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纳托利亚战场寻踪：战争史里的土耳其
作者：袁越
( 描绘奥斯曼帝国军队攻入君士坦丁堡的插图作品 )
特洛伊之战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有一批刻着楔形文字的泥板，其中有公元前1757年的房屋买卖契约、公元前2035年的离婚契约，甚至还有一块刻于公元前2030年左右的人类最早的爱情诗。但是，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却是一块20厘米见方的残缺不全的小泥板，放置在一个单独的玻璃柜里。泥板本身已经碎成了好几块，被考古学家重新粘在了一起，看上去非常寒酸，很多游客都忽略了它的存在。
这是一份签署于公元前1269年的和平条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停战协定，时间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商朝末期。和约的签约方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王朝，一个是古埃及的拉姆西斯王朝，他们把条约刻在了埃及古都底比斯的一座神庙的墙上，另一个是安纳托利亚的赫梯王朝，他们把条约刻在了这块泥板上。泥板记事法源自苏美尔人，这个民族诞生于两河流域（现今伊拉克），是公认的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苏美尔人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发明了楔形文字，这是人类已知的最早的文字系统。中东地区的两大王朝——赫梯王朝和巴比伦王朝均采用了这种象形文字来书写自己的语言，虽然他们使用的语言和苏美尔语是不一样的。
赫梯、巴比伦和古埃及这三个当时最强大的王朝连年相互征战，共同上演了一出中东版的“三国演义”。赫梯王朝之所以签署这个和约，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腾出手来对付波斯人的入侵。而古埃及人也有后顾之忧，他们必须防范“来自海上的敌人”——希腊人。聪明的希腊人擅长航海，并掌握了铁器的制造技术，是这一地区的新生力量，它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三国鼎立的格局。公元前1200年左右，希腊人为了讨回一位名叫海伦的美女，向位于安纳托利亚南部的特洛伊城发动了进攻。这场战争被诗人荷马写进了史诗《伊利亚特》，后来又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成为人类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一场古代战争。
这场战争真的发生过吗？起因真的是因为海伦吗？特洛伊木马真的存在过吗？考古学家对此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而特洛伊古城的遗址也一直没有找到。1868年，一位名叫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的德国业余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后得出结论，特洛伊确实存在，其位置大概在达达尼尔海峡入海口往南30公里处的一座小山丘之下。谢里曼从小就对古希腊神话十分迷恋，长大后他在美国经商赚了很多钱，退休后决定自费寻找特洛伊古城。他以分享出土文物为诱饵，从奥斯曼帝国政府申请到了许可证，雇用附近的村民开始了挖掘工作。事后证明，这个谢里曼的目的并不纯粹，他真正的兴趣不是考古学，而是特洛伊国王留下的珍宝。因此，他的整个挖掘工作进行得非常业余，不但毁坏了大量珍贵的古迹，而且在古迹的鉴定方面也犯了不少错误。不过他真的挖出了不少金银财宝，为了掩人耳目，他给村民们放了几天假，然后自己偷偷地把这些珍宝挖出来并带到了国外，很多财宝如今都已下落不明。
( 电影《特洛伊》中使用的木马道具 )
后来又有几批真正的考古学家前来挖掘，发现这里竟然埋藏着9座古城。最早的城墙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直径只有90米。后来的居民在旧城的基础上不断扩张，城墙像洋葱一样不断扩大，直到罗马时期，也就是公元500年左右，这块地方才最终被遗弃，不再有人居住了。
如今这里已被开辟成了特洛伊遗址公园，每年有6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公园入口处有个用木头建造的木马模型，做工相当粗糙，但还是吸引了很多小孩爬上去照相，在木马肚子里流连忘返，因为正式的展品实在是太没有看头了。当年谢里曼在挖掘过程中毁了太多东西，如今的古城遗址只剩下几段残缺不全的城墙，砖缝间长满杂草，幸亏有导游讲解，我才看出了一点门道。比如，早期的城墙十分低矮，但从特洛伊时代开始城墙突然增高，平均高度超过了10米，而城门居然开在城墙拐角的内侧，进出一定很不方便，但这种设计让古时的战车没办法顺利通过，给攻城者带来了更大的不便。这个设计说明，自特洛伊的时代开始，这块地方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经历过多次战争，甚至现在还能看到城墙被火烧过的痕迹。
( 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谢里曼及其手绘的特洛伊遗址发掘现场 )
我登上小山向四周望去，古城周围是平整的农田，一直延续到海边。据说这附近原本有一条河，这块平原就是河流冲刷下来的泥沙慢慢淤积而成，也就是说，特洛伊城所在的位置在古时候更靠近海边。我再向西北方向望去，爱琴海泛着蓝色的波光，达达尼尔海峡的入海口隐约可见。这是从地中海通往黑海的第一个关口，一旦控制了此处，南欧和东欧之间的海上交通就会切断。
