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游行亲历者的不同生活

( 9月15日，韩宠光（图中人物）在这条 )

一日失控

9月15日是个星期六，大多数西安市民并不知道这天会有一场游行。上午100多名学生由长安路与纬二街路口出发，沿南大街向钟楼行进，沿路所见的市民也并未感到紧张。“西安历年的游行路线基本都是固定的：学生们从南向北沿南大街到市中心钟楼，再向东行，然后走解放路，最后抵达的目的地是省政府前的广场。”这是韩宠光综合了2008年、2010年甚至更早中日关系紧张时的信息得出的结论。韩宠光是河北邯郸人，在西安一家机电市场做了六七年生意，9月14日他刚刚向西安市公安局递交了游行申请书，申请在9月18日组织一场游行。

李建利和王菊玲夫妇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这天上午，他们带着大儿子李斌和准儿媳妇开着自家的丰田卡罗拉赶去北郊的建材市场，这段时间他们在为李斌的婚事装修新房。李斌告诉本刊记者，全家人一早就知道当天有游行。老西安人的经验也是一样：“历年游行都是在城里，我们回来的时候，因此特意选择走城外的环城西路。”15点左右，李建利一家启程从北郊返城，韩宠光则刚从环西派出所走出来。一个小时前他被西安市公安局、环西派出所、街道办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召集开会，目的只有一个：希望他收回游行申请。民警告诉韩宠光，此时正在进行的游行中已经有几十辆车被砸。“我就说，如果会给不法分子提供平台的话，我宁愿放弃。他们看我这么说，就建议我可以去街上看一看。”韩宠光说。

从环西派出所出来，韩宠光自北向南沿着环城西路往西门方向走。他不知道，此时西门附近由南向北行进的游行人群已经把道路堵了个水泄不通，蔡洋乘坐的900路公交车就是其中一辆。做泥瓦工的蔡洋在北郊工地上干了十几天活儿，每天收工后他都要坐900路返回南郊自己租住的民房。这趟车单程就要1个半小时，蔡洋每天都是6点30分起床，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到家。9月15日有点意外，因为上一道做外墙保温工序的工人没有完成应有的工作，蔡洋和他的工友们到工地后才发现没法正常施工。“他们等到11点多，确认当天确实没法上工，就说早点坐车回来。”蔡洋的朋友刘融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下车本是无奈之举，和工友一起看热闹的蔡洋却很快被游行队伍感染而加入其中。“他告诉我，当时他花35块钱买了一面大国旗，举得高高的，可神气了。”随着人流，蔡洋由南向北又走上了回头路，高喊着口号。路上，他手里的国旗被陌生人“借”走而不知所踪，然后又不知从谁手里接过一把钢制U形锁，这成了他参与砸车的工具。韩宠光也是在西门决定去跟这支游行队伍的，他的想法与蔡洋截然相反。他告诉本刊记者，在西门，他看到一辆被砸烂掀翻的日产天籁，车主与一伙人扭打得满身是血，他过去拉住了车主。“我想着如果跟着或许能发挥一点作用，避免车主人身受到伤害。”也是在砸车时，韩宠光对穿着白T恤的蔡洋有了一点印象：“蔡洋大喊着‘把车拉出来再翻’！”

( 环城西路上向头部受重伤的李建利施救张慧的车外观受损严重，一家4S店为她免费更换了新的车体结构 )

掀翻天籁后，人群又把不远处停着的一辆丰田越野车推到路边砸了。队伍继续行进中遇到的第三辆车是位女性车主。“我一看是个女娃，她很惊慌，我就说小伙子们，咱大老爷们不欺负女人，往前走！这帮人不好下手，就往前走。她就赶紧开车走了。”韩宠光的解围使得第三辆车不过被踹了几脚，基本没受损。紧接着人群遇到的是一对母女开的车，倒车镜和保险杠都已经被砸了。韩宠光说，他又赶紧跑过去，说：“我说咱们说好啊，凡是女同志开车咱们一律不欺负行不行？他们又往前走了。”

