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父亲

( 抗战胜利后，郑献徵与孩子们合影（前中为郑碧贤）（摄于1946年） )

尘封的日记

2006年，旅居法国多年的郑碧贤完成了她耗时三年的一本书——《<红楼梦>在法兰西的命运》。书里主要介绍了曾在中国生活了48年的法国著名汉学家铎尔孟，与自己的学生李治华合作翻译《红楼梦》的故事。“写完了这几位老人的故事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头脑中有时就会闪现出我的父亲。我能把铎尔孟的一生了解得那么清楚，为什么对自己的父亲却知之甚少？”

对郑碧贤来说，其实这是一个萦绕在心头几十年的问题。幼年时的郑碧贤对父亲郑献徵并无多少深刻记忆，印象中他整天只是忙碌于公务。自新政权诞生之后，在四川省水利局任局长的父亲郑献徵成了遭人唾弃的“伪官吏”，1950年，郑献徵在由重庆押到成都参加“学习班”的路上，服安眠药自杀未果，被送到荣昌老家休养。“这两三个月我跟他接触最多，那时候继母已经离他而去，只有我们兄妹跟他在一起，听他念点儿诗、讲点儿典故……那个时候接触最多。在我印象当中，父亲挺和蔼可亲的，还经常跟我们孩子开个玩笑什么的。他虽然试图自杀，但被救过来之后就觉得既然命不该绝，那就好好活着。他也没有一天唉声叹气、垂头丧气，或者特别颓废，一点儿都没有。不过没多久，父亲又被带走。”

对还不到10岁的郑碧贤来说，她并不知道此次即意味着永别。父亲离开后一年，她所倚靠的那个性情刚烈的叔叔也自杀了。她开始想父亲，想得偷偷掉眼泪，虽然她也知道父亲最不喜欢爱哭的女孩子。一个同学的叔叔是位邮差，专门跑荣昌到成都这条线，知道她心思的同学于是委托邮差叔叔把她带到成都去。“临行前，正在上中学的三哥不放心，就把父亲送给他的那支平时写日记时最喜欢用的派克笔卖了，卖笔的几块钱给了我。同学的叔叔把我放在邮政车后面的密封车厢里，门留了一条缝可以喘气。”背了个小红布包的郑碧贤两天后出现在大哥大嫂面前。大嫂含着泪说：怎么像个小叫花子……

父亲后来被判了7年，关在成都的监狱里，郑碧贤年纪太小，进不去，只能从去探望父亲的大嫂那里听到一些零星消息。有一次大嫂回来手上抱着一件染满鲜血的衬衣，原来父亲利用放风时捡的玻璃试图割腕自杀，不料再次获救。

( 郑献徵的新三台建设大纲手稿（1938年） )

曾自杀三次皆没有死成的郑献徵后来坦然接受命运安排，直到1969年突发脑溢血去世。此时郑碧贤已被下放到辽宁盘锦接受改造，听到这个消息时就只平静地说了一句话：“我要寄点儿钱回去……”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自己正当“反革命”敢有什么要求？和父亲在尘世的一切关系就此了结。

没想到几十年后，正当她在心底萌动着要重新认识父亲的愿望而不知从何着手时，大嫂从美国带回来了一本父亲郑献徵的日记。大嫂告诉郑碧贤，1950年左右，她和郑碧贤的大哥一起到成都奎星楼街父亲的寓所去，被抄过的家已是一片狼藉，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唯独在客厅犄角的小柜子歪倒在那里。小柜子是由父亲自行设计的，上面有许多小抽屉，其中有个较大的方抽屉被暗锁锁住。在四川大学学机械的大哥用小铁片毫不费力地打开了抽屉，发现里面除了有父亲与友人政要以及家庭成员的合影外，还有一个日记本，日记本不大却很厚，里面写得密密麻麻。大哥既兴奋又害怕，最后还是决定把父亲的日记偷偷保存下来。

( 郑献徵的日记本 )