“大家的脸上感觉到风了吗？这就是地中海季风，当年的商船就是在这股季风的推动下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的。”导游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天然的避风港，如果季风方向不对，商船队就只能停靠在这里等风，特洛伊城就是这么逐渐发展起来的。”
( 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谢里曼及其手绘的特洛伊遗址发掘现场 )
这位导游原本是住在附近的一位农民，自从特洛伊公园建成之后，他便把地租给别人种，自己开了家旅游商店，生意做得挺红火。他又自学了特洛伊历史和英语，考了个导游证，当上了专业导游。按照他的说法，特洛伊之战确实发生过，但绝对不是因为什么美女海伦，而是为了争夺这个海上交通要道，以便进一步控制整个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和渔业。“我们都喜欢传奇故事，但真正的历史一点也不浪漫，只有对财富赤裸裸的渴望，以及由此引发的血淋淋的战争。”
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战争就是历史事件最重要的推动力。安纳托利亚作为旧世界的中心，又是多条贸易路线的必经之地，战争更是没有断过。特洛伊之战曾经被一位名叫阿齐兹·阿提亚（Aziz Atiya）的阿拉伯历史学家称为是东西方冲突的鼻祖，是以希腊为代表的欧洲势力对亚洲发动的第一次侵略。事实上，希腊人正是在特洛伊取得胜利后，顺势占领了安纳托利亚的西部地区，将其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并且统治了400多年。公元前547年，波斯皇帝居鲁士（Cyrus）发动进攻，将希腊人赶出了安纳托利亚。但是，波斯人对这块土地的统治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安纳托利亚居民不断奋起反抗。公元前490年，波斯军队借口希腊人煽动叛乱，出兵攻打希腊，两军在希腊城市马拉松展开激战，希腊人获胜，一位士兵从马拉松一口气跑到雅典报喜，最后被累死了，这就是马拉松跑的起源。
( 为躲避罗马军队追杀，当年的基督徒逃入地下。图为共有11层的卡帕多西亚德林库地下城 )
让我们再回到特洛伊。根据希腊神话的说法，当年希腊人依靠木马计攻陷了特洛伊后，在城里大肆屠杀，一批幸存者逃了出来，搭上一条小船一路向西，最终漂到了罗马，并在那里安营扎寨，最终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帝国——罗马帝国。
不过，在罗马帝国起事之前，来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军队开始了第一次东征，把波斯人赶出了安纳托利亚。但是亚历山大大帝不善于管理国家，安纳托利亚很快就变成了军阀混战的战场，直到强大的罗马帝国最终一统天下。
( 在尚勒乌尔法街头下象棋的市民 )
罗马人最先占领的是靠近爱琴海的这片地区，特洛伊古城遗址挖出过很多古罗马时期的石柱和石碑残片，甚至还挖出了一个小型的罗马式剧院，看得出罗马人对自己的起源之地还是挺留恋的。不过，就在罗马人离开沿海地区向安纳托利亚中心进发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对手——基督教。
卡帕多西亚的宗教战争
( 土耳其军事博物馆内展示的一幅突厥攻长城的实景油画 )
如果说安纳托利亚是旧世界的中心，那么卡帕多西亚就是安纳托利亚的中心。这块地方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中心地带，平均海拔超过1000米，周围被群山围绕，山谷中遍布着奇形怪状的石林，当地人称其为“仙人烟囱”。从高空热气球上往下看，你会觉得自己正驾驶宇宙飞船访问一个外星球，行走在其间，你又会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难怪这里被公认为是土耳其最有名的旅游胜地，是来土耳其旅游的必经之地。
卡帕多西亚气候干燥，土壤贫瘠，交通不便，不太适合人类居住，多年来一直人烟稀少。大约在2000年前，一群人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杀，搬来此地安营扎寨，他们就是最早的一批基督徒，追杀他们的，就是罗马帝国的士兵。
( 一幅画中描绘的伊斯兰教鲁米派创始人梅乌拉那·鲁米 )
公元前133年，罗马军队跨过达达尼尔海峡，横扫了整个安纳托利亚，把罗马帝国的疆界拓展到了亚美尼亚和波斯王国交界的地方。此后，奥古斯都大帝登基，罗马帝国进入了鼎盛时期，而新生的基督教则在罗马军队的眼皮底下开始了艰难的传播。
基督教的前身是犹太人信奉的犹太教，这是一种地方性宗教，视耶和华为犹太民族唯一的保护神。这一时期的犹太教非常入世，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道德宣教。但此后在传播过程中吸收了各种文化的影响，逐渐演变成注重来世和报应等出世观念的神秘主义宗教，基督教就这样诞生了。
( 1915年，加里波利战役中的澳新军团士兵在战争间隙修整 )
《全球通史》一书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基督教的这一变化是它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的关键。基督教和几乎同时代的大乘佛教具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注重灵魂拯救，允诺来世可以获得永恒的幸福；第二坚持平等主义，向所有人敞开大门。而在公元后的若干世纪内，欧亚大陆社会动荡，道德混乱，很多人居无定所，心无所依，基督教给教徒们提供了精神安慰，这就是为什么早期基督教徒都是些地位低下、无所皈依的人的原因。同样，大乘佛教的最大胜利也是在中国汉朝崩溃后全国处于混乱状态，人世间的一些问题找不到解答时而取得的。