张慧母女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当天张慧开车出门的原因很简单，只是想去公园里帮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收集一些秋天的树叶做书签。出门时是下午15点，张慧的目的地是南郊的长安一带，同行的还有姐姐和她17岁的儿子。路过长安大学门口时，一个大学生冲着她喊了声：“还敢开呀，小心有人砸车呢。”张慧说她有点慌，接着做了一个让她后悔不已的决定：开回南二环，沿原路回家。开过长安立交、从盘道处掉头时，张慧发现一队游行队伍正举着旗子朝她走过来。她想拐入辅路逃走，但是路上的车挤得根本动不了。大脑一片空白的张慧第一反应是下车，她跪在马路上喊：“别砸别砸，车上有孩子！”但是还没等两个孩子和姐姐从后座上下来，一个男子就跳上车朝前玻璃狠踩，其他人则抡着棍棒砸车。直到10分钟后，民警赶到现场才驱散了砸车者和围观者，孩子和姐姐都不见了。张慧说她一个人站在路中间哭泣，刚买了两个月的本田思域被砸毁、侧翻。

( 莲湖路上遭遇打砸的丰田商贸公司恢复营业，但是待销的车辆无人问津 )

李建利的车是韩宠光见到的第五辆车。与张慧的情况相似，车被堵在玉祥门和西门之前走不动时，游行队伍就冲了过来。李建利一家四口迅速下车，王菊玲如何求饶都不管用，虽然她一再为买日本车在“认错”。看到人群冲上来砸车，情急下的李建利抄起路边的砖头就拍在了一哄而上的蔡洋的脑门上。“他说当时他被砸得晕晕乎乎，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刘融说，在蔡洋事后的回忆中，完全不记得暴怒的自己如何奋力跃起，将手中的U形锁砸在李建利头上的。人群终于在血流如注的李建利面前退却，韩宠光跑到路对面大声吼住了一辆出租车，在交警疏通下，才和王菊玲一起把李建利送到了医院。脱下T恤捂着头的蔡洋则最终在玉祥门脱离了游行队伍，他也被工友带去医院治疗。“蔡洋也被拍得不轻，第二天还吐了好几次。”当天晚上22点左右，蔡洋才穿越交通瘫痪的城区回到家，他没有向任何人提起与李建利的冲突。朋友问起额头的伤，他只说是“自己碰的”。

记忆与情绪

( 普通市民杨义唐曾挺身而出阻止打砸者，使得被砸的丰田店免于遭受更大的损失 )

韩宠光和蔡洋都是这座城市中的外来者。韩宠光在邯郸和西安之间往返，一年会有六七个月住在西安。父亲早年就开着自己生产螺母机件的工厂，大姐在西安开店，他帮着做市场、管账。韩宠光大部分时间都是平静温和的，只有谈到日本的相关话题时才会语调升高。这半年，他花了将近两万元专门去上一个“教人沟通、爱与奉献”的课程，按照课程要求，他去做义工、为贫困山区的孩子募捐，甚至到闹市区去体验一天乞丐的生活。他说，这门课“真的能让人的性格发生改变”。

蔡洋的家在河南南阳，这个有四个子女的家庭中蔡洋排行最末，但是念到小学五年级他就辍学回家了。二姐蔡玉凤告诉本刊记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家庭条件太差，还有就是弟弟从小被村里人称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2009年，蔡洋跟着表姑父王超从老家到西安，一直在工地上做泥瓦工。出外打工的原因很简单：西安的日工资当时比南阳要多80元钱。熬过头一年的困窘，蔡洋也从小工逐渐混成了大工，让他欣喜的是，到9月的时候，他的日工资已经涨到了220元/天。城中村的房租只有300元，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除了床和简单的衣物并无长物。蔡洋一天中最大的开销是吃饭，他人长得壮，饭量大，即便如此，一天的伙食费三四十元也就够了。但是出外3年，年收入3万元左右的蔡洋没有往家里带过一分钱，他也没有存款。“我们都不知道他的钱到底是怎么花了。”刘融说。

( 打砸事件发生一个月后，钟楼附近的一家日本品牌服装店才恢复开业 )