这一藏就是半个世纪。“大哥千辛万苦保存着这本日记，但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看过这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开始想看不敢拿出来看，后来等到日记安全之后，他已没有精力去读，去研究。”郑碧贤的大哥几年前去世。这次回国定居的大嫂又把这本沉甸甸的日记带回来，亲手交给了在湖南长沙的三哥。“这是大哥的心愿，希望弟妹们传承。”

闻听此讯的郑碧贤似乎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召唤。她立即从巴黎飞回北京，又马不停蹄地找到长沙。当从三哥手上接过父亲的日记时，从不轻易流泪的郑碧贤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不知是喜极而流，还是为父亲坎坷的一生。”一旁的三哥轻轻地拍拍她的肩膀说：想哭就哭吧……

( 郑献徵（摄于1933年） )

这本日记后来被郑碧贤带回法国，开始动手整理。“日记本上的字都是用钢笔写得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看起来十分费劲。我就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有时候出现一个字不认识，先放在那儿，等后面它再一次出现时，再对照、推理……就这样整理出了13万字的日记。”沉浸于父亲日记的郑碧贤感慨不已：父亲的世界，以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环境竟然如此奇特！可是它们全都被湮灭在历史的尘烟里。这也是她后来动手写那本《郑泽堰——民国县长郑献徵传奇》的最直接的动力。

拿到日记之后的郑碧贤，立即动身前往重庆、成都、三台、荣昌老家……这些父亲在日记里提到过的地方。找寻父亲郑献徵的足迹，成了她心里最强烈的念头。而曾经模糊的父亲的影像也在她的探寻之中逐渐清晰而完整起来。

( 1938年，由黄万里设计、耗时14个月修建的永成堰高家桥（摄于2002年） )

三台治水

1937年，中日之战爆发。执掌四川军政大权的刘湘决意整顿政务，以应对抗战。三台县是一座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古城，当年川东节度使所在地即设在三台；而成都则是川西节度使所在地，其历史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也正是因其战略地位之重要，刘湘将“三台县县长”这一人选，锁定在时任四川省建设厅主任秘书长郑献徵的身上。

( 1960年，郑碧贤在电影《红旗谱》中饰演虎子姐 )

1900年，郑献徵出生于四川荣昌县一小山村的武举人之家，两岁丧父，好强的母亲独自将三个孩子拉扯大，并给这个长子竭力提供那个条件下所能享有的最好的教育。18岁时，郑献徵考上北京法政大学。“现在想想那个偏僻的小山村能出来父亲这样一位读书人，真是不容易。父亲读书时，是两个师长供他一个人——一个是我的叔叔郑英，一个是我姑父赵萼生，他们都早早进入了军队，而且都是同盟会会员。”

郑献徵来到北京的第二年，正好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这位年轻的学子也必然深受这股时代大潮的影响。他和其他来自四川的志同道合者经常聚在一起谈论时政，他们后来组成了一个组织——“诚学会”，其中不少成员后来成为社会知名人士，比如著名实业家胡子昂、《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等。毕业之后，“诚学会”的川籍学生大多返回家乡，郑献徵也是其中一员。他先是在重属联合中学（现重庆第七中学）任校长，又在卢作孚创办的兼善中学被聘为首任校长；1933年，经刘湘举荐，出任重庆大学秘书长，后代理校长；1936年任四川省建设厅主任秘书长。

( 1958年，郑碧贤在电影《渡江探险》中饰演何芳 )

被任命为县长时，郑献徵刚刚37岁。到三台赴任的途中，一路上所见的那些被迫背井离乡的流民，已让他意识到此行担负之责任重大。1937年，三台经历了一场历史罕见的旱灾，本来就穷困的三台更陷入绝境。“我查了三台当时的档案，发现很多地方都写的‘无水’、‘无水’，还有的地方为了抢夺水源而发生命案，社会治安也混乱不堪，抢劫、公开贩卖鸦片也屡见不鲜……”还未等郑献徵交接，前任县长早已留下这个烂摊子离三台而去。

