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贻：生命从一百岁开始

（文 / 邱杨）

( 1949年，刘绪贻和朋友们为庆祝解放在武汉东湖公园跳集体舞 )

自在求索斋

寻找刘绪贻的家就像一场山林探险。沿着微陡的山坡向深处走，拨开沿路高高低低伸出的绿色枝丫，经过两个回转一直走到路的尽头，三座灰白色的三层小平房静谧而低调地镶嵌在满眼青翠的珞珈山背景“墙”之中，散发着遗世独立的味道。美国史学家、社会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的家就安在路尽头这座傍山而立的小平房里。

埋首在书桌前的刘绪贻数周前刚过完他的百岁生日（周岁99岁），老人穿着一件精致的竖条纹丝质短袖衬衫，红润的脸上尽是慈祥的笑意。“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忙着编这本书。”刘绪贻指着放在书桌左侧的一本跟《辞海》差不多厚的书说，“这是武汉大学为我庆祝百岁诞辰而出版的文集，都是别人写的文章。但文章里面涉及的内容是不是与事实相符都要给我看一看改一改，所以花了我不少时间。”

书桌正中放着一台液晶电脑显示器，年届百岁的刘绪贻原来是个不折不扣的“网虫”。“除去吃饭、睡觉和散步，其他时间我都是在电脑前上网、写作和回信。”背靠书柜，面朝电脑，刘绪贻在这间略显狭窄的书房里度过他一天中的绝大多数时间。这间名为“求索斋”的书房两壁镶着直达屋顶的白色书柜，40多张黄色便笺纸错落有致地贴在书柜各处的挡板横梁上，上面写着“美国文学”、“美国社会形形色色”、“先秦至现代的人文著作”、“开明读物”等不同的图书类别。在正对着书桌的一栏书柜里，便笺纸上写着“自家著作”，两年前出版的《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上卷）正安静地立在角落。

《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上卷叙述了刘绪贻从1913年出生至1947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归国共计34年的求学和生活经历。老先生毕生仰慕清代文学家龚自珍忧国忧民的襟怀，赞赏其诗句“一箫一剑平生意”的风骨，便将自传书名定为“箫声剑影”。自传中，老先生力求真实记录百年人生，哪怕是在旁人看来并不光彩的经历，甚至过失也不落掉。“我确实是好事也讲，不好的事也讲。既然是写回忆录，那当然要实话实说，不然还有什么意义？”刘绪贻快人快语。

( 1948年，刘绪贻与家人合影 )

“我现在正在写我的口述史下卷。”自2010年口述自传的上卷出版之后，下卷的写作一直耽搁下来。“因为下卷涉及的许多人和事都还在，所以家人怕我犯政治错误，要我谨慎。我的一些老朋友希望我‘高抬贵手’，只说好处，不提缺点。而一些青年朋友则担心我写我和他们交往时流露出浪漫情绪。我跟他们说你们这也不让我写，那也不让我写，那我写什么呢？这样一来，完全板着脸说些严肃枯燥的话，只会赶走读者。”老先生无奈地摇摇头。

“出版社原本让我出一个中卷，我写了八章，按照出版合同应该去年8月份就出版了。但是他们让我删掉很多内容，我说如果删掉我这本书就一点灵魂都没有了。但他们已经定了出版合同也不好说不出，结果就只能拖着，拖到后来我就想着与其出一个没有灵魂的书还不如不出，我就干脆自己主动废除了这个出版合同，放他们自由。我将来准备把中卷的内容直接放在下卷里面，但是要大修改，他们原来不让我讲的话我都要讲出来。”刘绪贻摆摆手说，“我已经跟相关的人打了预防针，我要么不写，要写我就要说真话。”

( 1946年暑假，刘绪贻（左）与魏荣爵（后回国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园留影 )

下卷的写作刘绪贻已经完成了十几章，写作模式仍然是由其本人口述后经他人整理成文章，再交由刘绪贻审核订正，目前的合作者是武汉大学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赵晓悦。“她外公是闻一多先生的学生，跟我是西南联大的校友，受她外公思想的影响，她对我这样的老学者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切感。本来她毕业的时候已经申请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留学名额，还获得了5000英镑的助学金。但当她知道我下卷的写作缺少合作者的情况后，特地向学校申请休学一年并放弃了助学金，专门在武汉住了一年帮我写自传。”目前赵晓悦已经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并在北京工作。“她回来之后还是很想继续和我完成这本下卷，至于将来怎么调配时间还需要不断磨合。”

