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胡适：美国、台湾与蒋介石

胡蒋之间

三联生活周刊：1948年12月，胡适坐蒋介石的专机离开了北京。在国共两条道路的选择上，为什么他最终还是站在了国民党一边？

黄克武：选择国民党不是一个意外。长期以来，他和蒋介石之间有密切的互动，虽然他并不完全同意蒋介石的做法，但还是愿意在“道义”上支持他。

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比较长久。1927年他从国外考察回来后就扮演国民党的“诤友”的角色。他不愿意加入政府，而是希望从独立知识分子的角度批评政府。不管与汪精卫、胡汉民的关系还是对孙中山的态度，他都是站在一个为国家谏言，为国民党提供施政参考的角度。除了驻美大使、北大校长以及晚年担任的“中研院院长”三个职务外，他一生都是在野的身份。他参与创办了《每周评论》、《努力》、《新月》和《独立评论》，以及最后的《自由中国》，也都秉承了这种独立身份。

他对国民党是寄予希望的。他认为，在当时的政局之下，他与国民党的结合有更多的改造中国的机会。

( 黄克武 )

三联生活周刊：寄予希望的基础是什么？

黄克武：胡适的思想很清楚，就是倡导民主与科学。1927年，他写《我们对西洋文明的态度》，对社会主义持肯定态度。然而晚年在《自由中国》上发表《从〈到奴役之路〉说起》，他就认为社会主义的倾向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间有冲突，于是开始公开地忏悔，甚至清算自己过去的思想。这和上世纪50年代大陆形势有关，同时他也受到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影响。

( 1958年，胡适在台北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时留影（第一排左至右：张群，胡适，蒋介石，朱家骅） )

他在政治上倡导自由民主，经济上推崇资本主义。比较能配合他思想的是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是可以和他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结合在一起的。

三联生活周刊：胡适在几次历史转折关头都有过表态，就是在“道义”上站在蒋介石一边。那么，该如何理解他所说的“道义”？是个人交情还是立场的认同？

( 1958年，胡适返回台湾，蒋介石为他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内造了一座房子，现为胡适纪念馆 )

黄克武：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还是“道统”与“治统”的关系。胡适认为他是知识的权威，是“道统”；而蒋介石掌握国家权力，是“治统”。

胡适认为蒋介石对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尊重的。1948到1958年，两个人的联系也非常频繁。蒋对胡既有精神上的尊重，也有经济上的支持。胡适流亡海外，生活开销大，收入不多，蒋一直资助他。他所说的“道义”上，我想是有思想的共识，也有交情成分在其中的。尽管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分歧，很多看法与做事的原则是不同的。

( 胡适的墓在“中央研究院”对面的小山上，妻子江冬秀、长子胡祖望都葬于此 )

三联生活周刊：1949年蒋介石希望离开北京的胡适去美国，以民间身份推动外交，争取援助。但实际这一块的工作没有具体开展，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这段时期的主要经历是什么？

黄克武：胡适于1948年12月离开北平，转赴上海，至1949年4月6日再转赴美国定居。到美国后，胡适仍十分关心国内局势。5月7日他曾应于斌、曾琦之邀，致电李宗仁与蒋介石。不久之后，胡适接到蒋介石5月28日写的一封来信，蒋在信中谈到：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在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务请胡适协助积极进行外交上的努力，以阻止美国承认共产党政府。6月23日，胡适致函蒋介石，恳辞担任阎锡山内阁之外交部长。至6月29日，蒋介石又致电胡适，“甚望适之先生能先回国”出任职务。但胡适一直没有接受蒋的邀请，直到1950年3月31日，蒋介石续聘胡适为“资政”。此时，胡适又受聘为普林斯顿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

这一年7月，应美国学者的邀约，胡适花了40天时间写成一篇英文长文《斯大林雄图下的中国》，发表在美国《外交》杂志上。这一篇学术性长文参考了许多中英文一二手材料，有37个附注说明数据来源，并以层层剖析的方式向英文读者详细解释1949年共产革命的缘由。就胡适的学术生涯来说，这篇文章是他首度以类似考证之细密功夫与法官断案的态度，针对现实问题所写成的学术著作。

通过《斯大林雄图下的中国》，胡适进行了一次学术外交。他从学者角度，对中国1949年的大转变进行了一次历史诠释，并将其作为自己对时代的反省，同时也对美国学术界进行了响应。这种学术上的诠释是支持蒋介石的。虽不是直接的外交工作，但对于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为蒋的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三联生活周刊：胡适的观点是什么？