就在郑献徵上任的第二天，原29军测量局局长霍新吾找上门来，向他建议兴修水利。原来，三台县有一条乾隆年间修的永成堰，如果修成，会对当地环境的改善大为裨益，可是由于涉及复杂的地形、地势条件，这条堰在100多年前修修停停，一直未能造福当地人民。熟知三台地形的霍新吾此番前来，正是想劝说新任县长郑献徵再次修建这条永成堰，把“救命水”引到三台来。在霍新吾的陪伴下，郑献徵到现场仔细考察一番，对霍新吾的意见深以为然。他们立即决定当天晚上就打报告。“父亲说，不修堰的话，没法治理水，更谈不上支援抗战。这一番陈辞很快起到效果。”

( 1983年，郑碧贤导演的京剧《奥赛罗》剧照 )

当时主管此事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与郑献徵当年都是“诚学会”成员，也在建设厅共事过，彼此都颇为了解与赏识。接到郑献徵的报告后，他立即召开会议研究三台修堰方案。很快，由留美博士曹瑞芬带领的一批水利技术专家来三台勘探。

经过一番论证，1938年1月1日早上7点，永成堰准时动工——其进展之快、效率之高，在今天看来也是颇令人惊讶。经过工程部门的仔细计划，动员了1.5万名民工，2500名石匠，由各户摊派出工。工人们每天上班都自带装着饭菜的瓦罐来，放在工地上，乡人形象地称之为“罐罐堰”。“每天都有几千个各式各样的罐罐摆在地上，一到中午，大家就找到自己家的瓦罐吃东西。我一想起这样的场景就会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么多瓦罐，他们怎么也不会拿错？”郑碧贤微笑着说。

( 郑碧贤近照 )

被任命为总工程师的是当时年仅27岁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到了三台后，他选择在离工地最近的地方修了一栋茅草房，接来了夫人丁玉隽，他们在三台一共生活了三年，一个女儿还是在这里出生的。郑碧贤后来还专程去清华大学拜访了黄万里的夫人，已是九旬老人的丁玉隽还记得在三台三年的生活，对郑献徵也记忆犹新：“郑县长，年轻、能干，长得也很精神。”

郑献徵与工程师每天到工地视察。郑献徵向修坝的工人承诺：以谷子和现金作为工钱，工钱按天计算，每天完工即行发放，绝不拖欠一粒粮、一分钱。“每天下班之前，都有专人用滑竿抬着钱，用箩筐装满谷子送到工地上。钱也不一定要交到具体人手上，只需放在他指定的地点，上面再压上一块石头就可以了，这样做不是怕偷而是怕被风吹走。这样的场景颇有点像天方夜谭的君子国。”郑碧贤说，整个14个月的工程期间，将近2万名民工，竟然没发生过一次银钱上的差错。

现在三台县的老人当中，依然流传着当年修堰的很多故事。“穿山甲”是其中一个。当时工程最艰巨的地方，是一段200米的输水隧道。霍新吾让工人们两头开挖。“当时工人们不干：‘你又不是千里眼，你还能看到石头里面？万一打歪了，我们岂不是白干了？’霍新吾立了军令状：‘如果打不通，枪毙我！’这样老百姓才开始动工。”霍新吾的儿子霍连科后来告诉郑碧贤，动工之后，霍新吾心里也打着鼓，天天在现场盯着。打通那一天，大家都欣喜若狂。“之前反对最激烈的一个人拎了一壶水，带了白糖，前去谢罪。这在当地还有档案记载。”

水除了在底下流，还要上山——从这个乡的山上要引到另一个乡的山上，工程非常大。中间要架一个石拱渡槽，为此需要在桥下打底桩，可是这下面都是一片沼泽地，根本无法施工。工人们试着浇了很多四合土，放进去即被水冲走，大家一时毫无办法，工期又迫在眉睫，怎么办？“当时有当地农民提议，用当地产的一种叫做青冈木的木材代替——青冈木见水就结实，越泡越硬，100年后变成乌木。黄万里立即采纳了这个建议。当时砍了3万多棵青冈木做底桩，上面用砂子、石灰、碎麻和糯米组成的四合土，最后把桥架起来。”

为了感谢黄万里，当时三台县想为这座桥取名“万里桥”，但被黄炎培拒绝。他说：黄万里才27岁，他不配。后来就以高桥村地名称为“高家桥”。10年后再看这座凝聚着诸多有志之士心血的高架桥，郑碧贤不禁感慨万分：“桥建成之后七十几年过去了，它还经历了汶川大地震，却没有裂一丝缝！”

