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成荣：利益分配潜规则下的奖金风波

（文 / 李翊）

( 4月12日，汪成荣和妻子孙英杰来到北京国家体育总局按正常程序进行信访 )

巨额奖金引发的争议

如果是5年前，银行卡上多出来的149.91万元奖金对于汪成荣来说，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巨款。

“他带我们训练的时候，经济挺困难的。”国家中长跑残疾人运动员张振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2007年，他跟孙姐（孙英杰）正谈恋爱，过春节时去孙家，还是从我这里借的1万块钱。他当运动员时期中长跑成绩不错，奖了套很小的房子。我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地上放了一个长条榻榻米，剩下的就是纸箱子和木架子。”

汪成荣还有个“中彩票”的段子，被张振讲得绘声绘色。2007年，汪成荣带着国家残疾人田径队中长跑项目组在云南昆明训练，愚人节的时候，他带的运动员们突发奇想，打算捉弄一下这个“憨厚的西北汉子”。

“当时有个来自上海的运动员买彩票中了200块，请大伙吃饭。我们就起哄，让汪教练找孙姐写个号，买张彩票碰碰运气。”张振说，另一名跑马拉松的运动员祁顺是个电脑高手，他将汪成荣电脑上福彩网址改成了自己做的一个相似的网址，中奖号码改成了汪成荣买的号。“我说别让他中500万，那样受刺激太大，就中个二等奖，64万，这数字也够大了。”

( 汪成荣和妻子孙英杰 )

张振说，当天晚上，汪成荣发现自己“中大奖”后，特别兴奋，把自己手下的运动员都叫到一起，说，今天太晚了，明天他请客去县里好好吃顿饭，玩一玩。“他跟发表获奖感言一样，说要感谢单位，要买花买钻戒感谢对他不离不弃的孙姐，要去昆明给我们每个队员买一个笔记电脑本和数码相机。”汪成荣的“实在”让队员们不好意思再继续骗他，“本来想等他拿着彩票去兑奖时被人笑话，后来我们在他去兑奖前偷偷把网址恢复了”。

在知道被捉弄后，汪成荣也没有特别生气，本来说要罚队员们“跑圈”，也因为队员们笑他“公报私仇”而不了了之。

张振说，虽然汪成荣当时经济条件不好，但是他很大方，并不是将钱看得很重的人。“每次出去吃饭、游玩，他都不要我们出钱，理由是‘你们一个月补助才几百块，我一个月有1000多块’。”

现在，汪成荣和孙英杰每月工资加起来超过5000元，这份收入在西宁能过上不错的生活。除了西宁有房子，孙英杰九运会时在北京被奖励了一套房子。他们还有一辆福特车。2010年8月8日出生的儿子，如今已能在儿童篮球架上扣篮。

然而，2011年12月28日之前，汪成荣已有半个多月睡不好觉。被上级单位青海体工大队叫去谈话多次，内容只有一个：希望汪成荣把中残联打到他卡里的149.91万元奖金交给单位，由组织进行分配。

第一次谈话，青海体工一大队队长杨海宁问他卡里打进多少奖金，汪成荣留了个心眼，说90万元。汪成荣说，虽无书面说明，但据他了解，队里已有分配方案，他只能拿到这笔奖金的20%，如按90万元计算，自己拿18万元，30万元给青海省残联，42万元归青海体工一大队。

汪成荣认为，在借调到中残联带队期间，他和原单位从未就奖金分配一事有过任何协议。“只要拿出相关文件，说我该上交奖金，那我多少都交，要是拿不出文件，我一分钱也不交。”杨海宁称队内有相关文件，只是不便出示。关于奖金的再分配，杨海宁不肯细谈，但表示不会留给某个人，“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你以为这是一个人的事？多少人为你服务呢！原单位不派你出去，派个阿猫阿狗出去也一样的”。