工人们的日常生活很单调，除了每天规定的工作量，平时的娱乐只有上网打游戏和看电视剧。“城中村的网吧特别多，10块钱就可以通宵。”刘融告诉本刊记者，蔡洋平时最喜欢和工友们组队打一款叫《穿越火线》的网络游戏。他是个“下士”，但是偶尔为队伍立功时会骄傲得像个将军。蔡洋和工友们都喜欢看抗日题材的电视剧，刘融说，他自己光《雪豹》就看过三遍。“我们就喜欢看武打和枪战的片子，但是国产剧的背景基本都是抗战。”每次集体观剧都会引发工友们的感慨和议论，“有不同意见的人都会被批为‘汉奸’，这是我们一群人里骂人最重的话。蔡洋不会讲道理，他只会站起来重复强调自己坚定的‘反日’态度。”他们也用实际行动“反日”：一位工友开玩笑以“日本人”为名注册了个游戏账号，“结果是每次组队大家都不带他玩”。刘融说，他们的小群体，无论谁买什么东西，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问是否是日货。“蔡洋以前一直用一款国产手机，最近他突然开始炫耀‘国产’的。”刘融承认，这两年总是这样一群朋友相互接触，大家的“反日”情绪确实变得更激进了。

蔡洋的手艺不算好，爱偷懒，经常说好了上工又临时溜号去网吧，但是刘融这些陕西本地朋友能容纳他，全在于他“人单纯、没心眼”。刘融说他对未来没什么计划，今年才想着年底该攒些钱带回去，“他家里正在帮他盖房子，说年底要他带个姑娘回家定亲”。在每天单纯乏味的生活中，蔡洋努力寻找着自己的存在感。“仅我知道，他就去街头献血车义务献过五次血，两次在西安，三次是在三门峡干活时。”刘融和工友们嘲笑过他干这“没钱赚”的“傻事”，可是蔡洋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每次都故意把《义务献血证》在大家面前显摆。“他还把送的杯子，甚至是给的一点营养品当礼物送给我们。”刘融说。

蔡洋的“反日”情绪来得并不那么清晰。这个“90后”的童年里没有任天堂游戏机，也没有《聪明的一休》。在村里，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打鬼子”，蔡玉凤说这是村里孩子唯一的娱乐。蔡家的经济条件比较差，父亲60多岁还要帮人盖房子挣钱，“因为下雨有一天休息他都要着急”。蔡洋家坏了很久的电视还是家人花700元买手机送的赠品。“我们家一件跟日本有关的东西都没有，那么贵的东西我们消费不起。”蔡玉凤说。这个家庭也曾有过荣耀：爷爷黄埔军校毕业，军衔曾至上校，在后来的运动中精神失常。蔡洋出生时爷爷已经过世，但是祖辈在上海抗日杀敌的往事不仅是蔡洋，也仍然是整个家庭的骄傲。

韩宠光的意气很大一部分则来自童年获得的祖辈的记忆：“我外公是军官，参加过抗日战争，从小外公就给我灌输很多思想。他是老军人，很爱国，民族主义很重，对日本是恨之入骨。华北平原受日军侵略很重，我爷爷辈的很多人都被日军杀害。”中学时的同桌也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经常罗列出一系列日本侵华的罪行，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地跟我讲。”时值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上课时他一直给我讲，最后我们俩一激动就领着同学们上街游行去了”。2000年韩宠光考进中央党校成教学院英语专业，这期间他爱读政治、历史类书，尤其会有意识地去阅读与日本相关的内容。“比如杂志里说日本研发了什么高端武器，我就会买回来细细研究，思考中国有哪些武器可以应付。”他崇拜有“大胸怀、大气魄、大智慧”的毛泽东，“跟日本有那么大的仇恨，但是中日却建交了”。

从高中开始，韩宠光开始有意识通过不用日货的方式默默地“反日”，这更像是信仰下的一种自律。“当时流行索尼的超薄随身听，我和同桌都没买。现在家里的电器、车都不是日本的。”对于日货，他很清楚地知道不可能完全避免。“国产车发动机里的轴承当然都是日本产的，中国最好的轴承耐磨度达不到要求。公交车、手机也会有日本生产的零部件，我不可能因为这个不坐公交车、不用手机。朋友请我吃饭去日本料理，我也不可能拒绝，连吃饭都要跟爱国沾边，是不是太‘左’了？”因此，韩宠光并不会因为别人购买日本产品而对其人品产生看法。“理性的人一定会考虑到自己的承受能力、消费能力和产品性价比，一个人的消费观、价值观与爱国不冲突。买日系车的人难道就是汉奸吗？打砸抢的人反而有可能是汉奸。”

