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重新讲述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文 / 曾焱）

(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

早在2003年，奥里维尔·菲利波纳（Olivier Philipponnat）和合作伙伴帕特里克·列尼哈特（Patrick Lienhardt）就完成了传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一生》，书稿送到出版社后，搁放了将近4年。“当时，伊莱娜的遗作《法兰西组曲》尚未出版和获奖，她的写作和人生都不像现在这样为人所知，出版社对传记的销售量没把握。”菲利波纳跟我聊起这本传记曾受到的冷遇。不过，在该书获得法国《观点》杂志传记文学奖后，菲利波纳现在是法国最受追捧的传记作家之一。

此次受邀来中国，菲利波纳为读者讲述他所了解的伊莱娜。而菲利波纳跟我说，他对伊莱娜的研究其实完全出于偶然。他先前主要从事音乐评论，为《光盘》和《电影音乐》等刊物撰写专栏。因为要做一个关于二三十年代法国电影的研究，朋友建议他读些同时代的小说，书单中就有伊莱娜的《大卫·格德尔》和《舞会》。这次阅读经验让菲利波纳大感意外，以前他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位犹太女作家，而她的作品居然如此独具气质。“那是伊莱娜最早的两部长篇，分别写于1929和1930年，出书时她刚满26岁。伊莱娜的叙述方式有强烈的电影特质，在那个时代这种写作实在超前。我查找资料后发现，两本小说确实都被电影制片人看中并买下改编权，当年就搬上了银幕。”菲利波纳说，《大卫·格德尔》1930年由朱利恩·杜维威尔（Julien Duvivier）执导，是这位法国大导演的第一部有声电影，票房不错；《舞会》的导演没什么名气，但13岁的女主角达尼埃尔·达里欧（Danielle Darrieux）后来成了法国最红的女明星，50年代她主演了《红与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后，一直被奉为法国美女的经典代言，而《舞会》是达尼埃尔的第一部电影。

富家女，26岁写了两部小说，10年出版9部作品，当年曾在法国文学界和电影界轰轰烈烈，半个世纪后却几乎无人再多做谈论，菲利波纳由此对伊莱娜发生了探究的愿望，在他了解到伊莱娜最后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悲剧命运后，更是如此。他找到合作伙伴帕特里克·列尼哈特，开始一起寻找关于伊莱娜的一切。从法国到俄罗斯，他们收集伊莱娜的工作笔记、私人书信以及一些从未公开发表过的文献和手稿，其掘地三尺似的严谨工作被描述为“对现存史料的发现直至无法再发掘”。

菲利波纳觉得，在个人气质上，伊莱娜其实和同样出身于巴黎大资产阶级家庭的萨冈有非常接近的地方：她们都毫无保留地属于各自的时代。“在二三十年代尚且保守的风气里，伊莱娜就是个喜欢飙车、跳舞和约会的女孩，有着非常自由的天性。我们曾找到一本她在成名后接受广播访谈的录音带，伊莱娜在里面大声说笑，和那个采访她的人彼此嘲弄。”这和我们所认为的那个沉重的伊莱娜是不同的。“《法兰西组曲》是一部托尔斯泰式的作品。但当我们回头读到伊莱娜的《大卫·格德尔》，又会发现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写作。她使用了很多不加修饰的语言，如同一些男性作家那样无所顾忌。在写作上她像一个俄罗斯套娃，总有新的意外留在里面。”

菲利波纳说，伊莱娜的作品并不那么容易被人接受。她小说中的犹太人总有让人难以接受的一面，她以冷酷无情的语句来描述自己的同族。而在她自己身上，同样有令人感到困惑的地方，比如她那个阶层的犹太人本来有机会逃离法国，而她似乎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竭尽全力去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 伊莱娜和女儿合影 )

在1940年6月法国沦陷前，巴黎的犹太人已经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厄运，很多有钱人和名人都想尽办法逃往中立国瑞士或者远离战争的美国，比如和伊莱娜同为俄裔犹太人的画家夏加尔，就是在那时候带妻子离开巴黎去了美国。伊莱娜出身于俄国最富有的银行家族，婚后也一直和丈夫米歇尔·爱泼斯坦生活在巴黎上流社会，找人帮助他们离开是有可能的，但她好像没有做这方面的努力。她只是在沦陷前半年将两个女儿送到了索恩－卢瓦尔省的伊西·勒维克村避居，而自己和丈夫仍留在巴黎，直到1941年6月后犹太人开始被清查和关押，他们才离开巴黎，去到托管女儿的村子。菲利波纳说，从找到的很多通信和笔记资料中他感觉，伊莱娜的选择最初是因为自信又抱有幻想：她是名人，在巴黎有很多地位不一般的法国朋友，米歇尔又熟谙德语，她以为自己和家人也许能够得到保护——她的朋友们似乎也抱有同样的想法，巴黎著名出版人阿尔班·米歇尔在1939年9月28日给米歇尔·爱泼斯坦的信中写道：“仅凭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这个名字，所有的大门都将为她打开。”而1942年后，当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她又因为对时势的清醒认识而处在了另一种绝望中，不再准备以逃跑来寻求存活。菲利波纳认为，1942年6月，伊莱娜放弃了逃往瑞士的最后机会，正在写作中的《法兰西组曲》可能是其重要原因：作为一个愈来愈清醒的写作者，她感觉到那将是自己一生中最好的作品，她被内心强烈的愿望驱使着要和书中人物一起等待结局，看到谜底——“这是第一次，她将自己的写作放在了家庭之前。”就像她自己在创作笔记中写的：两种命运之间的斗争，每次混乱之时都会出现，这不是建立在逻辑之上，而是一种本能性的出现。

