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魁”龚自珍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26岁的杭州人龚自珍，因事赴苏州，顺便给吴中著名的文学前辈王芑孙先生投赠了自己的诗文各一册，其中文集的名字，叫《伫泣亭文》。王老先生挺认真，看了这后生的文稿，专门回复了一封长信，先对文集之名“伫泣”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该名不过取自《诗经》的“伫立以泣”，而天下之字多得很，又何必要取这么个很不吉祥的字来命名呢？继而对文集中“立异自高”的现象提出严肃的批评，说他“甚至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迕，足下将持是安归乎？”意思是你这么放胆乱写，是想走到哪条路上去呢。作为对龚自珍抨击世人为“乡愿”的回应，老先生还在信中直白地贬斥小龚为“怪魁”，也就是最妖最怪的人。

让笃实的王老先生动气的，应该包括龚自珍3年前写的《明良论》四篇。其中第一篇谈官员的高薪养廉，描述现实中官员聚会，京城贵人“未尝道政事，谈艺文”，外官“未尝各陈设施，谈利弊”，而相互讨论的都是哪块地好、哪块地差，家里家具还缺点啥之类；第二篇论官场风气，开宗明义：“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高级官员，说他们“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意思是古时大臣那种高尚严正，即使做君王的老师也能自持的风骨，在这些三公六卿的身上不仅看不到、听不到，连做梦也梦不到。第三篇分析官场平庸流行的根源，在于论资排辈。资历浅的心里想的是：“我积攒了年资慢慢等待时机，安安静静地守着本分，即使升迁有慢有快，只要熬过中年，也总有希望得个尚书、侍郎干干。”而资历深的考虑的是：“我已经积攒年资等啊等，安安静静地守着我这位置，过了这么久，还时常有危险，好不容易才到这个地步，怎么可以忘记积年累月的辛苦，而随便开口说话，最后辜负了自己的岁月呢？”认为这就是士大夫统统“奄然而无有生气者”的原因。

二十几岁的小青年，竟敢如此狂妄地讨论朝廷大员与国策，自然难为王老先生等一众以“求同”为人生目标的士大夫所容。但是龚自珍很幸运，这组高论被他的外公看好，特意在当时写了一段书面评语，予以鼓励：“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甲戌秋日。”而小龚的这位外公，名气不在王芑孙之下，那是因注释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而名满天下的文字学家段玉裁。

有这么一位既有学问又有见识的外公，龚自珍的青少年时代是十分幸福的。他六七岁时就由母亲口授读诗，读的不是一般的童蒙读物，也不是《诗经》《楚辞》，而是当代诗人吴梅村的作品。12岁那年，外公亲自给他讲《说文解字》，打下了古文字学和经学的基础。到了14岁，他就开始自选课题做学术研究，考古今官制。16岁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入传统目录学之门。17岁那年有机会游国子监，看到石鼓文，非常喜欢，由此又开始涉足金石之学，进而收藏古籍和文物。19岁考取举人，两年后考中武英殿校录员，再上一层，做起了校勘和掌故的学问。

史料记载他天生一副宽额头，一双大眼睛，颇为英俊。“与同志纵谈天下事，风发泉涌，有不可一世之意”。但他成年后的嘉庆、道光年间，却是一个不适合他的时代。在写于嘉庆二十（1815年）、二十一年（1816年）的《乙丙之际箸议》第九篇里，他把人世的等第归纳为治世、乱世、衰世三等，其中最下一等的“衰世”，隐约之间指向的就是他身处的时代——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

大致是说衰败的时代，表面上看起来很像“治世”。色彩黑白相间少有五彩，好似政治清明的时代崇尚淡雅；旋律不齐混淆了音调，好似政治清明的时代崇尚清静；道路荒废设施无用，好似政治清明的时代崇尚随意自然；人们混日子没有口出狂言，好似政治清明的时代大家都没有异议。但不仅没有能干的将相、士农工商，连有才能的小偷、大盗和小人都见不到了。在如此昏暗的环境里，龚自珍中举之后的进士考试屡战屡败，尽管积攒了2000篇“功令文”（也就是八股作文），但直到道光九年（1829年），38岁的他才考取进士。接下来的官场生涯，只是一直在不高的职阶中流转。他在宗人府做过玉牒馆纂修，也在礼部做过主事，还受到过道光皇帝的接见，但都算不上得志。10年后，表面上是因亲属也在礼部任职需要回避，实际是“才高动触时忌”而被上司不容，他不得不告老还乡。两年后暴病而亡，享年仅50岁。

在那个人人以老成持重、看破不说破为人生准则的现实世界里，他自始至终都像揭穿皇帝没有穿衣的那个男孩，用尖锐且生动的笔触，决绝地给传统陋习划开了一道口子。

龚自珍的后半生，留下了大量论学和论政文字，但他去世之前和之后，时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在清代中后期的普罗大众眼里，他是一个另类，类似今天的有争议的人物。在他身上，堆砌着著名诗人、文章怪才、世情呆子乃至绯闻主角等多重身份。但龚自珍最看重自己的，还是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近代知识分子角色，他试图通过激烈地批判现实，让有义务维护传统统治的官僚阶层觉醒，以挽救即将沦落的大清王朝。即便知其不可，仍勉力为之。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离京后写的那组《己亥杂诗》中，最堪玩味的是“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一首。显然，回顾既往，龚氏最自珍的是“真”和“童心”。在那个人人以老成持重、看破不说破为人生准则的现实世界里，他自始至终都像揭穿皇帝没有穿衣的那个男孩，用尖锐且生动的笔触，决绝地给传统陋习划开了一道口子。而《己亥杂诗》里令人最为感慨的诗句，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可见晚年的龚自珍，在坚持他的批判性文辞的同时，依然对身处的大清王朝，存留着一股无法摆脱的依恋情结。

龚自珍辞世的1841年，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近代的开端之年。他留下的文字遗产，在之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和政治生活中产生了久远的影响。梁启超曾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其实不只晚清，现代中国的杂文书写，从鲁迅到李敖，文风与论事主旨均可见龚自珍的风神。20世纪50年代以来，因教科书中收录了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和《己亥杂诗》，龚自珍成为家喻户晓的开一代风气的历史人物。而较少为人所知的，是新疆设置行省归入统一的中华版图，最早提议者也是龚自珍。

最后可以说一个故事。龚自珍《己亥杂诗》中更为人熟悉的诗作，是下面这首——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但大家很难想象，它原本是作者当年在镇江见识了赛玉皇及祈祷风神、雷神等宗教活动后，应道士之请写的一首“青词”。龚自珍不同凡响的地方，是居然能把一个本应是祈祷神灵的道教文本，瞬间注入尘世的血脉和活力，并展示出其高远的人生志向。也无怪乎当年他辞官回乡，人还没回到杭州，《己亥杂诗》的若干篇章已在杭州人中传诵了。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编辑 陈娟 / 美编 徐雪梅 / 编审 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