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母是一针“鸡血”吗？

( 停靠在大连船舶重工码头的“辽宁舰” )

在中日钓鱼岛争端逐渐升级之际，9月25日被命名为“辽宁舰”的首艘航空母舰加入了中国海军的序列。对此，包括日本媒体在内，西方媒体一下子就把中国这艘航母与钓鱼岛联系在了一起。而国内媒体在“过度兴奋”之余，马上表明航母的服役并不代表中国的积极防御国防战略和中国海军的近海防御有所改变。这么一来，一些并不十分了解海军和航母的朋友有些纳闷，纷纷问我，航母难道不是针对钓鱼岛的？对熟悉的朋友我只能说：航母对当下的中国而言不是一针“鸡血”。

说到“辽宁舰”，就不能不说它的“母板”——苏联的“瓦良格号”。简单地说，1975年美国败走越南战场后，苏联大举南下太平洋。美国在迟疑了几年后，里根在保守派和鹰派一片“保卫美国”的呼声中登上了总统宝座。当时的里根与当下的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相比，绝对是个“狠角色”，因为他不仅说而且真做。而苏联当时虽然在1979年“动”了阿富汗，试图“穿过”巴基斯坦打通印度进而连接越南进入太平洋，但里根利用“印钱发债”的反常规操作在战略颓势下，除了打出“星球大战”的招牌外，启用了年仅38岁的海军部长约翰·莱曼整顿军备采购管理体系，实打实地推行起了600艘舰艇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人眼看着快要吃到嘴里的“温水海洋梦”破灭，在条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于1981年开始了直通甲板航母——“库兹聂佐夫级”的建造（第二艘是“瓦良格号”）。

现在回过头来看，苏联在设计建造“库兹聂佐夫级”大直通甲板航母时，确实有些求急要快，取消了弹射器的起飞方式，但在建造的过程中，建造方还是坚持了前25年建造三型载机舰（“基辅级”、“巴库级”、“戈尔什科夫级”）的经验积累，扎扎实实地在做。鉴于船坞周期的限制，首舰“库兹聂佐夫号”虽然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分段建造法，并在设计中采用现代计算机技术，但在工时安排、几千份建造证书签收等管理上仍然很严格。事实上，问题最终可能出在了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动荡上。比如按照厂长马卡罗夫在1989年的几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看，舰艇建造了6年，完成度已达到了75%，但协议供货3.33亿卢布的武器装备和电子设备仍有价值1.6亿卢布没有到货，这导致了几千份建造证书的签收只刚刚超过50%，而上千份的系泊试验证书也只签收了不到20%。而在那一年，刚刚卸任的里根政府已经批准了两艘10万吨级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开建。

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在那一年，中国的舰艇研制机构根据舰船相关条例中规定“积极采用国际标准”的要求，在上世纪50年代采用过苏联标准的基础上，开始在理论上消化、吸收美国海军的舰船标准。用一位最早制定并参与航母预研的老将军的话说，要通过学习、消化、吸收美国海军的军用标准体系，更新技术观念，提高管理水平。简单地说，美国海军的军用标准体系，就是订货方交给总承包商的一系列规范性的工程技术文件。作为设计、建造、试验的承包商根据这些文件设计、采购并向分包商下达订单。由于这些规范性文件都是以往设计、建造、试验舰艇的经验积累，就大大提高了舰艇的研制、建造和试验的效率。套用一句在媒体上常常见到的话说，就是所谓的“体系建设”。

现在回来说中国的航母，“辽宁舰”之所以一开始被称为“航母平台”，加入海军序列后国防部发言人又表示“主要用于训练和试验”，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国具备了依托自己的国防工业基础，进行航母设计、建造、维修和人才队伍的“体系建设”了。而中国的这个“体系建设”的背后，是中国60多年来建造了三代水面舰艇和三代作战飞机以及相关装备积攒下来的数千个国家标准、国家军用标准和行业标准。有意思的是，就在苏联海军敦促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加班加点建造“辽宁舰”的前身——“瓦良格号”航母时，中国海军的一位负责造船的将军，把在舰船设计、建造中要贯彻标准化的概念总结为“两力六性”，即：作战能力、生存能力和可用性、机动性、兼容性、隐蔽性、居住性、经济性。那时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将军。他告诉我说，他80年代中期在美国参观航母时，一位美国将军自豪地对他说：一艘航母的技术文件堆起来与航母的体积一样大。（文 / 宋晓军） 水面舰艇航母海军武器装备一针中国海军鸡血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