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在中国的田野上

冬日下午两点，阳光正好。视频接通后，手机画面中出现布莱恩·林登的头像。林登人在大理。他坐在一间玻璃房子里，身后是苍山洱海，风景如画。他聊起天来手舞足蹈，在镜头前晃动着自己的新书，指着封面上站在稻田里的“大高个”跟《环球人物》记者开玩笑：“你看看这人是谁？长得很像猪八戒是不是？”说完哈哈笑。

对谈以林登的美式幽默开场，不过细聊下来，他让记者感受到的却是一个被中国文化浸润的美国人形象。面对记者偶尔抛出的尖锐问题，林登会搪塞：“网络信号不好，你刚刚说什么，我没听清。”那天的对谈从阳光洒进玻璃屋持续到天色完全暗下来。临近傍晚，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状态越来越疲惫，却不好意思直接下“逐客令”，而是绕了个弯子提议：“跟你聊天真是愉快，但我的电脑快没电了，我们要不要换个时间再继续聊？”

林登的新书名为《寻乡中国》。1984年，他第一次来中国，学中文，游四方。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瑾妮。回到美国工作一段时间后，林登与瑾妮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再次来到中国，扎根云南大理喜洲。在这本书里，林登称中国为第二故乡。他以感性的文字书写了在中国的探寻，也以扎实数据记录下中国的改变。

文字中也有他对青春的缅怀与回忆。林登配上褪色的照片与泛黄的日记，如此写道：“记忆的碎片就像拼图，我隔着半生回顾它们，也为自己的青春与天真感到惊讶。”

“喜洲给了我独一无二的亲切感”

今年是林登在喜洲过的第十八个春节。喜洲是一个白族古镇，80%以上居民为白族。那里保留了大量明清以来的白族古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吸引着从全球各地来的旅行者。

“喜洲过年太热闹了！”林登兴奋地说，“白族人与汉族人庆祝新年的习俗差不多，也放鞭炮、吃汤圆、舞龙。这些体验对全球游客来说都很新鲜，今年的春节，来喜洲旅游的人非常多。因为激增的游客量，这个年大家过得尤其辛苦，却也尤其快乐。过年七天乐，喜洲人卖酸辣鱼、卖粑粑、搞扎染、搞剪纸，都忙着赚钱。昨天我去一家餐馆，老板送了我一盆木瓜鸡，笑得合不拢嘴，说‘今年的生意比去年好了8倍’。勤劳踏实的喜洲人，真让人敬佩！”

对于林登，喜洲的生命力不仅于此。1985年，他从昆明坐了10多个小时的长途客车，第一次来到大理，只能住在当时唯一可以接待外国人的地方——大理第二酒店。那时候，中国国内的旅游市场尚未成形，游山玩水的人不多见，更别提外国旅客了。

近20年后，林登带着妻儿在昆明登上午夜的火车，在蒙蒙细雨的凌晨再度抵达大理时，“发现这里变化实在太大了”。

林登走进一家面馆，要了酸辣面，闷头大快朵颐。邻桌的食客和他打招呼，隔着桌聊着，到后来干脆端起自己那碗面，要和林登拼桌。面馆老板娘见状，给两人递上一壶自酿果酒助兴。

第一次见面，文化背景相去甚远的两个人就这样把酒言欢，侃天侃地。那食客名叫杨龙，是喜洲当地的画家，后来成了林登的挚友。也正是杨龙一家说服林登留在了喜洲。

“我去过非常多国家，游览过许多地方，喜洲给了我独一无二的亲切感。”林登笑着说，“我走在路上，每个人都跟我咧嘴笑，每家小店都欢迎我。喜洲人看着我，根本不觉得我是个‘老外’，而把我看成了又一个少数民族（朋友）。我在喜洲的白族朋友与汉族朋友之间没有冲突，在喜洲的外国人与中国人也没有冲突。”这种“包容性”让林登无法抗拒。

那天饭桌上，林登吃了两碗酸辣面，杨龙大致讲完了喜洲的历史。一顿饭的工夫，林登对这个富庶的小村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喜洲四大家、八中家、十二小家，都为茶马古道沿线的贸易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龙带林登参观了“八中家”之首杨品相的宅邸。林登跟记者聊起他第一次走进那座宅子时的震撼：“哪怕角落已经结上了蜘蛛网，那也是天底下最美的宅子。”后来林登才知道，宅子大门处的回廊被普遍认为是白族古典建筑最重要的案例之一。“那些复杂的木雕和石雕，让人心生敬畏。我当时就站在那条回廊里，看得阵阵发冷，浑身起鸡皮疙瘩。”

那天晚上，林登设想着要修复这座古宅，“简直兴奋到睡不着”。在杨龙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喜洲镇政府人员。因为林登外国人的身份，修复计划最初受阻。但林登对这个院落实在着迷，喜洲镇政府也急需引入社会资金。一番商讨下，双方达成协议，修复正式启动。

“感谢中国政府成了我们的合作伙伴，感谢他们给我们的故事一个开始的机会。”林登回忆。

林登是不怕折腾的人，喜欢探索，天马行空。那次修复古宅，村民给了他不一样的建议——“摸着石头过河”。林登说：“这句中国谚语，让我又一次学习到了中国人的智慧。”

