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洞见

托克维尔效应

哈佛大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在2010年出版的《牛津托克维尔入门》一书中说：“今天为何托克维尔很重要？首先，人们普遍认为他很重要。以前他的自由主义显得单调、无效，但极右在‘二战’中被打败、极左失去吸引力之后，温和的自由主义凸显出来。在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开启了他的复兴。在美国，自艾森豪威尔以来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引用过他的话。”

现在读这本书时会不时地想起电影《一九四二》。逃荒途中住在棚子里时，瞎鹿的母亲说要上吊，瞎鹿说：“上吊？你有房梁吗？”托克维尔在书中说：“绝不能轻信法国人在他们最大的痛苦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轻松愉快，轻松愉快只不过说明法国人相信他们的厄运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自寻开心，不去想它，而绝不是完全忘怀。”

在旧制度时期，法国国库的需求随着中央政权权限的增长而增长，军役税也随之扩大和多样化，但最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最无能力应付的人却得交税，富人免税，穷人交税。交通要道的维修开始单纯依赖劳役，就是说由农民单独负担。社会进步使所有其他阶级富裕，却使农民灰心丧气，文明唯独与他们作对。最穷困、最少出门游历的人反倒要偿付路费。在18世纪全盛时期，法国农民为了逃脱横征暴敛的捐税，也像中世纪的犹太人一样，在外表上装得穷困不堪。在这样的捐税制度中，每个纳税人都有直接的和长远的利益去窥伺邻人，向收税员告发邻舍财富的增加，人人被调唆去嫉妒、告密、仇恨。

不同的大概是，在《一九四二》中，东家和长工还会相互扶持，在法国，“尤其在饥馑的年代，人们发现昔日维系农村的所有者和农民的那些庇护与依附关系已经松弛或破裂。富人真心想拯救受苦人，但仍极端蔑视他们。这不禁使人想起伏尔泰的情妇夏特莱夫人的看法。伏尔泰的秘书告诉我们，夏特莱夫人毫不在乎当着仆从的面更衣，因为她并不确信仆人也是人”。

( 法国画家让·维克多·施内茨的绘画作品《市政厅内的斗争》，描绘1830年“七月革命”时起义者攻占巴黎市政厅的场景 )

在书的结尾，托克维尔描述了法国的民族性：“这个民族的性情桀骜不驯，有时却适应君主的专横甚至强暴的统治权，而不适应主要公民的正规自由的政府；今天它坚决反对逆来顺受，明天它又俯首帖耳，使那些最长于受人奴役的民族都望尘莫及；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纱线就能牵着它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它就再也无法控制。它从未自由到绝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

书中还描绘了一种“托克维尔效应”：“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

(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和他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

偏爱旧制度还是大革命？

托克维尔在写了他最著名的《美国的民主》之后，又写了两部书，《回忆录》记录了他见证的1848年革命，他要求他去世后再出版；另一部是1856年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托克维尔只写了旧制度，还没写到大革命便在1859年因病去世了。约瑟夫·爱泼斯坦说：“这两部著作都值得重视，我自己最喜欢《回忆录》。他在《回忆录》中表现了他的另一面，表现出他是人类喜剧专家，看见了人性的弱点，而政治最能揭示人性的弱点。”

托克维尔本来想写的是一部批评拿破仑的书，但他发现自己要不断地回溯，从拿破仑回溯到大革命之后直至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关于书名，一些人认为可以只叫《法国大革命》，如果把旧制度和大革命并列在一起，读者会期望知道作者更喜欢旧制度还是大革命。最后书商抢先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个书名去征订，书名也就这么定下了。

托克维尔1852年开始为这本书做研究，他花了一年时间读旧制度的档案和文件，采访本地人，向邻近镇子的官员发问卷，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就民主长篇大论的人被封建法学家包围，研究租金账册和其他遍布灰尘的记录，你会笑出声来。这种研究的枯燥导致我更不喜欢旧制度，最后我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写道：“关于人们断言的托克维尔的立场，可以编制一个有趣的列表，保守派、自由派、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贵族、小资产阶级、基督徒、不可知论者，评论家们经常自相矛盾，在同一本书、同一篇论文、同一篇评论中赋予他相互矛盾的身份。托克维尔自己说他是新型自由主义者。”美国随笔作家约瑟夫·爱泼斯坦在《托克维尔传》中说：“大部分时候，作者把托克维尔说成跟自己一样的人。就像人们写关于耶稣基督的书时，如果作者是广告人，耶稣就是第一个伟大的广告人〔如布鲁斯·巴顿（Bruce Barton）〕，如果作者是记者，耶稣就是第一位伟大的记者〔如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约翰·卢卡奇说托克维尔是一位伟大的有着高贵心灵的基督教思想家，在我看来，他有一颗精致的心灵，浸透了犹太人般的怀疑和焦虑，有着迷人的文学感受力。”

曼斯菲尔德说：“托克维尔是一个伟人，一个把民主、自由和伟大联系起来的伟人。”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中，托克维尔写道：“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在此类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的目标是弄清大革命为何发生在法国。他的结论是，旧制度为大革命做了准备，旧制度通过官僚统治招致了自己的灭亡。它逐渐消除了贵族统治本地区的封建秩序，法国国王们先是令所有公民平等，然后以新的中央集权方式统治他们。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国王的政策以及法国贵族的不作为带来的意料之外的结果，君主联手人民对付贵族，结果自取灭亡。

法国的革命者认为自己跟过去彻底割裂了，反革命者也持同样的观点，伯克说法国大革命是历史上第一场彻底的革命，托克维尔则认为，大革命发源自它要破坏的社会，它是旧的君主制度的作品，它不自觉地毁掉了自己。革命不仅发生于1789年，它早在1439年查理七世未经贵族同意征税时就开始了。所谓的旧制度是欧洲普遍存在的封建制，真正的革命是法国君主政体的中央集权。政府控制着城市一切事务，无论巨细，一直管到节日庆祝问题。旧制度时代的行政语言同样没有文采，就像流水账，撰写人的独特面貌被湮没在普遍的平庸之中。只有到18世纪末，当狄德罗和卢梭的特殊言语传播开来，这些作家书中充斥的多愁善感才感染了行政官员，行政文风开始变得有点感人和温柔。政府像今天一样，向各教区分发慈善赈济，条件是居民需做出一定的奉献。当他们奉献的份额充足时，总监便在清单边上写道，好，表示满意；当份额巨大时，他写道：好，表示满意和感动。

曼斯菲尔德说：“《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都是给法国提建议的书，但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作者释放了他的怒火，没有像写《美国的民主》时那样冷静、中立。更令他愤怒的是大革命取代的旧君主政体而非大革命，是拿破仑专制下展开的君主制与革命而非大革命。”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革命必然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对我来说，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么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么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文 / 薛巍） 政治制度大革命洞见大革命时期旧制度与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