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全部靠人力修建的46.5公里的永成堰，在1939年3月放水。

从1937年10月18日郑献徵到三台上任，向省建设厅提出申请修堰，工程师们实地勘测设计，落实贷款资金，到1938年元旦开工，总共两个多月；从1938年元旦到1939年3月6日完工，耗时仅14个月。考虑到战火纷飞的时代背景，这种不被我们所知的“中国速度”，更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其实堰修到最后阶段的时候，钱已经不够了。父亲觉得国家有难，再向政府要钱，他张不开这个嘴，所以1938年底的时候，他卖掉了郑家的祖产，筹了4万多银元才把堰修好。堰史和三台县的档案都记录了这一点。可是从此之后他就变穷了。”郑碧贤说。为了感念郑县长的功德，当地代表开会决定，将堰命名为“郑泽堰”。这个堰的修成，对三台地方也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三台后来还赢得了“抗战模范县”的称号，成了抗战期间后方的一个大粮仓。

“万民伞”

郑献徵在三台做县长期间，发生的另一件重要事情，则是接纳了“流离失所”的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1923年创办于沈阳。1928年，“少帅”张学良继任东北大学校长，此后，东大曾有一段短暂的辉煌。当年8月，留学归来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受张学良之邀，在东北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1928年9月，50名女生进入东北大学，从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男女同校之新纪元。当年的东大学生刘长春，即是在张学良校长出资8000现洋的资助下，参加了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令人痛惜的是，“九一八”事变将这个本来蕴含着无限期望的萌芽无情斩断。日军一夜之间占领沈阳之后，东大师生被迫走上流亡之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流亡大学。东大师生一部分流亡到北平，还有一部分到了西安。

1936年12月底，“西安事变”爆发之后，这个有着强烈的张学良烙印的学校，处境陷入尴尬。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让东北大学迁往青海。此时，曾留学美国的臧启芳出任东北大学代校长，臧启芳焦急万分，如果把东大迁到青海，无异于自生自灭。而同情东大师生的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则暗地里给臧启芳出主意：为什么不到内地试一试？

于是，臧启芳立即派法学院李文忠前往四川探路。“那时候东大像个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愿意接手，而且抗战期间流亡到四川的大学也特别多，一下子人口激增，负担也特别重，所以李文忠到那儿之初也接二连三地四处碰钉子。”

三台县县长郑献徵知道了这个消息，他表示愿意接收东北大学，虽然三台本身也是一个经济困难重重的地方。臧启芳得知此讯，高兴异常。蒋鼎文也慷慨借出两万银元迁移费，并拨10余辆大卡车作为交通工具。1938年4月，东北大学开始迁往四川。郑碧贤后来从经历了这段历史的东北大学学生的回忆录中看到，600多名师生从西安坐火车到宝鸡，大卡车拉着部分家属和学校的仪器，而年轻的学生们则被编成三个中队，徒步翻越秦岭。这支特殊的队伍一路经过千辛万苦，到达三台。当时郑献徵带领上万名三台各界人民，在县城里拉起了横幅，热烈欢迎他们，这给了这些流亡在他乡的东北学子们以无比慰藉。

“如果没有臧启芳的苦心、蒋鼎文的协助、郑献徵的接纳，东北大学早在1937年就从历史上消失了。”回顾这段历史，郑碧贤感慨万分。她说父亲当时的想法是，“勒紧裤腰带也要保存国家的抗战实力”；另外，目光长远的郑献徵也意识到，东北大学的到来对改善三台县的整体文化素质也意义重大。

1938年，四川王刘湘在武汉去世。蒋介石本来准备任命张群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却遭到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对；他只得任命川籍将领王缵绪、邓锡侯担任四川省的军政职务，但内部矛盾依然激烈。无奈之下，1939年9月蒋介石只得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以一国之元首兼任地方之主席，此例也殊为罕见，足以说明蒋介石对四川这个抗战大后方的重视。为了改变四川长期以来各自为政、地方财政混乱的局面，蒋介石决心成立财整处，进行财政整顿，继任四川省主席的张群向蒋介石推荐了郑献徵。