韩宠光非常清楚中日之间经济的紧密程度：“日本车的国产化程度比较高，很多都是日本的技术在中国生产。这次‘反日’，我一个朋友在一家企业工作，丰田车的车门都是他们制造的，那是地地道道的国企，是丰田的固定供应商。因为‘反日’，他们企业受损很大。网上很多中国人说，‘几个月不用日货，日本会怎么怎么样’，这都是扯淡，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即便全球化的今天很多问题无法二元看待，韩宠光仍尽量寻找替代的可能，“真正理性的人是不会组织游行的，也不会完全去抵制日货”。

韩宠光那份没有施行的游行计划其实做得相当详备：“我们的设想是，游行队伍举着百米长、1.2米宽的白布，一边游行一边签名；路线经过市中心，有10公里，考虑到时间长，我们连面包和水都准备好了。对游行线路里的日本料理店、日资公司，我们打算提前通知他们关门歇业。也会找人维持秩序，把队伍里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组织50到100人，戴上红袖标，配合公安机关维持秩序，也会要求公安机关把游行队伍围起来，不让外人掺杂进来。”韩宠光说他撤回自己游行申请的想法是，“我不想给他们提供一个打砸抢的平台”。

蔡洋则一直不认为自己做错了。9月16日就得知弟弟参与砸车的蔡玉凤在电话里狠狠骂了他。“他却说我没出息，说他是爱国行为。”没过两天，蔡洋就跟刘融一起去了工地，直到9月28日从网上看到自己打人的视频才觉得害怕。然而无论是对刘融，还是回家面对母亲杨水兰，蔡洋并不认为打伤李建利与砸车的“爱国行为”是一回事。“我的事网上一半支持，一半反对。”刘融说他一直为自己争辩。刘融则对蔡洋的行为表示理解：“如果我在那样的情况下也会动手砸车的，那是表达爱国热情的特殊环境，再说也没人说不对。”

家庭的现实计划

张慧和家人至今还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来：女儿出门时经常问，今天会不会有坏人？本来就有抑郁症的外甥休学回家，连张慧自己都觉得西安不再安全，动了回延安老家的念头。在西安读了四年大学，张慧回延安的一家银行工作了很久，2007年女儿出生后不久，才辞职来到西安。虽然当警察的丈夫还在外地工作，但是独自带孩子的张慧总盼着“有一天他能调回来”，“在西安也能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5万元的家庭年收入在西安再普通不过。“我们没什么钱，也从不乱花钱。”张慧并没有品牌概念，她的家庭经营之道遵循的是实用主义。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装修只花了2万元。“我在网上看到喜欢的样子就请师傅照着做，一扇门才100块钱，床、洗衣机和冰箱都是几年前结婚的东西，从延安带过来的。”家里唯一的新电器是一台国产大电视。“赶上促销，用的是老公发的季度奖金。”客厅里的茶几也是当年结婚时买的，张慧自己给茶几刷了一层白漆，还依稀能看到原来的颜色。

女儿的教育投资是张慧唯一不计成本的。“女儿看到酒店大堂的钢琴很喜欢，回来我们就给她请了钢琴老师，又花1万多元给她买了钢琴。”现在张慧的女儿每周有四个晚上要上课：两次拉丁舞、一次钢琴和一次英语，买车接送孩子成了家庭的迫切需求。“再加上她现在的学校不够好，我们还想给她换到离家更远的好点的学校，有车以后也更方便。”虽然是迫切需求，买车的15万元花费也是继他们花20多万元贷款买房后的最大支出。“我们原计划今年10月买，有促销活动相对便宜，但是我老公担心西安也会开始限号，就提前到了7月。”

按照张慧的家庭收入，10万元左右的购车预算比较合理。但是作为家里的一个大件，张慧希望一步到位，预算于是被提高到15万元。张慧告诉本刊记者，她也考虑过欧美系的一些其他款型，但是笨重的外形和不够鲜亮的色彩都让她望而却步。本田思域是朋友推荐给她的，漂亮的内饰和操控台让她一见倾心，这款车也符合她实用主义的消费观：“这几年很少掉价，保养一次才300多块钱，还省油。我跟小区里的一个朋友一起买车，她买了宝来，我们开车次数和公里也差不多，我的油费比她少了200块钱。”

这辆车在家庭中的地位绝不是普通的日用消费品，张慧平时舍不得开，车多数时间停在小区里，她还买了车衣盖住。有一次，张慧的指甲不小心在车上划了一道，她说她心疼得回家就把指甲剪了。如果不是因为修车，张慧根本不会知道自己的日本车产地实际是湖南。日本在她的概念里太过遥远：旅行消费对她的家庭来说还没有能力，家庭中充满着足可替代的国产日用品。这个家庭与日本唯一的联系是女儿爱看的动画片《哆啦A梦》。“国产动画片太幼稚，看得人智商都低了。”她笑着抱怨。

