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在历史深处看见普通人

年轻时，罗新就喜欢到处走走看看。后来做历史研究，当了老师，便带着学生一起上路。他最近一次长途行走是2022年7月，跟着美国记者保罗·萨罗佩克，在四川徒步了三周。

第一天的经历就让罗新印象深刻。当时，他们抵达广汉和彭州交界的一个小镇，停下来休息。镇上有一个小茶馆，里面有不少人在喝茶、打麻将，很是热闹。罗新便打算进去歇歇脚，还未进门，就被老板挡在门口，示意他离开。罗新不解。这时，一个老板娘模样的人走过来，连连道歉，说“因为你们是外地人，我们现在要防疫”。

罗新默默退出，心里觉得“受到了伤害”。后来，他们离开小镇，走了半个多小时，来到一个村庄。为避免引人不快，罗新决定不进去，在村子外头歇脚。刚坐下没多久，附近一户农家看到他们，走过来搭话，问喝不喝水，还给他们摘了新鲜的黄瓜，洗干净送过来，非常热情。

“人的反应很奇怪、很复杂，这很有趣。”罗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段经历给他一个“教训”：理解人不同反应时，不要贴标签。他就是单个的人，而人是丰富的、千差万别的、复杂的。

对罗新来说，这是行走的启示，也是行走的意义。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罗新一直笃信“行走不只是身体的放松，也是做学问的方式”。这些年，他一边埋首书斋做学问，一边背起行囊冲出大门，从古代研究中跳脱出来，四处行走。他在伊朗设拉子探访“诗人的故乡”；到复活节岛看日出；在太平洋屋脊步道穿越云杉林；一次次抵达中亚寻访阿姆河……行走，但不止于行走——他把近10年来在异域的一段段旅程记录下来，包括见闻偶遇、途经之地的历史怀想，以及种种探寻与思索等，最终成书《月亮照在阿姆河上》，于近日出版。

行走，触摸历史跳跃的脉动

和罗新的采访约在了北京五道口一家咖啡馆。刚一落座，他就指着《月亮照在阿姆河上》书封上的英文“KAMPIR-TEPE”，说：“KAMPIR-TEPE，意思是异教徒的城堡。它是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一座古城——卡姆皮尔秋别，位于阿姆河北岸。”

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18年秋天。罗新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到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考察古迹。第四天，一行人来到卡姆皮尔秋别。“进入城墙，烈日下难分形状的黄土建筑，干燥又寂静的远近地貌，满地码放着用以复原古城的新造土砖，很难想象它在古时曾是最繁荣的渡口。”第一眼，罗新就被复原后的北城墙所震撼，他登上城堡顶部平台，向南俯瞰阿姆河河谷，“绿色田野如一面布幔向东向西缓缓伸展，包裹住南边那一缕灰蓝色的阿姆河”。

阿姆河，中亚地区的母亲河，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汇处，孕育了中亚地区辉煌灿烂的文明，也由此吸引着无数文学家、历史学家、旅行家前往。此行之前，罗新一直对阿姆河充满向往，曾在微信小群里开玩笑说：“打算月夜去阿姆河游泳，游到对岸的阿富汗。”这自然是行不通的——乌阿边境建有铁丝网。

“对我来说，阿姆河带有某种文化象征，既神秘又抽象。我对中亚史有着强烈的兴趣，读了很多与中亚有关的东西。阿姆河就像一条线，把我学过的、研究的相关知识串联起来。”罗新说。在那次考察中，他一次次靠近阿姆河，经由这条河，他按图索骥，研究沿岸渡口之间的竞争，追溯7世纪末中亚被阿拉伯征服的历史，“某种意义上说，阿拉伯的征服，把中亚从一个破碎的世界变成完整的世界”。

在阿拉伯征服中亚的历史中，罗新意外发现了一个小线索——布哈拉千年枣（椰枣）。布哈拉，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唐朝时人称“安国”。公元674年左右，阿拉伯人入侵，布哈拉国君刚刚过世，继位的儿子还没断奶，由其母后可敦执掌国政。读《布哈拉史》一书时，罗新被一个小故事吸引：阿拉伯人赛义德征服布哈拉后，驻军在此地。有一天，赛义德生病了，可敦前来探视，从钱袋里摸出两件物事，说：“这两个，我自己要留一个。另一个，我送给你，你吃了它，病就会好了。”赛义德接到后，发现只是一颗陈年干椰枣。他命令手下准备五峰骆驼，满载鲜椰枣，给可敦送去。可敦打开袋子一看，大感羞愧，“我们这里没有这种物事，我保存这两颗已经好多年了，就是为了在生病时食用”。

“这个故事的重要，在于揭示了一个事实：伊斯兰征服之前的布哈拉，是不容易见到椰枣的。可椰枣是中东常见水果，在丝绸之路活跃时期，也是商队运输的物资之一。这也说明，布哈拉在当时的丝绸之路上并不是重要一站，它是在阿拉伯征服之后，才逐渐崛起和辉煌的。”

罗新总对那些历史中被忽略的或者历史中的细枝末节感兴趣。2019年夏，他在印第安纳大学访问，到学校档案馆调查该校学生、清末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意外发现了丁韪良去世前的书信；后来再访中亚，他参观撒马尔罕传统纸业作坊，全程观看工人循古法制作桑皮纸……