他一步步摸索着，给宅子铺设了自来水管，修建了蓄水池，还请专家修复了那些精美的木雕与石雕，用发酵后的猪血制成打底用的腻子给木器刷上。但宅子原有的木质结构丝毫没变，就连采光不佳的小窗也都被他保留了下来。

林登后来读了梁思成的书。他很认同梁思成在古建筑修缮工程中提出的“修旧如旧”原则。“这个宅子是人类的上一代留给下一代的遗产，代表了祖先的智慧。它现在和70年前一模一样。这些年，大理修建了很多现代化的漂亮建筑，中国成了建筑师们的试验场。然而在飞速奔向繁荣的过程中，每个国家自身的特色都不应该被损毁。”

修复后的古宅被改造成了一家民宿。在那座院落中，林登和妻子瑾妮接待了世界各地的旅行者，让更多外国人感受到“最真实的中国的美”。这些激增的人流，又推动了喜洲依托自然与人文禀赋发展旅游经济的步伐。

古老的喜洲四方街如今人来人往，商贩们的生意都很好。喜洲人见到林登，都会这样跟他打招呼——“林村长好啊！”

在喜洲待得久了，林登逐渐有了一种使命感：“我们希望与喜洲当地居民共建一种文化自豪。”

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词是hope（希望）

上世纪60年代，林登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家境不太好，父母识字不多。来中国前，他是一名地毯清洁工，打零工之余在东北伊利诺伊大学读夜校。对当时的中国，林登一点都不了解，甚至“不能在地图上辨认出这个国家”。

19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林登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到北京语言学院求学。后来，他又去南京大学深造。“到北京时我22岁，今年已经60多了。过去了这么久，但这个来北京的机会仍然是我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

“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300美元。1984年，整个北京只有两部自动扶梯，都在北京站——一部在楼上，一部在楼下，似乎永远是坏的。而美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那年，林登站在北京街头，穿着芝加哥小熊队的背心、短裤和皮凉鞋，头戴中式军帽，被穿着白背心的北京“的哥”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一个不会说中文的“老外”，就这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围观人群对林登表现出“天真无邪的好奇”。在中国的头20年，林登对这种“待遇”司空见惯。直到21世纪初，“这种聚光灯效应才逐渐消失”。

服装的差异与文化的隔阂，都没能挡住北京人对林登的热情。林登曾在游泳馆的水池里丢过一片隐形眼镜。当时在北京还买不到隐形眼镜，林登戏称自己成了“独眼龙”。就在林登对找到眼镜片不抱任何希望时，他被通知去游泳馆“认领”。“我到了游泳池，只见3个人围着一片透明的小圆片，就像大峡谷边惊奇观望的游客”。

林登评价自己“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信念与激情”。刚到北京时，林登疯狂地学中文，“一开始没有什么长进，只能边比划边说，结果手臂肌肉越练越发达”。

到中国的头两年，林登操着一口蹩脚的中文，探索广袤的中国大地。“在泰山顶，我问了一句‘洗手间在哪儿？’这是我说的中文第一次被人听懂。”

在林登看来，那个时候的中国充满神秘色彩。相比于北京、上海、西安等大城市，他更喜欢“不那么开放的西部乡村”，因为那里有最古老的中国。为了探访这些地方，他往往先前往开放的城市，然后偷偷从那里继续辗转前进。因为踏足了当时尚未开放旅行的区域，林登被“逮”过18次。“不过那18次经历，没有一次是不愉快的。”他笑着说。

20年后，林登带妻儿从美国再来中国时，有了不一样的感触。他给记者看了一组数据：从2000年到2010年，有超过90万座村庄消失。从2008年到2010年，中国建筑商使用的水泥量比美国整个20世纪还要多。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0%，而如今这个比例已经下降至不足40%，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旅游业迅速发展起来。但在某些地区，经济发展的代价是文化传统的消失、社会隔阂的加剧以及环境的恶化。”谈到这个话题，林登皱起了眉头。

而喜洲给了他惊喜。走进那里的早市、稻田、作坊，林登触摸到了延续千年的文化内核。

在喜洲扎根18年，林登觉得，中国又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向记者感叹：“速度太快了！”为了说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直观感受，林登比较了中国的乡村与美国的乡村。“美国乡村花了100年，实现了机械化，这个进度很缓慢。但在中国，10年前，我在喜洲还没有看到过一台拖拉机，现在所有人都在用拖拉机了。这很了不起。”

“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政府在农村不断投资，那里的医疗、教育、交通都越来越好。我亲眼看到，一些大理的年轻人前些年还跑到外省去打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又回来了。我觉得，这种发展带给人们精神和灵魂上的改变。如果用一个英文单词，那就是hope（希望）。这个hope非常重要。我在喜洲的朋友有hope，隔壁的石龙村的村民有hope，我作为一个长住中国的‘老外’，也有hope。而我在美国乡村，并没有看到这么多hope。”

在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林登是奇迹的见证者，也是故事的参与者。他觉得，中国给了他机会，滋养了他的生命。所以他要把自己的时间、家庭、心血、财产“回报”给这片土地。

林登将喜洲称作“家”，在那里踏实地去热爱、去生活、去创作。文章中，他诗意地表达了自己对这座古镇的情感：“关于何处为家，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在一首词中做了最为贴切的描述——此心安处是吾乡。喜洲现在已经是我的家，是我灵魂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