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乱局里的湘西沉浮梦

（文 / 王鸿谅）

贵州挫败

曾成杰的创业一点也不顺。他怀揣“包工头”梦想打拼的20年，好运和厄运总是骤然交替，从邵阳到湘西，一路呈现大悲大喜的极端转折——事业转机和牢狱之灾交替循环。在攸关生死的集资诈骗罪之前，他已历经3次人生劫难。

曾成杰的老家在湖南新邵的农村，本名曾维亮。这个1958年大跃进时代出生的“包工头”，高中毕业时正逢改革开放，眼见大时代的变革具体化为各种生活细节，农村撤销生产队，分田包干到户，“搞副业也不需要再向队里请假交钱了”。他与村里的泥工曾德位、木工曾开凡合伙，成立了一个建筑队，取名新邵县土桥乡建筑公司杨世分公司。通过在县委组织部工作的姨夫的帮助，拿到了县乡镇企业局的几张介绍信，前往贵州、重庆各地联系承包工程业务。他选定的人生方向就是做“包工头”，出门创业，衣锦还乡。

只是创业比想象中难得多。他四处奔波，钱花了不少，项目一无所获，也只能安慰自己，上当就算交学费。累计下来，差不多好几万元，不仅掏空了他父亲一辈子的积蓄，还欠了大队信用社一笔债。这些债务终于让曾成杰意识到，“包工程确实风险很大，包成了就是天大的好事，没包成前功尽弃身败名裂”。他的底气，除了年轻，就是家里有好几位在新疆建设兵团的近亲属——他们工资有保障，经常寄钱回来给他父亲补贴家用，父亲平时省吃俭用，把钱都存在大队信用社。所以，他在心里，“总是把新疆的亲戚作为最后的靠山和退路，万一没搞成，就跑去新疆住到他们家，帮他们做事，如果他们肯帮我还贷，我就回去，如果他们不肯，就在新疆打工赚钱还债”。

曾成杰几次往返贵州，项目第一次有了些眉目，钱又花光了。父亲虽然气得骂他，“像吸血鬼一样把钱吸光了”，可还是亲自出面，替他在大队信用社借了2万元。这笔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曾成杰和他的同伴终于承包下第一个工程——贵州施秉县人民法院的办公楼加层改造。以此为起点，1983到1985年，他们在贵州施秉县和黄平县完成了大约10个工程项目，客户包括当地的法院、公安、税务、教委等部门。就在生意看起来蒸蒸日上的时候，三个合伙人却产生了分歧，最后拆伙，那两个合伙人各拿3万元补偿离开，剩下的工程项目由曾成杰一个人接管。

自立门户不到两个月，曾成杰就被抓了。有人举报他贪污公司公款，曾成杰坚信是那两个拆伙的同伴。县纪委和县“经打办”立案，将他收容审查。被关押到县看守所那天，曾成杰清楚地记得，是“1985年春节的正月初十”。一个月后，案件移交到了县检察院，检察院会同审计部门对贵州工地项目进行全面清理，两个月后得出结论：“经清查曾维亮经手的贵州工程项目，开支大于收入，没有发现其有贪污行为。”3个多月后，案件最后以取保候审的方式了结。曾成杰想讨个清白，他找过相关单位很多次，遇到的都是踢皮球的僵局，再心有不甘，也只能不了了之。另一方面，他在贵州铺垫下来的工程，3个多月后也全部泡汤了。雄心勃勃的第一次创业，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坐了3个月的冤牢，欠下家里和大队信用社几万元钱债务，曾成杰感叹：“那时的钱多值钱啊！”