2011年12月28日，青海体工一大队党委下发了《关于对汪成荣同志停职的处理决定》，该文件称：“中残联于2011年10月给予汪成荣同志高额成绩奖励，但该同志隐瞒情况，不执行大队的决定。汪成荣同志隐瞒组织、不服从管理的行为，在教职员工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汪成荣被停职，停职期间停发工资及福利待遇。

汪成荣依然没有上交奖金，他说：“这是中残联奖励给我个人的钱，凭什么让我往外拿？”“停职决定”未能奏效，青海体工一大队又连发了4次通知，要求汪成荣“说明情况”。2月7日，通知要求汪成荣提交“参加2008年北京残奥会有关情况”的书面报告；2月13日，要求将外借期间比赛的奖金数额、北京残奥会获得的总奖金数额如实汇报并提供票证依据；2月17日，要求汪成荣上报所得奖金准确数额；2月23日，第四份通知称：“外派执教属职务行为，大队有权知晓外派者的工作情况，包括奖金收入，外派工作者如实汇报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汪成荣试图让自己的态度和缓一些，每次都按时回函，但他强调，自己不能提供奖金数额，希望上级部门向中残联体育部发函确认。“他们心虚，不敢向别人问这个钱。”

残奥会：机遇和波折

在杨海宁找汪成荣谈话之前一星期，在青海残联工作的吴彦俭曾经找过他。在进入残联工作前，左臂截肢的吴彦俭曾经是著名中长跑运动员，参加过3届残奥会。“他刚开始说得很婉转，问我以后是打算在北京还是在青海生活。我说没考虑这些。他又说：伦敦奥运会马上要开始了，这次残联还有借调教练员的指标，说要不把你借调过来咱们再合作一把？最后，他说北京残奥会他给我申请了130多万元，问我拿了多少。”汪成荣对本刊记者说，2005年他能被借调到国家队备战北京残奥会中长跑项目，的确是吴彦俭牵的线。拿到钱后，他和妻子也想过要表示一下。“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吗？另外，他张口要一半，要得也太多了。”孙英杰说。

2005年8月份，汪成荣在青海体工大队当教练，当年全运会年轻教练没有比赛任务，回老家休息的汪成荣接到了吴彦俭的电话。“他说国家残联训练，中长跑项目缺教练，想让我帮忙带一个月。”汪成荣在国家队青海训练基地多巴待了40多天，得到了队员们的认可。2005年11月份，中残联关于国家田径队在上海集训的网上通知里，汪成荣的名字出现在教练员名单中。从单位办完借调手续后第二天，汪成荣就背着行李去国家队报到了。

“我第一次认识汪教练是2005年参加重庆残疾人全国锦标赛，当时汪教练给青海残疾人运动员做指导。他人很好，年龄和我差不多，我俩当时还聊了几句。他一个劲感叹，认为我身体条件好，我说不行，这么多年成绩不涨。他就念叨，他要有我这么一个运动员该多好。这之后再没联系。没想到在多巴又遇到了。”张振说，那40天的训练，所有中长跑项目组的队员们都跟汪成荣相处得像朋友一样。“他说了他当运动员时期的一些体会，对于训练手段和计划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训练时遇到问题，我们也很容易沟通。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能让他来当我们的教练，2008年奥运会有戏。所以我们几个队员找中残联领导提出希望由汪教练带队。中残联了解情况后，点名希望借调汪成荣。”

在奥运会冠军张振和祁顺看来，固然有很多人帮过他们，但汪成荣是决定性的因素。“雅典奥运会，张振因为没有引导员，两次比赛都退赛了。我当时参加3个项目，没一个进入前八。我们当时在国内没对手，但在世界排不上号。汪导接手后，我和张振进步都很大，后来我的启蒙教练见我都说，‘多亏你跟了汪成荣’。如果没有汪导，我不可能是奥运会马拉松冠军。”祁顺告诉本刊记者。