精神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去卡帕多西亚的地下城看一看就知道了。当年的那批基督徒为了躲避罗马军队的追杀，不得已躲入地下，日积月累，竟然把地下几乎掏空了，使之成为一座地下城市。我跟随一个旅行团参观了现存最大的德林库（Derinkuyu）地下城，从上到下一共有11层，只有最上面的8层对外开放，最深处距离地面85米。地下城的入口处十分狭窄，仅容一人通过，个子高的甚至要弯腰，但进入房间后，空间豁然开朗，和正常的房间没有什么两样。
再往下走，过道越来越矮，有些地方只有1米左右，必须把腰弓成90度才能通过。各条地道之间纵横交错，如迷宫一般，出现了大量死巷和死角，显然是为了便于和敢于来犯之敌拼杀。越往下走，房间就越小，但如果仔细分辨，还是能看出各个房间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有些房间里尚留有泥做的长条桌子，显然这是教徒们集体用餐的地方；有的房间一侧建有神龛，显然是教徒们做礼拜用的临时教堂；还有的房间里能看到水槽的痕迹，这是榨取葡萄汁做酒的作坊。《圣经》里说，葡萄酒代表耶稣的血，饮酒是基督徒的必修课。
如今整座地下城全部由电灯照明，但仍然让人觉得阴森森的。当年的基督徒们只能用动物脂肪做的蜡烛照明，想必更加昏暗。地下城里湿气很重，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味道，让人很不舒服。据导游介绍，当时的地下城里不但住满了人，牛羊等家畜也得跟着进来，人畜共处一室，那味道肯定好受不了。如果地面上的敌人不撤的话，基督徒们就得一直躲在地下，有时甚至要躲半年以上，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相比之下，我们的导游穆罕默德就世俗多了。他今年只有26岁，虽然名义上是穆斯林，但和其他中东国家的穆斯林非常不一样。“对我来说伊斯兰教就是一种信仰而已，对于我的生活没什么约束力。”他对我说，“比如穆斯林照理说是不能喝酒的，但我喜欢喝酒，经常偷偷买酒回家喝。我也不喜欢现在的总统，我觉得他并不是真信，而是利用宗教替自己拉选票，动机很可疑。”
他还告诉我，因为近几年宗教势力回潮的缘故，这一届土耳其政府的大部分高官都来自卡帕多西亚地区最大的城市开塞利，这座城市的宗教气氛非常浓厚，商店里不准卖酒，但实际的人均酒精消费量却在土耳其各大城市里排名第一。
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位导游和同龄的中国小镇青年十分相像。他讨厌美国，相信阴谋论，认为美帝国主义和欧盟勾结起来欺负土耳其。他抱怨房价太高，物价太高，医疗费用太高，而自己工资太低，每个月只有800土耳其里拉（1里拉约等于3.5元人民币）。其实谁都知道，导游们是不靠工资生活的，从事后大家给他的小费来看，他每个月都至少能拿到3000里拉的额外收入。
当晚在小镇格雷梅（Goreme）过夜。这是卡帕多西亚的游客中心，有很多建在石头里的廉价旅馆。当地人在仙人烟囱里掏个洞作为栖息之地，每间石屋只在顶部留有一个小窗户，从外面看很像童话，但其实住在里面很不舒服，不但空气糟糕，而且采光不好，被子和床单潮乎乎的，闻上去有一股霉味。
游客们之所以来格雷梅，是为了参观附近的露天博物馆。这是安纳托利亚最有名的景观，早在1985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评为世界级文化遗产。这是一组建在石头里的教堂，从外面看和当地人的石头屋子差不多，但石头里面几乎被掏空了，还凿出了神龛和座椅，屋顶也设计成圆拱形的，布置得和一般教堂几乎没有区别，当年的基督教徒们就是躲在这样的教堂里做礼拜的。
这些教堂最值得看的就是屋顶的宗教壁画，无论是色彩还是线条都极为精美，堪称艺术珍品。其中一座教堂因为窗户很小，光线很暗，被称为“黑暗教堂”，但恰好是因为光线暗，墙上的壁画被保护得很好，这么多年过去了，色彩依然鲜艳如初，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也有不少壁画遭到了罗马人的破坏，墙上留下了人为涂抹的痕迹。好在罗马帝国因为内战等原因，很快就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将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处的古城拜占庭定为首都，并于公元313年颁布了米兰赦令，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下一任皇帝狄奥多西更进一步，将基督教定为东罗马帝国的国教。两位皇帝之所以这么做，正是看中了基督教提出的“一个上帝”的理念。与崇拜多神的希腊罗马诸多教派相比，基督教更能团结人心，帮助统治者共同维护新帝国的稳定和统一。而基督教这个源自东方的宗教，也正好借助这一机会堂而皇之地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逐渐向西扩散，最终成为整个欧洲大陆人民的共同信仰。
君士坦丁大帝死后，拜占庭被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而他一手创立的这个新的东罗马帝国却又因为这座首都而被后人称为拜占庭帝国。有趣的是，西罗马帝国因为不断遭到蛮族的入侵，于公元476年灭亡，但拜占庭帝国却一直延续了下来，比西罗马帝国多活了1000多年。不少基督徒相信，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团结作用，才使得拜占庭帝国如此长寿，但更多的历史学家则认为，西罗马帝国的衰落源自生产力的低下，以及农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相比之下，拜占庭帝国仰仗着安纳托利亚肥沃的土壤，以及便利的贸易条件，从印度、中亚和中国等地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才是拜占庭帝国长寿的关键所在。
换句话说，如果在那段时期讨论一下东西方文明的优劣，胜出的一定是东方。
事实上，基督教徒们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身处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伊斯兰教，它更加适应新的时代，很快就代替了基督教，成为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新信仰。