湘西纠葛

吉首距离新邵近400公里，这里成为曾成杰转运的起点，和此后20多年的根基。回头去看才会发现，和湘西错综复杂的纠葛相比，贵州的挫败简直不算什么，当然，1986年经人介绍来到吉首的曾成杰还意识不到这些。他依旧做回包工头的本行，背负的债务和贵州的挫败感，必然要有新的成就来填补。他从贵州学到的教训，是不与任何人合伙承包工程。一个人的打拼其实更艰难，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来联系，到了1987年上半年，他才有了第一个项目，吉首人民武装部的一栋民兵训练基地楼房工程。

看起来好运开始眷顾曾成杰了。在吉首的10年里，大小承包了30多个单位60多栋楼房的工程，包括州消防支队、州无线电厂、湘泉酒厂等等。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工程，在远离家乡的地方逐步建立自己的生意和人际网络。那时候的工程都需要承包方预先垫资，完工再按合同结算。曾成杰自豪于自己的信誉：“凡属我答应垫资的工程，无一栋因我方垫资不到位停工待料而酿成纠纷的，所以我每年都同时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在建工程同步进行，事业红火。”

只是厄运也没有走远。1993年底，曾成杰再次被人举报，这次不是贪污，是行贿。吉首方面的办案方式，同样是收容审查。这案子最后的结果是免予起诉，但曾成杰整整被关押了半年。还好，这一次不像贵州，出来以后并没有一切归零，曾成杰也没有转身离开。工程领域的竞争，显然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虽然摆脱了牢狱之灾，关于工程款的纠纷，又接踵而来，其中三起成了官司。

第一场官司是1993年的“香港街改造工程”。曾成杰与吉首市东吉房地产开发公司陈振锦签订的合同约定，全额垫资，验收后一次性付清。可是3个月内准时完工之后，陈振锦却以决算造价过高为由，拒付工程款。拖了大半年之后，他只能诉诸法律，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东吉公司支付工程款318万元和迟延利息50万元。法院受理之后，委托造价事务所对工程造价重新鉴定，判决东吉公司应支付工程款308万元，支付利息38万元，限10日内付清。这场官司前后打了好几年，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才算了结。

第二场官司是“机电大厦”工程。这个项目最早由吉首第三建安公司承接，因为垫资需要超过300万元，三建公司就把项目转包给了曾成杰，他们收取5%的管理费，工程盈亏曾成杰自负。结果五层宿舍楼修好，钱却没有拿到，又只有到法院起诉。和第一场官司一样，这官司也从一审二审，一直打到再审。法院判决机电公司要支付的300万元工程，拖了5年，经由曾成杰申请省高院异地执行，才由常德市中院执行庭到吉首拍卖了机电公司的一条小街门面作为抵偿。

第三场官司是文化宫培训楼工程。这项目是朱建华发包给曾成杰的。朱建华是文化宫主任的弟弟，他与文化宫签订了一份“联合开发合同”，大意就是文化宫出地，他出资，30多间房的地盘子，给文化宫建两层工人培训楼，其余的19间地基作为交换条件。曾成杰跟朱建华签订的合同，自然也是预先垫付工程款，完工后一次性结算。结果随着工程接近完工，朱建华不仅不支付款项，还以工程质量不合格为由向法院起诉，并通过个人关系将这栋楼查封保全，切断施工水电，要求曾成杰反过来赔偿损失。一审、二审朱建华都败诉，法院判决他必须支付300多万元的工程款项。可朱建华拿不出一分钱。最后由法院强制执行，将这栋房子抵押给曾成杰作为工程款。

这三场垫资官司，差不多也是湘西早期房地产开发的缩影。在这个刚刚萌芽的领域，已经遍布着权力寻租和变现的机会，也是冒险家的乐园。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作为外乡人的曾成杰，能在吉首立足并且站稳脚跟，要解决的远不止工程项目质量本身的问题。那些防不胜防的人际关联，千丝万缕的恩怨和纠葛，才是他无法剥离的生意土壤。