黄克武：胡适认为苏联的扶植乃是中共由败转胜的关键，也是导致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的根本原因。“西安事变”和“雅尔塔密约”是两个关键的转折点。

他的这种观点配合了“冷战”格局，是在美苏对抗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的命运。其实两个阵营的想法，在他离开大陆前已经成型了，长期盘桓在他的心头。

这篇文章成为蒋介石的思想来源，后来蒋介石写的《苏俄在中国》也继承了这个思路，把苏联对中国的侵略作为中共成长，以及政权易手的原因。蒋介石借此提出了一套“反共抗俄论”，此一理论后来成为蒋氏在台主政期间，对内安抚人心、对外从事宣传的重点。

三联生活周刊：在台湾，蒋介石给予了胡适非常高规格的礼遇，甚至和他一起阅兵，非常希望胡适回来。实际上，在这个阶段他们在思想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黄克武：胡蒋关系，一方面是类似传统的君臣，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共作战的盟友。不过两人最终能够合作共事、彼此尊重的基础还是在于反共议题上的共识。尤其在1949年之后，国民党统治精英与中国自由主义者面临了在大陆政权易手、退居孤岛的重大挫折，为图日后之再起，乃积极地消弭彼此的不满，突出两方的共识。1949至1956年，他们的思想交往充分说明了双方存异求同、寻求合作的倾向。

三联生活周刊：胡适离开大陆后在美国生活了近10年的时间，“外交”四处碰壁，也没有合适的工作，生活很困难。为什么他这么长时间都没有选择回台湾？

黄克武：1949到1958年，是胡适在美国的寂寞时光。他朋友很多，开销很大，但也没干什么大事，正事只有在普林斯顿大学管理了一段时间中文图书馆。这是流亡在外的状态，也只有回台湾胡适才能有所作为。

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很快回台湾，他想和蒋介石保持一定距离。傅斯年去世后，蒋介石邀请他回来做台湾大学校长，他也拒绝了。包括最后蒋介石邀请他回来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最初他也推辞身体不好。虽然胡适一直表现出对自由阵营的信心，但我想他内心还是有些彷徨的。在当时大陆与台湾严重对立的时期，武力上的威胁依旧存在，对台湾能否守住也会有顾虑。此外，在政治思想上他与蒋介石之间还是有芥蒂的。

因为《自由中国》杂志的事情，胡适往来台湾很多次，蒋也给予很高规格的接待。胡适一直在考虑最合适的发展平台，所以，最后选定了“中研院院长”，毕竟发展科学是他一生的信仰和目标。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当时也是按照“冷战”思路去考虑台湾的未来。

黄克武：胡适始终希望坚持自由主义者的角色，并且导引蒋介石朝着这方面发展。

1951年他给蒋介石写了封长信，让蒋认识到两个阵营格局的维系，必须与发展民主自由政治结合起来。他希望蒋介石多了解大陆的情况，看毛泽东的书；希望蒋向民主体制的转变方向上走；他甚至举出党内分派、派与派之间彼此制衡等方法。

胡适一直是一个妥协的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与权力、政府对着干。他不是去当自由主义的烈士，他要渐进地改革，慢慢地调整。

胡适本人的个性也是很温和的。比如在《自由中国》时期，他可以少谈反对党，他只写过一篇关于反对党的文章，就是《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可是这一篇强调的是争取言论自由，他认为即使组织一个反对党出来，也是一个不以夺权为目标的反对党。

胡适知道从事民主改革的风险，也知道蒋介石的底线。他必须踩着底线走，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去争取最大的进步。“坐而言”与“起而行”之间，胡适选择的是“坐而言”。真正要组党和蒋介石对着干，他会很有顾忌。

三联生活周刊：胡适和蒋介石之间的分歧在哪里？

黄克武：他和蒋介石有两个矛盾。一个是自由民主。蒋介石认为中国没有他不行，必须依靠他才有希望，而他要有所作为，必须依靠国民党统治，所以还是“党治”的做法。胡适则认为政治上必须要走自由民主的路子。

