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为我从天落

中国电视剧市场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今年开年，扫黑题材电视剧《狂飙》横空出世，截至2月15日，豆瓣评分8.5分，有53.8万人标记“看过”。一个更为直接的参照是，6年前的大热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豆瓣评分8.3分，标记“看过”的人数是45万。

作为这部剧的导演，徐纪周最近平均每天要接受四五家媒体的采访，他的时间被切割、打散，一些不太常规的时段也被利用起来。《环球人物》记者与徐纪周的见面就约在2月一个工作日的中午，北京东三环的一间会客厅。这里是《狂飙》制片方的办公场所，不远处，一家烤鱼店的外墙上印着剧中台词：“告诉老默，我想吃鱼。”

在采访前的寒暄中，徐纪周偶然提到，自己现在每天通常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连轴转身体吃得消吗？“我这不正坐在你面前嘛。”这名70后导演穿着印有“狂飙”字样的黑色帽衫，眼睛闪闪发亮。

他2000年入行，担任过多部涉案剧的编剧、导演。尽管他并不认为自己必然拥有“扫黑剧”的创作自觉，但当我们回溯——从21世纪初的《打黑风暴》《反黑组》（又名《誓言》），到2006年前后的《狙击》《捍卫》，再到如今国内首部以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背景的电视剧《狂飙》，23年来，这些作品映照出中国扫黑除恶持续向纵深推进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片段与瞬间。

安欣与高启强：一颗故事种子的萌发

这是一个除夕夜。

鼻青脸肿的男人坐在公安局审讯室里，对面的年轻刑警刚工作不久。几个小时前，年轻刑警把正在打架的男人铐了回来，随后他才知道，男人是被欺负的一方。

同事送来热气腾腾的饺子，年轻刑警拨了一些给男人，男人哽咽地吃着：“这么多年没人瞧得起我，今天你拿我当人，不管你怎么想，这辈子我都认你是恩人。”

这是年少的徐纪周构思课堂作业时脑海中蹦出的画面。那时他20多岁，正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读书，除了上课，业余爱好就是写剧本。他想，这幕一定是一部长剧的第一场戏，再往后走，年轻刑警和男人互为镜像，缠斗一生。不过怎么“往后走”，他还不知道。

直到2019年，这颗故事种子才发了芽。那时徐纪周正在拍一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经开展了一年多，广度、深度、力度前所未有。他掰着手指头数了一遍国内能拍这类题材的导演，“直觉会有人找我拍一部”。果然，一家影视公司找到他， “当时我已经想好怎么拍了”，徐纪周很快答应下来。

在学生作业中沉睡了20多年的两个人物开始苏醒。年轻刑警有了名字，叫安欣，任职于临江省京海市公安局，鼻青脸肿的男人叫高启强，是一名菜市场鱼贩，他们相识于2000年的除夕夜。这之后，高启强为了筹措弟弟开店急需的资金，从一个黑恶团伙手里接下教训人的任务，可还未动手，目标人物就在池塘电鱼时意外触电身亡。作为现场唯一的目击者，他没有报警，秘而不宣，领取了商定的酬劳。店铺如期开业，高启强也在黑恶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安欣数度想拉他一把。在菜市场街尾的炒粉摊，两人比邻而坐，高启强给安欣擦拭筷子，安欣为高启强写下阅读书单，其中一本，就是日后被高启强屡屡研读的《孙子兵法》。当所有嫌疑都指向高启强，两人再次一起吃饭，位置变成了面对面。高启强点了最爱的猪脚面。家长里短的闲聊里其实是自首与否的交锋。高启强拍拍肚子走出面馆，安欣却被告知证据不足，无法实施抓捕，他愣在原地。

吃饭的戏是徐纪周最满意的部分，“我们拍的、写的，所有都很满意”。扫黑并不意味着天天拿枪互相顶在脑门上，吃饭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仪式，饭桌是情感流动之处。猪脚面是高启强的扮演者张颂文提议的。剧本原来写的是吃牛肉面，生长在广东的他告诉导演，猪脚面更符合取景地广东的地域特色。后来时常出现的早茶也是徐纪周有意为之：“你看高启强经常弄一大桌自个儿吃，孤独寥落，什么都有了，家人反而没了。”

《狂飙》：扫黑除恶常态化

《狂飙》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由中央政法委宣传教育局、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息中心指导制作，这让它在文艺作品的虚构性之外又带有几分纪实色彩。拍摄前期，相关部门提供了一个场所，徐纪周和同事们进去后只能看，不能拍照、复印，不能带任何资料出来。一位合作编剧对看到的案件印象深刻，“触目惊心，好多手段是完全想不到的”。

比如剧中高启强的手下唐小龙放高利贷，和借贷人签的是贷款利息合法合规的合同。但他利用早前收购的一个酒厂，强迫借贷人在网上以2990元一瓶的高价，购买每瓶成本不超过4块钱的酒，欠多少钱就买多少酒，采购单、发票一应俱全。

这是徐纪周在采访调研中看到的真实案例，犯罪的隐蔽性极强。剧中唐小龙眉飞色舞地介绍着自己的放贷手法，高启强嗑起瓜子：“我也觉得打打杀杀的时代过去了。”