恩怨延续

三场官司帮助曾成杰讨回了应得的工程款，看起来他是赢家，可是由此埋下的伏笔，几年之后，却把他的人生拖向了另一个深渊。牢狱之灾接踵而至。

如果说前两次的收容审查只是有惊无险的短暂惊吓，那么，1999年他涉嫌的故意伤害案就是实实在在的噩梦。伤者是机电公司的法人代表王炼宏，1998年8月，王炼宏在公司门口被两个人持刀砍成重伤，鉴定为六级伤残。这个案子差不多过了一年才破，凶手张水林和杨伏龙落网，供述幕后指使者是曾成杰。虽然曾成杰坚称无罪，还是以故意伤害罪获刑，一审7年，二审改判4年。判决书认定的买凶动机，就是曾成杰和机电公司的那桩工程款的纠纷。曾成杰入狱，2001年8月获得假释，2003年5月刑满。事情并没有结束，这个案子的判决2006年12月被湖南省高院撤销，发回吉首市人民法院重审。2007年10月的重审判决结果截然相反，曾成杰无罪。

案卷材料和判决书揭示出了这个案子里错综离奇的另一面。王炼宏被砍伤之后，疑点其实并没有落到曾成杰身上，因为他们之间的工程款纠纷并不是私人恩怨，王炼宏也是新上任的机电公司法人代表，前一个项目并非由他经手。当年7月法院终审判决曾成杰胜诉，7月下旬，曾成杰和王炼宏已经在法院主持下基本达成和解协议。当然，也没有线索指向张水林和杨伏龙。他们露出马脚，充满戏剧性，而诱发这些戏剧性的关键人物，是朱建华，曾成杰第三起工程款官司里的输家。

张水林和杨伏龙都是当地混江湖的人，都有服刑记录，张水林还是三进宫，一次劳教，两次徒刑。他们主动找到了朱建华，是因为朱建华的妻子田迪坤被人泼了硫酸，凶手毫无线索。张水林说只要朱建华愿意出钱，就能帮他找到凶手，于是朱建华在办案人员的陪同下，与张、杨二人谈判，出高价33万元寻找凶手和幕后指使。得到这个价码之后，张水林就告诉朱建华，自己就是凶手，而幕后主使是曾成杰。朱建华显然愿意相信这个答案，因为他跟曾成杰的工程款纠纷当时还正在进行中，直到1999年3月12日才由湖南省高院调解结案。朱建华把这个线索跟办案人员反映，然后一起与张、杨二人多次接触，在这个过程中，办案人员并没有得到泼硫酸案的更多证据，却获知了张、杨二人是砍伤王炼宏的直接凶手的线索。即便如此，朱建华也没有改变计划，就算与他的妻子无关，他对曾成杰的愤怒，还是需要一个出口。

在朱建华的设定里，他要的是张水林和杨伏龙主动自首，供出曾成杰。他让张、杨相信，因为有立功自首，就不会被刑事追究，而曾成杰去坐牢。张水林先自首，被关押期间被同监犯人打伤，办案人员第一时间通知的并不是他的亲属，而是朱建华，由朱建华到医院担保救治费用，之后还安排杨伏龙到医院陪护，朱建华给两人提供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用品，还包括聘请律师的费用。最后的案情进展，自然符合朱建华的期待。张水林和杨伏龙一口咬定曾成杰就是幕后主使，好处费是1000元。这个价码，实在与张水林向朱建华开出来的33万元泼硫酸案的线索费天差地别。

尽管曾成杰坐了4年冤狱，朱建华的恨意却依旧在持续。等到曾成杰出狱再获转机，拿下吉首市重点项目“三馆”（州体育馆、州图书馆、州群众艺术馆）旧城改造项目，朱建华的报复再次开始。从2004年3月开始，他以“希望湘西发展富强、稳定祥和的老百姓”的名义，寄出告发材料，恶意捏造事实，诋毁曾成杰和他的公司。朱建华寄出的一包包材料，遍及中办、国办、全国人大、政协、中纪委、中政法委、国银监会等19个中央部门、省委常委及各职能厅及州内各行政局。州、市许多领导的手机上，也收到了与告发材料内容一致的短信。

