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物、技术与精神

( 河南博物院里展示的商代青铜冶铸模拟场面 )

青铜器是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一朵奇葩，虽然出现的时间晚于西方，但却选择了一条与西方截然不同的道路。在中国，早期西北地区出现的青铜器带有明显的草原风格，但青铜传入中原之后，却迅速成为礼乐制度的符号，对完善中原地区的礼制、推动中华文明的形成发挥了巨大作用。

最早的青铜器

人类发现铜的过程大概有些偶然。在自然界中，铜以两种天然状态存在，一是纯铜，又称红铜，数量极少，可以像石器那样直接锤打成器。迄今所知最早的铜器基本都是由自然铜直接打制而成，比如发现于土耳其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钻孔珠、方形的扩张锥及别针等，伊朗的一颗小铜珠，是用4毫米厚的铜片卷成的，其质料也是自然铜，年代大概都在距今7000至6500年前。另一种是含铜的矿石，纯铜非常稀少，但在铜矿石中，一种名叫孔雀石的矿物是最常见的，一般呈翠绿色，色彩鲜艳夺目，极易被发现。孔雀石经常与自然铜一起出现，人们用木炭烧制以后便炼出了铜。

人们在制作石器工具、农具和武器的过程中，大量接触各类石材，大概是在对大矿石块进行火烧分裂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其中一些矿石中的金属被熔化了，冷却后可以凝结成合金块，它们不像石头那样容易碎裂、剥落，而是可以锤薄，甚至拉长，还能发出悦目的金属光泽，用以制成装饰品佩戴。有人则认为最早的冶炼术是从陶器制作中发展起来的，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的制陶业就有了高度发展，经测定，仰韶文化陶器的烧成温度已经达到950～1050℃，而铜的熔点为1080℃，相差无几。

除铜矿石之外，自然界中还存在一些含锡、含铅或含锌的共生矿石。现在发现得较早的合金冶炼，基本都是由这种共生矿直接加工而成，有含镍和含铅锌矿的铜矿石的地方，最初冶炼出的是白铜和黄铜；有含锡铅矿的铜矿石的地区最初炼出的就是青铜；有含砷铜矿石的地区，最初炼出来的就是砷铜。上世纪70年代，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发现了一件残缺的铜片和一件残铜管，经过鉴定，距今约6700年，有学者被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冶炼铜，但也有很多学者提出反对意见。

( 宁乡出土人面纹方鼎 )

大概就是在冶炼共生矿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青铜合金。原先的纯铜熔点高，而且质地较软，不易成形。如果加入一定的锡，不仅可以降低熔点和提高铸造性能，还能极大地增加铜合金的强度和硬度，尤其适合做成兵器；如果加入一定的铅，熔点降低了，流动性和延展性也有了极大提高，可以铸造出复杂的器形和更加精美的花纹。

姜寨遗址中的黄铜片虽然年代与西亚地区相近，但仅此两块，代表性不足，其他同时代遗址中发现的铜片也缺乏地层和年代证据。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青铜，是距今5000年左右的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把完整的青铜刀，刀长12.5厘米，材料属于铜锡合金的青铜。从共生矿到人工合金，青铜的出现标志着冶炼术发生了质的飞跃。

( 东周错银铜壶 )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所长梅建军告诉本刊记者，与西亚地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红铜时代不同，中国的金属冶炼似乎直接进入了青铜阶段。到距今4000至3600年前，青铜开始广泛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在西北，继马家窑文化之后的齐家文化，在东北地区，内蒙古的夏家店文化下层，以及中原的陶寺遗址中，都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青铜器。梅建军介绍说，这些青铜器主要是小刀和耳环、铃铛等小件装饰品，末端被锤扁的耳环、带喇叭口的小铃铛，和带骨柄的小刀，都带有明显的南西伯利亚的草原风格。