塞尔柱王国的诞生
我从格雷梅搭上一辆长途汽车，向西南方向驶去。因为有多家运输公司参与竞争的缘故，土耳其的长途汽车服务质优而价廉，不但车次多、速度快，而且车辆内部都非常干净，每个座位都有单独的个人娱乐系统，看电影时不用担心影响他人。车上还配备一名服务生，为乘客免费送茶水和饼干、面包等小吃，有些运输公司甚至提供免费无线网服务。
大约5个小时之后，我来到了位于山脚下的土耳其南部重镇科尼亚（Konya）。这里土地肥沃，降水适中，适合种植小麦，是土耳其著名的面包篮子。科尼亚市中心非常干净，马路上车辆虽多，但大家都很从容，秩序井然。科尼亚旅游局派了一位年轻的导游尤塞尔负责接待我，他和上一位导游穆罕默德正相反，是个非常虔诚的穆斯林，热爱突厥文化，认为凯末尔的文字改革政策割裂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非常糟糕。后来我得知，他其实是个自学成才的历史学者，尤其对东方史很有研究。他非常推崇日本，认为日本人在现代化的同时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是东方国家的典范。
“一个日本朋友曾经对我说，土耳其人和中国人非常像，不知道为什么都特别爱发火。”他对我说，“我曾经去日本住过一段时间，这才意识到中国和土耳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出了点问题，平衡没有掌握好。”
他带着我参观了塞尔柱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至今还在使用，任何人都可以进来休息、祷告，甚至可以躺在地毯上睡大觉。清真寺外表看不出什么特点，内部装饰也十分简朴，但屋内的几十根支柱却让人眼前一亮。这些支柱都是用大理石做成的，表面刻着复杂的花纹，和一般清真寺简朴的设计格格不入。
“这些柱子都是罗马人留下的，塞尔柱人从罗马建筑上拆下来，用在了清真寺里。”尤塞尔说。
塞尔柱人的祖先是生活在中亚地区的突厥人，一直被欧洲人看做东方蛮族之一。公元7世纪，突厥人开始了大规模西迁，顺着阿富汗境内的一条绿色走廊进入了中亚地区。这些突厥人本身属于游牧民族，文明水平相对较低，但个个英勇善战，被沿途的阿拉伯和波斯贵族征用，充当雇佣军，与拜占庭军队作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突厥人逐渐占领了原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疆域，最终成功地脱离了雇主，建立了塞尔柱突厥国。有意思的是，当年另一支“蛮族”日耳曼族也是依靠给罗马人充当雇佣军而进入了罗马帝国的疆域，并趁主人日渐式微之际，反客为主，逼得罗马帝国皇帝交出了统治权。
按照《全球通史》的分类法，公元3～6世纪是所谓的“蛮族入侵”时代，来自东方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向四面八方迁徙，搅乱了欧亚大陆其他文明国家的社会秩序。这些游牧民族的迁徙路线大致有两条：一条是沿着经度的方向自北向南，入侵中国和印度等地。但是由于南北方向的气候差异较大，植被相似度低，移民们不容易适应，再加上当时中国和印度已经掌握了稻米的种植技术，粮食充足（稻米单位面积出产的卡路里总量是小麦的5倍），因此中印两国人口稠密，入侵者人数太少，很快就被中国人和印度人同化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印两国的文化延续性保持得非常好，一个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汉代人，如果在公元8世纪的唐朝复活过来，一定会感到非常舒适自在，因为汉、唐这两个朝代的民族成分和官方语言都是一样的，政治制度和尊孔尊儒的思想也没有变。
西欧的情况则正相反，本来人口就不多，再加上纬度的相似性，使得入侵的蛮族更容易适应新的环境，如鱼得水，最终导致欧洲古典文明彻底崩盘，被另一种崭新的文化所取代。但也正因为如此，西方文明才得以彻底摆脱了古典文化的沉重包袱，轻装上阵，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中东地区历史悠久，农业发达，无论是人口密度还是文明的发展程度都和中印相似，所以外来蛮族基本上被本地人同化了。比如，突厥人就在西进的过程中接受了一种新的宗教，这就是刚刚诞生不久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后诞生的宗教，修改了其他宗教的错误，更加准确地表达了真主的意思。”尤塞尔告诉我，伊斯兰教虽然来自犹太教和基督教，但《圣经》经过很多人的修改，有相当一部分都已不是真主的原话了，而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直接记录了真主的原话，写成的《古兰经》是真主思想的最忠实的记录，比《圣经》更准确。
“全世界有很多个版本的《圣经》，会把人搞糊涂的，而全世界所有的《古兰经》都是一样的，一字不差。”尤塞尔说，“基督教除了上帝外，还崇拜很多次要的神，而伊斯兰教只崇拜一个神，比基督教简单多了，更适合在文化水平不高的穷人当中传播。”
伊斯兰教于公元632年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游牧民族，“Islam”这个单词的本意为“服从真主的旨意”。伊斯兰教没有专门的教士组织，教徒们只要做到“五功”（即念功、拜功、课功、斋功和朝功）即可成为合格的穆斯林，无需其他条件。沙漠地区生活条件艰苦，但却是极佳的藏身之地，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就曾经以麦地那为基地，不断袭击麦加商队，得手后就逃进沙漠，躲避军队的追击。伊斯兰教教义简单易懂，特别强调平等和忠诚，它不仅是一种精神信仰，更是一种社会法规和政治制度，对日常生活具有指导意义，尤其适合战士的生存状况，这就是为什么骁勇善战的突厥人果断地抛弃了原来的信仰，迅速地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原因。
