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瑟·艾欣格尔:亚当·斯密也会错

作者:蒲实

杰瑟·艾欣格尔:亚当·斯密也会错0( 6月13日,美国摩根大通银行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20亿美元巨额亏损主要是由于首席投资办公室内部风险控制不力 )

在曼哈顿下城华尔街的One Ex-change Plaza楼下,我如约见到杰瑟·艾欣格尔(Jesse Eisinger)。他所供职的新闻调查机构ProRepublica就在这栋楼里。我提议在附近找个小咖啡馆喝一杯。他说好,带着我在华尔街的水泥森林里穿行了几条狭窄的街区。纽约证券交易所走几十步就到,在宽街8号,仅一街之遥。“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站在街角对面裹着脚手架的大楼下,举着反资本主义的标语牌。纽约警察在几米外的街沿下注视他们,某个瞬间,他们凝固的站姿就像拉开舞台幕布时的出场定格。一个失业的“占领者”正推搡着另一位“占领者”:“走开,这是我的地盘,我占领它了。”也就在几个街区之内,美联储、三一教堂、世贸遗址和耳熟能详的众多知名银行总部密密麻麻挤作一团。

我问艾欣格尔,去年获普利策奖,给他带来了什么?对于一位时刻觅嗅着丑闻的气味、被华尔街隐私刺激着兴奋神经的调查记者来说,名声是否是一种负累。他说,正相反。“普利策的唯一好处是,在这出类拔萃之辈云集之地,金融机构的人对我的名字终于不那么陌生。脱颖而出会让你更容易与它们建立信任。”我很好奇。艾欣格尔的成名作叫《华尔街安魂曲》,与同事杰克·伯恩斯坦(Jake Bernstein)合写。光这个笼罩着诅咒与不祥预兆的标题,就足以看出他与华尔街的对峙。2007年,在美国历史悠久的大牌投行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轰然倒下之前,他竟已提前半年为它们谱好了安魂曲。他的老板、曾任《华尔街日报》执行主编17年的保罗·施泰戈(Paul Steiger),创立ProRepublica的初衷,就是要做“有道德力量”的调查新闻,“揭露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和掌权者的失误”。我问,信任?他点头。“调查新闻最重要的消息源是金融机构内部的吹哨者。总有人会出于价值观和公益,透露机构的信息。信任,是因为我尊重他们,并忠诚于事实。”我暗自想,华尔街神经里的精神分裂症也许正是它革新的力量源泉:对它最猛烈的抨击,对金融体系最有力的反叛,恰巧来自于它内部;贪婪与道德,竟会在私下里握握手。

与艾欣格尔在一家小咖啡馆的二楼坐下来之前,我曾拜会这条街上好些满腹牢骚的金融人士。他们反复提醒我别忘记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的名字——亚当·斯密,“无形之手”和自由市场的守护神。他们都笃信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个人对自身合理利益的追求会促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华尔街的金融人士怀念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时代的美好旧时光。这位美联储前主席是他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知音。他的监管理念即是,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会使市场参与者的决定更为理性,能更好反映参与者的集体智慧,从而也更为平衡,应对冲击的能力更强。但当金融机构得到纵容,把高杠杆耍得天花乱坠,赚得盆满钵满时,狂欢戛然而止。现在,华尔街的个人追求受到了另一位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克尔为首的监管集团和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严厉限制,金融业务和市场急剧萎缩。就在这场谈话进行时,华尔街的老板们正在酝酿着新一轮大规模裁员。分析机构估计,到2013年,华尔街金融业的员工将会再减少10%~15%。“我会被炒掉哦。”这是我在华尔街坊间听到最多的挂嘴边的冷幽默,慌乱而无奈。

艾欣格尔很坚决地与他的邻居们划清界限。“亚当·斯密错了。要不然就是,他实际上根本没说过这句话。”他说:“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人性在本质上是自私的,自由市场哲学不过是放纵这种自私发挥到极致的理论。我相信,我们面临着系统性的腐败问题和严重的伦理危机。整个金融体系的运作都建立在对个人财富的追求上,不顾客户利益,忽略总体经济增长,最终这套体制失去了方向。”“华尔街一向高估了自己的价值。真实情况是,金融业不值那么多钱。华尔街的萎缩未见得是件坏事,那些最聪明的头脑本就不应沦陷在把钱从一个口袋兜腾挪到另一个口袋兜里的这种活计上,这并不创造长期价值。他们应该投身于更有意义的领域:物理、生物化学、医学、制造业等等。”