从路线上看，早期青铜器在西北地区最多，此后沿着长城沿线往东，在山西、河北和内蒙古一带，也是相对一致的草原风格。由此，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早期的青铜冶炼来自西亚地区，“或者至少可以说，受到了西亚草原风格的明显影响”。以铜镜为例，以水鉴容是中原农业民族传统的映像方式，用金属铸造镜子则可能首先由西北游牧民族所发明，直到殷商时期，铸镜照容才传入中原。在西方，铜镜是巫师或萨满的法器。

( 早商铜盉 )

直到距今3500年左右的二里头遗址中，才出现了大量的青铜。但与西北地区成分大多为砷铜合金不一样，中原地区发现的青铜器主要是锡青铜，并且出现了铜锡铅三种成分的合金，用途也多样起来。从器物上说，与草原地区偏向装饰品不同，中原的青铜器更多作为礼器和乐器，其铸造工艺也有了明显变化，出现了能够制作更复杂器形的块范法。

冶炼与铸造

( 东周铜鼎 )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陶范法铸造青铜器的国家之一。在西方，虽然青铜冶炼出现较早，但在很长的时间内，主要采用的仍旧是锻造法，把冶炼出的青铜直接打造成器；或者采用石范铸法，在一块石头上挖出模型，然后用铜水浇铸成器。中国西北地区出现的早期青铜器，基本也是锻造和石范居多。但是，青铜传入中原地区后，龙山时期的陶寺文化时期，就出现了使用块范法铸造的空腔铜容器。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陶范法的适用已经相当普遍。

相比锻造和石范，陶范法能够制作出更复杂精美的器形。其简单过程如下：先制作一个欲铸造器物的模型，可以用陶，也可以用木、骨、石等各种质料，甚至已经铸造好的青铜器也可以，称为母范；然后用泥土附在外面，脱出用来形成铸件外廓的部分，称为外范，一般都会分割为至少三块，便于将来浇铸后脱下；另外还要用泥土制作一个体积与铸件内腔相当的芯范。然后内外范结合，将融化的铜溶液浇铸到中间的空隙，待冷却后再脱掉外范，一件复杂的青铜器就完成了。

( 早商铜尊 )

因为常见的母范一般选用陶制，块范铸法又称陶范法，虽然在西亚和俄罗斯也曾出现，但其所铸的器形都比较简单。而在中原地区，因为已经具备了制作复杂陶器的基础，一旦在青铜铸造上采用了这种复杂技法，所铸造的青铜器很快就复杂多样起来，饕餮纹等精美的花纹也开始出现在青铜器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刘煜副研究员与北京大学陈建立副教授对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陶范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用于制作青铜器的陶范，不同于普通陶器所需要的黏土，所选的材料是含砂量高的黄土，还要把其中的黏土淘洗出来。“说明当时的陶范已经相当成熟。”陈建立告诉本刊记者，在显微镜下观察，这样做成的陶范里面密布着气孔，这些气孔具有保温的作用，而砂和少量黏土等材料结合而成的陶范也具有耐冲击的特点，更利于青铜浇铸。

( 晚商妇好墓出土的偶方彝 )

块范法的铸铜工艺，生产流程复杂。根据陈建立的介绍，至迟在春秋中期的山西侯马牛村铸铜遗址已确认有了明确的分工，如有人专门负责制作陶范，有人负责浇铸，有人负责打磨，严密的分工背后则是复杂的社会管理。从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铸铜遗物和铜器推测可能也存在这一现象。

除了陶范浇铸法，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在采矿和冶炼方面也有了明显进步。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李延祥教授，最近10年来大部分时间都奔波在野外，试图通过寻找古代的采矿和冶炼遗址来推断当年的冶金业发展情况。他告诉本刊记者，在西北地区，甘肃河西走廊附近发现了五处大型冶炼遗址，距今大约4000年，早期主要是炼铜矿石，后期开始出现含锌、锡、砷的合金矿石，到距今3700年左右，开始出现了正规的锡锌铜合金冶炼。

( 青州苏埠屯出土的晚商青铜钺 )