第二，两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有所不同。蒋介石非常肯定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我们整理蒋介石日记时发现蒋介石读了很多中国古书，他喜欢读《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读梁启超的各种著作。在去参加开罗会议的时候，随身带的即是梁启超的书。他对心性修养浸淫很深。他对传统的态度，用钱穆的话说是充满“温情和敬意”。胡适对于传统，则是整理国故，用批判的态度去看传统。

在这两个方面，胡、蒋二人一直是有分歧的。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传统的态度的差异，与胡蒋之间的政治选择的不同是否有关系？

黄克武：这恐怕是很复杂、很纠结的问题。

两者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联。我倒不认为传统文化与专制政治有必然的关系。对蒋介石来说，他所提倡的传统是儒家伦理的部分，不是专制王权。在某种程度上他还号称是中山先生的信徒，而“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很清楚是倾向英美式的民主政治。

蒋介石倡导“伦理、民主与科学”，这三点形成一个三角结构，成为他建构现代国家的基本纲领。胡适讲的则是“民主与科学”，对他来说，伦理是普遍的。至于蒋介石，伦理，尤其是与传统结合的伦理，一直是他很强调的部分。后来在台湾推动“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包括台湾中小学都要背《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与蒋介石的推动有很大关系。

而另一方面，对传统的态度与政治之间也不能完全区分。

1949年后的台湾，文化思想氛围受新儒家思想影响很大。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钱穆、牟宗三、徐复观和蒋介石的关系都非常好。蒋也待之如国师，提供很多资源。包括钱穆在香港办学，也得到了台湾的资助。当时，新儒家学者在维护传统、维护中国文化和反共方面和蒋有共识。蒋介石是有文化理想的人。他对传统的维护，有纯然教育、学术的部分，整个台湾中小学、大学教育都受影响，但和政治又是纠结在一起的。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从蒋介石看胡适，他希望胡适回台湾后承担怎样的角色？

黄克武：当时胡适是中国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他的学术领域非常广泛，很少有学者能横跨历史、文学、哲学、佛学等。可以说，除了艺术以外的人文学科他几乎都触及了。从学术的广度，从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在当时中国知识界不做第二人之想。此外，他担任过驻美大使，有过从政的经历。

蒋介石之所以给胡适很高的礼遇，在于他们有可以合作的可能性。两个人有重叠的部分，能够彼此帮忙。没有蒋介石，胡适也没有舞台。

虽然蒋介石在日记中也会痛骂胡适，但日记是他抒发内心不满的地方。而且蒋介石认为发展科学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胡适能协助推动这方面的进展。此外，胡适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好，美国的政治人物对胡适的信任度还是比较高的。后来，胡适作为“中研院院长”也多次去美国访问，由此可见蒋也希望利用胡的国际声望来稳固其政权。

不做大哥

三联生活周刊：但我们看到，后来《自由中国》杂志成了蒋介石与胡适的冲突焦点。《自由中国》是胡适办的最后一本杂志，在早期担任发行人，而且在离开大陆的船上写下了办刊宗旨，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项事业。在办杂志的过程中，胡适的态度是否有变化？

黄克武：《自由中国》杂志形成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团体，重要的人物包括雷震、殷海光、傅正等。早期，胡适是《自由中国》的领袖，是发行人，而胡适本身也是喜欢热闹的人。在杂志的早期，胡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表现出很强的批判力。

但是到了杂志后期，自由主义的言论和蒋介石的冲突不断尖锐，胡适的批判态度就逐渐转弱了。他不愿意与蒋介石有直接的冲突。该如何评估这种转变？是好是坏？有一派认为，你胡适不当烈士谁当烈士？你不做领头大哥谁来做？我认为这是春秋责备贤者了。我想胡适内心是不愿自由民主的改革走得太急，过于急躁，会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前面的努力如果白费，反而会急速倒退，因此胡适不愿意太过激进。

三联生活周刊：1951年《自由中国》发表了《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后迫于当局压力又发表了《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以“息事宁人”。1952年，胡适为抗议国民党打压言论自由，辞去了发行人的职务。该如何看待胡适辞职的目的？

黄克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和《自由中国》逐渐划清界限，胡适不愿意在政治上更冒险。尤其是在1958年之后，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是官员了，他也要好好拿捏自己应扮演的角色。

胡适对《自由中国》之后的《文星》杂志也抱持类似的态度。1957年《文星》创刊后就写信给美国的胡适，请他支持，但从来没有得到胡适回复。直到1958年4月，胡适回台湾之后，还是不回信。此时，他刻意和这些更激进的知识分子保持一定的距离。

