跟协和医院打官司的过程中，她专门找来医学教科书研读，在中专教材中就有这样的表述。“可他们只靠前两个就排除，却放弃了最重要的化验。”

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三甲医院中毒医学科主任给本刊记者提供了另一种“临床思维”：“临床诊断是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结合，做判断先考虑病症和接触史，如果这两个不符合，一般就没有必要再化验，因为中毒检测必须提出明确的目标，针对哪一种毒去化验，否则如大海捞针，漫无目的，没有意义。”

问题又回到了当初李舜伟的初诊。他提出铊中毒的可能时特意注明是“高度怀疑”。后来为朱令状告协和医院二审官司做司法鉴定的法医刘鑫，向本刊记者强调：“门诊大夫下判断，一般写‘初步诊断’或者‘诊断’，‘高度怀疑’这样的字眼很少见。让我纳闷的是，既然李舜伟大夫提出了高度怀疑，为什么后来没有坚持沿着这条线追下去做检查。”最起码从病历记录里看，虽然中毒被提及多次，但“铊”这个字眼，在确诊前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刘鑫向本刊记者回忆，在其主持召开的司法鉴定听证会上，他曾就此问题与李舜伟有过一次对话。“为什么提出高度怀疑？”李舜伟告诉他，就是因为自己在上世纪60年代曾接诊过一位铊中毒患者，也来自清华大学，印象深刻。“那为什么没有确诊？”刘鑫追问。李舜伟回答：“确诊要靠实验室化验数据说话，临床判断只是提供一种可能。”

求助

就在协和组织各种内部和外部会诊的时候，另一场无形的“会诊”跨越大洋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它最初的发动者叫贝志诚，是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诚向本刊记者回忆，他在初三那年与朱令曾经坐前后桌，但后来联系并不多，印象里只有一次去清华看其他同学的时候见过一面。但1994年的寒假，同学聚会的时候，朱令却成了话题，因为大家都听说她得了“怪病”。

到1995年4月初，正在北京大学力学系读书的贝志诚接到同学电话，约他去医院看看朱令。“当时的意思，好像是她病得太厉害，大家去见最后一面。”就这样，4月初的一个周六，在协和医院的ICU病房里，贝志诚见到了“浑身插着管子，惨不忍睹”的朱令。从病房里出来，他告诉朱令的父母，自己一个同学正在跟老师做实验，可以把朱令的病情发给全世界的医生向他们求助。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朱明新复印了一份简单的病历给了他。

4月10日晚，在北京大学的机房里，贝志诚和同学向Usenet和Bitnet所有跟医学相关的邮件组发出了英文求助信，开头这样写道：“这里是中国北京大学，一个梦想自由与民主的地方，可是一个21岁的年轻女孩儿正在死去，北京最好的医生都不能救她，甚至无法确诊她患了什么病……”接着，贝志诚描述了朱令的病症和各项检查指标。“印象中就过了几分钟，就收到了第一封邮件，是个爱尔兰人，说会为朱令祈祷；第二封信里就提到了一个词——Thallium。”贝志诚向本刊记者回忆。到凌晨5点，已经收到了100多封邮件，其中有不少都提到“Thallium”这个词，“回到宿舍查字典，才知道原来叫铊，其化合物有毒”。

由于收到的邮件反馈越来越多，贝志诚的同学写了个软件，以名字、来源、关键词等类别，把这些邮件做了简单分类。很快，他们发现，在外国医生回复的邮件中提到了七八种可能的病，其中提到铊中毒的占到了30%。贝志诚给朱令父亲打电话，告诉他有可能是铊中毒。他还记得，电话那头，吴承之在听到其他病的时候没有反映，唯有听到“铊中毒”的时候，“好像是苦笑了一下，说协和已经排除了”。