在东北地区，牛河梁一带以前曾发现过两处古矿址，现在又发现了四处炼铜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是铜锡二元配方的装饰品，以耳环、戒指居多。其中一具女尸，推断死时约为40岁，10根手指头上竟然戴了11枚戒指。考虑到当时人的寿命很短，这位“老太太”的社会等级地位应该很高。西周中期以后，这里开采以锡为主的矿石，甚至出现了少量青铜礼器，但带有明显的中原风格。考虑到大兴安岭南端这一带正是中国最大的锡矿产地，而当时的中原青铜礼器已经相当发达，李延祥推测，这些礼器有可能是与中原地区交换锡料所得来的。

在西北和东北地区发现的古矿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地点明显是经过古人精心选择的。“首要考虑的就是安全保卫和水源的问题。”李延祥向本刊记者分析说，可以推测统治阶级对采矿和冶炼的重视。西北地区的采矿遗址主要分布在河边的小绿洲上，因为无论是采矿所需的大量人力生活，还是冶炼本身，都需要大量的水；在东北地区，早期的冶炼地点分布在陡峭险峻的细长山梁子上，紧靠山根，非常隐蔽，但到了后期，开始转向稍低点儿的小山坡，说明开采者的自我保护能力有所提升。

( 石楼桃花庄晚商铜觥 )

在中原地区，李延祥和他的团队经过几年的寻找，在晋西南的中条山找到了八九处冶炼纯铜的遗址，这一带自古就是铜矿主产地。近山冶炼是当时的普遍做法，但铸造遗址却分布在距离冶炼遗址大概20多公里外的两个城址中。二里头的青铜冶炼极有可能是从中条山一带传入，说明当时已经具备了运输矿石过黄河的能力。不过，二里头遗址中并没有发现锡矿石，锡料的来源还是个谜。这种冶炼与铸造分开、铜与锡分开的模式，显示了这一地区更为高级的社会管理和资源控制方式。

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从距今3500年左右的二里头时期开始，中原地区的采矿、冶炼和铸造技术，已经全面超越西北地区。当时的中原，人们在隐蔽的山脚开矿，就近冶炼，然后把炼好的铜运到城里，在专门的铸铜作坊进行青铜器铸造。因为矿产稀有，矿资源被统治阶级严格控制，任何试图占有矿产资源的个人都会受到严厉处罚。东周时期的《管子·地数》篇说：“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为了更好地保护青铜铸造，绝大部分铸铜作坊都建在城内，有的几乎就建在王室后院里，冶金工人们生活优越，属于社会中的精英阶层，考古分析认为，他们吃的肉都要比普通百姓多出许多。

( 西周利簋 )

到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已经独领风骚，铜锡铅三元合金的铜器数量在所有铜器中的比例，超过了铜锡、铜铅二元合金铜器的总和。青铜冶炼需要一个强盛的社会作基础，冶炼一斤铜，至少需要七八十斤木炭，炼锡则更为复杂。由于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还需要精确的分工和有专业特长的技术工人，单靠普通的家庭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当时的青铜冶炼几乎全部由官府经营，制作青铜器的工匠和奴隶也都隶属官府，专业工人都是世袭制的，同一个家族铸造的青铜器都是同一种风格。

青铜与中原礼制

( 裴李岗文化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

梅建军认为，青铜器在中国，没有大量应用于农具、工具等生产性器具，没有给经济领域的生产带来革命性影响，反而大量用于制造礼器、兵器和乐器，成为王权统治的符号，这是中国青铜文明与西方青铜文明最显著的区别。在西方，尤其以希腊文明为代表，青铜器主要用来做生活用品和艺术品了，与权力符号的联系并不紧密。

以器物代表礼制，中原地区相比其他地区有更悠久的传统。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生活中所用的各种陶器，就开始承担部分礼器功能。在仰韶文化遗址中，用来烹饪、煮食、盛饭的陶器开始广泛出现在各种等级的墓葬中。玉器出现后，在很多地区，如东北的红山文化遗址和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中，除了装饰功能外，还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但是，中原礼乐文明的成熟，还要从青铜器说起。

( 良渚出土的玉钺复原，代表了王权与军权 )

