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师傅

（文 / 王大为）

小时候，母亲在区政府做妇联工作，叶师傅就是区食堂的炊事员。区政府里是三排平房加两面围墙围成的一个“日”字形院落。母亲在区里有一间房间。家里地方小，孩子又多，我们常在区里的食堂吃饭，冬天的时候，每个星期天都让叶师傅烧一灶水，我们姐弟几个挨个洗澡、更衣。我还一直随着母亲住在区里。

区食堂位于北边平房的东头，是三间穿通的房间，一间是叶师傅的卧室，小小的；一间摆了两张围了四个长凳的方桌——就是餐厅了；还有一间是伙房，挺大，里面有一个条案、一个碗橱、一个烧稻糠的大灶台。

母亲在家里，总是骂我们几个是“窝啰期，擦乐血”（听过无数遍，却不知怎么写，意思就是孩子太多，像蛆一样，烦人不堪），但在外面，母亲和谁都能打成一片，和谁都能聊，很有亲和力。叶师傅只是单位的临时工、炊事员，母亲照样和他处得熟络。我们打水、吃饭，去得最多的就是食堂，时常还不到开饭时间，就早早跑去等饭吃，也常常走到灶间，用巴斗铲一斗稻壳，打开灶门，大臂一抖，把稻糠稳稳地压到火心上。如果压过了，就用一根长铁钎捣空火心，再关上火门，就听到呼呼的抽风声。

叶师傅很会做馄饨，哪天食堂吃馄饨了，我就要早早地去“帮忙”。记得那馄饨皮里的肉极少，叶师傅用竹签一挑一个，一挑一个，飞快。做好的馄饨软软的，汤里有一些小葱，一点猪油，鲜极了。

印象深的是条案旁一张木板凳，比平常凳子高许多，那是专属于叶师傅的，叶师傅常常坐在上面吸袋烟，瘦瘦的，驼着背。

食堂门前的院子里有一个压水井，用电水泵抽水，电闸就挂在食堂走廊墙上的一个木盒子里，母亲在井边的池子里洗刷，我常帮母亲推电闸抽水。一开始，我总要跑进食堂，搬来叶师傅的高板凳，站到板凳上，才能够着电闸。每次推闸之前，我心里都紧张极了，电闸推上去，有时会喷火星，抽水的声音也大得可怕。那种既紧张又有些兴奋的感觉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渐渐地，我踮起脚就可以够着电闸了，也不再那么害怕；再后来，我连脚也不用踮了。

我从外婆那里回到父母身边开始读书，一直到我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时候母亲调离区政府。10多年的时间，我几乎天天都要去区里。可以说，叶师傅是看着我们姐弟几个长大的。

后来，我离家千里，忙于自己的小日子，难得回家。如今，细细想来，竟有20多年没有见过叶师傅了。叶师傅的一些情况，我也是和母亲的闲聊中得知的。

年纪大了，叶师傅就离开了区政府回了家。他张罗着给两个双胞胎儿子娶了亲，儿子们却并不孝顺。迫于生活压力，叶师傅和他的老伴在县城租了一间房，早晚担了馄饨挑子做起了小本生意。“夜里还要做学校下晚自习的学生和夜班工人的生意，老了还这样天天熬夜，年轻时黄烟抽狠了，现在咳得很厉害……”母亲探望过他们老两口，无奈地向我叹息。

又听母亲说，他女儿的生活也很不顺，又得了一种怪病，总要喝一种什么口服液，发病了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非得喝这种口服液才能好。我想那应该是癔症，也许是生活太苦，也许是精神上太压抑而产生的一种依赖症。

他女儿终究还是离了婚，母亲让她把户口落到我们家，想她有个城里的户口也许对以后的生活有一些帮助。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弟弟见过他女儿。

清明时节的乡村，田畈里油菜花开得粉黄一片，一栋栋两层小楼点缀其间。我带着礼品和弟弟一起一路打听，找到了叶师傅的家。我和弟弟刚进屋基（小村落的意思），叶师傅和他老伴得知有人来看望他们就赶出来迎接我们了。

如果我不说出我的乳名，叶师傅已经认不出我了，弟弟因为一直和父母一起生活，多少见过几面。老两口惊喜地把我们领到家中。他们依然住着过去的老房子，低矮的土墙，黝黑的瓦顶，跨过门槛，感觉屋里地势很低，层里摆放的只是几件老旧家具。三间房间，一间是厨房，用的还是那种烧柴的土灶，一间卧室，还有一间做了鸡舍。

一路打听时，就已经有人告诉我们两个老人过得很清贫，但看到老人身体健康，我们都很欣慰。说起我们小时候的时光，谈到我们的父母，我们都有些激动，相执的手一直也没有松开，话也说得语无伦次。阿姨又去捉了只鸡，非要杀了招待我们。只是天色已晚，又下起了雨，我还要赶回省城，只能谢了老人家的执意挽留，同他们在雨中，在彼此的叮咛声中，匆匆而别。 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