三联生活周刊：回到台湾，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胡适是否陷入了一个更分裂的境地？

黄克武：1954年，胡适回台湾支持蒋介石连任，同时也在支持雷震的《自由中国》。这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

他会参与雷震的活动，在各地演讲，在“雷震案”发生的时候，也能够发表强硬的但又不过度尖锐的看法。站在自由主义的角色上，他对于自由、民主的坚持从没有放弃。但是他认为这种理念的实践必须要有政治上的支持，所以，他愿意在政权上支持蒋介石。他认为只有蒋作为领袖，才能维持台湾的稳定，“民国政府”才能在台湾站稳脚跟。不站稳脚跟，其他的发展根本不可能。

三联生活周刊：在组织反对党的问题上，胡适也是很有保留的。

黄克武：这也是《自由中国》内部对他的不满。我们最近出版了《傅正〈自由中国〉时期日记选编》。傅正是《自由中国》的重要成员，在“雷震案”中被判刑三年。其实从1958年起，《自由中国》社第一线的知识分子就对胡适很有意见。他们批评胡适行动力弱，不愿做“带头大哥”，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者，却不愿出来组党。很多人说胡适有懦弱的本质，在“雷震案”中就表露无遗了。

三联生活周刊：1960年“雷震案”对台湾的自由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的打击，此时胡适的态度受到了很大的争议。

黄克武：雷震以“为匪宣传”和“知匪不报”的罪名被判入狱10年。胡适对此是非常有意见的。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么重大的案子，8个小时就结束了，实在见不得人，抬不起头。同时他认为，“雷震案”在国际上的影响与国际宣传都是非常负面的。

而另一方面，胡适没有真正站起来为雷震说话。他认识到案子的不妥，但没有强烈抗议，或者用激烈的态度去抗议。他也联名写信，要求蒋介石特赦雷震，但并不是高姿态的对抗。这也符合胡适一贯的性格。他是不做烈士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死了什么都干不了了。

三联生活周刊：蒋介石选择胡适不在台湾的时候办理“雷震案”，在时机上，是有特殊的考虑吗？

黄克武：我想，在这件事上蒋介石是不会斤斤计较的，他认为自己在“雷震案”上有完全的操控能力。

蒋介石的“党国”意识很强，而当时大陆的战争威胁很大。他认为《自由中国》再这么闹下去，如果我不当“总统”，你们都要用人民币了。所以最后用的是“为匪宣传”和“知匪不报”的罪名，还是两岸格局下的判决。另一方面，他也会觉得，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他的统治和权力稳定性提出了挑战。

三联生活周刊：其实在“雷震案”后两年胡适就去世了。他没有去监狱看望雷震，而是抄了一首诗送进去，就是杨万里的《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这段时间胡适身体状况也很差，很长时间住院。“雷震案”对晚年胡适的打击是不是很大？

黄克武：“雷震案”后，胡适的精神上很悲观，身体也不好。我想，他对自由民主的制度性改革感到忧心忡忡。他认为蒋介石对政治的控制还是很强硬。虽然他知道自由与民主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但包括党内分派、反对党的成立等问题都没有清楚的走向。他最后两年还是花了很多精力在推动“中央研究院”的科学发展上。

胡适生命的最后一天，1962年2月24日在“中研院”蔡元培馆致辞的时候，他也是在谈这个问题。“五四”以来的民主与科学如何在台湾生根？他到死都在担心。他在参加会议之前说，身体不好少说两句。到了会场，说太太不在，多说两句。最后因为情绪比较激动，引发了心脏病，鞠躬尽瘁。

三联生活周刊：《自由中国》对于台湾的思想领域后来有怎样的影响？

黄克武：当后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再去向蒋介石抗争，他们所汲取的资源就是当初《自由中国》时期所谈的问题。这些思想遗产影响了后来的自由主义运动。

1979年，代表台湾本土势力的《八十年代》杂志编辑了《自由中国选集》，讨论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反对党等议题。当《自由中国》和《文星》向前冲的时候，胡适、雷震、李敖都是外省知识分子，他们所宣传的理念带动了本土政治意识的兴起，两者之间的联系十分清楚。

