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竞争

（文 / 袁越）

( 7月31日，伦敦奥运会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叶诗文夺冠 )

奥林匹克运动会关系到国家荣誉，公平是必须满足的条件。但“公平’二字说说容易，做起来却困难重重。伦敦奥运会第一周还没结束，因为竞赛规则上的漏洞引起的争议事件就出了好几起。除此之外，兴奋剂问题也很棘手。中国游泳选手叶诗文在400米个人混合泳上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冠后，《自然》（Nature）杂志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用叶诗文作为引子，道出了兴奋剂检测领域存在的诸多困难。

体育界大规模兴奋剂检测是从上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但这半个世纪恰好是生物学发展最迅猛的50年，急于出成绩的运动员和“国际反兴奋剂组织”（WADA）之间的角力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攀升，胜负的天平正在转向运动员那一边。

早期的兴奋剂大都是合成类固醇激素或者神经刺激药物，很容易通过尿检和血检检测出来。但是近几年出现了一批新型兴奋剂，要么和天然物质差不多，要么在体内降解得非常快，大大增加了检测难度。

比如，生长激素（Growth Hormone）可以促进肌肉生长，如果运动员注射的是天然来源的生长激素，那么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检测出来。不过天然生长激素比较难弄，国外甚至有人专门盗取死尸的脑垂体，从中提炼生长激素拿到黑市上卖。不过这种方法有风险，曾经有位意大利健美运动员因为注射了从黑市上买来的生长激素而被传染了克雅氏病（疯牛病），白白丢掉了性命。

人类生长激素还可以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合成出来。从功能上讲，人工合成生长激素和天然的没有区别，但是天然生长激素的化学性质不纯，往往会附带一些结构略有不同的异形体（Isoform），而人工合成生长激素则只含有一种形态。正是根据这点细微差别，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马丁·比德林麦尔（Martin Bidlingmaier）教授发明了一种化验方法，能够检测某位运动员是否注射了人工合成生长激素。问题在于，生长激素进入人体后20至30小时就会被降解掉，所以只要运动员在大赛前一两天内停止注射，就查不出来了。

“只有特别傻的傻瓜才会因为这个被查出来。”比德林麦尔教授无奈地说。

与此类似，大名鼎鼎的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当初也查不出来，后来发现外源EPO和人体自己产生的EPO存在微小的差别，并基于这个差别发明出了检测方法，一批运动员应声落马。但是外源EPO只能在人体内停留几天，只要运动员计算好日子，照样可以逃过药检。

当然，如果能够不定期地对运动员搞突然袭击，生长激素和EPO这类兴奋剂还是能查出来的。但如今运动员们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就是Ⅰ型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1），它不但能促进肌肉生长，帮助运动员增加力量，而且还和天然的毫无分别，目前没有任何化学手段能够检测出来，唯一的可能就是被当场拿获。

如果怕被抽查，还可以通过转基因的方式转入多个IGF-1基因拷贝，从而让人体自己生产出大量IGF-1蛋白质来。这个方法已经在小鼠身上试验成功，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斯维内（Lee Sweeney）教授用这个方法培育出一批超级小鼠，比普通小鼠多30%的肌肉。虽然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有运动员尝试这么做，但技术障碍已经没有了，转基因超人的出现是迟早的事情。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兴奋剂，不堪重负的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决定改变思路，尝试用“生物护照”的办法缩小抽查范围。顾名思义，所谓“生物护照”就是为每一名顶尖运动员建立一份生物档案，定期测量该运动员的基本生理指标，比如血液成分等等，如果发现异常情况，比如某段时间内该运动员血红细胞含量突然大幅增加，就对他/她重点关照，加大抽查力度。

这个方法最早在2008年开始在兴奋剂的重灾区——自行车领域试用，一位名叫安东尼奥·克鲁姆（Antonio Colom）的西班牙选手因为血液指数出现大幅波动而被盯上，终于在一次抽检时发现他使用了EPO。

生物护照也包括运动成绩，如果一名运动员的成绩突然大幅度提高，也会引起警觉，这就是叶诗文被质疑的根本原因。但是这个生物护照仅仅是质疑而已，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谁也无权指控。叶诗文取得的成绩完全有可能是她刻苦训练的结果，此时公开质疑她的清白，是非常不公平的。

总之，如果奥运会的性质没有改变，公平竞争的理想就是一句空话，很难实现。 兴奋剂公平竞争游泳叶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