考虑到当时中国仍然封闭的环境，这次在互联网上的求助，一下子成为一个国际事件，外国人和在海外留学的华人都沉浸在“原来中国也有互联网”的兴奋中。随着反馈邮件越来越多，检索的结果显示，铊中毒成为被提及最多的可能。贝志诚告诉本刊记者，并非学医出身的他对此也将信将疑，直到有一天，做外事工作的妈妈接到一个美国医生打来的电话。因为这个医生曾经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做过医务官，所以与协和医院有些往来。“对方听我妈妈说协和已经排除铊中毒后，几乎是破口大骂般地吼道：我知道协和的水平，他们连检测重金属的条件都没有，怎么能排除！”

贝志诚向朱明新核实，得知协和医院果然没有做过实验室检测。他通过母亲的关系，找到协和一位副院长，对方答应可以让他把打印出来的邮件送给ICU主任。“我记得当时还问他需不需要翻译，副院长笑笑说不需要，协和的医生英文水平都很好。”贝志诚回忆。按照他的记忆，是在4月18日，他拿着一摞打印好的英文邮件在协和医院ICU门口，准备交给主任。“可是，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对方一直不出来接。”贝志诚回忆，“现在想，大概当时在医生眼里，我只是一个与病人关系并不近的毛头小子，还拿着一堆外国人的意见，有点指手画脚的意思吧。”这一天，贝志诚说他始终没有见到ICU主任，也没有送出那些屡屡提及“铊中毒”的邮件。

为什么李舜伟和外国医生都提到了铊中毒，而家属却没有坚持化验？当我们就此向朱明新求证的时候，她苦笑一下，提醒我们想想当时医生与家属之间微妙的关系。“协和医院毕竟是中国最有名的医院，孩子在医生手里，我们不是学医出身，当然要相信医生，生怕有的地方做过了火，会让医生不高兴。”朱明新的讲述，平淡而充满绝望般的无力感，“可是，做家长的又着急，恨不得每一种可能都去试一试。我们提过要不要做铊中毒的检测，但医生没接茬，也就不敢再多说了。”

这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在向外界求助这个问题上，着实让朱令的家人为难了一阵子。到4月初还不能确诊的时候，朱明新曾向朱令的主治医师提出，可否登报向外求助一下。因为当时有一则新闻，一个山东的小男孩胳膊上长了东西，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就诊，一直没有找到病因，后来登了报，很快就得到了反馈，治好了病。“她听我这么说似乎有些不高兴，说协和是世界级水平的医院，应该相信我们。”朱明新向本刊记者回忆。

最后还是没有耐住家长的焦急。4月5日，《北京青年报》对朱令的病做了报道。紧接着，4月10日，互联网求助又成为新闻。一时间，协和的压力倍增。大概在4月中旬，协和召集朱令家属、清华的老师在医院会议室开了个会。“表面上是通报一下病情，解释了排除铊中毒的原因。”朱明新告诉本刊记者，“实际上是打招呼，让我们不要干扰治疗，ICU主任还专门提到，Internet没什么，协和自己也有Database（数据库）。现在想来，他们当时还不明白互联网是怎么回事，不太相信。”为了缓和气氛，朱明新最后发言，还特意表了态：“希望大夫不要误解家长和同学们的做法，他们只是着急，盼着朱令快点确诊而已。”

如此处境，朱令家人没有坚持也就不难理解了。但刘鑫在梳理所有病历材料后，让他不能理解的却是，既然李舜伟当初罕见地提出了“高度怀疑”说，为什么自己没有坚持去做化验？因为负责朱令的主治医师因出国进修没有参加当年的听证会，无法当面求证。但他对医院内部权力结构的观察，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解释的维度。

