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的历史狂想

这段时间，作家马伯庸正处于休整期。他最近变得有些嗜睡，每天保证睡够8小时。之所以说“嗜睡”，是因为此前他经常整夜失眠，“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脑神经如生锈齿轮一样咯吱咯吱转圈”。后来去睡眠门诊看病，医生告诉他这属于大脑皮层兴奋过度。

兴奋过度，是因为他的大脑时刻处于高速运转当中。出门时，他习惯背一个黑色的双肩包，里面装着电脑，一有空闲就打开码字，不论是在人声嘈杂的咖啡馆，还是人来人往的候机厅、候车室，他都可以奋笔疾书，心无旁骛。哪怕有空闲，不写作、不阅读，他也停不下来，甚至有一种焦虑感。眼睛一刻也不能闲着，等地铁等红灯或者坐电梯的时候也必须看点什么，否则便会陷入严重的无聊和惊慌。有时上厕所没带手机，他都要顺手拿过旁边的牙膏、洗发水，一字一句读完上面的说明。

正是在这种长期的高速运转中，马伯庸成了一位高产的作家——几乎一年一本，且本本畅销。2022年，他连续出版两部小说《大医》和《长安的荔枝》，前者聚焦清末民初的医疗与公共卫生事件，后者书写唐代小吏运送荔枝的故事。“其实，每一部我都希望写一个以前没碰过的题材。如果一定要找共同点的话，他们都是一种‘历史可能性写作’，在真实历史的夹缝中去寻找空间，在不改变历史的前提下，以一个全新的现代视角去诠释。”马伯庸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马伯庸信奉法国19世纪小说家大仲马说的那句话：历史是我挂衣服的钉子。从事写作的20多年，他一直在做的，正是“把小说挂在历史的钉子上”。

一段被遗忘的医疗史

《大医》的写作，缘起于 2017年。

当时，马伯庸受邀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参加一个讲座。因为到得早，便去参观了院史馆。华山医院前身为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中国人自建的第一家现代医院。院史馆是一栋西式二层小楼，又名哈佛楼，里面的展厅不大，大部分是红十字会与华山医院的历史文献、照片、文物等。他边看边拍照，发现几乎每一件展品都能勾连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最终串联成一条隐线，与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如影随形。

“我有一种直觉，这绝对是一个上好的题材。从一家医院或一个医生的视角，去审视那个时代，想想都兴奋。”讲座结束，马伯庸回到酒店，把拍下来的照片传进电脑，一一检视后，创作的念头冷却了下来：一是医疗很专业，是他不曾碰触过的领域；二是如果写作，不光要熟知近现代史，还要熟知上海城市发展史，以及附着其上的文化、科技、思想、政治、军事、交通、教育、饮食……思前想后，他将所有照片存档，留待日后再说。

“但我一向喜新厌旧，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新鲜的、陌生的题材，心里还是有一种创作的冲动，一直挥之不去。”100年前的中国医学是什么样的？当时的医生是如何对患者进行治疗的？这些问题一直撩拨着马伯庸。之后，他有空就到哈佛楼转一圈，也有意识地去买一些与民国医学相关的书。如清末的《药学大全》、上世纪60年代的《赤脚医生手册》《农村常见病防治》，还有《吴淞卫生示范区档案》《红十字会历年征信录》，等等，越积越多，堆满了一个大书架。

到了2018年，马伯庸决心要写下这个故事。他四处查找资料，翻遍学术文库、二手书市场、各地图书馆，走访一些老医生和老专家，甚至考虑过找个医科大学报一门基础课，学上一两个学期——当然后来没成行。2019年底，他敲下“华山医院，第一章”几个字，开始写作，整整两年后，完成80万字的《大医》。

《大医》的时间跨度从1904年至1950年，聚焦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有三位命运、性格、出身截然不同的主人公：日俄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方三响，伦敦公使馆里跑腿的广东仔孙希，不甘于安享富贵的上海富家女姚英子。3人一开始都是天真懵懂的少年，后来在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相识，开启了医海生涯，最终都成长为出色的医生。

如今再回忆整个写作过程，马伯庸觉得最难的是细节。“我给自己设定一个原则：一个故事只能发生在一个时代，也就是说这个故事必须是遵循着特定的时代背景、特定的逻辑才发生，换个时代就不成立。”写《大医》时，他坚持每天看20份影印版《申报》，看当时的人怎么说话、怎么发广告、怎么写社论，研究当时的流行语，了解当时的人对历史大事件有什么样的反应……将自己彻底放逐到民国时的大上海。

在各种细节中，最麻烦的要数医疗细节。一开始，马伯庸请了几个医生朋友做学术顾问，但后来发现这样行不通。他们都是接受了现代医学培训的精英，熟知正确的治疗方式，而他需要的是符合当时年代的、可能是“错误的治疗方式或理念”。

“比如盘尼西林，也就是被视为‘抗感染神药’的青霉素，1928年才发现，真正出现在实验室是1938年，最后投入量产，市场上能够买到差不多要到1945年。如果我写一个人在一九二几年就接受了抗生素的治疗，信息就不对了。”马伯庸说。最终，他通过查找资料，发现当时的人们用的主要是磺胺。此外，还有一些医学冷知识：1904年还没有“血型”概念；1910年已经有了点滴，但还没有调速管……

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马伯庸写下那段百年前被遗忘的医疗史。在他的笔下，方三响、孙希、姚英子、沈敦和、张竹君等人一一登场，历经上海租界鼠疫、淮北水灾、青帮食物中毒等公共卫生事件，投身到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中去，并以他们的人生经历回答：学医有什么用，能不能救中国。