本土派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的抗争，我们叫做“党外运动”，他们所汲取的资源就是《自由中国》与《文星》中所讨论的一些理念。蒋介石在判雷震的时候，党外抗争还没有起来。尽管如此，当时蒋对台湾本土政治派别是比较忧虑的。《自由中国》讨论的这些问题——包括反对党、司法改革等——都是非常敏感的政治议题。蒋介石非常清楚，如果让这些问题浮上台面，他的政权就有可能非常不稳定了，本土势力、国际势力、外省势力就会在台湾角逐政治权力。

本土政治意识是由《自由中国》带动的，登上言论平台则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他们的政治主张还是自由民主，但在政治上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李敖也是从这个年代走出来的，不断批判国民党，对后来党外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李敖绝对是一个大中国主义者。

对胡适的“围剿”

三联生活周刊：胡适自己说一生都被别人骂。到了晚年，“围剿”胡适的阵容甚至更强了，既有国民党内部意识形态上的“围剿”，也有文化保守派知识分子激烈的论战，其中“国防部总政治部”甚至发布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称自由主义为毒素思想，如临大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黄克武：《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体现了党国统治与自由思想之间的分歧。上世纪50年代，台湾面临战争威胁，台海进行了多次炮战，军事武装冲突的压力高悬于上。在“解放台湾”的压力下，蒋介石会很紧张。为了解除威胁，一些国民党核心人物认为不能走自由主义的路线。

这背后根本原因，就是对待“大我”、“小我”的关系，这是双方对于自由本身的争议焦点。

自由主义者追求的是自我，是“小我”的权利保障。个人的自由是国家存在的前提，认为政治、社会体制是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而存在。而另外一个观点认为，“大我”优先于“小我”，没有“大我”哪有“小我”。而群体“大我”的维系，则是要靠党国体制的稳定统治，保证安定与生存。当时蒋介石也是这么想的。他认为这些自由主义打破了社会凝聚力，涣散军心。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说，当时自由主义与政权稳定性之间构成了冲突？

黄克武：从自由主义者的角度看，是没有这种冲突的。他们认为只有这套制度，才能保障个人自由；而保障个人自由才是国家存在的前提与原因。这是两套不同的想法，直到今天依旧有交锋。

三联生活周刊：另一方面，胡适在思想文化上也面临着传统知识分子的讨伐，措辞甚至是非常激烈的。

黄克武：1958年胡适从美国回台湾后，引起的最大浪潮就是“中西文化论战”。胡适在《文星》上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提出回到“五四”的命题，中国要发展科学，必须要面对中国文化中的缺点。胡适认为中国文化中不具备发展科学的精神基础，他批评中国文化“没有灵性”或少有灵性。

徐复观等一些知识分子难以忍受，于是“污蔑中国文化”这样的罪名就套上去了。所以对胡适的批判，是在“中西文化论战”的架构中展开的，讨论的焦点还是延续“五四”的“全盘西化”的问题。

这也是1949年后台湾文化中的有趣现象。在中西文化的论战中双方势均力敌，不像“五四”时期新派全面压倒传统。肯定传统的一派，与西化派——胡适、李敖等——一直处于动态辩论中，共同构成了当代台湾文化活力的重要部分。

怎样解决中西文化、传统现代的关系？双方在辩论中去寻找一条台湾发展的道路。“五四”与“反五四”的不断激辩，形成了台湾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台湾今天的文化状态与这场讨论有直接的关系。胡适当时把这个话题完全挑开了。

三联生活周刊：其实论战双方也是有共识的。

黄克武：胡适和李敖挑起辩论后，双方唇枪舌剑。中西文化的大论战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进行的，也包括徐复观、胡秋原这些强调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

但是到了1962年胡适去世，双方又暂时和解了，共同肯定胡适的功绩。双方在争取言论自由、争取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上，是有共识的。

论战的结果，就是“五四”以来的“民主”与“科学”形成了共识，在肯定民主与科学的前提下，提出“继往开来”的文化精神。当时即使传统派，也是钱穆与牟宗三的传统，他们和“五四”精神没有太大区别。他们是希望把自由民主的架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连在一起。所以，牟宗三主张开出一个新的“外王”。传统派的目标也是追求自由、民主、科学，这一点双方没有分歧。只不过在过程上，新儒家认为需要接引传统精神资源作为实现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基础，而不是反科学、反民主。

台湾没有经历一个巨大的文化变迁和断裂，即使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台湾也是在基于传统为根基的发展。“继往开来”，最能体现台湾的文化精神。这四个字，是从民国初年到“中西文化论战”中激辩出来的。