与东北、西北地区青铜器的草原风格不同，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完整的体系，它大量模仿了陶器的容器路线，应用于王室和贵族阶级祭祀。由于青铜铸造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更高级资源管控能力，迅速超越陶器和玉器，成为中原礼制的核心部分，为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正如旅美考古学家张光直所言，对中国古文明来说：“青铜即权力。”

统治阶级为青铜容器赋予了鲜明的等级意义，模仿陶鼎而来的青铜鼎，拥有最高地位。鼎本来是一种主要用来煮鱼、肉的器具，功能类似于现在的锅，形状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后来也出现了四足鼎，足间是烧火的地方。青铜鼎器属于重器，直接象征着最高权力。传说夏朝的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

( 石斧 )

到了商代，带有复杂纹饰的重器多起来，铸鼎成为贵族统治阶级最常见的祭祀之礼。现在发现的最大青铜器，就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司母戊鼎”，高133厘米，重875公斤。在商朝后期的都城安阳殷墟中，当时的熔铜炉口径估计达到1米左右，像司母戊大方鼎这样庞大的重器，则需要几个熔炉同时工作才能完成，当时的权力阶级已经对青铜器制造实施了复杂的管理。

周灭商以后，俘获了商王朝的铸铜工匠，因此前期的青铜风格与商朝非常相近。到了西周后期，酒器减少，青铜食器开始多起来，簋的数量开始有了一定规律。周人贵族阶层出于礼制仪式的需要，开始把往常花样繁多的青铜礼器集中在鼎、簋、壶、盘、匜和编钟等特定的器类上。器型种类少了，统治阶级的需求却越来越大，每个品种的数量随之增加，开始出现成套青铜器，即“列器”。为了简化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流程，西周后期的铸铜作坊开始更多采用“分铸铸接”，把以前分开铸造的主体和附件合在一起再次浇铸确保一次成型。并且，青铜器上开始大量出现记载王室家族和战争的铭文，成为统治者著史的理想载体。

周代对于青铜器的使用进一步充实了礼乐制度。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周天子可以用九个青铜鼎，跟它相配的簋八个，叫“九鼎八簋”，然后，诸侯或卿用七鼎，大夫五鼎，士只能用三鼎或一鼎，不能越级使用。而且祭祀的时候，每个鼎和每个簋该装什么东西，都有明确的规定，不能随意搭配。《左传》中有一则故事，说楚庄王称霸中原时，周定王派使臣前去慰问。庄王毫无顾忌地问起了周鼎的轻重大小，使臣反驳道：“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从此，“问鼎”便成了有意篡位的代名词。

与西方青铜文明中对艺术品的追求不同，中国青铜乐器也是礼乐制度的一部分，西周中晚期，出现了较为严格的乐制，乐成为礼仪的一部分，扩大了其作为娱乐的属性。不仅在统治阶级祭祀天地的时候使用，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分化出复杂的等级之差。

( 陶寺文化彩绘陶簋 )

到东周时期，逐渐形成了以“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为代表的礼制文献，在为官、婚丧、祭祀、乡射、宴席等方方面面都做了细致入微的规定。尤其在饮食仪礼上，周人更加看重，《礼记》中就明确规定：吃饭时手要洗干净；已经抓过的饭不要再放回去；吃肉的时候不要把骨头马上扔给狗；喝汤的时候不要发出声响等等。这些直到今天都没有过时。青铜器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早已远远超越了其本来的实用功能。

石器

( 龙山文化蛋壳黑陶高柄豆 )

石器制作是人类诞生以来就有的最古老的手工业，历史和考古学者选择以不同的石器制作方式来区分原始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即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最早的石器都是打制石器，在距今350万年到1万年前，人类都是用那些带有锋利边缘的石片或石块来猎杀和肢解动物。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人们开始从事更多的植物采集和种植，这就需要一些大型的砍伐工具和挖掘工具，需要一些特殊的工具来建造住宅、加工食物。由此慢慢出现了有规整形状、整齐的刃口和体形较大的石器，加工技术也由原来粗糙的打制，变为磨制，对石料的选择、切割、磨制、钻孔、雕刻等工序也有了一定要求。