在法国的女作家里，无论是伊莱娜之前的乔治·桑，她同时代的尤瑟纳尔，还是在她身后成名的杜拉斯、萨冈，几乎每个人都被不容于道德形态的情感所困。但伊莱娜不同，虽然缺失母爱，成年后却有完美的家庭生活：她和米歇尔彼此敬爱，和两个女儿也母女情深。菲利波纳说，从伊莱娜的书信和笔记中看，她一直将家人放在写作之上，这个家也为她挡掉诸多烦恼。她在战争期间写了一本《契诃夫传》，米歇尔帮她搜集资料、打字，也做第一个审读者，米歇尔甚至会直言告诉她：这个地方这样写有点傻。那是1941到1942年，伊莱娜和丈夫已经被迫佩戴着表示犹太人身份的黄色星形标志，处在对于自身及种族命运最为焦灼和煎熬的阶段，绝望尚未完全降临。到最后，伊莱娜以一个写作者的宿命感决绝地跟从了命运而不做逃亡的反抗。“她没有设法改名换姓隐居起来。而她母亲在战争中因为更换了名字和证件，得以活到战后。”伊莱娜和母亲的关系，是她短暂生命中的情感“破洞”，到死后也未能缝补——在战后，她母亲曾将两个幸存的外孙女拒之门外。菲利波纳说，伊莱娜的母亲是个天性对孩子疏离的女人，因为要留住青春而憎恨孩子的长大。伊莱娜和母亲的关系一直冷淡，在她的小说中，母亲的形象都非常冷酷，而这种描写又让她的母亲很受伤害。

( 伊莱娜和丈夫米歇尔·爱泼斯坦 )

1942年7月13日，伊莱娜被法国宪兵从家中带走，16日关进卢瓦雷省的皮迪维埃集中营，17日被运往奥斯维辛——菲利波纳为伊莱娜写的传记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那是走向命运的最后一程。一个月后，伊莱娜在奥斯维辛遇害。三个月后，她的丈夫米歇尔也被送进奥斯维辛，死于毒气室。而关于他们两个女儿的命运，已经有了很多报道：在托管人的帮助下，德尼丝和伊丽莎白躲过搜捕，带着装有母亲遗作的箱子四处逃藏，幸存到战后。几十年后，姐妹俩才有勇气面对心里的伤痛，开始清理和阅读母亲的遗稿。2004年，首部描写1940年6月大逃亡的文学巨著《法兰西组曲》终于公开出版，伊莱娜再次震动法国文坛。

1940年，伊莱娜在巴黎那个夏天的漫长恐惧中还写作了小说《狗与狼》。表面读来，这是一本爱情小说：底层犹太女孩亚达从小暗恋犹太上流社会的男孩哈里，身份悬殊而无望，最终在巴黎相遇、相爱又失去……但在本质上，这是一部深刻描述犹太人处境的作品。奇特的是，伊莱娜的小说和夏加尔的一幅画取了同样的标题。我问菲利波纳，“狗与狼”在犹太文化中是否有某种特别的意象？他说自己还没有答案。“夏加尔和伊莱娜都是俄裔犹太移民，但他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夏加尔从小生活在俄罗斯的犹太下层街区，流亡法国后一直和东欧犹太文化保持着紧密关系；而伊莱娜是犹太富人出身，在法国融入了资产阶级的上流社会后，她并不依恋犹太文化，甚至想要斩断它。在表面上她好像在不断地自觉否定犹太遗产，可这实际上又造成了内心的苦闷和复杂，因为她不仅是犹太人，还是外国人，一直没有获得法国国籍。我觉得，‘狗与狼’，也许代表了两个不同的犹太社会阶层，或者说他们各自的生存困境。”

( 法国巨星达尼埃尔·达里欧，她13岁时主演根据伊莱娜小说《舞会》改编的同名电影 )

( 2004年，伊莱娜的女儿德尼丝将《法兰西组曲》书稿交给出版社公开出版 )

( 传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一生》 )

( 菲利波纳 ) 文学重新讲述法兰西组曲犹太民族舞会