被伊斯兰教武装起来的塞尔柱突厥士兵于1071年在曼齐克特（Manzikert）和人数远多于自己的拜占庭军队打了一仗，大获全胜，活捉了拜占庭国王。这场战役被认为是中东地区的历史转折点，标志着突厥人正式进入了安纳托利亚。虽然此后由于十字军东征等原因，第一个塞尔柱王朝没有存在太久，但是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塞尔柱罗姆苏丹国，于公元1150年建都科尼亚，把塞尔柱人的传统发扬光大。
这一时期的塞尔柱人非常注重吸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尤其是科学技术，这是突厥人得以在中东地区站稳脚跟并发展壮大的关键。尤塞尔领着我参观了科尼亚瓷砖博物馆，里面展出了塞尔柱人制造的瓷砖，明显吸收了来自东方和古罗马帝国的制造技术，表面装饰颜色鲜艳，人物造型逼真。这个博物馆最早是塞尔柱人的高等学府，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在这里互相交流，共同研究。博物馆旁边就是一个当时中东地区最大的天文观象台，虽然内墙上的一部分瓷砖已经脱落，但仍然能感觉出当年的美轮美奂。
但是，科尼亚最有名的旅游景点却是一位宗教人士的陵墓。原来，作为现存古典宗教中最世俗化的一个，伊斯兰教在精神层面的指导相对欠缺，不利于传播。穆斯林在扩张的过程中占领了很多原本属于基督教的地盘，一些虔诚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给了一部分穆斯林极大的启发，于是他们在伊斯兰教内部发展出一个新的派别，后人称其为苏菲神秘主义（Sufism）派别。这一派强调心灵净化，认为穆斯林只要能够摆脱世俗物质社会的影响，追求内心的宁静，就能更快地接近真主，到达极乐世界。
苏菲派内部也分出了不同的派别，其中最重要的一派叫做鲁米派，其创始人梅乌拉那·鲁米（Mevlana Rumi）就是在科尼亚一举成名的。此人于1207年出生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一个波斯小城，此后跟随家人来到科尼亚定居。他从小就十分聪明，加之勤奋好学，很快就成为科尼亚最有名的伊斯兰学者。他尤其擅长写寓言诗，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传达深奥的道理。后来他干脆成立了自己的教派，广收门徒，传播他的思想。
简单来说，鲁米认为人世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爱”，这是宇宙的中心思想，一个人要想参透其中的真谛，就必须忘掉自我（Ego），刻苦修行，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到爱的真谛。
鲁米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收徒程序，想当他徒弟的人必须先住在清真寺观察三天，确认自己愿意吃苦，才会被接纳为候选人。此后这位候选人必须接受1001天魔鬼式的训练，其中包括劳动和读书。之后通过考试，合格了方能成为正式弟子。
训练课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旋转舞蹈。鲁米认为世间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转动，所以人也要跟着旋转才能领会宇宙的真谛。旋转舞者通常身穿白色长袍，头戴鲁米派标志性的高帽子，一边旋转身体一边缓慢地抬起双手，长袍的下摆扬起，成为一个锥形，姿势极为优雅。
鲁米于1273年死于科尼亚，死后被葬在一间清真寺内，如今这座清真寺变成了鲁米博物馆，是全世界鲁米派的朝圣之地。虽然鲁米派被归为苦行僧，但这间博物馆却是金碧辉煌，陈列着鲁米生前用过的各种金银铜器，穿过的丝绸长袍，以及若干本镶着金线的《古兰经》。而鲁米发明的旋转舞也成了科尼亚，乃至整个土耳其的一个旅游项目，科尼亚政府专门修建了两座各能容纳2500人的旋转舞馆，一座是室内的，只在冬天开放，一座是露天的，负责在其余三个季节满足游客们的好奇心。
“鲁米派不但影响了塞尔柱罗姆苏丹国，更是对后来的奥斯曼帝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是土耳其人的精神源泉。”尤塞尔告诉我，“奥斯曼帝国虽然依靠武力征服了许多周边国家，但对异族文化一直相当宽容，从不要求对方改变自己，这一点和后来的欧洲殖民者有着根本的区别。”
不管鲁米派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但奥斯曼帝国对待异族文化的宽容却是真的，这是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能成事的重要原因。
奥斯曼帝国的诞生
塞尔柱突厥王朝只存在了大约100年，就被另一支来自东方的军队打败了。13世纪中叶，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像狂风扫落叶一般横扫安纳托利亚，把塞尔柱王朝打得七零八落。虽然蒙古人并没有在这里久留，但塞尔柱王朝经此一战元气大伤，分裂为10个突厥小公国，安纳托利亚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期。
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奥斯曼部落就是这10个突厥小公国之一。这个部落本来实力不强，老首领死后，新任部落首领奥斯曼（Osman）娶了一位伊斯兰教苏菲派长老的女儿为妻，被授予“伊斯兰教圣战者”的头衔。1299年，奥斯曼宣布脱离塞尔柱君主的统治，正式独立。奥斯曼以伊斯兰“信仰武士”自居，率领手下众将东征西掠，开创了奥斯曼帝国600年的江山。
