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报道的苦恼

作为一家市级媒体，每一次接到救助电话，我们都感到很焦虑，是报道还是不报道，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这种抉择不但让我们身感困惑，而且让心伤痛。

自从报社成立民生部公布报料电话以来，每个月都会接到不少救助电话。刚开始，我们对这种求助都进行了采访报道，热心读者纷纷捐款。但是随着报道增多，热心捐款的人渐渐变少，急需救助者有的只收到几百元钱，以致希望变成失望。更困惑的是，我们帮了人却可能被人骂。曾看到一位女同事，一边接电话一边流眼泪。问她怎么了，她告诉我，上星期写了一篇救助报道，一位躺在病房里的阿姨急着要钱交医药费。她以为报道了，立即就有人捐款，没想到等了一星期也才收到2000元，不够支付3天的医疗费。她很失望，于是大骂我们没水平，骂我们媒体有个屁用。于是我们专门开会商讨，并对所有报道进行了一次梳理，发觉：学子需要救助的效果都好，许多人愿意一直资助到学子大学毕业，成绩好的学子往往几人争着要资助；但对于生重病求助的，就没有这么多热情资助了。

有一个例外。8月18日，饶平县大埕镇上东村年仅22岁的陈创维被诊断出“骨髓符合再生障碍性贫血改变”、“真菌败血症”。其时距陈创维从大学校园走上职场还不到半个月。他的妹妹为哥哥做了骨髓配型，骨髓移植手术整个过程的治疗费用至少需要60万元。我们为陈创维做了5次追踪报道，凑齐了钱，但感到欣慰的同时，仍然没有摆脱困惑，因为此新闻引起了一位老市委书记的关注，他把2万元慰问金送到陈创维家后，引起了当地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陈创维是幸运的，但不是每个求助者都这样幸运。

本来做救助新闻就是行善，可要是找不到好的报道方法，无法打动读者的心，即使报道了，也没人伸出援助之手，就还不如不报道。于是我们被迫选择性报道，每当接到求助电话，就会细致地分析判断报道后有没有效果。我们想办法尽量报道，可当写不出打动读者的东西时，往往不得不放弃。

毕竟，通过媒体寻求救助对生命还是没有保障的，可我们却要面对越来越多这样的求助。我们由此深切感到体制性保障制度的建立已经非常迫切，政府应该担起这个责任，合理统筹社会资源，从根本上解决特殊人群的救助问题。（文 / 洪巧俊） 苦恼报道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