李建利和家人则搞不清楚该怪谁，李建利的颅骨开放性骨折已经花掉了原本留着给儿子结婚的钱，这对原本经济上就比较拮据的普通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没钱给儿子买新房，一家人先借住在亲戚家，打算把老房子重新装修一遍当婚房。王菊玲愤怒地把前来采访的日本媒体推出病房：“都是因为你们要占钓鱼岛，我们的车才被砸，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的损失！”

李建利和王菊玲原来都是一家集体企业的工人，下岗后，李建利开过出租车，后来又到二手车中介公司跑业务。“他是真心喜欢车，懂车。”在这辆丰田卡罗拉之前，李建利开过一辆二手奥拓，2010年，他的收入达到四五千元，大儿子李斌又要结婚了，李建利夫妇想着换辆新车，既是圆自己的一个梦想，也希望能向周围的人显示自己变好的经济条件。

一辆十二三万元的车对于李家是承受一定经济压力下的选择，懂车的李建利选择日系车则是出于现实考量：省油、性价比高。同时他们也把负担减到最低：“我们只上了1000多元的强制第三险，没上商业保险。车子停在儿童医院那里，不收停车费。”开车是李建利独有的权利，两个儿子也没有理由开走。当时，李建利曾经在丰田卡罗拉和一款欧美品牌轿车间做决断。“我们选丰田是因为它名气更大。买车就是想显摆我们条件好了，没想到这次丢死人。”王菊玲告诉本刊记者，她实在没想到，这个全球销量最大的汽车品牌竟让她遭遇的是跪地求饶的屈辱。

李建利和王菊玲是这个城市中的二代“移民”，他们的父母都是抗战时期从河南逃荒来的难民。“他们是真恨，偶尔也会讲起逃难的事，但是我们在西安出生，已经没有什么感觉。”王菊玲说。他们的下一辈则觉得日本很遥远：他们并不知道西安与日本奈良是友好城市，去日本旅游更是想也没想过的事。这种感觉更多是出于经济能力的限制，事业刚起步的李斌兄弟在经济上还要延续父辈的实用主义路线。

加速的变局

9月15日那天周虎还算幸运。“我提前接到朋友的电话，然后赶紧把店里的卷闸门给拉上了。”周虎和两位朋友在玉祥门内的莲湖东路上合伙开了家原装进口车直营店，当时店里正停着四辆丰田普拉多越野车。在游行队伍到来前关门的周虎没有遭受损失，但是相隔不远的另一家店的门面却被人群猛烈冲击，只因为他家的卷闸门上还印有鲜明的丰田标志。

莲湖东路上有三四家做进口汽车贸易的公司，虽然标示什么品牌都做，但店里摆放的主要是丰田系列。周虎从1999年开始从事汽车贸易，2003年时店里开始试卖丰田进口越野车。相对于4S店出售的“中规版”，周虎的货源是丰田日本公司销往中东市场的“中东版”。他的货源来自设在天津港的一家大型进口贸易公司。“我们需要几辆就给大老板下订单，他们一次从中东进口上百辆，再分别送到不同城市的销售商手里。”周虎告诉本刊记者。

以周虎店里的一款进口丰田普拉多为例，4S店销售的中规版加上关税售价在38万元左右，而中东版车在中东国际市场的购买价格是30万元左右。“加上运费、关税和利润，售价也要达到38万元，而且不享受4S店的免费保养，价格上并没有竞争力。客户喜欢中东版是因为它相同价位上配置更高，而且质量更加过硬。”周虎说，区分中东版和中规版的点就是越野车上放备胎的位置：中东版紧贴后备厢，中规版则是放在车后底部，“这种设计跟后备厢所用钢材的强度有关”。

