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少女”杨苡，呼啸而别

“已经想不起二姐的穿戴了……印象里她总是上身穿黑缎镶白缎牙子的月白素花织锦缎袄，下面是带花边的长裤，一条大辫子垂在身后，一笑起来就从腋下抽出细麻手绢捂着嘴，像是从旧时画上面走下来的美人。”这是杨苡的儿时记忆，在她的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中，这些已十分详尽的描述仍然被她归到“已经想不起”那一类。

1月27日晚，依然热情饱满、充实可爱的杨苡辞世了。提起她，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西南联大毕业生、与巴金保持半个多世纪书信往来的青年、首创《呼啸山庄》译名的翻译家……但真正接触就会发现，她将这些身份看得很低。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余斌是《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的撰写者，对杨苡进行了十余年跟访。“你可以说，杨先生的记忆是抓小放大式的。”他曾说，相比成就，杨苡更关心生活，关心日常。一般来说，文人学者在自述中会出现大量创作历程、治学经验，但到了杨苡这里，所涉极少，因为她不以为意。

在杨苡的回忆里，厚重的历史变成生活的细碎。她的自述几乎都是“碎碎念”式的，“好玩”成了她筛选记忆的重要标准。因此，追忆杨苡的一生，并不显得沉重，反而似撷取滔滔流年中的那些让人流连忘返的动人光景。

对抗遗忘

2017年，为拍摄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导演徐蓓与杨苡结缘，但由于分工，她并未到场。后来另一部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九零后》开始拍摄，2019年她首次见到杨苡。

此时，杨苡已经从一个“90后”变成“00后”。徐蓓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刚走进杨苡的家，她就大吃一惊。客厅中，沙发上躺着各式各样的毛绒玩具，书柜和小圆桌上放着她最常看的3张照片，一张是巴金的，一张是她的哥哥杨宪益的，另一张是她自己的，“是她在天津中西女校毕业的单人照，非常漂亮。”往里走是卧室，墙上挂着一幅杨苡18岁时做的卡通绣品，另一侧是整面墙的玻璃柜，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洋娃娃。柜中还有瓷器玩具，好几只猫头鹰放在醒目位置，“她对我说，年龄大了，也要学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她营造了一个少女才有的空间。”更让人吃惊的是，徐蓓感受到杨苡与这样的环境一点不违和。“她的眼神毫无老年人可能出现的涣散无光，非常明亮清澈。”接触下来，徐蓓对杨苡的感受很独特：“无法用‘尊敬’来形容，更准确地讲，我居然特别‘欣赏’她。”

杨苡是有性格的。“连很多中年人都被磨得没棱角了，但她却让我看到一种格外的真诚。”2022年7月，徐蓓第三次来到杨苡的家，去拍摄一个开学季专题片，她将写好的寄语给杨苡，听到的回答却是：我不讲，我从来不像这样说话。“她当时都102岁了，还是那么自我。”

那一次拍摄，徐蓓还和她探讨了接下来的拍摄内容，“她劝我不要再拍摄西南联大了：你去年电影得奖了，咱们中国有句话：见好就收。”杨苡鼓励她，要多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在余斌的印象中，杨苡是一位气场很强的女性。杨苡的丈夫赵瑞蕻也是著名翻译家，余斌在南京大学读本科时，曾经选修过他的课。留校任教后，余斌有天突然听说杨苡想借一本他写的学术著作看。因为老两口就住在学校宿舍，余斌马上去送书，并在家中坐下闲聊。“即使赵先生在场，谈话往往也在不觉中就被杨先生‘接管’，赵先生的‘存在感’则大大地淡化。”

闲聊间，很少有人不被杨苡的惊人记忆力折服。“杨先生自己对此也颇得意，常在回想出某个场景某个细节之后，笑问来客：‘怎么样，我的记忆力还可以吧？’”

徐蓓回忆，在2022年7月的那次拍摄中，杨苡给自己出了个题目。“一定要回忆起中学时，班上一位女同学的名字。使劲想，哪怕想一个星期，也要想起来，以此训练自己不衰老、不遗忘。”

可毕竟，这些往事很多都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杨苡有时也会卡壳。在常年的记录中，余斌经常记下这样的时刻：“杨先生用力地回想着，比着手势对我说，某人，名字是三个字的。但终于未能脱口而出，像挺举重物未能一举成功，大为懊恼。”但几天后，杨苡便一定会特别兴奋地向余斌说起，那个记忆失而复得。

这种有意识地训练，是为了对抗遗忘。“比如有段时间，每天早上醒来，她便开始回想刚刚做过的梦，打捞梦中的种种细节；默写她背过的一首诗；唱过的一首歌的歌词……”余斌看到，杨苡手边准备了一块写字板，想到什么，便随手记下，“这里面颇有一些属于地道的脑力体操”。

在余斌撰写完这本口述自传后，他发自内心地感慨道：“这本口述所恃者，首在杨苡先生令人称奇的记忆力。”

青青者忆

诗人辛笛曾将“青青者忆”这四个字送给杨苡，“我送你这个书名，本来是我自己要用的，还是送给你吧，也算是送给老巴！还是早点把这本书弄出来好！”老巴，就是巴金。后来年过九旬的杨苡没有辜负这一片赤诚，将她与巴金的交往故事收录进了《青青者忆》。细细品来，这4个字的确适合概括杨苡脑海中的巴金往事，甚至适用于她的所有青春回忆。