纯真年代

( 刘绪贻 )

刘绪贻老先生虽已年届期颐，听力很不好，但忆起几十年前的往事却依然思路清晰，宛如昨日。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在老人娓娓道来的黄陂乡音里都化为从容与美好。

1913年5月13日，刘绪贻出生在湖北黄陂一个清贫的小学教师家庭，时逢清帝逊位、民国甫立的动荡乱世。1929年，16岁的刘绪贻从黄陂北乡罗家冲随父来到武汉，19岁考入武昌高级中学。当他高中二年级时，父亲去世，一大家子瞬间失去了顶梁柱，本就清贫的家境更趋恶化。幸亏得到其父好友加亲戚何在庵的资助，才顺利完成高中学业。

高中毕业后刘绪贻考上了北京大学，但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不得不与北大失之交臂。无奈之下只能报考南京的军需学校。“这个学校是公费，不需自己拿钱，还给学员一些零用钱。”刘绪贻回忆道。但因女友家人不喜国民党军人，于是他在好友的帮助下逃出学校，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回到武汉，此后靠帮他人辅导功课而维持生计，同时准备着复习考学。

193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生。“当时要考清华公费生，报名的时候就要提前说明，录取的时候成绩要在前百分之十五，低了就不要你。”然而，刘绪贻在大学期间却因异地恋相思成病而耽误了学业，导致两门功课不及格，被取消了公费资格。1938年，刘绪贻通过代课筹集路费，途经越南和香港地区，辗转来到西南联大继续学业。从西南联大毕业后，1944年底他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1947年获硕士学位后回武汉大学任教。

当刘绪贻在清华二年级失去公费生资格后，他面临两个选择：是去当兵参加抗日，还是留在清华（当时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已在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继续读书？此时的陈范九先生任武汉市第六小学校长，刘绪贻便去问计于他。陈范九先生对刘绪贻说：“中国抗战胜利后还要建国，需要大量人才，而你的资质和性格有做学问的潜力，我认为你应该回清华继续学习。关于钱的问题我给你解决。首先是去昆明的路费问题。我这里正好缺一个教员，你来做。你教两个月或一个月零一天，我都发给你两个月的工资。原工资是每月60元，国难期间打七折，每月42元，两个月一共84元。除去14元伙食费，还剩70元，足够你从武汉到昆明的路费。将来如果清华不恢复公费，我会资助你到毕业。”陈范九告诉刘绪贻自己帮助他的原因：“我当年读书时也得到一位有钱亲戚的资助，等我后来还钱给那位亲戚时，他的经济状况一直比我好，不要我还，所以我想用这份人情来帮助你。”忆及当年恩情，刘绪贻倚靠在摇椅椅背上，一脸向往：“那时候的老师很重视师生之间的感情，虽然后来我没用他的钱，但我一直到现在都很怀念他。”

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求学期间，刘绪贻师从陈达、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名家。社会学系主任陈达先生讲究实证，不喜欢空谈，因此讲课的时候正襟危坐，按照准备的提纲字斟句酌地讲，学生对其授课方式意见很大。学期终了之时，陈达先生按惯例征询学生对授课的意见，大家却一句话都不敢讲。颇有胆量的刘绪贻站了起来说：“我给您算了个账，您每周上课3次，需要6个小时。我从宿舍走到教室需要一个小时，加起来一共9个小时。一个学期按18周计算，总共需要160个小时。假如您把讲义和讲课内容发给我们，我们用一天的时间看完，其余的时间读别的书不是更好吗？”陈达先生当场气得脸色都变了，说不出话来。事后同学们都为刘绪贻捏一把汗，怕师生关系就此弄僵。结果，陈达先生不仅没有计较刘绪贻的顶撞，反而越发器重这个敢言的学生。“我的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他都给我打了95分，毕业时他还要留我做他的助教。虽然后来我决定去重庆，但他仍然帮我向他重庆的朋友写介绍信。一直到我留美，他还跟我说让我继续搞社会统计学，将来回清华教书。”