徐纪周去了趟黑龙江，了解具体怎么扫黑除恶、当地有什么样的“保护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深水区后，“打伞破网”成为重点攻克的难题。在哈尔滨，曾有一家“李氏三兄弟”，很多老百姓一提起他们就咬牙切齿。

2013年，大哥李伟被提拔为哈尔滨市电业局副局长，由弟弟李桐接任哈尔滨电力实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只要有开发商向电业局申请供电，李伟就把配套费工程指定给弟弟所在的电力公司，否则就不予验收、不予供电。弟弟拿到项目后分包出去，交给另一个哥哥李建做电力安装。兜兜转转，利润始终没有跑出李氏兄弟的口袋。通过这种方式，李氏兄弟分包的配套费工程总价达31.6亿余元人民币，垄断了当地电力系统77%的份额，是名副其实的“电霸”。

2019年6月，中央扫黑除恶第14督导组进驻黑龙江，重点督办“李氏三兄弟”案。2020年10月30日，法院公开宣判，李伟、李桐被判死缓，李建获刑无期。

相似的一幕在《狂飙》中上演。京海市电力实业公司做的工程质量差、收费高，一旦有人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电力公司的总经理就带人堵在举报人家门口，见到就打，孩子都不敢去上学。为他撑腰的，正是京海市供电局副局长。不过，他们在潜逃路上被抓捕归案时，剧中最大的“保护伞”还没有被揪出来，这是后话。

剧本创作阶段，徐纪周对自己的要求是“打死不跟别人一样，打死不跟自己一样，之前用过和看过的招，尽量不用”。当时已经有不少涉黑涉恶案件见诸报端，或者被其他影视作品改编，他就把真实原型中的元素拆碎、打乱，再拼接，让观众一眼看不出。“高启强”就是这样诞生的。

高启强13岁那年，父亲酒驾，载着母亲遭遇车祸，两人双双去世，他靠着一笔500元的抚恤金带大弟弟妹妹。现实中辽宁大连徐长元案的主人公，也有类似的原生家庭。

徐家5个兄弟小时候共用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在家的就光屁股趴在炕上，炕席都是烂的。病重的母亲给五弟喂完奶后，嘱咐17岁的徐长元，一定把弟弟妹妹照顾好。

母亲去世后，徐长元辍学，和父亲一起养家。他“穷怕了”。从一个县的厂长到大连市副市级干部，随着徐长元职务调整，徐家兄妹的“生意”也在其庇护下越做越大，一度发展为掌控资产上百亿的商业集团。2018年，已经退休3年的徐长元被查，次年被开除党籍，2020年，以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13个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扫黑”的“黑”，就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律师张大为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97年刑法修订，中国首次以立法形式确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关的犯罪问题，随后相继出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必须同时具备“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比如以黑护商、以商养黑是“经济特征”的主要表现形式，就像《狂飙》中有着企业家身份的高启强。

“以前提起黑社会的形象，就是大金链子小手表，现在早不是那样了。”徐纪周说，所以高启强后来常穿不起眼的灰色夹克——跟官员接触，如果穿得张扬，对方会觉得这个人早晚出事，继而敬而远之。他在采访时见过好多涉黑涉恶人员，“往那儿一坐你感觉就是普通人，气场很弱的，这样他才能跟官员交往”。

黑恶势力拉拢腐蚀干部的手段如今也更加“细水长流”。徐纪周说起剧中安欣的同事、刑侦支队队长李响：“领导叫你吃饭，你一次不去、两次不去，三次不去合适吗？去了之后交代你办点小事，给你个加油卡你不收吗？收了这回，下次可能让你办一件麻烦的事，几次就拉过去了。”

这是采访调研中看到的真实情况吗？“比这狠！”徐纪周说。只要有家庭，有些事就会成为“软肋”。比如老人病危，赶上ICU排队、手术排队，对方一通安排：明天进ICU，后天开刀。“你难道不让老人去？做完手术，人家请你吃个饭，叫上院长、主刀大夫，你去不去？去了之后，人家什么都不会说，隔两天，请你办个事，在你职权范围之内，不违规。办完后人家再请你吃个饭，你去不去？有这样的交往，一来二去，关系就建立了。这是真实情况。”徐纪周感慨，许多当政的理想主义者就这样一点点沉沦。

所以安欣必须是孤儿，没有妻子和孩子，不给高启强任何攻破的入口。“以前扫黑剧主要呈现暴力冲突、犯罪奇观，但在《狂飙》中我们想告诉观众，黑恶势力是怎么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社会的每一条肌理。”

扫黑除恶难就难在这里，再加上“保护伞”盘根错节，办案人员需要处处谨慎。徐纪周在广东采访时见过一位政法干部，30多岁，满头白发，谈及一些尚未结束的扫黑工作时，能感受到对方明显的戒备心，“他也在审视你”。《狂飙》中40岁就头发花白的安欣，原型便出自这里。

戏里2021年扫黑除恶转向常态化、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后，临江省派出指导组入驻京海，安欣与指导组组长徐忠等人初次见面时，顾左右而言他，不肯直言，也是源于徐纪周和那位政法干部的交谈经历。

安欣被任命为指导组副组长前夕，他和高启强又一次一起吃饭。在一家高档茶餐厅，一大桌广式早茶横亘在两人之间。饭前他们不约而同地掏出药丸，一颗是维他命，一颗治神经，主角青春不再，正与邪的较量也来到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