曾成杰只能把朱建华再次告上法庭，他胜诉了，但是铺天盖地的告发材料的影响并没有因此烟消云散。最直接也最致命的影响，就是他的工程项目贷款，无法获得银行审批。

融资狂潮

曾成杰目睹了湘西吉首的房地产开发从冷清到狂热的升温。房地产业被提升到“新兴支柱产业”、“湘西拉动经济发展的第五级‘火箭助推器’”的时候，他刚刚获得假释，冤案还没有翻过来。幸运的是，这场冤狱并没有影响到他的信誉，在工程项目领域，他的资源和人脉还在。

最大的机遇，在2003年6月到来，湘西州委常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把州图书馆、体育馆、群艺馆、电力宾馆、东方红市场等实行整体开发，提高吉首旧城改造的水平，简称“三馆项目”。州委州政府下文成立“州三馆整体开发拆迁领导小组”，吉首市委市政府也相继下文成立“吉首市三馆项目开发工程指挥部”。州市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并办公，现场处理“三馆项目”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拆迁中发生的矛盾。“三馆项目”公开招标，指挥部对报名企业提出了三个竞标条件：设计方案，与被拆迁单位的协调能力和资金协调能力；规定10日内必须往政务中心账户上打入4000万元作为竞标条件。这道门槛，拦住了20多个报名企业中的绝大多数，最后只剩下三家大胆的企业，虽然他们公司的账面上都没4000万元自有资金，但都各自想办法辗转获得了银行贷款。最后，三家企业里的两家退出，“三馆项目”由曾成杰和范吉湘的公司中标。

曾成杰觉得，拿下这个项目，完全靠的是公司实力和前期投入心血的项目设计。可他用4000万元贷款充作保证金是事实，借款80万元用于支付保证金贷款的利息是事实，找到时任州长杜崇烟的弟弟杜崇旺寻求帮助，并且许诺利益回报，也是事实。在争取这个项目的过程里，与曾成杰并肩努力的范吉湘，除了前任银行职员的身份之外，也是某位时任副市长的妻子。拿下这个项目，曾成杰和范吉湘的三馆公司也就此成立。

2004年的湘西，房地产的升温正朝着狂热奔跑。“大刀阔斧地出台改革政策，放活和培育这一支新产业”的领导指示得到了贯彻，“必须突破观念和政策的大壁垒”的决心，也得到了体现，融资，就是最明显的一点。面向社会不特定公众的资金募集行为，在吉首从张昌政开始，成为房地产企业项目开发的惯例，政府部门的态度不是默许，而是明确积极的支持，用踊跃的实际行动，大踏步地迈过了非法集资这道法律底线。最开始的利息并不高，跟银行相比也算正常，可是随着工程项目的增加，市场规律自然会发生作用，利息就开始水涨船高，一路奔着高利贷去了。所有的监管，都神奇地缺位了。房地产的短暂繁华，掩饰了一切。

曾成杰最初的想法，还是找银行贷款。可是因为朱建华的诋毁，他失去了这个机会，只能转而投向民间融资这条路。“三馆工程”的项目太大了，完全超出了曾成杰以往的经验。融资也是一个他并不熟悉的领域，利息差价之间的借与还，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随着工程的进展，融资已经停不下来，资金链一旦断掉，后果更加恐怖。作为旧城改造的形象工程，这个高歌猛进的项目，也不可能停下来。

摁住湘西融资风潮的，最终还是政策导向。2008年初，湘西地方政府对于融资的态度180度大转弯，从积极提倡，变成了坚决遏制。高喊拉动房地产开发的领导们，讲话主体迅速扭转为“把规范民间融资和防范民间融资风险作为本届政府的首要任务来抓”。吉首市房地产行业商会迅速贯彻领导指示，召集会员商议，集体降息。可是曾成杰表现出了不合作的态度，他有自己的盘算，也坚信只要工程完工，就能渡过难关，他担心降息会导致资金迅速紧张，资金链断裂。这种不合作的态度，让他和他的公司迅速成为州金融风险防范工作的重点。