作为全国知名的神经内科专家，李舜伟在接诊朱令的时候已经59岁，按年资和年龄都应该退出一线医生行列了。3月9日，在门诊做出“高度怀疑”的判断后，朱令转入急诊等待病床，3月15日正式入院。“门诊与病房，是两套相对独立的管理系统，以李舜伟当年的资历，可能会参与一些会诊，但不会亲力亲为地参与病房管理。”刘鑫向本刊记者分析道。朱令的病历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住院当天，李舜伟来看过一次，此后一直到4月28日确诊，李舜伟参加的会诊，不过两三次。相反，病历上出现最多的医生是朱令的主治医师，一位40岁出头的女医生。几乎每天，她都会来查房，并做出指示或判断。病历显示，早期，这位主治医师倾向于怀疑是血卟啉病，后期则倾向于是“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虽然她也提到过几次中毒的可能性，但都因为接触史和病症不符而否定。刘鑫向本刊记者分析：“负责病房的主治医师，上面有专家教授，下面有住院医师。对上汇集信息，为专家判断提供依据，对下做出指示，决定着具体的治疗步骤，起着关键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朱明新也向本刊记者证实，整个治疗过程中，与家属打交道最多的，也是这位主治医师。

家属的焦急、绝望，同学的焦急、冲动，甚至连海外医生的热情回应，在面对协和这个传统悠久、关系复杂的庞然大物时，都显得有些无力。在朱明新眼里，面对未知的疑难病症，医生并非万能，这样的解释固然可以理解，但比这个伤害更大的却是“系统的冷漠与封闭”。“当时的气氛怪怪的，尤其朱令是清华大学生，又有那么多外国人支招，好像搞得医院有些紧张，医生也不太愿意面对我们，动不动就拉医务科出来做挡箭牌。”

采访过程中，我们联系了协和医院。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虽然愿意帮助联系，但相关的当事人，无论是当年朱令的主治医师还是李舜伟，都一致拒绝接受采访。“这些年，他们遭受了很多指责，甚至是谩骂，承受了很大压力。”宣传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解释他们的担忧，“医生也有医生的困境，他们担心，现在无论说什么，大家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时隔18年，这仍然是一段他们不愿面对的职业经历。

住院一个多月后，4月21日，主治医师查房，面对昏迷不醒的朱令，留下了这样的记录：“目前诊断认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神经根神经炎可能性大，但是应该进一步排除自身免疫性及中毒性方面的疾病，应该设法与有关医院联系查重金属铅、汞、铊、铍等，以彻底排除或明确。”

确诊

这条病程记录之后，协和医院做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一周后，4月27日上午，一位中年妇女敲开了陈震阳办公室的门。来人自报是朱令的舅妈，想问一下陈教授，能不能为朱令做铊检测。陈震阳一口答应下来。“我记得她一开始还说错了音，把铊说成了钛，我马上纠正了她，因为朱令这个病例，我从报纸上看到了。”陈震阳向本刊记者回忆。其实，早在当年4月5日《北京青年报》登出报道当天，陈震阳夫妇就看到了，两人一致认为朱令的表现“特别像是铊中毒”。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他还特意问当时的劳卫所所长，结果，对方回答，“协和考虑过，已经排除了”。

1995年5月，陈震阳就要满60岁，该退休了。他早年在上海学医，大学读到一半调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也就是协和医学院），改学防化专业。“文革”中从部队被赶出来，分配到北京市卫生局下属的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做科研，一辈子从事有毒物质检测分析研究，还曾在德国著名的毒理试验室进修。妻子是他的大学同学，也在同一个所工作，研究方向侧重毒理学。“本来觉得做了几十年科研好像没什么用，没想到在即将退休的时候，出现了朱令这个事，也算救人一命，我很欣慰，觉得一辈子总算没白忙活。”一个午后，已经78岁高龄的陈震阳约本刊记者在朝阳公园见面，娓娓道来，“但是，为朱令检测铊，只是一个科研项目，而非常规项目，很偶然。除此之外，我还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