带残疾人运动员和普通运动员不一样，每个人的残障情况不同，训练和生活方式也大相径庭。“盲人比赛，分3个级别，我参加的是T11，适用于完全丧失光感的全盲；祁顺参加的是T12，针对有微弱视力，能看清跑道的半盲；T13则是视力在0.1以内的弱视残疾。”张振说，像他这样的全盲运动员需要引导员，“我算是一个比较熟悉场地的人，慢跑的时候可以跟着别人的脚步，但是跑得快的时候还是需要引导员，否则很危险。2006年，我曾经在训练中撞倒了3000米障碍的架子，被怀疑股骨胫骨骨折，幸好伤得不厉害。”对全盲中长跑运动员来说，找一个合适的引导员很难。“这个人要用胳膊控制我的方向，把握局势，水平要明显高过我，同时他要陪同我完成比赛，而且因为他跑的是外圈，体能消耗比我更大。按照我的能力，如果想取得好成绩，我的引导员至少要达到健全人全运会中长跑项目的前三名。”

张振在北京残奥会夺得金牌的T11级5000米和1500米两个项目的引导员叫宋金宝，是汪成荣通过朋友在上海体院找到的。但是他是在残奥会前3个月才开始和张振合作，在他加入之前，大多数时候都是汪成荣在充当引导员的角色。

“带残疾人运动员，教练员需要付出比带健全人双倍的辛苦。”2008年残奥会田径队领队杨祥运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因为身体残疾状况不同，技术要求也不同，教练员需要耐心，同时，在工作人员无法进入的场所，教练员还需要充当服务人员的角色，包括喂饭、穿衣、洗澡，付出很大。”

北京奥运会之前，杨祥运召开教练会议，会上讨论非常热烈，只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一直低头不语。当时田径队接到的任务是要在残奥会上拿到8块金牌，其中并不包括中长跑。看到这个计划，杨祥运皱了皱眉头说：“我们在中长跑项目上没拿过金牌，这次为什么不突破一下呢？”他环顾四周，没人说话；他又问谁是中长跑教练，那个叫汪成荣的小伙子点了点头，却没有多说一句。

会后，杨祥运和汪成荣单独交谈，后者依然话语寥寥，这让杨祥运很不解。有教练告诉杨祥运，汪成荣并非没想法，而是不敢提，“以前他提出想去外地练，但被说了一顿”。得知此事后，杨祥运找到汪成荣，希望他提出计划，这时汪成荣才列出了一个详细的训练计划，并提出了两金的意向：“如果不出意外，张振、祁顺能各拿一金。”杨祥运看到计划很开心，同时也了解到汪成荣的顾虑——由于北京7月天气炎热，他希望带队员到青海多巴基地去练。杨祥运立刻向上级汇报，最终，中长跑队开赴青海。

备战的过程中，汪成荣又遭遇波折，由于他的计划受到残联某工作人员反对，队伍只在多巴练了25天就被召回北京。在北京的训练环境不如多巴，白天太阳当头，不适合马拉松公路训练，晚上的休息也成问题，用一位队员的话说，“睡觉都怕吃进蚊子”。张振说，最后教练只能将训练时间安排在每晚22点以后和凌晨3点钟。8月的北京，只有这个时候最凉爽。

“我算‘老油条’了，自认为有一定训练经验，也接触过20多个教练，见过循规蹈矩型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敢于冒险的，唯有汪成荣是我见过的训练最科学、最注重细节、最沉着的教练。”张振说，回北京后，他和祁顺的训练成绩下降得很快，达不到最初的预期，两人都很着急，训练的时候就想着尽量跑，争取早点冲过“极限点”出状态。反而是汪成荣，不急不慌，让他们慢跑，按计划调整。“进奥运村的时候，训练成绩还是不见起色，我都要哭了，他还是成竹在胸的样子。我们最后一次练习是在朝阳公园，跑了一个针对比赛的多项，突然就有了感觉。当时就知道，按这种状态，能跑出世界纪录来。”