奥斯曼军队攻下的第一座重镇就是位于马尔马拉海峡东岸的布尔萨（Bursa），这是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行政中心，但是因为拜占庭国力衰落，布尔萨守军基本上未做抵抗，就将这座兵家必争之地拱手相让。布尔萨位于一座大山的脚下，因为山泉的滋润，这块土地异常肥沃。突厥人向来喜欢在有水的地方安营扎寨，奥斯曼立刻喜欢上了布尔萨，将其定为帝国的第一个首都。有了布尔萨作为基地，奥斯曼的军队就可以方便地跨过马尔马拉海峡，将触角伸向欧洲大陆。
我从科尼亚出发，乘坐长途车于周五傍晚到达布尔萨，此时正赶上晚高峰，路上堵得很厉害，来车站接我的内贾德·雅和亚（Nejat Yahya）告诉我，布尔萨这两年城市扩张的速度惊人，平均每年向西扩展6公里，基础设施有点跟不上了。
内贾德是一位商人，早年间和中国做生意发了财，是布尔萨的中国通。他开车带我在城里兜了一圈，布尔萨老城保存了大量古建筑，城内绿树成荫，环境很美。但是，就在一片低矮的老房子中间，突然出现了几幢高达20多层的塔楼，塔楼尚未完工，黑洞洞的窗口格外显眼。内贾德告诉我，这几幢楼建了三年还未建好，开发商原本答应给每位拆迁户补偿两套房子，但合同签好后拆迁户们又反悔了，想多要一套房子，开发商只好在原来的设计上又加了5层，这么一反复，工期就被无限拉长了。
看来，拆迁户和开发商之间的博弈是东方国家发展过程中都要经过的一道坎，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古城中心有座古老的清真寺，逛到这里时正好赶上了晚祷时间。听到喇叭里传出的诵经声，内贾德决定进去做个祷告。清真寺里挤满了人，绝大多数都是成年男性，屋子中央有个水池，祷告的人先在这里净手，然后面对麦加的方向站成一排，随着指令一起跪下叩拜。有个小男孩没有跟随大人一起拜，他看了一会儿就厌倦了，背过身去自己和自己玩起了游戏。整个叩拜过程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与基督教徒做礼拜相比，清真寺内的气氛相当随意，也比教堂安静了许多。
“你祷告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我好奇地问内贾德。
“我刚才想的是我的家人，希望真主保佑他们平安。”内贾德回答，“我们穆斯林和基督徒、佛教徒或者其他任何人相比没什么两样，祈祷的内容无非是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这类生活中的琐事，大家都是很功利的。”
内贾德告诉我，土耳其穆斯林大都属于逊尼派，是伊斯兰教中比较温和的一派，这一派的教义很像社会主义，提倡均贫富，顺应了当时的民意，在奥斯曼帝国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苏菲派教义的影响更是让奥斯曼人对于被征服的民族相当宽容，从不要求对方皈依伊斯兰教，只要宣誓效忠奥斯曼帝国，服从苏丹的管理，并按时缴税就行了。每一个被征服的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头领，对内按照自己的法律进行管理，甚至在奥斯曼军队中都有专门的基督徒军队，当然他们必须服从苏丹的指挥。
现在看来，奥斯曼人这么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像突厥这样的游牧民族，其特点就是善于打天下，不善于坐天下。尤其是被征服地区大都是农业或者商业社会，更是游牧民族完全未知的领域。历任奥斯曼苏丹们都深知这一点，他们必须利用被征服的民族原有的经济文化制度和管理能力，才能应付得了如此庞大的疆土。他们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依靠武力征服更多的土地而已，其他的不用太操心。
尚武是突厥民族的传统，突厥小孩从懂事起就在马背上度过，骑马射箭是突厥男人的必修课。再加上当时欧洲正处于所谓的“黑暗时期”，拜占庭帝国也是摇摇欲坠，奥斯曼军队的战斗力远远高于周边国家，奥斯曼骑兵所到之处，几乎没有遇到过任何阻力。更令人惊讶的是，从奥斯曼开始的前10位帝国苏丹全都是骁勇善战的“明君”。据说这10位君主一直保持了游牧时期的生活习惯，坚持和手下一道用餐，亲自照料自己的马匹，打仗时也都冲锋在前。
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亲自率领15万军队，以及300余艘战船，向拜占庭帝国最后的堡垒——伊斯坦布尔发动了攻击。守军仰仗坚固的城墙，硬是坚持了7个星期。为了防止奥斯曼军队动用大炮，拜占庭人预先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里安置了沉重的铁链，阻止奥斯曼运送大炮的船只驶进金角湾，但奥斯曼军队愣是用推车连夜将大炮从一侧运上山，再从另一侧下山，直接运到了城墙下。5月28日，奥斯曼军队发动了总攻，到第二天傍晚，突厥人就完全控制了这座基督教古城，拜占庭最后一个皇帝在城墙上英勇战死。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但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伊斯兰教在和基督教的斗争中完全占了上峰，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感到了来自东方的压力。欧洲人的噩梦还没有完，1525年，第10位奥斯曼苏丹登基，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苏莱曼大帝。此人在位46年，几乎全都在马背上度过。他亲自率领奥斯曼大军攻陷了贝尔格莱德，征服了匈牙利王国，甚至曾经数次打到了维也纳城墙下，差一点就吞并了整个欧洲。“苏莱曼大帝”这个称号就是欧洲人起的，而奥斯曼人则称其为“立法者”，他的官方称谓后面列出了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的37个王国的名号，他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之王。