1940年5月10日，郑献徵离开三台、前往成都赴任四川省财整处处长之时，三台县城到处挤满了欢送人群，父老们拦道送万民伞，可惜这些图片资料都在后来的动荡中被烧毁。“幸好父亲的日记里也记载了当天的场景：三台父老昆弟以亘古罕见之大典送余启程……余诚何功何德而能当此旷代罕见之盛典乎！”

不过，郑献徵任财整处处长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又被器重他的张群调往他处。抗战爆发后，沿海一带沦陷，海盐也都沦为日军控制；而随着大量难民涌入四川导致人口激增，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盐，也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商品。在此背景下，1939年9月，以井盐主产区为基础的自贡市成立。第一任市长曹任远是自贡当地人，他是位化学博士，当年著名的阴丹士林布就是他发明的。可是这位曾留学美国、德国、日本的化学家，无论对投机钻营的盐商，还是精明圆滑的政客，都束手无策，上任没多久就挂冠而去。

沿海的盐被封锁，自贡的盐一定要保证西南供应，张群认为必须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执掌局面。这时候，张群又想到了他一直非常信任和赏识的郑献徵。“那时候父亲的身体不好，他也知道自贡市的情况非常复杂，所以本不想接这个摊子，但是因为自贡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张群也对他寄予厚望，他也知道这个责任必须有人担当起来，所以养了一段时间，还是毅然赴任。”

郑碧贤对父亲的找寻之旅，当然包括自贡在内。“我到自贡市后发现，那里的档案保存得非常好，有六大撂。有两件事让我非常有触动：一是他给盐工发护照。当时乱抓壮丁的情况非常严重，他为了保证盐的正常开采，设计了一种护照发给各个部队，这样盐工就安全了，不会被抓走。二是在档案里我看到了他的财产清单。上面登记在册的是竹凳、箱架子、砚台、火盆、脚盆、桌布，几个锅几个碗之类的，还有几张当票，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陪同我去的自贡市官员都很惊讶，然后都又非常感慨：在那个盐比金子更宝贵的年代，盐都的行政长官就坐在金柜里，而他的日用品就是这些现在扔了都没人捡的破烂。今昔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抗战胜利后，四川省政府决定把水利局从建设厅分割出来，成为独立的行政机构。水利，在任何政权下都是令人垂涎的肥差，所以对这一职位争得也非常厉害。“建设厅厅长何北衡向省长邓锡侯表示，水利局局长一定要让郑献徵来做，因为只有他合适，别的人我都不放心。”于是，郑献徵成了国民政府最后一任四川省水利局局长。但是无论他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怎么兢兢业业、恪尽职守，都无力挽回大厦即倾的局面。

“后来很多人问我们，你父亲为什么没有去台湾。其实当时大家对国民政府内部的腐败也很不满，另外我们家的官没有那么大，需要自己花钱打点，一大家子8个人，需要一大笔钱，他没有这笔钱。”卢作孚和何北衡去了香港，1950年又受周恩来之邀回到了大陆；而此时与他们私交甚好的郑献徵，却作为旧官僚的一员，成为人民政府的专政对象。

重修古堰

当郑碧贤在2006年第一次踏上三台县的土地时，内心最朴素的想法不过是“走一走父亲去过的地方”。可是她没想到的是，这一去，她与三台也结下了又一段情缘。

1953年，郑泽堰改名“永和堰”。郑碧贤看到了曾经凝聚着父亲以及诸多有志人士心血的堰已坍塌、堵塞，一副破败之相。特别是1998年那场特大洪水，十几万亩土地全部被冲毁了。这条在抗战那么困难的时候奇迹般修成的堰，眼下却成了这个样子，这让她深为难过。有农民听说她来，偷偷写了封信塞给她，跟她讲这条堰的历史，希望她能帮着给他们呼吁一下，修一修堰。