汪成荣要面对的困难并不仅仅来自训练。2008年8月，孙英杰的父亲去世，由于孙家没有儿子，按老家规矩，大女婿要充当儿子去送葬。为了这事，汪成荣找到队里，第一次提出了“过分”的要求：“我想回去送葬，如果大女婿不去，家里没面子。”但当时残奥会迫在眉睫，领导也很难办：“你一走，队员的训练怎么办？大赛前兴奋剂检查很严格，这时候教练离开几天，会不会有人说闲话？马上要进奥运村了，你走了会不会影响士气？”那天，汪成荣流泪了，他知道妻子对自己的期待，但也忘不了自己对队里的承诺。作为曾经的运动员，孙英杰理解汪成荣，最终他留了下来，与队员一起进奥运村，每天照顾他们的饮食生活，让他们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残奥会。

北京残奥会，张振夺得男子5000米T11级金牌和男子1500米T11级金牌，祁顺夺得男子马拉松T12级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何称恩夺得男子800米T36级的银牌，在男子1500米T46级比赛中获得第七名的秦宁，也打破了世界纪录。张振和祁顺改写了中国残奥会没有中长跑冠军的历史。回想起当年汪成荣的承诺，杨祥运感慨万千：“他说拿两金，结果还多拿了一金。”对这个少言寡语的小伙子，他用了三个词来概括：“诚实，吃苦耐劳，忍辱负重。”

个人的还是集体的

在2008年10月6日中残联发给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残联的《关于汪成荣同志残奥国家队任务结束后回原单位工作的函》中，中残联用了“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科学训练”12个字来评价汪成荣在国家队的工作。在汪成荣提供的一份名为《关于下发第13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教练员奖金的函》中，中残联体育部把打给汪成荣的149.91万元认定为“教练员奖金”，时间是2011年12月22日。基于这些依据，汪成荣认为，这笔钱是对他工作成果的回报，属于“个人奖励”。

青海省体工一队大队长杨海宁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切以大队在青海体育局网站所发声明为准。依据这份声明，青海体工一队认为追讨奖金并非贪得无厌，而是“单位的职责和权利”。体工队表示，汪成荣参与2008残奥会工作属于单位行为，“汪本人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也有义务向单位如实汇报包括工作表现、奖金收入等方面的真实情况”。

在声明中体工队还表示，2005至2008年，汪成荣分5次带队，总计带队时间为557天，其余大部分时间运动员是在原省份训练。因此3金1银奖牌中也包含着运动员原队教练员和启蒙教练员，以及其他付出辛勤劳动的有关人员的功劳，要求重新分配合情合理。声明指出，大队早在今年1月16日就有意向方案，“按奖金额的50%给汪成荣，30%给辽宁、江苏、云南的教练员及有关参与人员，10%给青海省残联有关参与人员，10%给大队后勤、场地及科研人员”。杨海宁强调，目前只是暂时对汪成荣做出停职处理，并不意味着汪将丢掉稳定的工作和事业编制，“大队初步的意向是请律师与汪成荣打民事官司”。

杨海宁表示，并非只要求汪成荣交回奖金，其他借调外派教练的奖金也要重新分配。但汪成荣认为这是给他下的套，且奖金数额也相差甚远。“确实有4个教练的奖金被收了，参加全国残运会的一个教练将4万元奖金上交2.5万元，参加全国民运会拿了4000多元奖金的全交了，此外有个交1万元的，还有个交1500元的。不交就扣工资，而且这些钱交了也没公示，最终去向不明。”

149.91万元是不是发给汪成荣个人的，负责发放奖金的中残联体育部一位王姓工作人员表示，有关“奖金到底是发给谁”的问题，需要请示上级领导。正备战伦敦残奥会的闫建华在备战2008年北京残奥会期间是国家田径队教练组组长，他带的队员曾在雅典残奥会拿过3金，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明确表示，打入汪成荣个人账户的149.91万元是发给汪成荣个人的，这毫无疑义。“在奖金分配上，中残联一直以来都做得公开公正。工作人员不会拿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奖金。奖金的分配原则每次都在根据实际情况变，北京的和雅典的不同，但基本的没变。比如对教练员的奖金分配，会充分考虑他带运动员的时间长短，运动员在跟随他训练前后成绩的变化，如果有的运动员本身就很优秀，不会百分百给教练员奖金，而会按一定比例分配给他的启蒙教练等带过他的教练。钱在打入个人账户前，已经按照分配原则进行过分配，该给的都给过了。2008年北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600多人，教练员将近80人，都拿了奖金，只有汪成荣出现了这种纠纷，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闫建华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杨祥运的认同。

