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贪官，降房价？

实施限购的第三个年头，房价还在涨。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2年11月份，全国住房均价5574元/平方米，同比增长6.1%，且反弹主要集中在重点城市。按照房产中介安居客的统计数字，北京市的房价从年初的2.4万元/平方米涨至年底的3万元/平方米。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全国上下可谓束手无策，只有寄希望于惩治贪官，释放那些闲置的巨量房产。然而，“打贪官，降房价”的愿望虽好，却会面临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房价飞涨的大时代背景下，贪官似乎都是囤房高手。广东“房叔”的20套房刚被爆料出来，紧接着就有长沙市“16套房局长”、杭州“20套副局长”相继亮相。若再追溯到近两年的贪腐案件，浙江省原药监局局长黄萌的84套房、楚雄彝族自治州原州长杨红卫的23套、杭州原副市长“许三多”的25套房等等，不一而足，一年中能引起大众关注的数字不下几十起。这么多的贪官被揪出，相信其贪污受贿的房产均会被没收，上了法院的拍卖目录，但结果却是两年来房价的走势曲线并没有掉头。杭州似乎是涉房贪腐案件的高发区，这里列举的三起贪腐案，三位官员合计拥有住房130余套，想必这其中的绝大部分属于非法所得，事件披露，法院处置后，杭州的房价也的确不像一线城市那样蹿升。安居客的数字显示，2012年1月杭州均价1.91万元/平方米，12月降至1.85万元/平方米。但杭州的特殊性在于那里是温州炒房客的省会城市，炒房者在家乡温州折戟沉沙，在杭州也只能断臂求生了。

相对于杭州市年成交五六万套的住宅交易，百余套贪腐房的供应杯水车薪。但仍有人冀望于反腐力度加大，更多的贪官被挖掘出来。这一愿望可谓切中要害，如果更多的“三多”市长现形，其房产被拿到市场拍卖，房源供给就不止百余套了。姑且称这样的供应称为“贪腐房源”，其数字很难量化，但并非无法估量。估测的一个入手点是全国每年的贪腐案件数量，2011年最高检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计有1.85万件，纪检机关移送司法的县处级以上干部是777人，当然并非每一件都涉及房产，这里先留作参考。另一个入手点是腐败案件增长率，因为近来查出案件数字几乎停滞，只能引用10年前的数字：1980到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年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1.5倍，意味着每年被查出的腐败案件均比前一年多约两成，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贪腐案的飞速增长。另一组数字是纪检机关查处贪腐的力度，如1998年一年就有5357名县处级领导干部、410名地厅级干部、12名省部级干部受到纪检监察机关查处。2011年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这组数字可以和近年来最高检贪污贿赂大案的立案情况相印证，2006年立案18241人，2011年18464人，平均增长率0.24%。有了这三组数字，你会发现打击腐败，若力度加大，有着巨大的空间。不妨设想，“贪腐房源”从百套变为千套，一时间其对房屋的供求平衡将从无关痛痒转为实质性的。

不过从长期看，一个城市千套“贪腐房源”的供给量仍难改变房地产市场的大方向。因为没有“腐败房源”的准确数字来和全国住房供给量比较，不妨先从另一个侧面理解贪腐官员购买力对房价的影响。自从2010年5月各地实行严格的限购，购买二套以上的房产受限，严格的登记制度已经使得腐败分子很难再购房置业。这一期间的房价，虽涨势受到明显遏制，但大方向仍向上。另外，这一期间有省部级官员表示，以其收入水平都很难购房，意味着限购期间无论贪腐官员还是清廉者均退出了商品房市场。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因素林林总总，贪腐只是其一，且很难说是决定性因素。据房产中介估算，北京市常年无人居住的空置房有三四十万套，占有房产证住房总量的5%左右。这部分房屋中有炒房者的资产，有一般投资者的第二套或第三套房产，也一定有贪腐房源。把5%的一小部分转化为住房供应，对于持续扩张中的特大型城市的房价很难说是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央加大反腐力度，贪腐者人人自危，表面上已经制造出逼迫其抛售的环境。但若不能令其同时抛售，还是难达到降房价的效果。

能够令贪官们集中抛售的方法不是没有，那就是全国范围内的财产公示制度。短期内财产公示会释放大量“腐败房源”，长期看则将房地产和贪腐的利益链彻底割断。没有了房产收藏，去除了保值增值的私利追逐，降房价的措施和政策才可能认真彻底地执行，房价也才能真正地回归到大众可承担的水平。 反腐倡廉贪官房产房价全国房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