自由主义之路

三联生活周刊：胡适为什么晚年特别强调容忍的重要性，提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命题？

黄克武：在自由主义理论上，容忍或妥协和自由的关系一直是重要的命题。这种强调妥协的理论，从胡适去美国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了。刚到康奈尔大学读书时，他的好友韦莲司对他的思想有重要的影响，介绍了很多古典自由主义的书给他，其中有一本就是毛莱的《论妥协》（On Compromise），在自由主义理论范畴里强调容忍异己的重要性。

胡适晚年讲，“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也有特殊的目的，这是对当权者蒋介石提出来的，强调拥有权力的人要更能容忍。这里含义很深，如果拥有权力的人不容忍，对自由的伤害会很大。当权者要给思想、言论自由留出生存空间。

三联生活周刊：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胡适起了怎样的作用？

黄克武：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从清末才开始，如果从严复开始计算的话，也就是从19世纪最后几年到20世纪初。“自由主义”这个词的出现，最早还是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文献中首次使用这四个字。到了1900年左右严复翻译密尔的《论自由》，才首次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引进到中国来。到今天也只有100多年。

胡适在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脉络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从严复、梁启超，接下来就是胡适，然后是殷海光等人。严复与梁启超之后，胡适扛起自由主义的大旗，进入成为国民党的“诤友”的过程。胡适有到西方读书的直接经历，所接触的是第一手的英美自由主义，而不是像梁启超从日本转手吸收的，所以他对自由主义的认识也比梁启超要更深入。

胡适不仅在自由主义的引介上超过上一代，更重要的是用自由主义的立场进行政治批判。特别是在《独立评论》时期，他对于国民党训政的批判，对于人权问题的提出，这些自由主义的实践是严复、梁启超所没有的，因此对自由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广泛的推动。

1954年，他在《自由中国》杂志社进行了关于自由主义的演说，当时谈到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此时，他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又加入了哈耶克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论述。所有的中国自由主义者，都尝试做一个理论上的调整，使自由主义适合中国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胡适也是延续了这些思考。

在对于胡适的历史评价中，李敖的《播种者胡适》非常有代表性。他认为胡适一生的成就不是学术而是启蒙，他在政治参与、思想启蒙上都有重要的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胡适的一生并不长，但却见证了自由主义的一路坎坷。

黄克武：整个20世纪，自由主义在中国都是一个不断经历挫折的过程。

清末民初的变革，共和制度的建立是自由主义思想推动的一个结果。辛亥革命成功，背后的一个根源在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末知识分子引入西方民主自由的观念，为晚清革命志士奠定了思想的基础。中国人开始能够想象专制体制之外还有一种体制，叫做民主共和。

但辛亥之后历史进程却非常曲折。自由民主的实施，很多人会讲到社会条件，比如教育的普及、中产阶级的出现、国民所得的增长等，但这些因素在辛亥之后的中国基本不存在。军阀混战、日本的侵略、国共内战，在整个20世纪很长的时期内缺乏实施民主自由制度的社会条件，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

20世纪在救亡的压力下，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有吸引力的仍是一套有清楚蓝图、有行动纲领的解决方案。国共两党都尝试走这条路。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三民主义，都有蓝图、有具体的实践方式、有政党、有军队、有组织、有时间表和路线图。

但胡适没有纲领，他有自己的主义，但这个主义是非常笼统的意见，是逐渐改善的过程。所以他的思想不吸引人，也是可以想象的。

三联生活周刊：现代自由主义思想是从西方舶来的，其落地生根是否也存在着一定的文化障碍？

黄克武：我们引介自由主义最难触碰到的、最难引进中国文化土壤的，就是它背后的认识论。这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哲学，即真理不是那么清楚，你可能对，我可能错，经过我们合理的讨论，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路径，但也并非一定就是正确的。民主政治之所以采取制度的制衡，有其背后的认识论基础，认为在人文世界中不会有一个像科学一样精确的答案。这个认识论的基础，在自由主义引进时是不被强调的。

其实胡适讲容忍也是这个意思，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后来也讲到中国传统中“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概念，但是没有上升到理论层次来思考。我想这种对于自由主义背后的哲学认识论的移植所引发的问题，需要更清楚地认识。 中国近代史胡适民主制度台湾国民党台湾历史台湾美国政治知识分子蒋介石雷震美国晚年自由中国三联生活周刊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