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不足可能是个伪命题

( 张军 )

三联生活周刊：你何时有了“中国消费可能被低估”的判断？我们在分析中国经济的问题时，总是在说我们的消费不足，需要拉动内需。

张军：我从2006年左右开始思考所谓“中国消费不足”的现象。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应该知道，一个消费长期被压抑的社会，从逻辑上讲不可能持续地经济高增长。比如苏联时期，政府人为地推动工业化，抑制消费。苏联的经济增长只能昙花一现。我们国家上世纪50至70年代，抑制消费，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农业征税，补贴工业化。结果钢产值上去了，老百姓的生活上不去。

我们现在的官方统计总是在说，中国的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低于世界平均值。官方的第二个证据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总消费率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迅速。第三个证据来自于对产能过剩的判断。这种观点认为由于我国多年来坚持外向经济战略，产能空前提高，产品消化（也即消费）严重依赖出口，如今出口受阻，产能虽然要受挫但不会相应消失，因而消费不足也就成了明显凸现的现状。第四个用来证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证据更学术一点，出自对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十几年来持续下降的统计数据。这个数据也是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开的资料。

只有证明消费被政策人为扭曲和抑制了，资本投资过多了，消费不足的命题才有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于是你关注到我们的统计数据，看如何能解释你感到疑惑的“消费长期上不去，经济却持续高速增长”的现象。

张军：我考虑到中国统计中存在的系统性偏差，想弄明白中国统计数据中消费占比下降是怎么回事。一方面我开始研究中国的消费有没有被低估，另一方面想去解释消费增长为何总是慢于GDP的增长。

在仔细研究之后我发现，我们的消费增长被严重低估了。以占普通中国人消费支出最大项的购房来说，中国人消费占比下降与我们现阶段处于城市化、大量居民或农民工的买房需求相关。如果我们花200万元买房，它在统计上不算消费，而盖房子算投资。作为一个核算原则，居民对自有住房的消费开支通常是通过估计“推断租金”来纳入统计的。所谓“推断租金”就是把一个与该自有住房在品质、大小和地段等很多方面都相似的房屋在市场上的年租金作为这个自有房屋的参考租金。可是，由于中国房屋租赁市场很不发达，有关住房租金的资料严重匮乏，的确很难获得恰当合理的推断租金数据。因此，在我们的统计中，中国城乡居民每年的自有住房消费开支实际上是按成本法计算的，也就是居民的自有住房消费开支等于当期发生的房屋维修支出、折旧费以及物业管理费的加总。考虑到中国的自有住房比例高达90%这样一个事实，仅仅这部分的居民消费开支就很难不被低估。这也解释了我们消费占GDP比重的下降趋势，为何与我们商品房市场化是同步的。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买房这样大的支出，城市居民的很多服务消费，是不是也很难被纳入到统计当中？

张军：城市居民的服务消费确实被明显低估了。我们去医院看病，除了医保能报销的部分，还有一些自费部分，比如使用进口药、特需门诊等等。但是医院在统计时只计算医保报销的那部分，对于占居民看病支出1/3至1/2的自费部分，没有统计。在居民的教育支出上，按照国家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居民为孩子九年教育的支出非常微小。可是实际上家庭需要支付大量不在统计范围内的收费，比如孩子报的兴趣班、某些城市的择校费动辄以万元为计算单位。

我们也有同事正在做企业消费的研究，他们发现大量的企业消费是不在统计内的。无论国企还是私企，高管的出国考察、高尔夫消费、个人奢侈品购买，有大量消费是被企业打入成本来计算的。

总的来说，我们研究后发现，中国家庭消费被低估的程度，大于政府消费被低估的程度。

按照官方数据，2011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6%多一点，企业消费占GDP比重为10%，两项加起来不到50%。但是我们的研究认为，2011年中国消费的占比达到了55%，是超过投资占比的。

三联生活周刊：从你的研究结论来看，投资占GDP的比重，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张军：我们官方统计对投资的高估是趋势性的。首先，我们在做土地统计时，固定资产投资是不应该包括土地价值的，但地方上报往往不严格扣除用于土地开发的成本。比如某城市建造地铁，地铁属于固定资产投资，在政府完成拆迁征地之后，土地增值了，这块土地增高的价格往往也被统计成为投资。另一个是中国很多投资项目的层层发包，这种现象极为普遍，分包的层次越多，其中管理费、拿回扣的层次越多，工程款明显虚高。从这两个方面，就能看出我们的投资统计明显高估了。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是否能说，中国的经济已经由靠投资驱动型转为消费驱动型？我们依靠消费来驱动经济的拐点已经出现了？

张军：我觉得“靠消费来驱动经济”的说法站不住脚。一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就好比一个人的肠胃系统，它有自身规律，不可能短期剧烈变化，单纯依靠消费是带不来经济长期增长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分阶段的，我认为我们在今后一二十年还是应该处在投资驱动型的阶段。我们的住房、汽车需要大量的中间品，比如钢铁、建材，化工材料，这些都决定了我们目前经济阶段投资会高一些。现在我国东部沿海城市面临向高端服务业升级的问题，但是大量的中西部地区还处在大兴土木的阶段。等待20年后中国的城市化基本定型，我们服务消费的需求自然上去了。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基建投资的增长就很缓慢了。

从经济发展的长远来看，消费率是由经济增长和投资内生决定的。中国经济只有再保持一些年的高增长，我们中等收入人群扩大了，服务业比重上升，消费自然会大大提升。

三联生活周刊：自1995年以来劳动收入占比轻微下降，你认为这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并不是经济结构扭曲带来的？

张军：清华大学的白重恩教授和我们的研究都倾向于认为，自1995年以来劳动收入占比的轻微下降，既不是劳动力的话语权降低了，也不是说剩余劳动力太多，或者我们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主要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在发生正常的变化，农业的比重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上升。但是这显然是对我们有利的，并不是结构扭曲。我们不应该逆转这个过程。按照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随着经济的增长，服务业比重将持续增加，劳动收入占比也就会不断上升。

所以不应该通过行政或者法律的手段人为提高工资水平来改变这个占比，那样做才真正是制造“扭曲”呢，因为人为提高工资只会迫使企业减少雇工，从长远来说只能制造更多的失业。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消费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疲软，那么在我们的宏观政策制定上，应该有怎样的导向呢？

张军：我们国家应该做的是集中精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缩小城乡差距，靠工业化、城市化继续发展经济。而不是现在以牺牲经济发展速度为代价，过于强调对收入分配的改革，错过了发展机遇。

以“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消费阶层在壮大，他们这一代人的消费观将与父辈有很大的差距。“90后”没有必要一心存钱买房子，父辈一般都给他们攒下房子了。“90后”的农民工也不会紧巴巴地存钱寄回家盖房子，他们生长在城市里，甚至不会认为自己是农民。那时候由于劳动人口的减少，社会资本的积累，薪酬水平大大提高，再过十来年中国一定会是世界上最能消费的国家。（文 / 吴琪） 经济消费经济学命题可能不足消费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