为什么大名鼎鼎的协和医院都不能检测铊，反而是寂寂无闻的小研究员陈震阳可以？这还要从铊的用途和陈震阳夫妇的科研说起。

据陈震阳介绍，铊的应用，主要在医学造影和国防领域。用碘化钠和碘化铊混合的晶体粉，在干锅里加热到熔化，然后慢慢控制温度冷却，形成晶体，切成薄片，抛光，外面套个铝圈，就做成医学造影所用的镜头。还可以做成用来航测探矿的探头，用于寻找铀矿等放射性物质。因为生产过程很辛苦，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愿意自己生产，大量从中国进口，而中国也需要以此换得外汇。“大干快上”的上世纪60年代，人们对健康不重视，用鼓风机吹气冷却的过程中，风扇上附着了大量的含铊粉尘。李舜伟30年前接诊的那一例铊中毒病人，就是清华化学系的一位实验室清洁工，在清洗鼓风机的时候吸入过量铊导致中毒。

“文革”后期，涉铊单位北京核仪器厂向卫生部提出一个课题，研究一下生产环境中铊对人体的危害，并就此提出一个安全的生产标准。最后，课题交给了陈震阳夫妇，他们也就成为国内最早关注铊与人体健康关系的专家。

课题于1983年正式立项，做了5年，到1988年结项，制定了安全生产标准，文章也发表了，这一篇也就此翻过去了。但是，在查阅文献资料的过程中，陈震阳对国外铊中毒案例的印象却一直很深刻。“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发现用铊投毒的案例，但国外的铊中毒，基本都是投毒所致。”陈震阳告诉本刊记者，“与烈性、速死的氰化钾毒物不同，铊中毒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疼，这不太可能用于自杀。相反，铊在人体内有几小时到几天的潜伏期，无色无味，隐蔽性强，凶手有足够时间清理现场。”

国内铊中毒的典型案例，陈震阳印象里，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贵州兴义爆发的地方病。当年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后，部队就地解散，复员军人看到当地有汞矿，就以开矿为生。老百姓就用废弃的矿渣盖房子，后来才知道，当地矿山不仅含汞，也有铊。那一年贵州大旱，粮食不够吃，百姓种圆白菜充饥，由于圆白菜的根须粗壮，长达一两米，充分吸收了土壤中的铊。很快，呈现家族性发病，疼痛、脱发，眼睛失明，神志不清。陈震阳夫妇前去调查，也亲身认识到了铊中毒患者的模样。因此，当那天从《北京青年报》上看到对朱令的描述后，他和妻子都觉得非常像铊中毒的表现。

“这十几年间，有时候我跟老伴儿说起来，都觉得很遗憾，当年为什么没有坚持向协和反映一下自己的观点，为什么不能像朱令的同学们那样，去努力争取一下。”至今说起这些，陈震阳仍不免叹气，但他也很清楚自己当时的处境。“毕竟，我们只是很不起眼的小研究员，又不是临床的大夫，再说以协和医院的名气，北京专家会诊都排除了，我们还能说什么。”朱令事件之后，陈震阳被广泛报道，一时间成了“英雄”。但这让陈震阳深感不安，果然，过了两年，北京大学就爆发了另一起铊投毒案件，据凶手最后供述，就是从当年的朱令案中受到了启发。以往只是放在职业生产环境中讨论的铊中毒，也开始成为杀人的凶器。

为了保险起见，陈震阳嘱咐朱令的舅妈，回去一定要取得朱令五种样本——血、尿、指甲、皮肤、脑脊液。“索性一次化验完整，不留疑问。”因为在这之前，有美国医生帮忙联系了香港的实验室，只要协和能够提供样本，他们负责运到香港去化验，但协和拒绝了。历经数次争取都没有回应的朱明新，此时已经不好意思开口向主治医生要样本。她告诉本刊记者，趁着每天一小时的探视时间，悄悄剪了朱令一片指甲，从床上收集了一点脱落的皮肤，从导尿管里装了一点尿液，又从朱令穿的运动服上找到几根头发。最后，血样和脑脊液没办法，她“战战兢兢”向另一位主治医师开了口，请示领导后终于同意了。