闫建华说，和健全人参加的奥运会相比，残奥会情况特殊。“残疾人没有专职的教练，基本都是从体育系统、大专院校借调的退休或退役的专业人员。95%以上的都不是残联系统的人，用完了，成绩好，按比例给教练员发放奖金。这个分配原则不像健全人那样严密。此外，奥运会是最高规格的运动会，有的教练员可能也就有一次参与的机会。地方上不但不会追讨奖金，很多地方体育系统还因为教练员‘为国争光’额外给予奖励。”闫建华说，汪成荣的特殊在于，他是在岗工作人员。而北京残奥会的奖金标准因为比照健全人发放，是残奥会历史上奖金数额最高的一次。“我雅典奥运会拿3金那次，中残联总共就给了我20万元人民币奖金。”

“钱的问题上会发生很多事。”中残联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残奥会的工作人员也有意见。“健全人奥运会是主教练负责制，队员拿了奖牌，主教练奖金拿大头。残疾人奥运会代表团是领队负责制，但是带队的都是从非专业队抽调过来的，有中央的、有地方的，组合紊乱。有少数工作人员对于不拿奖金有意见和想法，但毕竟不像教练那么硬气，而且工作人员的定位就是为人服务的角色，大多数人又都来自残联系统，这一想法得不到人支持。”

至于残联干部推荐本省教练，这位工作人员表示，目的有几种。“于公来说，如果本省有好的运动员，推荐成功了，教练可以将运动员带进国家队。于私来说，有的人抱着‘我推荐你，你就得听我的’这样的想法参与到战术规划执行中。汪成荣就曾因此和青海省残联某工作人员发生过冲突，饱受委屈。”这位工作人员说，残联干部推荐好教练，这是分内职责，不应该演变成“生财之道”。“这种推荐是一次性的，如果国家队用了觉得教练有水平，成绩好，下次就会直接调这个教练。”

虽然青海体工一队大队长杨海宁在接受采访时拿出了一份名为《外派体育技术人员生活待遇及其他规定》的文件，认为他们是按规矩办事，但据新华社记者查证，这一文件早已废止，现行2004年出台的《外派体育技术人员待遇和财务惯例规定》第二章第六条规定：“外派人员随聘方出访比赛或训练，聘方发给的零用金、奖金全部归个人。”正因为如此，汪成荣坚称要他上交奖金并无依据。“如果有相关的奖金分配的文件，我上交这笔奖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汪成荣太‘一根筋’，钱是发给你个人的没错，但是青海体工大队提出的理由或许于理不符，但情有可原。你被借调走了，你的工作需要别人帮你干，那你拿了奖金后，是不是可以主动拿出一部分给大队？这个比例可以由你自己定，但你总要象征性拿一点。”闫建华说，以前没出现过这种问题，不表明其他教练员没做这个工作。

杨海宁称，如果汪成荣上交这笔钱，事情还有和缓的余地。“这对他个人也有利，我们会觉得这个人人品不错，比较诚实，会给他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也会好好培养他，给他‘压担子’。”

事实上，这笔钱已经被汪成荣夫妇花掉了一半左右，他们在西宁市中心买了一套新房，高层，带电梯，每平方米5800元，总价67万元，手续费1万元，装修、家电花了20万元左右。

停职，只是“初步处理”。“他不肯交钱的话，我们组织还有其他的手段。”杨海宁说，“我们的忍耐也是有限的。”青海省体育局局长冯建平则表示，青海省体育局将公正、公开、客观地对该事件进行处理。 潜规则利益教练技术风波中长跑汪成荣残奥会分配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