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国穷

（文 / 薛巍）

( 达隆·阿赛莫格卢 )

何谓包容性经济制度

世界各国的力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挪威的人均年收入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布隆迪的人均年收入的496倍（分别是8.429万美元和170美元）。为何有的国家贫穷，有的国家富有？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亚当·斯密认为穷国和富国的差别源于市场不同的自由程度；马尔萨斯认为贫穷源自人口过多；凯恩斯认为贫穷是缺少技术官僚造成的。阿赛莫格卢与詹姆斯·罗宾逊认为，一个国家的富裕水平主要跟普通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程度有关。以农民的视角为例，无论是在现代的非洲、中世纪的欧洲还是内战前的美国南方，如果剩余的都被有钱人拿走了，在地里干活的人就缺少提高产出的激励。只有当农民有了财产权、发现他们能够从额外产出中获利时才会改变想法。

造成各国财富水平差异的因素有很多。就像个人的贫富有多种原因一样，跟继承、教育、进取心、天分、健康状况、人脉、机会、运气都有关系。在诸多因素中，阿赛莫格卢和罗宾逊主要关注制度性因素：首先是经济制度，然后是创造出经济制度的政治制度。他们说：“虽然经济制度是决定一个国家贫富的关键因素，但其政治状况和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会有怎样的经济制度。”他们尤其强调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认为：“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是允许和鼓励大众参与经济活动、充分发挥他们的天分和技巧、使个人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的制度。”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又源于“在社会中广泛分配权力、受到约束”的政治制度。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能够激励个人提高其生产率。榨取式政权有时也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以现有技术为基础的，是不可持续、容易崩溃的，持续增长和技术变革需要包容性的制度。

一个负面的例子是，几个世纪前，有一个国家因为其创新能力和发展资本主义企业而成为世界强国。它成了主要的贸易中心和全球知名的金融中心。它回报天才和努力的工作，而非社会地位，其社会流动性很强。但后来这个充满活力的地方突然崩溃了。这个地方就是威尼斯。其创新的康孟达（Commenda）组织使没有资本的海员和富有的威尼斯人分享航海的利润，使普通家庭背景的人能够上升到上层阶级。但从13世纪晚期开始，政府禁止康孟达，把贸易国有化。结果到1500年，威尼斯就开始衰落了。

世界上有很多关于人类社会组织的天然实验。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线，北边是美国的诺加利斯市，南边是墨西哥的诺加莱斯城。美国一侧比墨西哥一侧更富裕，而两边的地理环境、种族构成是一样的。两位作者由此概括出，造成两地差异的是美国与墨西哥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好的制度是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的法律和习惯做法，它们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使个人和国家都富有起来。激发人们提高生产效率的良好的经济制度包括保护私有财产、遵守合同、有投资和收回资金的机会、控制通货膨胀、货币自由兑换。天然实验证明了这一观点：被政治边界分开、本来拥有相同的环境和人口构成的地区具有不同的财富水平。

( 《为何有些国家会失败》 )

一个悖谬的现象是，过去500年间被欧洲殖民的非欧洲国家中，那些本来较为富裕的国家后来却更穷。这是因为，在曾经较富裕、人口稠密的国家，中美和南美，如秘鲁，以及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欧洲人引入了腐坏性的榨取式的经济制度，贯彻的做法和政策是从社会底层榨取收入和财富，交给统治精英。而在以前人口稀少的穷国，如哥斯达黎加和澳大利亚，欧洲定居者不得不自己劳动，发展出了回报劳动的制度性激励。当以前的殖民地获得独立后，它们有的继承了迫使大众为精英制造财富的榨取式制度，有的继承了政府分权、激励人们创造财富的制度。榨取式制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激励性制度则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另一个悖论是，有些国家有着丰富的天然资源，如煤矿、石油和热爱树林但依赖某些天然资源（如钻石和石油）的国家往往会出现糟糕的体制，如腐败、内战、通货膨胀和忽视教育。自私的独裁者或精英们会拿走从天然资源中得到的利润，而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把利润用于投资。领导人比较英明的有些国家避免了这种“天然资源的诅咒”，投资于经济发展和教育。结果，出产石油的挪威现在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出产石油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收入正在接近英国的水平。

( 詹姆斯·罗宾逊 )

复杂的因果链条

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纽约书评》上说：“包容性制度不是像二位作者所说的繁荣的决定性因素，但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也许他们给国家不同的富裕水平提供了50%的解释。”无疑，良好的制度是一个国家富有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但为何有些国家出现了良好的制度，而别的国家没有？为什么有的国家，如英国和日本，拥有包容性制度，而其他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和刚果没有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两位作者只是讲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的每个国家的历史。例如，书中说，英国因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及之前的事件而采取了包容性制度，日本1868年后改革了其制度。

( 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 )

对产生好的制度来说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央政府的历史有多悠久。在人类历史上，直到公元前3400年左右出现第一个国家之前，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是部落或酋邦模式的，没有政府这样复杂的经济机构。漫长的拥有政府的历史不是良好制度的成分条件，但至少是必要条件，不可能突然引入政府，让人们去适应它，忘掉其漫长的部落组织的历史。

戴蒙德说，两位作者认为，好的制度本来应该随机地在世界各地出现。

至于另外50%的解释，戴蒙德仍是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指出，两位作者的理论解释不了为何一些国家制度很糟糕，但仍然很富裕，一些热带国家的政府相对来说很诚实，国家却不太富裕。造成热带国家相对于温带国家相对贫穷的两个主要因素是疾病和农业生产率。在温带，冬季的严寒能够杀死体外的寄生虫，热带地区的寄生虫却能够长年活着。另外，细菌的生理特征导致抵抗温带疾病的疫苗比抵抗热带疾病的疫苗容易，虽然投资了几十亿美元，抵抗疟疾的疫苗仍问世无望。热带疾病给热带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一直有许多人生病、不能高效地工作。

其次，热带地区的农业生产率低于温带地区的生产率。温带植物在它们可食用的部分存储的能量比热带植物存储得多。热带地区的虫害比温带地区严重，因为热带地区的害虫种类更多，存活时间更长。温带地区，冰川反复地推进和后退，创造出很多新的养料丰富的土壤。热带地区的低地没有出现过冰川，因此土壤较老，且因为雨水而流失了养分。热带地区的高温使落叶和其他落到地上的有机物质迅速被细菌和其他生物分解，养分流失。国家富有一个重要的地理因素是它是否有出海口，因为陆地运输的成本大约是海运的7倍。

所以，良好的制度以及它们造就的财富和力量并非随机出现的。比如，出产石油的西欧国家都比热带的非洲国家更富有、有着更好的制度。因为欧洲有着悠久的农业史，大约有9000年之久，热带非洲的农业史只有1800到5000年。结果，欧洲有4000年的政府、复杂制度、民族认同的经验。欧洲有肥沃的土壤、稳定的夏季降雨、更少的热带疾病；热带非洲土地不够肥沃，降雨不稳定，还有很多热带疾病。在欧洲内部，英国还有着作为一个岛屿很少受到外地入侵的优势。毫不奇怪，拥有这些优势的国家会变得富有。其中的因果链条缓慢地从高效的农业到政府、国家的形成，复杂的制度，农业带来的财富推动人口爆炸和剩余食物的累积，人口太多导致无法使所有公民都参与决策，因此需要集中决策，食物过剩便能够养活国王及其官僚。这一过程从公元前3400年开始在各个农业发达的地区独立展开。 经济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