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范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除了整个中东地区和北非之外，南部欧洲和巴尔干半岛也都归苏莱曼大帝管辖，地中海和黑海几乎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内海。作为东西方的地理交汇处，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中心。
但是，作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帝国，奥斯曼帝国却和一般意义上的帝国很不一样。它既没有统一的语言，也没有统一的宗教，虽然大家都认为这是个突厥帝国，但帝国的大多数权贵和官员都是来自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虽然帝国的骑兵队必须由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组成，但帝国的警察和步兵突击队却大都是基督教徒。这个帝国的人民分成了若干完全不同的族群，最出色的水手是希腊人，最精明的商人是亚美尼亚人，最能干的农民来自埃及，最聪明的工匠则是阿拉伯人……帝国采用的是拜占庭的礼仪，展现的是波斯的威严，享有的是埃及的财富，使用的是阿拉伯的文字。总之一句话，奥斯曼帝国包罗万象，博采众长，是有史以来民族多样性最丰富，以及文化包容度最大的国家。
那么，为什么像突厥这样一个尚武的民族，却缔造了如此包容的帝国呢？《奥斯曼帝国闲史》一书的作者杰森·古德温（Jason Goodwin）认为，除了方便管理等现实因素之外，宗教是最大的原因。奥斯曼统治者认为自己是维护伊斯兰教的“信仰武士”，他们相信救世主很快就将降临，他将纠正各处的不信教者，证明奥斯曼人信仰的正确性，在此之前奥斯曼人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把伊斯兰的旗帜插遍全球，这就是为什么奥斯曼人把帝国疆域之外的地域叫做“战争之土”、帝国之内的土地叫做“和平之城”的原因，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耐心地拓展“和平之城”的疆域，管理好救世主托管给他们的世界。
奇怪的是，曾经的民族大熔炉如今却变成了一个极为单一的国家。布尔萨表面上看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路上跑着各种牌子的车，基础设施也很现代，但却几乎见不到任何一家国际连锁品牌店，除了汉堡王和麦当劳之外，也找不到任何一家外国口味的餐馆。大街上除了少数几位挎着相机的游客外，几乎看不到任何一位来自非洲或者东亚地区的人。我在市中心逛了一天，只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一家中国人开的礼品店，专卖从国内批发过来的小玩具和小礼品。店主是个二十来岁的山东人，一直坐在收银台后面玩电脑，见到我像是见到了多年不见的亲人，中国话像连珠炮一般蹦了出来：“我是来帮姐姐看店的，来土耳其三年了，找不到朋友，土耳其食品也难吃得要吐，如果不是因为生意还不错的话，我明天就想回国。”
据他介绍，因为中国货质优价廉，这个30平方米左右的小店生意红火得不行，最多的时候要雇8名当地人帮忙看店。他会说简单的土语，但远不到自由交流的程度。布尔萨中国人很少，大家交往也不多，生活极端无聊，他每天唯一的娱乐就是在QQ上和国内朋友聊天。我看了一眼他的电脑屏幕，上面有一长串对话框同时在闪，看来这小伙子实在是寂寞得不行了。
作为世界上曾经的两大帝国，中国和土耳其如今面临的很多困境也都是相同的。事实上，如果一定要为人类历史总结出一条规律的话，那一定是“风水轮流转”。当年称霸全球的奥斯曼帝国，挡住了西欧商人通往远东地区的贸易路线，欧洲人被逼无奈，只得冒险乘船向西走，希望能找到一条新的贸易路线，躲开奥斯曼人的控制。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哥伦布“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欧洲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大量财富。再加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助力，欧洲一举扭转了颓势。与之相反，宽容的奥斯曼人不但没有等来救世主，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帝国带来的荣耀，就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原来的手下败将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加里波利保卫战
历史是轮回的。安纳托利亚的历史开始于达达尼尔海峡的入海口，绕了一圈后又回到了这个地方。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3000年前，海峡的东岸发生了特洛伊之战，3000年后，海峡的西岸又发生了加里波利（Gallipoli）保卫战，正是这场战役决定了现代土耳其的命运。
达达尼尔海峡是欧亚大陆的分水岭，最窄处只有1.4公里宽。这是俄罗斯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水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奥斯曼帝国加入了同盟国阵营，这就等于掐住了俄罗斯的咽喉。为了将战略物资运抵俄罗斯，协约国决定出兵攻占达达尼尔海峡，打通这条海上生命线。丘吉尔最先派出了海军，希望能在海上解决战斗，没想到顽强的奥斯曼士兵在海峡两岸布下口袋阵，用移动火炮和水雷对抗强大的协约国海军舰队，一共炸沉了三艘战舰，并重创另外三艘。丘吉尔不得不暂停了海上进攻计划，把目光转向了陆地。他计划派遣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占领海峡两岸，而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侧是狭长的加里波利半岛，协约国的海军陆战队可以直接从地中海出发，在半岛的西侧登陆。一旦登陆成功后，只要翻过山脊，就可以看到达达尼尔海峡。