“我没有想到，三台县的百姓对我有那么大的期待。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郑碧贤’，他们只喊我‘郑县长的女儿’，带我去看堰。”回想起当时的场景，郑碧贤坦承：“我还没有‘子承父业’的想法，但是他们握着我的手，看着我，那个眼神让我受不了。他们不知道我有多大能耐，以为我是从法国回来的，肯定能帮助他们。我只好说，我试试，我尽力。既然承诺了去试试，就要去试。”

2007年，郑碧贤争取到了和省水利厅厅长见面的一个机会。见面当天，厅长迟到一个多小时才露面，没有解释，也无半点歉意，这让郑碧贤心里已有隐隐不快。双方交谈之后，厅长也毫不客气地告诉她：“我们四川那么多堰，管大不管小。要是都江堰，要多少钱都可以。那个小河沟……”郑碧贤一听到“小河沟”这三个字就急了，她奋力争辩：“它不是一条小河沟，它养育了20多万人，十几万亩土地，46.5公里长，怎么是小河沟呢？”

这次见面双方不欢而散。“对郑女士迟到了而没说对不起”的事很快就在水利厅流传开来。不久，这位水利厅厅长调任他职，新上任的水利厅厅长和郑碧贤见面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抬腕看表：“我没迟到！”——讲到这样的小插曲，她也不由得乐了起来。

“他这一拒绝，反倒把我刺激起来了，非干成不可！”郑碧贤骨子里的倔劲被激了起来。她找到了老舍的儿子舒乙，正在开“两会”的舒乙很快写了份提案。批示下来了，他们兴致勃勃地去了三台，却发现这份没有任何关于拨款的实质内容的批示，不具什么“含金量”。怎么办？想办法继续找。“我像要债的一样，找东北大学，找香港张学良基金会……都没什么结果。法国的朋友们说：我们也可以给你捐点钱啊！你何必这么辛苦？我说这算什么事呢？我还得继续找！”

2009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将郑碧贤介绍给水利部部长陈雷。部长同意见她，时间只有20分钟。想到与部长素昧平生，怎么能有效地“推销”自己？郑碧贤精心准备了一个小册子，把这条堰的历史、现状等等内容，让在法国学设计的女儿专门“包装”了一下，然后附上自己言辞恳切的一封信。

实际上谈话只有十几分钟。部长看完信，马上叫来两个司长——计财司和农田水利司一块谈。听到部长提到“钱从哪里来”这句话时，郑碧贤心里稍稍震惊了一下。20分钟的接见时间已到，郑碧贤告辞而归。刚回到家里，她就接到部长秘书的电话，告知部长的批示已经下来。辛辛苦苦奔走了几年，幸运却似乎在一瞬间降临。郑碧贤恍若梦中。等到文件传到三台，下面的人一片茫然：“他们可能做梦都没想到，天上会掉这么大一个馅饼。大家都被砸晕了。”“醒”过来之后，大家开始着手准备招投标、找设计单位之事。

自己的使命到此结束了吗？郑碧贤起初也有些犹豫不决。这几年跟水利打交道，其中所见所闻之一些怪现象让她放心不下。可是要亲身介入吗？自己所有的知识背景与水利没有半点关系……身边的朋友都劝她打消这个念头，认为这是一个根本完不成的任务。只有一个人支持她，这个人是郑碧贤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学时的同学。“你不是学过导演吗？你就没有这个能力？咱们能指挥动那么多人，你就不能指挥这几个人？你既然能搞《奥赛罗》，你就肯定行！”于是，她抛掉所有犹豫，从招标、投标开始，学水利、学工程，上网学、找人教，一切从头开始学了。

故乡异乡

三台人也许不知道，这个“郑县长的女儿”本身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当年寻父未果的郑碧贤就此留在成都。在整个中国被充满着革命激情的红色艺术笼罩的年代，这个十几岁少女也整天跟着同学们一起又唱又跳。慢慢地，她觉得自己爱上了那个叫“艺术”的东西。13岁那一年，不知哪儿来的力量和勇气，有一天，郑碧贤突然决定给茅盾写封信，信里她用充满强烈自信的口吻告诉这位新中国的文化部长：“我将来也要当优秀的艺术家，我要跳舞。”然后寄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上的小姑娘梳着两个小辫儿，穿个背带裤，瘦瘦的。茅盾把信转交给办公室主任赵枫，让他有机会关心一下这位心怀大志的四川小姑娘。