这个拉脱维亚后裔总在不断地质疑华尔街上发生的一切。他说,他穿越这条街高深莫测的迷宫的武器就是不断提问,提“最简单、最根本,有时甚至愚蠢”的问题。2007年前,华尔街正在狂喜地数钞票,他问:“银行凭什么能赚这么多钱?”价值300万亿美元的衍生品意味着什么?当全球金融市场坍塌时,它们究竟是疫苗还是传染病毒?CDS(信用违约互换)究竟是何赚钱工具?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的财务账本里有什么秘密?他因此预见到金融海啸。2008至2009年,“救市”是华尔街主题。他问:“为什么美国政府的救市政策充满不一致?”——为什么我们救贝尔斯登,却让雷曼倒下?为什么我们对AIG保险公司宽大处理?为什么我们给花旗银行救助?为什么我们购买优先股,而不是普通股?为什么我们有时保护债券持有人,有时却像对待雷曼那样让他们自生自灭?房地美与房利美内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既然政府已将它们国有化,为何还要购买它们的证券?当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开始将监管的紧箍套向华尔街,他问:“华尔街斗得过华盛顿吗?”监管有空子可钻吗?而他最深刻的质疑,则是美国社会对企业家和自由市场始终不渝的笃信和对政府根深蒂固的鄙视。他问,这种价值观究竟是不是可疑的意识形态?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质疑承载着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公司是多么荒唐;就像现在,质疑富得流油的金融新权贵——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经理,无异于渎神者的胡言乱语一般。但艾欣格尔必须提问,哪怕招致嘲笑。这是他的本职。

杰瑟·艾欣格尔:亚当·斯密也会错1( 杰瑟·艾欣格尔 )

我们谈话间,艾欣格尔接到一个电话,是装修公司打来的,约定第二天下午来跟他商量饭厅和客厅的设计方案。不久前,他与他的妻子在纽约布鲁克林区买了新房。他充满喜悦。“我是低首付、低贷款利率的受益者。”他承认,“而且我还是减税优惠的获益者。实际上,作为中上层中产阶级,我是整个体制的受惠者。”但“我并不支持减税,相反,我支持对我这个收入阶层的人增税。我更反对1%的富人以掠夺他人的方式致富。我也不支持低首付和低贷款利率的购房政策,正是激进的借贷导致了泡沫。我目前正在调查房地美和房利美的财务状况。”

三联生活周刊:你都如何调查、接触消息源,获得关于金融机构问题操作的第一手资料的?

艾欣格尔:我的工作方式很原始:罗洛德克斯卡片索引系统,黄页一样的电话簿。一个个打电话过去,总会遇到有见地又愿意花时间跟我谈的人,我会去他们家中拜访。这些人通常与华尔街市场的参与者有密切联系,他们随时与市场对话。你需要不断追问,追问他们都跟谁交谈。前雇员、竞争对手、卖空者等等,都是很好的消息源,但你必须以强烈的怀疑眼光审视他们。所以你得让他们向你出示文件、资料和数据,让他们给你讲见闻轶事,这样你就能找到别的人来佐证他们讲的话。

三联生活周刊:正值总统大选,华尔街人人都在谈论一个词:监管。华尔街某银行的首席金融经济学家就告诉我:“监管让金融机构的很多交易几乎无法进行,JP摩根大通刚刚因此损失了500亿美元的交易分红”,“都是些象牙塔里跑出来的教授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规则”。你怎么看奥巴马政府的监管政策?

艾欣格尔:我相信,华尔街的萎缩对美国整体经济不是什么坏事。而且,业务萎缩也不是监管者造成的问题。华尔街的人动不动就说他们通过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来“创造市场”,而监管法则限制了他们创造空间的自由,在我看来,不过是陈词滥调。是银行过度投机的行为敲诈和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客户,它们用来投资的钱相对于它们的资金比例太高了。是华尔街的贪婪吞噬了自己,许多人离开了证券交易所,因为他们不再信任华尔街。有了监管法案,商业银行不能再用超过3%的银行资金去参与市场投资,银行的安全资产比例更高,从而变得更加安全。

金融不值那么多钱,他们本来就不该赚那么多钱。过去的繁荣不过是虚幻的假象,萎缩才会回归它们真实的价值。如果它们没有在短期内攫取远超它们真实利润的钱,它们也不会在长期崩溃。对华尔街来说,飓风席卷来的财富能让你一夜间变成亿万富翁,也能在一夜间将你的财富统统卷走,让你一无所有。