有人说，她是历史的见证者，更准确地讲，她的一生本来就是历史。杨苡出身名门，祖辈杨士骧、杨士琦是清末政坛大员，父亲杨毓璋在北洋时代政商界地位显赫。虽然她上中学时已家道中落，但仍过着富足生活。可她并不快乐，“特别是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以后，母亲对我管束特别严，哪儿也不许去。”此时，看着集会游行的同学，被困在家里的杨苡羡慕又苦闷，“在这样的大时代里过一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我觉得很‘醉生梦死’。”

迷惘中，杨苡开始给巴金写信。她表达了对家庭的不满，表示要做巴金笔下的觉慧，不惜用离家出走的方式反抗。巴金却说她年纪太小，应该先把书读好，要有耐心。后来的信中，巴金说他的三哥李尧林在天津教书，有事可以找他帮忙。

不久之后，杨苡就和李尧林相识了。从初识到杨苡去昆明读书的半年里，两人通信频繁，“我收到的信有40多封，我写给他的信应该更多”。杨苡称巴金为“李先生”，所以就管李尧林叫“大李先生”。

可能是由于少女的懵懂，杨苡在后来的诸多回忆中，对两人关系的说法有些前后矛盾。两人总是散步，但大部分时间还有别人，“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希望单独和大李先生散步”。同学们都说他们两个在谈恋爱，但杨苡说：“我觉得很冤枉，我认为我和他之间是友谊，不是爱情。”可在《九零后》的镜头中，杨苡又清楚地说大李先生是“我的暗恋”。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明确的，和大李先生在一起，“那是我一辈子最难忘的几个月”。

就要去昆明了，大李先生带杨苡来到海河边。望着一艘艘白色游轮消失在天际线，大李先生轻声地说：“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杨苡反问：“你呢？”大李先生说：“我迟早也是要走的。”在纪念册上，大李先生给杨苡写下：“虽然离别就在眼前，但是相信不久我们就会见面的，希望我们见面时都比现在健壮。”

后来，李尧林并没有去昆明。当杨苡在1945年得知大李先生病逝后，痛彻心扉。天津一别，竟是两人的诀别。直到晚年，杨苡仍然时常想起他。

国难当头的年月，从天津前往昆明，是颇为艰难的。她坐着英国“云南号”邮轮从港口出发，经停上海一天，再到香港停留10日。这10天，家里早安排好，让她在卞白眉家中住，卞曾在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担任经理，是杨父提携的后辈。10天里，为了保护杨苡，卞白眉曾多次让她留在香港，但她一想到和大李先生在昆明相见的约定，就果断谢绝了。离开香港后，她换乘法国邮轮驶向越南海防，下船后，又换乘运送货物的闷罐车返回云南。

闷罐车上人挤人，还没有窗，大家只能通过小孔透气。不过，坐闷罐车有一点好处，由于车上没有日本人，大家可以自由地唱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杨苡清晰记得，那种压抑的民族情绪，在异国的列车上喷涌而出。

终于在昆明安顿下来后，杨苡曾在青云路住过一段时间。那个院子里，住满了从外地流亡到昆明的人。杨苡回忆，自己住在院子的第一进，沈从文在第二进，刺杀军阀孙传芳的女侠施剑翘与弟弟住在第三进。不久之后，日本人就频繁对昆明空袭。有次跑警报，沈从文指给她：“看，这就是女侠施剑翘。”只见施剑翘双手捂着头，和弟弟往外跑，还用天津话说了句：“我的妈呀！”沈从文笑了笑说：“女侠也害怕嘛！”

还有一次，萧乾到昆明为《大公报》组稿，一群人聚在茶楼，沈从文和杨苡也在。“说的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桌上放了点糖果零食，老有苍蝇在上面飞。沈从文一面说，一面挥手赶，一挥手，袖子那儿就有棉絮往下掉，塞回去又掉出来，我看了只想笑又不敢笑。”

爱好文学的杨苡和沈从文越来越熟悉。由于住得近，杨苡每天晚上都能看到沈从文在糊纸的窗户背后伏案写作，杨苡有时熄灯早，第二天一早，沈从文便找她来问，看了什么书，写了什么？“他说，才十八九岁不要那样贪睡，要睡懒的呦！”

在西南联大，杨苡记得，给他们上大一国文课的有陈梦家、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等大师。但与上课相比，对她更有吸引力的是参加学生社团，特别是文学社团高原社。赵瑞蕻也在这个社团中，“他追我的方式也特别，我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吃饭他也跟着，母亲教我，不能吃人家的，结果都是我付钱。”两人后来结婚，很快有了第一个孩子。

此后漫长的岁月中，经历了人生各种际遇起伏的杨苡，总会记起法国作家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结尾的话：“等待和希望！”这是巴金和年轻读者经常互勉的一句话，帮助她走过最艰难的人生阶段。阅尽沧桑的巴金晚年曾对她感慨：“长寿是个惩罚。”杨苡却强忍泪水，笑着回答：“活下去就是胜利！”

“哥der”和“冰鸡”

徐蓓觉得，杨苡身上的“少女感”一定与爱情有关，“只有当爱情完全死亡，少女感才会消失。”

除了爱情，还有亲情。杨苡的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哥哥姐姐也都是长寿的人，所以直到前几年，杨苡一直都是家中的小妹。杨苡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回忆，“经历沧桑后，兄妹三人经常相互帮助，不断补充，共同构筑这些记忆，将往事不断打捞上来。”所以与其说杨苡记忆好，不如说她对那段旧时光无比珍视，对哥哥姐姐无比深情。

除了当面聊天，兄妹三个还会写文章、书信，不断巩固这些记忆。杨苡对余斌说，她对年轻人不写信是不理解的。余斌说现在有微信，方便了。“她不以为然，认定微信都是说事儿，而过去的人写信重点不是说事情，是谈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