这封信又被转到了吴晓邦手上。吴晓邦是中国最有名的舞蹈家，在中国有“男吴女戴”的说法，即指吴晓邦与戴爱莲。不过与留学美国、跳芭蕾舞出身的戴爱莲不同，在日本留学的吴晓邦学的是现代舞。1956年，吴晓邦要到西南巡回演出，启程之前，有人告诉他来看看四川一位叫“郑碧贤”的中学生。“到了成都之后，吴晓邦写了封信给我，让我去看演出，我拿到它高兴极了。于是我就去买了把夜来香送给吴老师。吴老师当时跟我讲，我们这儿不收没文化的人，你回去得给我写一篇观后感。”

第二天，郑碧贤把她昨天写的看完吴晓邦的独舞《饥火》之后的文章交给吴晓邦，他看完之后，对眼前这个13岁的女孩子大为惊讶。“他就把我收进他的天马工作室，跟他们到贵州、云南、广西巡演，当年就来到了北京。我在路上就开始学跳舞，跳孔子的舞、《游击队员之歌》等等。到北京后，郑碧贤第一次在天桥演出时赵枫特地来到后台，说：“我要来看看给部长写信说将来要当艺术家的小孩儿。”还嘱咐她要好好学习。

1958年，郑碧贤在八一厂拍的电影《渡江探险》里，演了里面的“何芳”一角。1960年，郑碧贤又在《红旗谱》里出演男主角虎子的姐姐。“那部片子是凌子风导演的，有一回在永定河拍虎子姐姐自杀的镜头，天很冷，我穿着棉袄往河里走，水冷得要死，一直要淹没。第一天没拍好，这场戏连拍了三天。我就想我以后一定要当导演不当演员，太惨了，所以后来我报考‘中戏’时候，坚决不报表演系，一定要报导演系，老师还觉得很奇怪。”她笑着回忆。

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时候正赶上“文革”，因为对江青有看法，1967年郑碧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她曾经和郭兰英一起被关在歌剧院的一个房间里三个月，“提审时互相担心，挨了打互相抚慰”。郑碧贤后来被下放到辽宁。“因为听说有些女孩在批斗中衣服被扯烂后羞愧自杀，郭兰英还特地把自己身上那件浅蓝色的套头衫给了我”。郑碧贤说。

当时郑碧贤与很多文艺界人士一道，被下放在盘锦苇塘地劳动改造，其中就包括张志新。“我的罪状比她要轻一些，我们还可以和革命群众住在一起，她一个人住在比较远的地方。最后逮捕她那天，她的亲人都不在现场，我们在现场陪斗，张志新被押上来时怕她喊叫，一个人伸手端掉她的下颌，另一个人就生拉硬拽掉她的头发。她的下巴被端掉了以后嘴角流出血水，逮捕她的人就说：你看，不见棺材不落泪，反革命分子就这个样。然后她就被押走了。我们因为是陪斗，比革命群众站得要近一点，所以能看到她。”这些沉重的往事郑碧贤并不愿轻易触碰，她说“提到这些事情就挺心疼的”。

郑碧贤的生母在她8个月大的时候服毒自杀。继母对待他们兄妹并不好，也许是这种家庭背景，让郑碧贤养成了独立而坚强的性格。那段非常的生活使许多人精神崩溃，但郑碧贤没有，艰难的生活反而让她有了一定要坚强活下去的信念。“我就是想我们还那么年轻，一定要坚持住，看到他们抗不过我们的那一天，这个信念一直都有。所以在底下劳动的时候，我尽量让自己能够生存下来。”

当生活恢复正常秩序时，郑碧贤到了中国戏曲学院刚成立不久的导演系教课。总是想独辟蹊径表达自己的郑碧贤想编一个自己的戏，思来想去，对西方题材比较熟悉的她最终选了《奥赛罗》，“行当也全，又有激情”。于是她开始动手将它改编成京剧。1983年，京剧《奥赛罗》在北京公演，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集编剧与导演为一身的郑碧贤获得一片喝彩。可是这个《奥赛罗》也招来了不少麻烦：“有人来问我为什么排这个戏，总觉得我在影射什么。没有啊，我就是喜欢。”可是这部戏依然受到很多限制，“海报给摘了，也不许卖票给外国人看”，当时美国导演阿瑟·米勒正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推销员之死》，也因为这些莫名其妙的限制而失之交臂。