费孝通先生的开明豪爽给刘绪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选费先生的课时，他刚从英国回来不久，只比我大三四岁，我们的关系是亦师亦友。”据他回忆，费孝通先生讲课自成一格，不用教科书，也没有讲稿，中文和英文掺着用，讲的内容海阔天空，旁征博引。和现在一些让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考试抄笔记”的讲课比起来形成鲜明的对照。不仅在教学上，费孝通先生在待人接物表现出的豪爽情怀也让刘绪贻有着深刻的印象。1940年初，刘绪贻在费孝通借给他看的一本书上发现费先生在扉页上摘录了龚自珍《金缕曲》词中的一句话：“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当时我猜想，他在摘录这个名句时，一定是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那个时代师生之间、朋友之间的美好情谊让刘绪贻至今想起来仍回味无穷。“我到潘光旦先生家里去玩，都是在他们家里吃饭。当时潘先生家住在昆明郊区，他的夫人很能干，自己买了个石磨做豆浆吃，每次到他们家里都可以喝到新鲜豆浆。潘先生人很风趣，和他在一起总是感到很愉快。在吴文藻先生家里，谢冰心先生还经常关心我的婚姻问题。我说我很穷，没有女孩子会喜欢我，她笑着说那可不一定。”

骨子里的自由主义者

刘绪贻直言自己骨子里是自由主义。“从中学起，我的老师们都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人，他们这个时代里陶冶出来的思想对我的影响很深。后来进了清华、芝加哥，所受的熏陶就更是自由主义的滋养。所以我思想深处的东西都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因子和湖北人倔强耿直的秉性深深流淌在刘绪贻的血液里，而这种不屈服不盲从的性格在过去那个时代里没少让他吃亏。

刘绪贻1949年上半年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但他仍然保留着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情结。“当时学生闹‘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声势很大，我和大多数教授一样，都觉得学生的主业应该是好好学习，不应该因参与政治活动而耽误学习。所以，当周校长的女婿陈华癸等几位很有才学的教授到我住的地方要求我在一个劝学生复课的呼吁书上签名时，我就签了。”

新中国成立后，在解放之前就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刘绪贻成为武汉大学协助接管委员会的主席。此时中央派来管理武汉大学的是徐懋庸。“当时徐懋庸到武汉大学的派头就像是延安派来的‘钦差大臣’。因为鲁迅先生曾经骂过他，所以我对他印象不好，加之我这个人多少有些清高，因此我俩的关系一直处不好。”徐懋庸当时是武汉大学的党组书记，行政职务则是秘书长。“他想让我做他的副秘书长。他跟我说：‘你和我关系处不好，党失去了一个人确实是一种损失，但是这个损失非常非常之小，但你要是得罪我，那对你来说就是很严重的问题。’”生性傲骨的刘绪贻却偏偏不吃这套，坚决拒绝做徐懋庸的副秘书长。在1949年冬天到1950年这段时间还曾经被挤出武汉大学。虽然后来又回到武大，但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学术研究成果都没有得到学校的承认。刘绪贻如今并不在意这些起起落落，他笑呵呵地说：“我自己好像很有信心，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做学问就是要追求真理。”

在“文革”期间，包括刘绪贻在内的三四十个武汉大学的“顽固分子”被押往襄阳进行改造，其间还将他们集中起来办了个“顽固分子学习班”，让他们交代错误。“我的办法就是没有做过的事情我坚决不写，做过的事情我把它说成是个很严重的大罪过。到后来他们实在是找不到新东西了，就说我可以‘毕业’了。”学习班“毕业”的时候规定每个学员要跟组织交心汇报，刘绪贻则狡黠地盘算着要趁这个机会“报复”一把。“我说这个‘交心’是你们要求的，如果说错了话不能怪我。”在获得“特赦”之后，刘绪贻一字一顿地说道：“自从你们开始批判我以来一直到现在，你们那些批判言论我认为都像放屁。”在场的人听完之后都愣住了，互相干瞪着眼，尴尬地说只能算刘绪贻“半毕业”。

作为解放时全国高校教授中仅有的两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之一，刘绪贻其实曾经有过多次当官的机会。中央统战部曾经打电话给他，要他做中南六省两市民主促进委员会的主任，这在当时只有相当有名望的人士才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但刘绪贻拒绝了。“我就是只想做学问，做学问也只想说自己想说的话，否则就是没有尊严地活着。我感觉我这辈子这条路走对了。”