“身临其境可以触摸历史跳跃的脉动。当历史停留在书本里，它是静止的、过去的、远观的，旅行让人走进历史，走进文化深处。”罗新说。

还原被遗忘的真实

在《月亮照在阿姆河上》一书中，罗新记录了一次徒步旅行——2017年的太平洋屋脊步道之旅。这是美国最著名的长距离步道之一，南起美墨边境，北抵美加边境，纵贯美国西海岸，全程4000多公里。那年夏天，罗新和几个朋友结伴，徒步一周，只走了其中极短的一小截。

那一周，他们一直在云杉林里行走，“除了自己的呼吸和脚步，偶尔可以听见鸟叫，还有花栗鼠在枯枝上跳跃的声音”。有一瞬间，罗新想起自己在山区林场度过的少年时光，“深深的森林就是故乡，或者是通往故乡的门廊”。

罗新生长于湖北随县七尖峰林场。冬夜，工人们常常围炉夜谈，讲五花八门的故事。在摇曳的微光中，在起伏的松涛间，他听长辈们讲“五鼠”闹东京，讲梁山108将……那些人物传说让少年罗新着迷，甚至忘记回家睡觉。这也成了他最初的文学启蒙。那时的他，有一个文学梦，到了1981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罗新先到武汉一所高校任教，后转到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因工作需要，他读一些地方志、明清史书。读的多了，他发现比起编故事、写小说，自己更擅长讲些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这种思考和表达方式可能更适合学历史。1989年，他考回北大，跟着著名历史学家田余庆和祝总斌，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第一次见面，田余庆就告诉他：“从中文系、外文系改到历史系来的，少有成功的先例。”罗新听后没太在意——他只想系统性地学些知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也不断思考文学与历史的界限。

“两者最大的不同是，文学从构想开始，就有主人公、中心思想、故事主线，而历史没有，历史哪有什么主人公，只有写出来以后才有主人公。”罗新说。历史学家通常也会围绕一个特定的主人公来记叙历史，但主线是特意挑选出来的。“在语境中强调一条线索，意味着抹杀了许多其他线索。但其他线索也是真实存在过的，不应被人们遗忘。”

这些年，罗新一直在做的，就是尽量把那些被遗忘的真实还原出来。他将目光对准位于中国历史叙事同心圆的外围，写下《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他学习阅读古突厥文、土耳其文，关注中古时期的边少民族，出版《中古北族名号研究》；他花费10多年，研究一块刻有北魏宫女王钟儿平生的墓志拓片，写下历史非虚构作品《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于2022年7月出版。

在《漫长的余生》一书中，他讲述一位出身南朝的普通女性王钟儿跌宕起伏的一生——30岁被掠入北魏平城皇宫，先后以宫女和比丘尼的身份抚育两代皇帝，在北魏宫廷生活了56年之久，见证并卷入各种权力争斗中，在缝隙中寻得某种生存的可能和机会。

“人不单单是命运的承受者，人也是命运的创造者。”罗新说。

学术，不应该热热闹闹

《环球人物》：您的历史研究总是去寻找那些鲜被关注甚至颇为边缘的部分，这是如何形成的？

罗新：我只是不想说那些人云亦云的话，不想走那些大家都去走的路。比如2017年南美的那次行走，一般都会说写一写世界奇迹马丘比丘，但我后来想能写什么呢？我读了几乎所有相关的内容，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写的比别人多一个字，多任何特色。最后，我写了复活节岛，那一时期我正好在研究气候变迁、环境变化历史，就把主题定在了复活节岛环境变化的历史争论上。我自然不是专家，但我想至少可以提供给读者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我认为学术应该是每个人做每个人特色的事情，不应该热热闹闹的。固然一个时期有一些话题是众多人关注的，但是处理这些话题的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环球人物》：您在不同场合强调过对历史中普通人的关注，包括《漫长的余生》讲的也是一个普通宫女的故事。近来历史学界似乎也有这样一个趋势，书写普通人、微观史，对这一趋势您怎么看？

罗新：历史学研究最大的限制就是材料。不是说过去的学者不关注普通人，但把普通人和个体的命运、和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用一个比较明确的理论关注，把它串起来，这是近些年来的一个新现象。

历史是对过去的讲述，但不是过去，无比巨大、混沌一团的过去中，被赋予了秩序和意义并且被讲述出来的那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才是我们所说的历史。这就造成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有很大的系统性缺陷，听到的都是胜利者的声音，对普通人没有足够的关注。我没有能力参与现实，能做的就是到历史当中去，让那些小人物、普通人能够站起来，让人们看见他们。而这些被看见的历史，也将是未来我们思考现实时的思想素材。

《环球人物》：此前，您曾提到中国近年来的历史学热，对这一现象您有什么观察？

罗新：这和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准提高有关，一部分公众成长起来，有足够的理解能力、逻辑能力和思想水平，从而对历史、历史学产生了兴趣。不过，也有人说当前人们特别关心历史，反映了一种历史焦虑。我认为这个焦虑是假象，真正的焦虑仍然是对于现实的焦虑，是对现实难以充分理解而将目光投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