( 仰韶文化花瓣纹彩陶豆 )

用于翻土的石器农具，为早期农业的诞生提供了有力支持。到新石器时代中后期，随着农业的发展，石器制造趋于成熟，根据不同需求分为农具、木工工具、狩猎工具、装饰品和生活用具等等，并且开始广泛采用石料切割法和钻孔技法。

陶器

( 良渚文化黑陶盉 )

用黏土加工成型，在600～ 1000℃高温下焙烧而成的器物。人类使用陶器的时代，大致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距今1.2万年前。到了距今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农业种植的出现，陶器开始普及起来，不仅可以用来盛放食物，还可以用来作为炊具，使得人类烹饪技术有了飞跃进步，不再限于烧烤，有了蒸煮。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制作普遍采用了慢轮技术——一种可以转动角度，以方便对器坯进行修正装饰作业的辅助装置。早期的陶器大多是露天烧制的，火候不均，质地疏松，陶色斑驳。后来，人们掌握了封闭陶窑的技术，通过还原反应来烧制灰色陶器，甚至利用渗碳工艺烧制黑陶，或者利用矿物质颜料装饰陶器，选择特殊陶土制作白陶。

(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兽面 )

在二里头时期，陶器的制作基本采用了快轮技术——利用高速旋转的轮盘拉坯成型，外形规整美观，器胎薄厚均匀。更重要的是，快轮技术使得大批量的生产成为可能，手工业的内部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出现了专业化分工，出现了专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手工作坊。因为原料丰富，制作成本低，工艺相对简单，陶器是古代墓葬中最常见的随葬品，成为中原礼乐文明中最早的礼器。

玉器

( 红山文化勾云形玉饰 )

旧石器时候晚期，人类在磨制石器的过程中，发现了这种含玉矿石特殊的油脂光泽。早期玉器加工所需玉料主要有三个来源——河边、山上或山流水。从高山上滚落下来的玉石，经过河水冲刷，与河砾石非常相似。即便现在的珠宝鉴定，也需要借助一定的专业工具才能辨别玉石，古人在野外找玉，全凭肉眼和经验，困难可想而知。但是，早在8000年前，先民们就掌握了高超的辨玉技法，内蒙古兴隆洼遗址中一个墓里曾出土8件玉器，后经测定全部为真玉，这也是中国所出土的最早的玉器。

从玉器加工来看，早在8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砂绳切割法——用麻绳沾上一种河滩上的粗砂，通过来回拉动切割石料。这是玉石切割的第一次技术升级，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叶晓红博士专门做过一个试验，结果发现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切玉，而且速度还挺快，4个小时就能切下去3厘米。

( 红山文化勾云形玉饰 )

叶晓红介绍，砂绳切割法在此后的4000年中都是最主要的加工方式，但是用绳子切割，很容易造成边缘一层层的石棱，而且不能形成弧形切面。距今6000年的红山文化，北方的玉器制造达到顶峰，出现了各种动物造型，带有浮雕和浅雕；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则是南方玉器发展的高峰期，出现了大量精美玉器，并且多用于祭祀等活动，象征了身份地位和阶级分化。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中原二里头文化时期，玉器生产已经大量采用片切割法——即用某种石制工具来切割玉石。这种方法切出来的玉，切面更加平整，造型也更复杂。

中原地区的玉文化，早期并不发达，但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区的特色，比如北方地区的草原文化风格和南方地区的抽象纹饰。到二里头时期，玉器大多做成兵器状，象征着王权和军权。青铜器进入中原后，迅速超越玉器成为新的礼器中心，虽然不同等级的人也佩戴有不同的玉器，但玉器不再作为礼乐重器。春秋战国之后，玉器逐渐演变成一种特有的中国文化符号，往往代表着谦谦君子。

(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 )（文 / 魏一平） 中原青铜考古文物技术矿石器物中原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