多情人不老

当刘绪贻的人生中每每面临选择的时候，老伴周世英总是他做出选择时放在第一位的考虑因素，周世英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决定了刘绪贻前半生的人生轨迹。刘绪贻“为爱痴狂”的故事，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1935年，刘绪贻在湖北省高中毕业同学联合会认识了现在的老伴周世英。湖北省当时有一个规定，即中学毕业要全省会考，且要考三年学到的东西。于是，毕业班的同学们自发组织了一个“湖北省高中毕业同学联合会”，任务是向湖北省教育厅申请只考几门主要的功课。刘绪贻当时是武昌高级中学甲组的两名代表之一，而周世英则是湖北女子高级中学的代表。在工作期间，双方萌生了情愫。“她作为女高的代表，好几次会都是她主持的，大大方方的，大家也对她很服气。我以前非常不喜欢戴眼镜的女孩子，但是她戴了眼镜我也不在乎。”

高中毕业后，周世英因病未能参加考试，刘绪贻则是考上了北大却没钱读，只能报考南京的军需学校。“刚进校不久，她家便传话过来说不喜欢‘二尺五’（国民党军衣都是二尺五，意为不喜欢当兵的）。”刘绪贻回忆，当时很矛盾，但最终下定决心逃学。一个大雪天的晚上，刘绪贻借来便装，脱掉军服溜出了军需学校，躲进一个武汉同学家里做家教避乱。没想到此举遭到国民党通缉。躲过通缉风头后，刘绪贻再次高考，以前十名的成绩顺利考取清华大学的公费生，同时被武汉大学录取。当年周世英也参加了武汉大学的考试，刘绪贻回忆：“发榜的时候，我们俩的名字排在一块，同时被武大录取，她的同学就说我们俩是天作之合。”

进入清华大学后，由于与周世英分隔两地，刘绪贻害起了“相思病”。“我在清华园时，老是想她，书读不进。她却觉得我太重感情，妨害学习，就想淡化我们的关系，连通信也停了。她越是这样，我越想念她。一天到晚，无论做什么事，到什么地方，总在想她。结果两门功课不及格，把公费生的资格都搞掉了。”“七七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为和在武大生物系求学的周世英相聚，1937年秋，刘绪贻在武汉大学外文系借读了两三个月。1938年，经初中老师陈范九帮助，刘绪贻才挣足了去西南联大的路费。进入西南联大后，刘绪贻从恋爱梦中醒来，在“大四”时恢复了公费生待遇。

除了学业，在就业问题上，刘绪贻也时时处处以周世英为先。西南联大毕业时，系主任陈达要留他做助教，费孝通先生也希望他留下一起做社会调查。但当时周世英为照顾弟妹生计已经托亲戚朋友帮忙在重庆盐务局找到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不想离开。刘绪贻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一边是爱情，一边是事业，无法抉择。费孝通先生曾劝解他，“爱情是暂时的，做学问才是永久的事情”。虽然不舍，刘绪贻最终还是为了爱情毅然放弃了留校机会，前往重庆投奔爱人。

两位历经坎坷的有情人终于在重庆成婚。“结婚之后，她对我很好，不仅要操持家务，还在工作上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在没有学会操作电脑之前，我的文章和书稿都是她手抄的，资料也是她帮忙整理的。”年届百岁的刘绪贻说起老伴来仍然充满依恋。由于去年摔了一跤，仅比刘绪贻小4个月的周世英目前只能坐在轮椅上，吃午饭的过程中老先生还会时不时看看老伴碗里的菜够不够。

除了与老伴周世英的一世情缘，极具浪漫主义情怀的刘绪贻丝毫不掩饰他的多情。“我有很多年轻的女朋友，前些天才和两个小女朋友去黄陂云雾山看杜鹃花。”他的电脑桌面上正是他和“小女朋友”的合照。因为风趣幽默，经常有年轻的学生来刘绪贻家中小坐或相偕出游。“武汉郊区的公园我都跑遍了，今年5月，我还跟一帮年轻人去了汉阳的月影公园。”正如他在十余年前的一篇生日感怀中所写：“我爱那些聪明、漂亮、知识面广、有抱负和理想的青年男女，就像我爱春花秋月一样。”或许，正是这种浪漫主义情怀让年届百岁的刘绪贻拥有一颗不老的心。 生命开始一百岁刘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