克林顿总统任期结束时,给小布什留下的遗产是巨额的预算盈余。可惜的是,这笔财富因为糟糕的监管而付之一炬。在克林顿和小布什任期内,他们都曾阻止对金融衍生品的任何严厉监管,坚持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原则,这才有了上世纪90年代的纳斯达克泡沫和2007年的金融海啸。银行家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安全还是危险,基本没有判断力,他们天生倾向于冒险,风险与利润成正比。所以,我从来不相信银行,比如,它们在房地产市场中的角色。他们如果不冒风险,就创造不了市场。这就是“沃克尔法则”出台的原因,它要求银行不能拿着美联储和纳税人的钱去搞赌博。多德-弗拉克法案则第一次让相互指责、闹哄哄争吵的金融监管者聚在一起,达成共识。

但我认为,奥巴马政府的监管还不够强有力,银行集团在华盛顿的游说活动进一步弱化了监管的力量。罗姆尼更是个危险的总统候选人。若他当选,他会扭转奥巴马本已开辟的正道。滑头的资本家只要寻觅到监管法则里针孔大小的漏洞,就能开着卡车驶过去。商业银行仍然在冒险。一年前,美联储对华尔街最大的19家金融机构进行了一次“压力测试”,检验它们的资本水平究竟有没有资格提高股息和回购股票。尽管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等机构的内部人士和一些高层监管者担忧时机未到,美联储还是给大多数机构亮了绿灯。成百亿美元的分红被派发出来,腰包鼓得最胀的就是它们的高管。

三联生活周刊:华尔街的人可能会很不服气地反驳你说,金融业的壮大对近现代帝国的崛起和强盛至关重要,意大利、荷兰、英国和美国,都是金融帝国,金融的价值也不是那么被高估了。

艾欣格尔:我恰好持另一种历史观。金融业的过于做大,不是帝国强盛的原因,而是帝国衰落的罪魁祸首。“二战”后的上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金融业还非常安全,金融部门相对于整个经济体来讲也比较小。金融业的急速膨胀是在8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鼓舞和纵容了它。2006年达到顶峰后,伴随着泡沫崩溃,产生了经济危机。这是美国衰落的根源,而不是美国成为世界帝国的根源。历史上,阿姆斯特丹和英国都因为过度的金融投机,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三联生活周刊:几乎每个金融人士都告诉我,“奥巴马拿华尔街当了金融危机的替罪羊和出气筒”。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他们的使命只是赚钱,甚至以突破规则为荣,制定和执行规则是政府的事,是政府自己没把他们管好。你怎么看?

艾欣格尔:要是华尔街相信出了问题不干他们的事儿,是政府没制止他们,那他们就不该要求政府拯救他们,因为这也不干政府什么事儿。他们现在是可以说,已经把当年政府给的救助借款连本带息地付清了,但这只是他们得到的好处的一小部分。他们得到的最大好处是,他们享有从美联储获得大规模便宜贷款和资金的特权。在这个意思上,美国政府或明或暗的是这些银行的担保人,还得照顾补贴他们的生意。他们不把政府视为利益共同体,政府却对他们负有责任。他们鲁莽冒险的行为已经伤害了整体经济,但他们并未因自身的金融过失受到任何惩罚和起诉,甚至把世界都引爆了也不必付出任何代价。银行家的终极责任不过是做点政治投资,用政治募捐款和游说资金打通通往华盛顿政府官员的权力接触通道,以支持那些反对监管的人说服政府通过解除管制的法案。这是系统性的悖论。

三联生活周刊:华尔街至今还没从雷曼兄弟轰然倒塌所引起的震荡中回过神来,奥巴马政府的所有经济政策,归根结底,都是为了重建市场信心,这是一件艰难的事情。4年过去了,你如何反思当年对“大而不倒”的批判?

艾欣格尔:让雷曼倒下的确是一个错误的但又可以理解的决策。更好的选择,应该是让政府收购它,将它国有化。它的倒下,就如巨石投湖,让市场深陷巨大的漩涡难以自拔,也损害了雷曼成百上千个债券持有者的利益。对此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市场被震骇了。但它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决策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其他的银行效仿雷曼,要杀一儆百。(文 / 蒲实) 美国金融艾欣华尔街斯密银行金融亚当·斯密银行监管亚当杰瑟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