第二天一早，吴承之带着五样样本来到陈震阳的实验室。陈震阳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时朱令已经昏迷了三周，他好像已经对朱令能活下去不抱希望了，跟我说，只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死也要死得所以然。”陈震阳打发吴承之先回去，等结果。由于设备和所需的标准溶液一应俱全，这次化验对陈震阳的实验室而言，并不难。

其实，化验过程只需要几分钟时间。把标本放到原子吸收光谱仪中，接下来的一幕让陈震阳大吃一惊：“指针一下子打到头了，说明远远超出了我们平时检测设定的范围，我做了上万份铊尿检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值。”陈震阳只好把样本稀释，然后再做，得出的结论是，朱令体内铊含量严重超标。为了防止是机器污染造成的失误，陈震阳还让女同事拿来自己的尿样重做一遍，结果发现，机器没错，朱令是严重的铊中毒。

中午的时候，陈震阳打电话通知了吴承之和协和医院，正在机场送人的贝志诚也接到了这个消息。陈震阳仍有些不放心，下午，他又用朱令的样本重新做了一遍检测，结果还是一样，阳性。根据他下午出具的正式报告，朱令尿铊含量275ug/l，脑脊液铊含量263ug/l，血清铊含量31ug/l，毛发铊含量532ug/l，指甲铊含量22824ug/l，远超正常人数千倍。

下午，朱明新拿着化验单找到了朱令的主治医生，对方听到这个消息，愣了一下，似乎是自言自语道：“怎么可能，她没有接触史啊。”朱明新回忆，医生还问了旁边的朱令舅舅，说朱令不会有抑郁症想自杀吧？舅舅说不可能。“那就太悲惨了。”主治医生回应道。朱明新满脑子着急怎么帮女儿解毒，她拿着化验单又去找到李舜伟。李舜伟一看，马上冲到一楼的ICU病房，商量怎么为朱令解毒。

与铊毒暗战5个月，终于找到了这个幽灵杀手。1861年，英国化学家克鲁克斯（Crookes）在从硫酸工厂的烟道灰中提取硒的时候，用分光镜检查物料，发现在光谱的绿色区有一条新线，断定其中含有一种新元素。因为其光谱颜色呈泛黄的嫩绿色，克鲁克斯取希腊文thallos（嫩绿的新枝）的意思，把它命名为Thallium，即为铊。

陈震阳对铊的研究，课题结束后，并没有继续下去。直到今天，铊中毒研究仍是个边缘的冷门学科。“没效益，也就没项目，没人做。”陈震阳说。现在担任朝阳医院职业病与中毒医学科主任的郝凤桐告诉本刊记者，中毒治疗仍然是医院里的小概率事件，全北京也只有北医三院和朝阳医院能够做重金属全面检测。“综合医院考虑效益，不配备专门的检测设备可以理解，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临床医生对中毒病例的经验与知识储备都不足。”

后面的故事，虽然一波三折，但已无太多悬念，解毒，康复，官司。在协和的要求下，陈震阳继续追踪检测，看着那条“漂亮的”抛物线急速下降，他告诉吴承之，朱令已经熬过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没用一个月的时间，朱令体内的铊就基本排净了。但是，因为在体内时间过长，铊毒已经严重损害了神经系统，直到当年8月，昏迷近半年的朱令才慢慢醒来。朱明新说：“我每天都在跟她说话，以前看电影，好像昏迷的病人醒过来是很突然的，实际上不是，朱令是一点点醒来的，今天会眨眼了，明天会流泪了，所以，到最后她完全醒过来的时候，我没有兴奋，只有欣慰。”

（实习生石珊珊对本文亦有贡献，特此感谢） 陈震李舜伟确诊寻找发病朱令朱令事件铊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