9月之前，周虎店里的丰田越野车销量基本稳定在每5天出一辆，2008到2010年销售业绩最好的时候，他们能一年卖出100多辆车。这个销售业绩远远超过店里也在卖的同等价位的其他品牌。“日系车的优点很鲜明，省油。这辆车有两吨多重，可是百公里只要12个油，比别的品牌要省至少2个油。更重要的是，在没有4S店保养服务的情况下，它的首次保养费用只要600元，别的品牌则要高达三四千元。”周虎说，丰田车的进口配件也非常便宜，“汽配城就可以买到原装进口的机油滤芯，只要60元，根本不需要通过4S店”。一位店员告诉本刊记者，虽然整车都是在中东市场交易，但是配件在香港就可以交易入关。周虎对丰田车的评价是质量过硬、保值能力强。“卖了这么多年车，还没有客户因为质量问题找回来过。有的老板50万元买的车，欠债顶账时还能当50万元顶出去。”

城中的闹市区沿街开着汽车商铺着实有些突兀。周虎说，莲湖东路在上世纪90年代是闻名陕西的汽车销售市场。“省汽车贸易公司、西北汽车贸易公司都在这条街上，还没有4S店时，买车都要找这两家公司。”90年代中后期进入省汽贸的周虎没有赶上好时候，“公司摊子铺得太大，什么品牌的车都卖，资金周转不开就倒闭了”。与此相伴的是汽车厂家开始各自设立售后维修点，没多久由厂家经营的4S店在西安相继出现。这种售前售后一体的经营模式对国营商贸公司也造成了打击。现在大型4S店都集中到了城市的外环，只有莲湖东路上这几家经营进口车的小店还保持着原来的销售模式。

9月15日后的一个月，周虎的店里没再出过一辆车。另一家店铺的老板已经急得去天津打算更换经营品牌，不再下新的订单，但是店里的现车还压着几百万元资金。“钱是从银行贷的，一天卖不出去就算一天利息，还有房租。”“金九银十”的惨淡让周虎清楚：“今年能保本就不错，甚至会赔钱。”2008、2010年西安的“反日”游行都曾出现过砸车、烧车的个案，但这从没有成为周虎经营的顾虑。“最多一两个月就会恢复销量，客户的现实需求并没有被影响。”

周虎也盘算着改变经营方向，却并不是因这次事件的偶然想法。“2014年前，西安丰田进口车市场肯定会有一次大洗牌。”对经营者来说，市场的供需变化才是更深刻的原因。“最早经营丰田进口越野车的就莲湖东路上我们这几家，后来北郊、南郊的汽车城陆续又开了好多家。市场需求就那么多，原先我能分到五辆，现在可能只能卖掉一辆。”竞争中，利润也越来越薄。“最好的时候提车还要加价，一般也能有三四万元的毛利，现在这辆车我就降5000元也没人要，它放了一个月，其实已经是赔钱在卖了。”这场游行只是让市场洗牌提前到来。周虎盘算着趁空闲出国考察一下高端进口二手车市场。“美国经济危机以后，很多家庭的好车都低价出售，我想看看能不能进口过来。”

周虎爱旅行，暑期的车市淡季时他总爱和朋友们结伴出行，但是日本从来没有进入过他的选择之列。“我也因为历史问题讨厌日本政府，而且我表妹说日本也没那么好。”周虎告诉本刊记者，他学日语专业的表妹已在日本工作了两三年，只有每年春节回来时才会发表些简单的感想。“她说日本人做生意太较真，跟他们做生意太辛苦。”周虎说，表妹并没有因为中日关系紧张而感到不安，“政府对她这样的工作人员都提供了保护”。

周虎的祖辈和李建利夫妇一样，都是因为战争逃难到西安，历史的记忆仍然传到第三代。“我一个远房表妹嫁了个日本丈夫，去医院探望我生病的爷爷，老头子大骂着不让人家进门。”周虎说，父母和他自己则已经能把历史记忆和现实生活分得很开，这个年收入几十万元的家庭对品牌的认识已然非常清晰。“我父母用的电视、洗衣机、冰箱都是日本品牌。显示屏的成像效果就是比国产的要好。”在周虎的生活里，日货还是代表着“质量更好，技术水平更高”。这也是日本人留给他“认真、努力”等肯定印象的缘由，“越野车用的微型六缸发动机现在国内还生产不了”。

日系车市场什么时候能够回暖？周虎这次也不敢说了，毕竟游行中的打砸事件给西安的消费者留下了阴影，而政治关系的走向还阴晴未定。“大家都在观望，最迟到明年三四月就会见分晓。这个冬天肯定会有一批丰田进口车店撑不住。”

（应采访者要求，部分使用了化名）（文 / 贾子建 付晓英） 亲历者张慧游行生活日本生活西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