企业的代价

在州级别的工作会议上，三馆公司的问题成了一个议题，有领导提出：“三馆问题做两手处理，一是市政府和商会继续努力做好工作，争取他回到商会规定的范围内来；二是加强财务监管，防止抽逃；三是做好处置三馆的应急预案和社会稳定的防范。”也有领导提出：“当前重点是打击‘三非’和规范、防范三馆，‘三非’和三馆是高度风险的定时炸弹，不可小视。对非项目融资和非本地项目融资及非商会成员企业融资要视其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禁止、训诫、清退和坚决打击的措施，特别是非项目融资和非本地项目融资要选两只鸡杀给猴看，要一脚踩死，绝不让这种苗头抬头，要求公安和工商在这个问题上态度要坚决，措施要得力。”

预期的软着陆还是遭遇了危机，2008年9月吉首的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还出现了自焚者。于是政府和房地产企业之间最后的温情也降到了冰点。2008年10月2日晚上，在吉首市政府常务会议室开会的22家集资企业老板和财务老板，大约50人被带走，统一关押到湘西警官学校，第二天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签发了一份监视居住证，一周后，各企业负责人被转往州戒毒所统一关押，全部由专案组派长沙武警看守。

接下来，湘西非法集资系列案陆续开审。备受瞩目的曾成杰和三馆公司，在起诉书上被定性成了集资诈骗，他的妻子邓友云和大女儿曾正全部涉及其中。一审和二审，邓友云从10年改判5年6个月，曾正从10年改判为7年，只有曾成杰，2011年的一审和二审判决都是死刑。曾成杰委托律师带出了厚厚的申诉辩解材料，每一份都摁上手印。他思来想去，怎么也想不通这一夕之间从天到地的转变。他要求法院对三馆公司做资产评估，看看它到底是不是资不抵债。

二审律师王少光阅卷之后，简直倒吸一口凉气。“政府的决策失误，最后怎么能都由企业买单？”他从材料里，看到的是曾成杰对于工程项目本身的热爱，在“三馆项目”里投入的巨大热情。“你想不到他的生活过得有多节俭，他的司机在笔录里作证，他到外地出差都是走夜路，在车里睡过去，天亮自己去办事，给司机开个房休息，办完就马上赶回吉首。他把所有的家当投到了‘三馆项目’里，资金最紧张的时候，甚至连给小女儿留学的钱，也投了进去。”非法集资与集资诈骗的罪名争议，自然是王少光努力的方向。不过他最困惑的问题，与曾成杰一样，为什么没有资产评估？

在案卷材料里，王少光找到了一份公函，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本案一审开庭之后，于2010年6月23日建议湖南省高级人民检察院进行补充侦查，认为本案缺少三馆公司及相关关联企业的资产评估和清查核资情况的鉴定。但长沙市检察院2010年7月7日回函认为：“三馆公司已被专案组处置，且专案组已经出具说明证实上述公司依法处置兑付集资户的资金、给集资户造成损失的数据，该份证据已经一审庭审质证，故无需再提供资产鉴定方面的证据。”其实案发之前，工作组进入的时候，三馆公司进行过资产评估，总额超过12亿元，比目前判决书认定的8.3亿元诈骗资金多得多。长沙市检察院虽然承认案发之前三馆进行过资产评估，却认为“三馆公司的资产及关联公司的资产虽经过有关部门的清产核资、评估，但均非由司法机构委托评估，这些评估报告均不宜作为证据使用”。现在，曾成杰和王少光的希望，只能全部寄托于最高法院。 曾成杰局里湘西沉浮融资朱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