1986年，中国举办莎士比亚戏剧节，曹禺老先生特别提出，“没有京剧《奥赛罗》，就不能叫莎士比亚戏剧节”。她也毫无忌讳地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和他们交流，而没有意识到不觉之中也许碰了某些人的“禁区”。9月的一天，几位便衣突然来到学校宿舍把郑碧贤带走，车转来转去，她后来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戏曲学院对面的第一监狱。房间里关了十几个人。“这是我第一次碰到死囚犯，没过两天就拉出去枪毙”。她说，被关在一起的还有某领导的儿媳妇。“她到处替丈夫鸣冤，找这个叔叔那个伯伯，总找就进来了。”没有人告诉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只是不停地盘问与她接触的那些人究竟说了些什么。

“失踪”了一个月之后的郑碧贤又被放了出来。她曾试图弄明白一些原因，但最终又放弃。“我决定把这不快乐的一页翻过去，不再纠缠一些事情。比起那里面的其他人，我已经是万幸。我逐渐明白了，在这个社会中，各种不公平、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你要揪住不放只能是让自己不痛快，只能继续往前走。所以这个阴影我自己就把它抹掉了。”

1991年，郑碧贤远赴法国，开始了另一个人生。她只是没想到，20多年后，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又把她牵回故土。

古堰新生

水利部的拨款下来了。郑碧贤在成都租了一套房子住下来，随时随地去检查。大家都知道钱是这位“有背景”的郑女士要来的，所以她去问一些事、去检查，没有人敢不理她。水利厅请了一个退休的工程师，和郑碧贤一起负责监督。“我天天盯着他们，我问这个水泥是多少号的，里面有没有猫腻之类的，我知道他们一定很烦我。”很多人以为郑献徵当年是做水利的，女儿也一定懂，所以郑碧贤也唬住了不少人。

与以往模式不一样，工程队和她的关系很好，她问他们的难处，帮他们解决。工程队完成工期后，相关单位不拿红包不给验收……她写下来，写了十几条一条条报告上去。“我知道我的机会只有这一次，不可能再给我第二次机会完成这条堰。我要盯着就是为了这个。”

第一个工程设计方案有问题，她径直找到设计者，劈头就问：你们这里头有没有潜规则？又直截了当地问对方给了多少回扣，奇怪的是，对方竟然如实相告。然后她又找到三台县的相关单位，“威胁”对方：你们的事情我都知道，人家给你们回扣，拿了多少钱，还有多少钱没拿……“工地完工需要验收单位验收，你不送红包人家不给你签，所以我就直接去问验收单位：‘你这样不就是让工程队的人偷工减料吗？’”久而久之，郑碧贤都知道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但是碍于她“有背景”，别人也不能拿她怎么样，反而收敛许多。女儿说，潜规则到处都有，但我妈不懂潜规则，她的牌是乱打的。

有一次，郑碧贤突然听说工地上打起来了，她一边急匆匆地在鹅卵石地上跑，一边脑子里还飞快地转着，让旁边的人拍照留证据。提到这一点，她还有点小得意于自己早期做导演锻炼出来的“综合能力”。

累得身心俱疲的时候，有时她又忍不住默默地问自己：这样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是，每当此时，她又感觉父亲的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这让她又有了继续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1939年3月26日是郑泽堰通水的日子，71年后——2010年3月26日，永和堰又重修通水。“这并不是刻意的安排，而是工程进展到那时候，必须要通水了。”郑碧贤宁愿相信自有天意促成这种巧合。父亲在世时，对父亲的陌生与不了解是郑碧贤一直引以为憾之事，几十年后，通过重修“郑泽堰”，她终于跨越时空，与父亲重新“相遇”，也完成了和父亲的心灵对话。

（文 /  李菁） 父亲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