如今的加里波利半岛几乎全部被保护了起来，成为一个集战争博物馆和自然保护区为一体的旅游胜地。土耳其当地人喜欢拖家带口开车来此度假，而大部分外国游客则会选择海峡东岸的小镇恰纳卡莱（Canakkale）作为歇脚点。我在这里参加了一个临时组织的旅游团，乘摆渡船越过海峡到达欧洲一侧，然后搭乘一辆小巴车来到了加里波利战场遗址公园。
达达尼尔海峡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窄，从岸边可以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房子，以及房顶上飘扬的土耳其国旗，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条海峡阻挡了强大的协约国舰队。当我看到协约国军队的登陆地点后，我的疑惑更加强烈了。当年由于夜黑雾浓，运载登陆部队的船靠错了岸，先头部队伤亡惨重。可是，站在原定登陆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实际登陆点，两者只差1公里左右，仿佛抬脚就到了。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小段误差，带来了如此严重的后果。这大概就是时代变迁所带来的认知差异吧，今天的科技水平已经比100年前高出太多了，我们习惯了跨海大桥，高速公路，超音速飞行，天堑变通途，我们对距离的认知早已和古人大相径庭，仅凭直觉已经无法理解当年的情境了。
这场登陆战役开始于1915年4月25日，负责登陆的是由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士兵组成的澳新军团（Anzec）。由于登陆地点错误，导致士兵们一上岸就要立即开始爬坡，守军居高临下，本可以轻松地阻止敌军上岸，可奥斯曼军队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误以为敌军会从更北边的地点登陆，把主力部队全部调走了，此处只有少数士兵在把守，这才让澳新军团得以成功登陆，并继续向山顶进攻。
眼看达达尼尔海峡就要失守，一位英雄人物站了出来。奥斯曼帝国的年轻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看出了敌军的意图，他没有听从上级命令，而是亲自率领第57团，在澳新军团之前抢占了制高点，开始了一场残酷的阻击战。凯末尔对手下士兵们说：“我不是命令你们去作战，而是命令你们去死。当我们全都战死时，其他部队和指挥官就会赶来接替我们。”这个团的士兵果然英勇，子弹打光后就和对方拼刺刀，最后几乎全部战死，却为奥斯曼援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我来到这场阻击战的地点，俯瞰整个半岛，感觉这块地方是那么的小，似乎只要两个钟头就可以从一边走到另一边。但是就在这块狭长的土地上，协约国和奥斯曼军队进行了长达10个月艰苦卓绝的拉锯战。据统计，协约国登陆的48万人当中约有7.1万人战死，死伤人数加起来超过25万；奥斯曼帝国部队也损失了22万人，其中死亡人数高达6.6万。协约国军队眼看无法取胜，只好从加里波利撤军，奥斯曼人获得了最终胜利。
这场战役最著名的地方不是如此高的伤亡率，而是双方的战斗方式。如今岛上依然保留了大量当时挖的战壕，有些地段双方战壕之间只相隔不到20米！导游告诉我，当时双方士兵在战斗间隙经常互相交换食品和香烟，协约国一方的食品供应出了问题，他们只能啃像石头一样硬的面包充饥，大部分非战斗减员都是因为士兵们的牙坏了，没法吃东西。土耳其人听到此事后就把软面包扔到了对方的战壕里，敌人终于能吃点东西了。
但是，战壕距离近的代价就是战斗异常惨烈，一旦交手，双方都很难活着脱身。有一次双方甚至不得不宣布停战9小时，好让后勤人员上战场收尸，否则的话尸臭的味道实在受不了。因为这个原因，这场战争被历史学家称为“绅士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奥斯曼士兵的文明程度还是相当高的。不过，旅行团中的一位新西兰姑娘罗丝（Rose）告诉我，她在土耳其教了两年英文，经常被土耳其男人骚扰。“他们一般不敢骚扰土耳其女人，但不知为什么他们觉得西方妇女很好欺负，真是很让人讨厌。”她对我说，“我来土耳其之前在宁波教过两年英文，中国学生的学习态度比土耳其人好太多了。土耳其人都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不愿意学习英文。”
罗丝的曾祖父曾经参加过加里波利之战，这次她专程前来给老人上坟。土耳其政府在澳新军团的登陆地点修建了好几个公墓，每天都会有人前来献花。不过来此参观的几乎全是游客，很少有土耳其本地人，他们都去了山顶上那个规模更大的战争纪念馆，这是为纪念在此次战役中牺牲的土耳其士兵而修建的，我到的时候发现这里人山人海，绝大多数都是土耳其人。无数事实证明，无论多么绅士的战争，到最后总是要分出敌我的。
战争纪念馆的入口处竖立着一尊巨大的凯末尔全身像，他是奥斯曼军队之所以能打赢这场战役的最大功臣。凯末尔毕业于伊斯坦布尔的陆军军事学院，是个标准的军人，打起仗来非常勇敢。这场战役中，他一直留在前线指挥作战，曾经四天四夜没有合眼，还曾经被一颗流弹击中了胸部，幸好被他口袋里的一只怀表挡住了，否则的话，土耳其这个国家甚至都不会出现。
从历史的角度看，加里波利之战不但是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唯一获胜的战役，也是奥斯曼帝国近百年来打赢的唯一一场战役。作为这场战役的功臣，凯末尔当之无愧地成为整个帝国的民族英雄，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后来他利用自己的声誉，率领土耳其人展开了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最终缔造了现代土耳其。他本人也成为土耳其第一任总统，被土耳其人尊称为“祖国之父”（Ataturk）。 战争史寻踪战场土耳其安纳托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