“我写《大医》，就是想让大家记住那批最早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能够不计私利，忘我地、奋不顾身地去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寻找、提供健康支持，我觉得有必要为他们树碑立传。”马伯庸说。

历史缝隙中追逐小人物的光辉

对马伯庸来说，《大医》的写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常常会因考证一个小细节而花费大量精力。“就像长跑一样，跑得久了累了，就需要休息。”但他的休息不是完全“躺平”，而是“写一个短篇来调节一下”。

2020年5月31日，有朋友在微博上说：“杨贵妃要是马嵬坡没死真逃到日本，是不是再也吃不到荔枝了？”马伯庸看到后，灵感迸发：人们在谈论“一骑红尘妃子笑”时，大都关注“妃子笑”，却很少有人关注“一骑”。那个时代，在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没有先进的保鲜技术的情况下，荔枝是如何运到长安的？

为解决这个疑问，马伯庸写下了《长安的荔枝》，讲述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善德突然接到命令，从岭南运送新鲜荔枝到长安为贵妃祝寿。其间，李善德经历官场博弈、同僚算计、路线设计、保鲜试验等，最终把两坛荔枝运到长安，实现了“妃子笑”。小说中，李善德花费11天运送荔枝，马伯庸的写作也仅用了11天，“是一次酣畅淋漓的写作，整个人进入忘我的状态，脑海里的东西喷薄而出”。

《长安的荔枝》完成后，最先刊载于《收获》长篇2021春卷上，2022年底出版单行本。不少读者从书中看到自己的生活，与疲于奔命的李善德产生共鸣，“大城市买房落脚、职场情商博弈、不得已的违规逾矩等，‘社畜’的生活是那么相似”。

甚至有读者和马伯庸说，故事看到一半便不忍看下去了：“我每天上班就够苦的了，为什么休息时看篇小说还要再遭一次同样的罪？”马伯庸就想，小人物的窘境与烦恼，真是不分古今的，“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从最本质上来说，我们去书写古人，去演绎过往，其实是在寻找旧日与当下可以共鸣的点”。

无论是《长安的荔枝》，还是《大医》，都延续了马伯庸之前的写作。他最为人所知和称道的历史小说，大都是“在历史缝隙中寻找其他可能性”：在《风起陇西》里，他写不被乱世聚焦的陈恭、荀诩等人，在蜀汉和曹魏的秘密情报线上“暗战”；在《三国机密》里，他为汉献帝虚构了一个孪生弟弟刘平，写他与一干人等斡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平乱世、安天下；在《长安十二时辰》里，他写没能在史书上留下痕迹的死囚张小敬，化解突厥狼卫企图摧毁长安的危机；到了《长安的荔枝》，他又写一个不起眼的长安小吏……在真实历史背景下加入悬疑、推理等元素，讲述史书背后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

“我喜欢去追逐小人物身上那一瞬间的光辉。这光辉很短暂，但足够耀眼，那一瞬间他就是天下的焦点、是时代风云的源头，能够让历史进程微微改变一下方向。”马伯庸说。其实年少时读书，他也喜欢帝王将相的故事，看他们驰骋沙场、纵横天下，“满满的英雄气概”。但慢慢地，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阅读的加深，他开始看到“更多的人”。

“大时代就是由小人物、普通人聚合起来的，千千万万个他们产生了同一个诉求，这诉求就形成了历史的浪潮，英雄则是被潮流推上浪头的人。”马伯庸说。

他至今还记得，2021年曾去看了一个三国志特展，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两块砖：一块砖上的文字，大约写于黄巾起义的前14年，是一个砌墙修墓工人写的，大意是“你们快把我逼死了，我现在就等着‘仓天乃死’的那一天和你们算总账”；还有一块砖，造于晋灭吴的那一年，上写“晋平吴天下太平”，是一位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写的——也就是说，这个老人从出生开始，等了80多年才等来一次和平。而这样的老人，并不只有一个。

“这两块砖正好代表了三国乱世的开始和结束。从两块砖就能看出，是小人物的心声汇聚到一块，才形成了历史的潮流。”马伯庸说，正是这些小人物决定了历史的走向，真正创造历史的是人民。

写作，是对舒适感的一种追求

在马伯庸的很多故事里，主人公都有一种相似的气质——充满理想主义的固执：《风起陇西》里的荀诩，顶着官僚系统的内部掣肘，孤独而坚定地追查着真相；《长安十二时辰》里的张小敬，受尽误解仍要拯救整个长安城；《长安的荔枝》里的李善德，拼尽全力寻找破局的办法，“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但现实中的马伯庸，并不固执。“我不轴，我的座右铭就四个字：随遇而安。”马伯庸说。这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父母从事机场建设工作，少时的他只能跟着父母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不断搬家，从小到大一共转了13次学。“对小孩来说，面对不断出现的陌生环境，你的生存哲学就是好好适应它。”

马伯庸走上写作之路，也是顺其自然。那是1999年，他在上海读大学，混迹在一个名叫“黄金狮子旗”的文学论坛。当时为了省钱，他常常拿着软盘到网吧上网，先把论坛上的文章拷贝下来，再拿到学校的机房看。有一次，软盘坏了，打开后里面有一半文件是乱码。他心里着急，不断地捣腾软盘，不小心碰到键盘，眼看着屏幕上打出两三个字，忽然想到自己好像也可以写，“于是我就试着往下写了几句，发现还挺通顺的，就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之后，他的生活就从每周下载变成每周上传——将自己写的文章发表在论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